初心、活力和个体的美学论新世纪诗歌的写作转型和审美可能性,本文是新世纪方面有关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与初心和审美可能性和写作转型方面论文范文文献.
新世纪论文参考文献：
汉语新诗已经走过百年历程,阶段性的总结似有必要,毕竟它的现代性之路曲折跌宕,这一过程里还有更多未被发现的“难言之隐”.相对于其他文体,新诗在其无足轻重的位置上备受争议,它不断依附于意识形态又试图挣脱束缚的纠结,其实也从侧面宣告了诗人们的不甘心,不满足,而在美学和政治之间,它还有更多可挖掘的价值.新诗的形式探索与现代性启蒙,一直在“地上”和“地下”交叉进行,直至1980年代,伴随着一轮又一轮的先锋实验,它终于在百年新文学史的层面上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但诗人们的写作,在强大的古典和西方传统面前,仍然显得有些底气不足：诗歌在1980年代的狂欢和美好的幻象,如今可能仅属于少数者的记忆,它们是部分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风光的出场所带来的“身份认同”,此后,各走各的路,诗歌回到了它的常态.从诗歌内部来说,我们需要这样的常态,它打破了纵情所导致的单一性,诗歌重塑了其多元化审美格局.这一场由新世纪诗人们所领受的美学转换,至今仍然在路上,在更多未知的可能性中.
一、重识历史与现实的诗歌图景
在研究“第三代”诗人的过程中,我一方面能感受到1980年代那个特殊氛围给诗人们所带来的幸运和荣光,另一方面,也从更内在的喧嚣中发现了贫瘠与荒凉,这些主题在一代诗人身上构成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是整体性的,可能不会在某一个诗人的写作中获得印证,但其时代性决定了他们的诗歌情结和个体人生是捆绑在一起的,外界因素与自我的追求会对其有所影响,但他们终究还是会回到诗歌的源头,来寻找那久违的写作尊严.这也是不少“第三代”诗人在新世纪回归诗歌的原因.“新归来派”们的重新入场,给诗坛带来的貌似是活力,可能还有一种陈旧的诗学观念和权利意识在里面,这些甚至成为了诗歌探索过程中隐性的阻碍力量.
并不是说“第三代”诗人整体上进入了腐朽之境,而是他们中的部分诗人在短暂的诗歌狂热后,并没有进入写作上的自觉探索期,这中间出现了历时性的经验“断裂”.当他们重新出发时,对现代性的理解可能仍然停留在当年的美学层面上,不过是隐藏在内心深处残余的诗歌,在促使他们释放表达的快感.也就是说,靠和才华支配写作,是不少“第三代”诗人的创作状态,如何让更富智性与难度的诗歌观念成为他们的写作律令,新世纪以来确实面临着挑战.有的诗人突破不了瓶颈,原地踏步；有的诗人则直接成了“诗歌活动家”,诗歌只是他混世的工具.从世俗意义上来说,这也不是多大的过错,而从根本上看,却是诗歌之不幸.当事件大于文本,我们如何在娱乐时代直面这种本末倒置的荒唐现实？当诗歌的价值观被某些“潜规则”所渐渐扭曲,有些更年轻的诗人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荒唐属于正常,可以自然地接受,那么,还有多少真相值得我们去为诗歌写作赋予它的严肃和神秘？这些困惑留给后来者的,最根本的还是如何突围,回到一种更开阔的“常识”.或许暂时还无法完全扭转局面,但小规模和小范围的变革,也正悄然在一些追求孤独感的诗人身上发生.
狂热的理想主义精神属于过去某个特殊时段,而狂热被淡化和消解的节制理想主义,又是新一代诗人的选择,这个选择不是刻意挣扎的结果,乃自行留守在诗歌现场的必然.“都说诗歌是一碗青春饭,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代汉语诗歌只有青春的才华横溢,而无成熟的自毁以至伟大,是悲哀也是喜讯.”[韩东：《关于文学、诗歌、小说、写作……》,见于坚主编《诗与思1》,16-17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这是韩东的反思,“第三代”之后的诗人所面临的,其实就是这样的现实：非理智的狂热一旦过去,青春书写所留下的那点理想主义精神正持续发酵,在对接了时代浮躁与社会功利之际,因心性、兴趣之不同,诗歌群体内部也会发生分化.一部分诗人在追求语言炼金术和先锋精神的过程中,点亮了新世纪的诗歌之灯,而另一部分人则在自由、正义和特殊时代转型的意志统摄下,为驱逐内心的黑暗选择了“愤怒”言说.这好像是“第三代”诗歌精神的某种延伸,甚至还可以接续上朦胧诗人的集体主义意志,然而,新一代诗人的变化又显得异常微妙和暧昧,他们一方面懂得诗人在这个时代的境遇,另一方面也困惑：在一个没有诗意的时代,诗歌何为？
我不是要从勇气、胆识或才华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新世纪诗人,他们可能在这些诗之内外的因素上比我思考得更多、更深.不管其呐喊之声多么悲愤,也不管其彷徨和迷茫的精神怎样彰显,他们所希望昭示的,还是更为理智的写作,为现代汉语的精神之光,为诗歌所延伸出来的美、爱和善意.这些可能要比“第三代”诗人的狂热与无羁显得更富深意.尤其是当诗歌回到了常态后,那些的夸张的表达凸显出的是表演性,而另一种整合日常的“生活流”写作,看似也走了极端,其实诗人在注入诗意时悄然渗透进了经验转换的“复杂”.我们不可再以粗暴的方式,非此即彼地简化这内在的繁复逻辑.当年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对峙,在新世纪诗人这里不再是划分势力范围,而是寻找双方相互认同的可能性,不少诗人也因此有了对“民间知识分子写作”这一定位的新认识.他们的写作是一种抒情“风景”的再造,显现的是新的抱负和魅力,可一旦遭遇时代和美学错位,又同样会面临读者接受的尴尬.
当不少诗人的代表作仅只具有符号意义时,更年轻诗人的诗歌在浩如烟海的作品里难以脱颖而出,其经典化滞后,一方面是因消费时代的快餐文化盛行,另一方面也和互联网时代优秀作品被淹没不无关系.然而,这些外界条件的限制,并不足以说明后来诗人的写作就仅仅是对“第三代”诗人的被迫接续,他们所建立的新维度,同样有其创造的诸多可能.相比于过去反抗朦胧诗的宏大抒情而追求“日常生活化”,新世纪诗人也对日常有自己的认知：“自开始写作以来,我始终保持着小地方人的视角和言说习惯,笔下的山川河流、神灵鬼怪、家长里短、趣事逸闻,我都会尽可能地让审美愿望和社会诉求止于日常性.”[雷平阳：《没有远方的写作》,载《文艺报》2012年7月21日.]他们又是怎样写日常的呢？“拎一只腊猪蹄去菜市/请最好看的肉案女剁成块/买一块豆腐一把韭菜回来/毛毛雨在中途落下/背书包的父母/磨蹭着不肯回家的小人儿/是否不过马路就能我行我素/路过读书院的时候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我看见我/拎着四种颜色的塑料袋/走在五颜六色的人群中/而人群不过是不断溃堤的防波堤”（张执浩《纪实》）.这样的诗虽然源自日常生活,但是最后的落脚处有超越感,有生活的平面中溢出来的那部分飞翔之景,这或许就是于坚所言的“日常生活的神性”.[傅元峰、于坚：《日常生活的神性》,载《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这种微妙的、“无诗意”的诗意更有其自足性,它不是浮在词语表面上,而是沉潜到了修辞和主题同构的肌质里,节制、内敛,往下沉,会显得意味深长.
新世纪以来,完全依靠的浪漫主义写作已趋式微,它们可能属于“朦胧诗”或“第三代”诗歌美学之一种,但随着其特殊时代潮流的退场,已逐渐让位于普遍的“求真意志”.即便对于历史本身,也需直面真实的当下,它得契合于完整的人生体验,而不是空洞的价值虚无主义.自1980年代以来,很多诗人都在写历史,面对创伤和记忆,“第三代”诗人是直面呈现,如同屈原那样发出“天问”（廖亦武《天问》）,而之后的诗人们在理性的思考中竭力过滤掉历史中虚无的一面,将其与当下现实结合,让诗既富历史感,又不乏现实性.陈先发的《忆顾准》就试图重新解读历史,“让他酷刑中的眼光投向我们./穿过病房、围墙、铁丝网和/真理被过度消耗的稀薄空气中/仍开得璀璨的白色夹竹桃花./他不会想到,/有人将以诗歌来残忍地谈论这一切./我们相隔39年./他死去,只为了剩下我们”.诗人从回顾历史的角度与知识分子亡灵对话,他再现历史场景,重写那段屈辱,能让我们由此挽回人的尊严吗？那是由诗人的良知和史家情怀所带来的对自由与正义的向往,相对于缺少了主体性的价值虚无,诗人写出了历史和现实交织之重.面对苦难史,我们不可能匍匐在地面上写作了,所有的逃避只会让我们自取其辱.我想,这并非诗人有意与历史作短兵相接的正面交锋,而是拒绝遗忘的一种提示方式,富有更深层的启蒙色彩.
在面对二十世纪那段苦难史时,“第三代”诗人们有的绕道而行,有则惯用隐喻,有的采取解构策略,还有的则诉诸批判与召唤,以让大多数人从中获得“历史的回声”.历史记忆对于亲历者是残酷的折磨,而对于后来者又何尝不是一种警醒.当年轻诗人拿起笔时,他们重新启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陈超语）,在文字中所投射出来的思想之光,是性情和修养的体现,更带着一种人文情怀.在这一代诗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汉语诗歌的成长,它关乎个人技艺的锤炼,也指向公共审美的提振；他们的努力拓展了诗歌生活的边界,同时也修正了一种陈旧的秩序,让诗逐渐回归到常态书写,而非靠哗众取宠获得掌声,因为那些外在的喧哗之声经不住时间的淘洗,很快就会被更为尖锐的美学标准所改写甚至取代.这可能不是诗歌线性发展的逻辑使然,但写作的常道终究是那条一以贯之的情思之链,在语言和思想潜移默化的融合里寻求探索的路径,此为我在“第三代”之后的诗人身上所看到的变化.当沉下去的写作成为一种精神自觉,它就不再是语言游戏的狂欢,而是诗人的生命体验和关于词语的呼吸.
二、诗意守护和精神定位
和“第三代”诗人在1980年代那种为诗歌而放纵和流浪相比,1990年代之后,诗人们多在体制内讨生活；即便是自由职业者,其生存也或多或少地与体制发生关系.也即是说,一个人在当下似乎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规则而存在,可当追求自由精神的诗人被套上某种制度性的枷锁,束缚会让他们试图摆脱来自现实生活的压力.与此相对应的,有些诗人就在精神上寻求一种轻逸之感,当日常的轻逸被置换到写作中时,它可能会导致诗歌美学上的苍白、乏力.普遍的沉重,源自内心深深的不安全感,困惑不断增加,而精神上找不到出口的焦虑,透过文字能隐隐地现出一种分裂和茫然.于此背景下,反思性的写作在合唱的时代就显得异常必要,诗人在写作内部并不关乎知识分子身份,但他们向往诗歌的纯粹仍然是对过去理想主义精神的某种守护,这在消费主义时代的变体,不是因体制所导致的异化,而是内心期望保持高洁的精神象征.
无论是对语言创造的承担,还是作为思想启迪的标准,中外经典诗歌里的那道正义之光,会让更多年轻诗人意识到写作的尊严.这不仅是在提醒自己,同时也在启蒙他人：为我们喧嚣的生活提供一份参照,让自己不至于太偏离写作的常道.“一首成功的诗歌应该具有让时光重现、让万物复活并再度生长的力量,它能发出召唤人心的声音.”[张执浩：《给我一个理由——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诗人奖获奖感言》,载《南方都市报》2014年4月27日“第1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专辑.]诗能发出召唤人心的声音,首先要求诗人在写作时要入心,话虽简单,这样的实践其实是一种难度.当此时代,妥协的写作更多,且陷入了普遍的应景,这种顺从或迎合,也许会得到一时的名利,可诗歌就此沦为了工具.一定程度上的“精神洁癖”,能适当地纠偏过于中庸的写作,它在平衡现实与美学这二者时,不会让文字太陷入无力感中.与其说是跟时代和解,不如真正回到内心,在自我成长的背景中理解我们身处的当下,此时,“介入写作”不是衡量诗人是否存有良知的标准,它仍然只是在引导我们怎样理解那些“冒犯性”的诗歌.多数人在写一般意义上的好诗,也要允许有诗人写“非诗”,这可能才是诗歌能从美学惯性的乏力中超拔出来的通道.保持独立性,坚守民间立场,这些口号说起来简单,但能保证完全的纯粹,确实不易.诗人也有动摇的时候,因为稍有风吹草动,生存的那条主线被切断后,求生的本能就可能会驱使自己放弃,何况有人认为写诗在当下本已属奢侈.
绝对的完美不属于诗歌,我们还有什么不可言说的呢？即便是在“中生代”、70后与80后诗人群体中,他们整体的人文素养似已优于前辈诗人,可他们仍然会有无言的禁忌,隐喻是一种修辞,也可能是一道遮掩的屏障.真相与残酷的现实,都是当下写作中不可绕过的主题,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波动,或隐或显地不断冒出“存在主义”式的难题.“……有人给太阳打上马赛克,/因为公鸡还在沉睡./有人给先知的脚打上马赛克,/为这个国家省下一双鞋子.//他们给大地的洞穴打上马赛克./他们害怕双眼,害怕/的蛇——/有人给恐惧打上马赛克.”（唐不遇《马赛克》）带着世故的遮蔽,其实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在诗人笔下,它属于想象的一部分,但在诗歌之外,它又是不可回避的真相.而诗人何以冒险？一种责任感和承担意识,不允许他对那些滞重、尖锐的荒诞视而不见,于是,超越性的批判书写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这是我在新世纪以来诗人们的作品中所感受到的信念,他们的写作对当下构成一种对抗,一种向下去清理“黑暗”的启示.“当诗人发现他们的词语只指涉词语,而不是指涉必须尽可能忠实地加以描写的现实,他们便绝望了.这很可能是现代诗歌音调如此阴郁的原因之一.”[[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黄灿然译,4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面对公共事件发言时,诗人的笔有时可能指向时代的病症和社会的痛点,而一旦回到生活的现场,更多人还是会寄托于自我的内心.靠困惑带出的动力,携着文字向前走,对于多数诗人来说,也正是感受诗性世界的方式.追问何以会如此？时代为什么在异化我们正常的心理？问题意识的不断被激活,也是诗人能找到自我定位的关键.“没有一首诗是纯粹个人的行为：它是个人对公众的回应.宣称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诗人,同时也正是以一种最特别的姿态重新融入社会.”[[美]宇文所安：《迷楼·序论》,见《迷楼》,程章灿译,1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如果没有这样的定位,写作会变得散乱,缺乏一道向中心集束的力量.这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诗人们的思想视野和精神境界,若无此,写作同样会显得绵软无力.但在普遍的无力中,总有一些诗人会拒绝自我复制,也警惕被意识形态所规训的写作模式和不痛不痒的情绪流.他们将自己置身于时代的残酷中,去体会丧失批判精神和意志消沉所带来的身心尴尬,这样的书写才是立足于真相的告白,而不是在伪善与虚假的“惺惺相惜”中领受表象的安宁.当虚假和真相被揭露时,那种不堪经受的脆弱感会立刻击中我们的神经,此时,反讽文字的力量再强大,可能也无法挽救诗人自身的孱弱和理想主义精神的坍塌.
很多诗人的困境在于：如何穿越文字本身,而抵达某种思想的高度？这还是在于坚守.不写单向度的语言之诗,也不写应景的主题之诗,而是写内心之诗,写真正的人生之诗.“无言者对有言者说：雨/会有一天大起来.//无言者的言不是沉默的.//对一个体制而言,/无言者的雨是鲜红的、热的、/轰鸣的.//无言者面对一处山水,/如面对一座立刀旁的监狱.//说无言就是说死,//说出雨,紧接着雨大起来/立刀旁全是沟渠,引浑浊的雨水/向更多的寂静流去.”（《无言者》）孙磊这首诗副题为“献给懦弱的人”,没有明确的所指,只是一个集体称呼,想必是针对所有可以贴标签的“懦弱者”.恐惧在当下不仅是很多人的心理状态,也是打破孤寂与黑暗的一道符码.人在面临生死时,会试图以一种脆弱打败另一种脆弱,以一种恐惧降伏另一种恐惧,这不是庸人自扰,其客观存在决定了人如何以强力意志来避免堕入那道悲苦的深渊,以求得新生.可在这些条件没有实现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抵达内心的光明？借助诗与自我对话,能部分地解决交流问题,也可在一定的精神空间中获得对现实与历史的独特认知.
由此,我们在写作时必须要认清自我的处境,这种处境决定了精神的领地和写作的方向感：你是因批判而心生恨意,还是因宽恕而发自内心地去爱,这是一个诗人的认知高度所在.我们从历史中获取智慧,而从现实里寻得人生的希望,多少苦难也无法阻止人“向死而生”地对存在之难的探寻,这就是有些诗歌富有穿透力的原因.“有人仅余残喘,有人输掉青春./道理太多,我们常被自己问得哑口无言.//将词献祭给斧头,让它锻打成一排排钉子./或在我们闪耀着耻辱的瞳孔里,黑暗繁殖.//末日,没有末日,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审判./世界是一个矢量,时间驾着我们去远方.//自由,也没有自由,绳子兴奋地寻找着一颗颗/可以系牢的头,柏油路面耸起如一只兽的肩胛.//爱只是一个偶念,如谄媚者门牙上的闪光./再没有故乡可埋人,多好,我们死在空气里.”（朵渔《论我们现在的状况》）这些新鲜而陌生的词语搭配,不一定是在为生活作总结,它或许恰恰是要提醒我们：现实是残忍的、无情的,而被语言所重塑的生活,则会显出另一种不同于日常的对话性,决绝,干脆,字词间承载着悲剧性的思辨色彩.这可能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现实,但诗人为我们出示了世俗生活的另一面,是具有审视精神的写作还原.
对新世纪诗人作品的多元化呈现,并非要强调“中生代”、70后、80后诗人就比“第三代”诗人更高明,也不是说他们的美学一定符合时间进步观,只是他们将过去二元对立的格局作了拓展,让诗歌在新世纪之交重新获得了它个性的光芒.尤其是诗人们的想象力不仅用在了语言表达和修辞技艺上,而且更集中地用在了对各种主题的构型里,那是对思想提升的文本实践,让每一首诗在贯注理性精神的同时,仍葆有其耐人寻味之美.
三、现实感与力量感的融合
在以前的诗歌语境里,很多诗人追求的是“远方的抒情”,或者不少读者流连于“生活在别处”的想象,认为那样才代表了一个诗人的心性和情怀.这种对诗歌写作的单一性审美认知,其实是对诗歌理想主义精神的一种误解.虽然后来极端日常化写作反拨过这种宏大诗意,但在大众读者心目中,朗朗上口的浪漫抒情一直就是现代诗的正宗,其他的则为异端.可是,在新诗百年的美学演变历程中,浪漫主义的抒情只是一个角度而已,并不能涵括全部的诗歌创造.写作应是多元化的,无论从语言表达,还是从主题内容上,皆以自由创造为前提,其所提供给我们的,不应是一堆失之简单的碎片风景,而是一种富有整体感的文学气象.
多元化书写或许意味着抛开禁忌,自主选择,但也可能会引起评价标准的混乱乃至丧失,这对于很多年轻诗人来说,确是一柄双刃剑：选择与处理得好,就是创新,一旦处理不好,也会滑向松散和肤浅.从这一层面来说,新世纪出道的不少诗人仍然面临写作上的转型,每一次转型都可能是一次重组与新生,它通向更为内在的觉悟.如同苏珊·桑塔格所言：“所有写作都是一种纪念.”[[美]苏珊·桑塔格：《智慧工程》,见《重点所在》,黄灿然译,7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它针对当下和未来,但终将面对历史的检验,诗歌同样摆脱不了这一规则.我们通常认为一个诗人有风格,是体现在他历时写作的独特性上,然而,稳定的风格,也可能意味着技艺上的故步自封,还意味着某种美学的板结与僵化.“诗歌虽然神圣,本质上却是一种不敬神的亢奋.”[[法]E．M．齐奥朗：《眼泪与圣徒》,沙湄译,99页,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齐奥朗对诗歌的认识,还是在于创造性.尤其对于1970年代之后出生的诗人,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不断变化的轨迹.虽然也会遭遇创作上的瓶颈,而率真和活力一旦在他们身上被激发出来,其作品的力量也能得以在字里行间落实.
新一代诗人的成就无可否认,只是他们的作品需要我们用心去感悟.他们不再代表哪个流派,仅以个人的方式认领属于自己的精神根据地,不论里面暗藏“阴谋”,还是外挂着传统或现代的模式,这些都离不开个体*的审视.因为身份认同尚未解决时,更富差异性的美学接受对于诗人来说还是显得艰难,表象之问与终极之问交织在一起,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分辨出到底哪一极适合自己.越来越多的困惑促成了诗的生成,生活里无法解决的疑难,在诗歌中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呈现,那是经验转化的结果.新世纪诗人们的写作经验更加细微、芜杂和灵活,也更具深度和现代意识,我们如何从这一代诗人的写作中获取公共美学视角,则是对阅读和接受能力的考验.诗人们既在传承,也在传承中不断地扬弃陈旧的审美观念,从而构成了新的自我创作语境.他们的写作未见得符合所有人的审美趣味,但顺着“灵魂出窍”的方向写,总能在诗中为词语和句子覆上一层光泽,它照亮的是被我们忽略和遗忘的角落,也能够由此打开一度幽暗的内心世界.
那些钟情于语言实验探索的诗人,因此获得了神性之光的照耀,而那些朝向灵魂深处进发的诗人,更是在这样的平台上建构起了自己的精神疆界.近几年,“城市文学”盛行,作家都在为读者讲述城市里的“中国故事”,即便来自农村,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向城市致敬”,这可能就是城市化进程给新一代作家带来的美学要求.时代的分野对每个人的阅读都构成了挑战：我们的乡村经验只留给了记忆,最终归到了怀旧的范畴,而当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时,我们价值判断的天平又倾向于哪一边？身在城市,可还是怀念乡村,这是一种生活的悖论,却又是不无真切的现实.“我们可以流水/一泓小溪从门前缓缓流淌/还可以树荫/叶子必须相当茂密且绿影婆娑/当然,还要几声蝉鸣/太多有些嘈杂,太少又嫌单调/自然,也需要一些清风/散发缕缕花香也很必要/尤其重要的,是得一间木屋/宽敞、朴素、低调,立在大地上一动不动//总之啊,这些都不难/在北京附近郊外几十公里就可找到/但问题是,在这个红尘滚滚的时代/到哪里去一个愿意安静地隐居于此的君子呢？”（李少君《京郊》）,对于自然诗人来说,如何在喧嚣的都市寻找一方宁静之处,只有求助于当下盛行的“私人”.我们虽然能够自然之景,但人心却已被污染,再也回不到初始的原生状态了.这是现代社会的困惑,虽然诗人也在反思,在抵制,一切似乎都回不去了,唯有在诗中留存一份对自然的念想.
抒写自然,对于具有都市身份的诗人来说,或许只是一种理想的再现.我们对每日生活的城市既熟悉,又异常陌生,被这种“乡愁”意绪困扰多年后,方可发现,那乡村之根才是精神上的归宿.“在乡下,我要建一间木屋/搭一座菊圃/门前吠一只狗,房后鸣几只鸡/东边种一片桑麻,西边植数株翠竹/晴天里我在小溪边洗墨/雨天里我在瓜棚下磨砚/清晨早起,读一遍四书五经/向晚有闲,题几行五言七律/这时光如此宁静,像月光淌下我湿润的心跳/像微风吹荡我温热的血液/我在花丛浇水,在菜园施肥/四周鸟在叫,虫在吟/我不知晓的细小动物们在欢歌和聚会/我是多么有幸啊,世界给了我如此的恩宠和馈赠……”（熊焱《乡野生活》）这是古典的乡村乌托邦吗？当这些场景在头脑中形成画面时,是如此真实,又如此与我们求得安宁生活的渴望形成共鸣.所有在都市生活中的焦虑、烦躁与不安,一旦回到乡野中,都可以获得暂时化解,但这并不是一时的麻醉,而是身心背负的重担在自然里才能得以卸下.虽然乔治·斯坦纳建议诗人选择沉默,“当城市中的语言充满了野蛮和谎言,再没有什么比放弃写成的诗歌更有力.”[[美]乔治·斯坦纳：《沉默与诗人》,见《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选择表达真相,同样也是一种承担,诗歌书写又何尝不是对话性的交流.从城市生活到乡村怀旧的二元转化中,清醒的诗人不再做名利的囚徒和的奴隶,现代生活同样可以在古典的氛围中获得丰富的可能,因为辽阔的精神疆域需要更大容量的生存哲学来填充,只有在词语间寻找神秘感的诗人可以做到,他们内心里有一个永恒的向往之域.
城乡二元书写在不少诗人笔下构成了一种矛盾的张力,那些至少现在无法解决的冲突,就是诗意的一部分,比如王夫刚笔下异乡人的隐忍和慈悲,霍俊明诗中华北平原的乡村之痛,谢湘南笔下城市与乡村线上的那段无法弥合的距离,杨康诗歌中几近于撕裂的城乡痛楚,都是值得赞美的“残缺的世界”.不仅仅这些关乎天地自然的疑难值得诗人们去思索,就是与时代紧密相关的个体命运,也在其文字中得到了相应的安放.不管时代如何粗鄙、暴戾,很多诗人内心还是存有一丝对汉语言的敬畏,对文学精神的守护.“既然诗歌与我们的存在有关,诗歌所传达的就应该是自由的声音.”[西川：《诗学中的九个问题之我见》,见《大河拐大弯——一种探求可能性的诗歌思想》,168-1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这自由的声音源于现实,同样关乎诗人的灵魂.他们的书写中,既有批判的锋芒毕露,也有关于宽容、爱和善意的持守；既有现代的孤独经验,也不乏古典的优雅品质,这些都是诗人们精神还乡的见证.
蓝蓝、杨键、谷禾、朵渔、郑小琼等诗人的作品,让我们见识到了诗意语言介入到现实时所产生的力量,它们可能是扭曲的,变形的,但都无不关涉深层次的矛盾和个人内心冲突,这是诗歌为时代所昭示的最无功利性的灵魂记录.杨键的历史怀古,胡弦的陌生叙事,阿翔的障碍诗意,孙磊的隐喻美学,阿斐的直白其心,都可能代表着新世纪诗人不同的创作风貌,他们既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其作品中也隐藏着独特的精神内涵.因为个性和素养不同,新世纪以来,诗人们在主题选择和介入力度上也是有差异的,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始终在批判中透出悲悯情怀,在犀利否定的同时,也对人性之美出示了郑重的肯定；在追求自由的表达里葆有一颗初心,让写作定格在向善的层面,在对爱的守护中保持思想的力度和文辞的精彩.他们应该是新诗发生以来最活跃的一群诗人,不仅是当下诗坛的中坚力量,也是未来汉语诗歌传统的缔造者与开拓者.新世纪诗人们写作的耐心和韧性,也许就是在这样一种“人生之慢”的期待中,可获得最终的感应、确立与超越.
（刘波,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注释】
韩东：《关于文学、诗歌、小说、写作……》,见于坚主编《诗与思1》,16-17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雷平阳：《没有远方的写作》,载《文艺报》2012年7月21日.
傅元峰、于坚：《日常生活的神性》,载《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张执浩：《给我一个理由——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诗人奖获奖感言》,载《南方都市报》2014年4月27日“第1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专辑.
[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黄灿然译,4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美]宇文所安：《迷楼·序论》,见《迷楼》,程章灿译,1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美]苏珊·桑塔格：《智慧工程》,见《重点所在》,黄灿然译,7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法]E．M．齐奥朗：《眼泪与圣徒》,沙湄译,99页,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美]乔治·斯坦纳：《沉默与诗人》,见《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西川：《诗学中的九个问题之我见》,见《大河拐大弯——一种探求可能性的诗歌思想》,168-1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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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国体的提出中国对新中国国体的提法,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时期,提出了“联合战线”,但实际上是把政权交给国民党 1927年,国共分裂后,建立&l.
和初心使命
为信仰终身追求、初心不改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最初就是通过读宣言……马列著作确立起来的 19 3 6年10月,他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自己1920年春天在北京期间“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