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建筑方案的变迁,本文是图书馆建筑类大学毕业论文范文和中山大学和图书馆和变迁有关论文怎么撰写.
图书馆建筑论文参考文献：
罗惠敏
摘 要 文章考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图书馆的建造过程.从馆址选择、建筑外观和空间布局等方面分析抗战前和抗战后图书馆建筑的设计方案；阐述图书馆在外观上从中国固有式到现代主义平顶式,在布局上从堆架书库居中到密集书库后置的演化过程.对中山大学石牌校园图书馆建筑方案进行历史评价,总结近代中国高校图书馆馆舍建造的艰难过程.
关键词 国立中山大学 图书馆建筑 空间布局 石牌校园
引用本文格式 罗惠敏.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建筑方案的变迁[J]. 图书馆论坛,2017（4）：77-82.
Changes in the Conceptual Plans of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y
LUO Hui-mi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Shipai Campus of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y. It analyzes its design plans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the aspects of siting,building appearance and spatial layout；and elaborates how its exterior look change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to modern style,and the layout of its collection space changes from the stacked mode to intensive rear-placed mode. The author conducts a historical evaluation to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the library in Shipai campus and summarizes the tough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university library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library building；spatial layout；Shipai campus
1 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和图书馆
1.1 校园的规划与建设经过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国立广东大学.孙中山逝世后,为纪念他,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在近百年校史中,中山大学校址几度迁移.最初的校园建筑分散于广州市区多处.1932年,在国民政府和民间力量的资助下,国立中山大学选择广州东郊的石牌作为永久校址.1938年,学校新址的建筑工程因日军侵华而中断.抗战期间,国立中山大学辗转于云南、粤北等地办校.1945年,抗战结束,师生迁回石牌原址,继续进行校园建设.20世纪50年代初,中山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进行学科重构,并于1953年从石牌校址迁入岭南大学康乐园校址,石牌校园则成为新成立的华南工学院(现为华南理工大学)和华南农学院(现为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园.
1932-1952年,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建设历经戴传贤、邹鲁、王星拱、陈可忠等多任校长,由杨锡宗和林克明为主要规划,期间还有诸多著名建筑师参与其中.最初规划的平面图近似于钟型,大礼堂位于“钟”的顶部,孙中山铜像位于中心,二者构成校园中轴线,教学建筑和纪念性建筑沿中轴线两侧对称布局.根据校园建设方案,石牌校址的建筑工程从1932年开始分为三期建设,每期两年[1].杨锡宗、林克明和余清江分别主持三期的建设.至抗战前夕,石牌校园的主体建筑基本成型,完成的建筑物包括文、理、工、医等学院,以及教职员宿舍和运动场等.抗战期间,校园先被日军轰炸,后被日军司令部占用,大部分建筑、设备和水电设施遭到损坏.抗战结束后,校园在原规划的基础上进行修葺和续建.1952年,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建筑群已具规模,面积宏大,气势宏伟,成为中国高校校园设计的典范,也是世界高校建筑史中不可多得的大手笔[2].
1.2 图书馆的设计与建造过程
在邹鲁校长主校期间,石牌校园的图书馆建筑设计由杨锡宗负责.1935年,图书馆初步拟定馆舍的规模和样式.1936年7月,图书馆学家杜定友重回国立中山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和教授,投入到图书馆设计工作中,与建筑师一道对馆舍的空间布局和建筑形制进行深入的研探.
按照新校园规划方案,图书馆与博物院、教职员宿舍等基础设施安排在第三期工程.由于建校资金紧缺,第二期工程拖欠各建筑公司款项过多,故第三期工程很多都未能如期建成[3].图书馆的建筑主体与书库工程最初预算共55万余元[4],然而设计过程中三易其稿,最终超出预算约10万元[5].1936年10月,图书馆的建筑工程公开招标,兴兴公司获得建筑整体承建权,上海大华钢铁厂投得钢铁书库的建造资格.同年11月11日,图书馆举行奠基典礼[6].1937年,石牌校园遭到日军轰炸.1938年,全校陆续撤离广州,图书馆建筑工程仅完成二楼、三楼的楼板和钢筋三合土柱等,尚不到全部房屋工程的三分之一①.
1945年底,随着抗战结束,学校回迁石牌,但图书馆原址仍然被军队占领.1946年,军队迁出,已建馆舍归还学校.复校后百废待兴,资金短缺,图书仪器损失严重,杜定友和馆员们为图书馆的重建四处奔走筹款.1948年,图书馆建筑工程项目重启.经多方讨论,拟定在原建筑方案的基础上精简设计.修改后的方案提交给教育部,然而建设资金未能落实,图书馆工程被搁置.1949年,广州解放,石牌校园进入军管时期.1951年1月,中山大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修建图书馆征求意见会.同年2月,成立图书馆修建委员会,工学院龙庆忠教授担任主任,夏昌世、陈伯齐等组成设计小组.同年5月,工程全面复工,由广州市国营建筑工程公司承建.1952年全国院系改革,中山大学迁校,建设中的图书馆随之调整为新成立的华南工学院(现为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7].
2 肃穆恢宏的战前方案：书库居中布局
2.1 图书馆规模与选址
《国立中山大学规程》指出,图书馆“之最大目的在为中国南方最大之一刊物保存所”,主要职责包括“供给校内教职员学生平时读书的参考图书”“供给校内教职员学生作专门研究时之材料”,并“为校外学者作专门研究时参考之用”,同时“收集及保存珍稀文籍”等[8]. 在《国立中山大学规程》指引下,图书馆蒸蒸日上；尤其是杜定友掌管馆务后,经费增加,编制改革,馆藏迅速发展.1933年,馆藏图书24.6万余册,中西文杂志2万余册[9]；至1935年,藏书增至27万余册,中西文杂志10万余册[10],位居全国高校图书馆前列.
考虑到校园的发展目标和藏书量的增长趋势,学校在筹建石牌校园图书馆时,初步拟定馆舍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英尺,包括“能容100万册以上之书库”“最少能容1200人”使用的阅览室.其中,书架以同时期欧美盛行的堆架式钢铁书库为蓝本进行仿制,设置电运书机(Electric Booklift)、运书车(Book Carrier)和新式出纳柜(Electric Charging Machine)等自动运书装置,还规划有自修室、参考室、杂志室、研究室、办公室等[11].馆址选择亦颇为慎重.从校园的整体规划平面图看,理学院、工学院等主要的教学性建筑位于“钟形”的上半部分,孙中山纪念堂、孙中山铜像等纪念性建筑位于中部,饭堂、学生宿舍、教室等位于中部的,运动场和教职员宿舍位于下部.邹鲁校长认为：“图书馆为学校文化之中心,影响于教育前途,社会人群之幸福关系至大.本校重要之设施亦以扩充及发展图书馆为主要行政之一.”[12]因而,图书馆最终选址于校园的中部地段,成为学校建筑群的主体；具体位置在孙中山铜像的东南方,与博物馆沿中轴线对称布局[13].就相对位置而言,图书馆的基地平坦,四周都有交通要道,学生和教职人员从宿舍、饭堂、教学区到达均十分方便,相当于整个校园的心脏.
2.2 中国固有式建筑风格
1929年,国民政府制定《首都计划》,指引南京的城市规划.在建筑形式的选择上,《首都计划》规定：“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所谓采用中国款式,并非尽将旧法一概移用,应采用其中最优之点”,“中国式多用于外部,外国式多用于内部”[14].南京城市建筑规范影响了当时华南地区政治中心广州,在陈济棠主粤期间,广州开展“复古运动”,“中国固有式建筑”在公共和文教建筑中被大量采用[15].杨锡宗是岭南地区最早尝试中国风设计的建筑师之一,他使用中国固有风格设计了培正中学美洲堂、广州仲元图书馆等文教建筑.在接受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的设计任务后,他继续以传统的宫殿式建筑形式与西式立面构图相结合的手法进行整体规划设计[16].在图书馆建筑形态的处理上,杨锡宗的方案与校园的整体风格保持高度一致,建筑立面既包括中国古典建筑的纵三段样式,也包括西方古典建筑的横三段样式.纵三段分为台基、主体建筑和重檐歇山式屋顶,横三段由左侧翼、中部大厅和右侧翼组成.图书馆的主体建筑使用砖砌墙体,中部大厅外立面的左右两边各饰有三根混凝土柱,高度从二层基座直通屋檐,柱头采用简化的斗拱作为装饰.由于使用西式的框架结构,图书馆左右两翼每层都设置了多扇大面积的窗户,配以中式的纹理装饰,为内部的阅览室带来良好的采光[17].杨锡宗的中国固有式图书馆方案气魄雄浑、肃穆恢宏,十分符合其“校园文化中心”的定位.
2.3 堆架式书库居中
1936年,杜定友重返国立中山大学,与杨锡宗共同商定图书馆设计.杜定友对20世纪初美国大型图书馆的堆架式书库推崇备至.他曾言：“钢书架为图书馆标准用具,中国亟宜仿制.但此种书架,国内不可多观.本馆宜首先建设,以数模范.”[18]他尽力推进堆架式书库在石牌校园图书馆中的运用.而杨锡宗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对当时结构创新的堆架书库也有所了解.因此,二人合作之方案所呈现的是以堆架书库为核心,其他功能空间环绕布局的形式.
如果说杨锡宗的图书馆建筑外观设计在形式上体现了恢弘的气魄,那么,他和杜定友共同完成的图书馆内部空间之组织则在功能上充分满足了业务的需要.图书馆的建筑平面为“回”字.其中,内框为5层高的堆架式钢铁书库,其样式与美国国会图书馆钢制书架相似,每个书架由统一的标准模块层叠组装而成,每个模块尺寸一致,每层书架的中部或旁边设置钢梯以供馆员攀爬上下[19].书架尺寸、书架间行廊尺寸、楼层高度等都经过精密计算,以最大限度地贮藏文献.外框为3层高的功能性空间,包括入门大厅、期刊阅览处、中文杂志阅览室、西文杂志阅览室、报纸阅览室、小研究室、大研究室、自修室、办事室和其他辅助空间.书库与功能空间的承重相对独立,使用不同的柱网结构和楼层高度,二者通过特别的运输通道连接起来,并通过位于左右两翼的借书柜进行统一借还(见图1).有别于美式的古典主义建筑样式,杨锡宗为图书馆的内部引入了中国古代庭院的形式,为书库的前后庭留出大面积的通天(天井),形成“三进”院式布局.参考杨锡宗其他已建成的作品,如石牌校园理学院化学教室、工学院土木系馆等,可推断图书馆内部的通天区域很可能设计为中式庭院的模式.若最终能建成,这个中式院落将会为读者提供十分雅致的阅读空间和休憩空间.
3 端正简洁的战后方案：书库后置布局
3.1 现代主义平顶方案的确立
1937年9月,国民政府因抗战停拨国立中山大学的建校经费,学校下令第三期工程未完成者一律停建[20],图书馆工程被迫中止.抗战结束后学校回迁,然而直到1946年,占用石牌馆址的驻军物资才全部迁出.为尽快恢复服务,图书馆一方面多次呈请指拨馆址和购置书架、桌椅[21]；另一方面积极配合学校推进原馆址的续建工作.
1948年,经济萧条,办校资金欠缺.为节约成本,学校请工学院对图书馆原建筑设计方案进行修改.根据不同的经费预算,分别有三种不同的建议：“(一)屋顶改为平顶,其余各楼大致照原计划完成需费壹百三十五万三千八百七十四元玖角九分,书库内书架及运书升降机等钢铁玻璃设备依本校二十六年与上海大华钢铁厂订约,造价六倍伸,算计需壹百五十二万九千零九十八元贰角.两共需费贰百八十八万二千九百七十三元壹角九分.(二)如书库内书架等设备暂不建造,而以三楼之一部位临时藏书室,则可省去壹百五十二万九千零三千八百七市四元九角九分.(三)只将图书馆加建钢筋三合土平顶及完成四维砖墙及门厅,内面布置则择其较要者,依照原计划建造其价位八十八万八千三百八十三元五角四分.”③学校最终决定取消战前设计方案中传统的歇山式屋顶,改为钢筋三合土的现代主义平顶形式,保留简化的台基和主体建筑(见图2),内部功能布局“择其较要者”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工学院建筑系教授夏昌世、陈伯齐、杜汝俭等接手图书馆改造工程,进一步细化修改方案.建国初期尚处于经济恢复时期,续建的图书馆建筑尽可能采用简洁形式,除取消中式大屋顶以外,在装饰风格上也不再使用中式斗拱和窗户纹饰,改为简洁的现代主义窗户.结合对遮阳技术的创新性研究,夏昌世在图书馆各个立面的外部设置垂直式的遮阳板构件,在保证室内充足光线的同时,阻隔大部分直射的阳光[23].该设计很好地替代了原方案中的歇山式屋顶的功能,大大节省了建造成本.
3.2 密集书库后置
战前石牌图书馆建筑工地经过轰炸和驻军,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战后续建的图书馆建筑面积约缩减三分之一[24].战后室内布局方案基本上以1948年的初稿为基础,将原设计的“回”字形、书库居中的布局改为“书库——辅助及内务部门——阅览室”三分功能形式的布局,如图3所示.
首先,书库的改动最大.由于资金不足,原方案的自承重式钢铁堆架书库修改为与其他功能空间共用混凝土楼板的密集书库,其位置也由建筑的中部改为位于建筑的后部.其次,因取消电运书机、运书车和新式出纳柜等设备,许多功能性部门所需的空间增加,因此在建筑的中部增设传达室、贮藏室、总务室、编藏部、流通部、参考室等,以确保书籍的编目加工和借还入库能有效进行.再次,原设计中环绕书库的大面积阅览室和研究室均被缩减,被重新安排在门厅的两侧.最后,从功能的实际需求出发,原设计方案中为图书馆预留的宽敞中式庭院,战后也被修改为小型的天井,原通天外狭长的回廊改为较宽敞的走廊.这个改进为室内带来了南北相通的穿堂风,将内部热气从天井压出,解决了馆内自然通风的问题[25].由此可见,相较于战前肃穆恢宏的中式院落布局,战后的室内布局偏向于简洁实用的现代主义,各个功能空间的联系更紧凑,空间面积比例更加均衡.
4 结语
20世纪30年代,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的建设凝聚了许多教育工作者和建筑师的心力和智慧.最初的图书馆建筑方案由图书馆学家杜定友与著名建筑师杨锡宗共同商定与设计,可谓是图书馆学与建筑学高度结合的产物.该方案的中国固有式建筑外观,既符合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大环境,又体现了国立中山大学厚重的文化精神.建筑内部由钢制堆架式书库和环绕其布局的辅助功能空间组成,二者通过特殊的设备连接起来.这种藏阅分离的空间布局借鉴了当时美国大型的图书馆建筑,同时又创造性地融入中国传统的庭院格局.该方案既满足了大量贮存图书的需求,又对借还和阅览等读者服务作了周全的考虑.然而,战争中止了图书馆的建造进程,恢弘的设计最终化为泡影.但从建筑设计图察看,战前的图书馆设计方案在建筑美观性和空间功能性上媲美同时期最先进的图书馆建筑系统,可谓近代中国图书馆建筑史中的杰作.
20世纪50年代,历经战争洗礼,包括图书馆在内的中山大学石牌校园建筑方案进入反思与调整时期.原宏伟壮观的中国式图书馆建筑设计虽然配合了战前的政治与文化导向,但高昂的建造费用使其已不再适合战后中国之大环境.在夏昌世等岭南早期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参与下,图书馆的建筑外观更加简洁,布局更加紧凑,功能更加合理,造价更加低廉.从外观造型而言,经过调整的馆舍方案并不符合战前校园的整体建筑风格,但精简的设计更能控制成本,也更能体现当时的社会文化；从功能布局而言,从独立而建的钢铁堆架式书库到统一楼板的密集书库,也使图书馆在日后的藏阅分离转变为藏阅合一更为顺利.
从服务理念、藏书规模、馆舍建设等方面来看,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办馆历程均在中国图书馆史中书写着重要的部分.总体观之,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舍的建造过程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脉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称得上是中国高校图书馆建筑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观察中山大学图书馆石牌时期的建筑发展进程,可以窥见近代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的诸如经济、技术和战争等因素的羁绊,也能发现战后和平时代赋予的种种机遇.曲折的馆舍建造历程折射出中国近代高校图书馆充满荆棘的办馆之路,也体现了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家、教育家和建筑师对建造图书馆馆舍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注释
①③康清桂. 关于修建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建筑工程等情的签呈[Z]. 1948年. 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全宗号：020-004-207-023-026.
②根据《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建筑地牢图》绘制. 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全宗号：020-009-27-005.
④根据《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建筑图（二楼平面图）》绘制. 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全宗号：020-004-207-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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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惠敏 ,博士,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
收稿日期 2016-10-18
（责任编辑：周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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