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开先河纪念北京大学新闻学会成立100周年,该文是北京大学方面有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和成立和开先河和承前启后类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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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2018年恰是她成立的100周年.虽然研究会只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却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开端.本文将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办初衷、专业化教育以及对当时社会及后续影响等角度出发,回溯研究会在新闻学发展乃至救亡图存历史大潮中的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徐宝璜；邵飘萍；新闻教育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2018年恰是她成立的100周年.研究会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却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开端.具体来说,她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开创了四个第一：成为第一个新闻学团体,成为新闻教育与研究的开端,出版了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创办了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新闻周刊》.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百年之际,回溯她在新闻学发展乃至救亡图存历史大潮中的作用与影响,仍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初创时期的“新闻研究会”
1918年10月14日,在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时任校长蔡元培、教授兼校长室秘书徐宝璜到场并发表演讲.《北京大学日刊》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一蔡元培校长首先介绍了研究会成立的目的以及他本人对中国新闻事业的看法：随后,徐宝璜发表了“新闻纸之义务及尽职之方法”的演讲.同期的《北京大学日刊》还刊登启事,对研究会的活动安排做了具体说明：研究会“每逢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7点至8点在理科第十六教室开常会”②.自此,北京大学有了正式的新闻研究机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新闻研究及教育机构.
成立之初的研究会叫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与更名后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有一字之差.这一字之差,从侧面反映了初创阶段研究会与新闻实践的密切关系.
新闻研究会成立之前的校内外办报活动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校内报刊实践活动蓬勃开展.当时北大校内各个学科、社团组织纷纷出版报刊,不少教师、学生积极参与,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创办于1917年11月16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也为师生们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平台.然而如何进一步明确方向,提升办报水准,却是令师生们颇感迷茫的问题.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员陈公博就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办报之初的状态：“那时也不知道新闻学,编辑纪事,不如其法,完全是鼓吹我们基金改革主义罢了.”而校内师生对新闻专业知识的普遍渴望与需求,成为研究会创办的一个重要促发因素.1918年9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在“本校布告”中刊发启事：“本校为增新闻知识起见将设立一新闻研究会,凡愿人会者于本月内向日刊处报名可也.”由此可见,研究会创办的初衷,就是为了“增新闻知识”.而在蔡元培校长看来,理论研究有助于增长新闻知识.就在研究会成立的前几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布了一则“校长启事”：“全校同人公鉴本校定于明年一月起发行月刊.”《北京大学月刊》侧重学术理论传播,由各研究所主任轮值担任主编.从中可见,蔡元培校长不仅重视报刊实践活动,也重视实践经验的总结及理论研究.正如他在成立大会致辞中所言“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外国新闻学发展于新闻发展之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十年,恰是时机研究新闻学.他在致辞中还进一步强调研究会创办的必要性：“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之所以提出新闻学之意也.”⑦
第二,校内外报刊活动形成了有效互动.蔡元培校长在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致辞中提到“民国元年以后,新闻骤增,仅北京一隅,闻有八十余种”,足见当时国内报刊出版活动之兴盛.而北大校内报刊活动亦于此时走出围墙,实现了与社会的融合.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员罗章龙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时任《京报》主编的邵飘萍经常向北大学生约稿,校内外的报刊活动早已打通.由于北京各高校均未开设与新闻相关的课程,学生们就向徐宝璜、邵飘萍提出成立新闻研究会共同探讨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徐、邵二人的支持,邵飘萍更是写信给蔡元培校长[1],并得到他的支持.由此可见,北大新闻研究会一开始就是由校内外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筹划的,这也为研究会的公开性与社会性奠定了基础.此外,当时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公开出版的刊物中,北大亦有多名教师、学生担任编辑（轮值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与新闻研究会同一时期存在的国民杂志社、新潮杂志社、国故月刊是当时校内“鼎足而三”的社团[2],《国民》《新潮》虽诸多观点相左,却从各自立场出发关注校内外事件,并与公开刊物频繁互动.《国民杂志社启事》⑨中对此有所印证：“组织一月刊杂志,名日《国民》,以增进国民智识为主旨.”从《（国民）杂志例言》中亦可看出,《国民》杂志的插画、译述、社会调查结果等均走出了校园.这种校内外紧密联系、良性互动的传统一直在北京大学延续,即便研究会停止活动后,北大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刊物也都继承了这一传统.
二、新闻学研究会的专业化精进
1919年2月,新闻研究会举行改组大会（蔡元培校长出席）.会上除了确定正副会长人选之外,还通过了简章,第一则就是“本会定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议同时宣布将研究会宗旨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并且突出强调新闻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至于新闻研究会为何更名为新闻学研究会,史料上未见详细记载.不过从更名后的活动内容看,研究会在新闻教育、教学的专业化方面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在：
第一,组成了颇具影响的导师队伍.
研究会成立后即聘请了校内外导师,徐宝璜和《京报》创始人、著名记者邵飘萍受聘为研究会导师.对学员的专业培训主要以导师演讲的方式进行,演讲内容则大都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例如,徐宝璜为学生讲授的课程内容包括“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新闻之定义”“新闻之精彩”“新闻之价值”“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等,这些讲座构成了其后来出版的《新闻学》一书的基本内容.《北京大学日刊》亦刊载了邵飘萍的一篇演说@,主要内容是新闻社的组成及机构的职责.邵飘萍曾回忆说,他还负责“讲述新闻记者外交术,专研究探索新闻材料之方法”[3],这与他在1923年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的内容基本一致.
此外,研究会还邀请高一涵、李大钊等人为学员讲座.前者系北京大学编译委员会委员,曾与陈独秀共同主办《努力周刊》《每周评论》,还担任过《晨钟报》等报的主编,有着丰富的办报经验.他在介绍西方政治理论方面颇有建树,曾在《新青年》上发表《斯宾塞尔的政治哲学》《罗素的社会哲学》等文章,并翻译了《杜威的实用哲学》.李大钊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任经济系教授,此时已经完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两文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现有资料虽未详细记载高、李等人的讲座内容,但从其各自的经历中可以判断,在新闻专业之外,他们亦为学员补充了必要的社会科学、政治学理论知识.
第二,系统传授了新闻学理论知识.
在研究会成立初期,蔡元培校长即指出：由于“欧美各国,科学发达,新闻界之经验又丰富,故新闻学早已成立.我国则尚为斯学萌芽”,因此,研究会尝试引进西方新闻专业理论,“先介绍欧美新闻学”.需要指出的是,研究会虽然“尝试引进西方新闻专业理论”,却未囿于其中,而是同样重视本国实践的探讨,并在实践基础上寻求理论的创新.例如,在有关“新闻之采集”的讲授中,徐宝璜根据“中国新闻纸所登之新闻,属于政治者居多”的本国现状,强调新闻访员“熟悉本国之政治历史与现状”以及“与列强政治之关系”的重要性@：他在“新闻之编辑”部分专门讲述了“中国报纸应改良之处”@,并提出“采用新闻之格式”“宜用句读”等观念；在有关“新闻之编辑”、新闻标题的选取等实操问题的讲述中,徐宝璜皆选用本国实例作为案例,带有明确的需求导向.徐宝璜在《新闻学》一书的自序中写道：“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讨论新闻纸之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4]从中可见,徐宝璜对“西籍”有着清醒的认识—一“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而他的《新闻学》一书则在借鉴西方专业理论的同时,根植于本土的报刊实践活动,因此“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即使在今天,这一思想也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与价值.
第三,提升了对新闻采编的重视程度.
在研究会成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延续了早期进步刊物的传统风格以及专业人士的缺乏,报界普遍存在重评论轻采访的现象.例如,当时的《新青年》大多以评论为主,只有极少篇幅涉及新闻事实；《每周评论》中的“国外大事述评”和“国内大事述评”也均以时政评论为主.为了改变现状,提升新闻在报刊中的地位,研究会在向学员传授新闻学理论知识的同时,着力进行新闻编辑、采访技巧的训练.作为研究会导师,邵飘萍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向会员系统讲授报纸的作用、任务,以及如何组稿、采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整套业务知识,介绍国内报界和世界各重要通讯社的情况.他强调新闻本身的作用,认为“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他还强调新闻之第一要义为“确实”,因此要尊重事实,摒除偏见,反对以讹传讹,颠倒是非.他鼓励学生贴近社会、了解民情,并组织学生外出参观,介绍学生到报馆实习；他甚至亲自指导学会刊物《新闻周刊>的编辑,将一个星期之内国内外各种重要新闻做出系统的记载,并加以评论.这种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教学方法以及躬亲示范的指点,对学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增强了他们对于新闻报道规范性的理解,也为日后“五四运动”等重大事件的新闻记录奠定了基础.
三、新闻学研究走出北大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于1920年底停止活动.据《北京大学日刊》报道,1919年10月16日,研究会在学校文科事务室举行了结业式,蔡元培校长亲自向学员颁发证书,陈公博、区声白等23人获听讲一年证书,、高尚德等32人获听讲半年证书.徐宝璜在结业式上说,“将来民智日开通,交通益发达时,各县至少可有一报纸”@.此言不虚.学员结业后纷纷返回家乡或赴各省创办刊物,兴起新的办报刊热潮,譬如回湖南创办《湘江评论》、陈公博等人回广东创办《群报》等,这些刊物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舆论动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作用不仅限于培养新闻专业人才,它还承前启后,在中国新闻史乃至近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
第一,以新闻学研究为着力点,指导后续的报刊活动.
在研究者们看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校内专业团体,它超越了教学与学术研究的范畴,开创了“新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社会活动以及当时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局面.
1919年4月,为了“便会员之练习”“便新闻学识之传播”,研究会创办了《新闻周刊》,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诸多学员离开学校投入学生运动,《新闻周刊》出版至第三期就停刊了.但这并不妨碍新闻实践活动的延续.1920年1月4日至5月23日,北京大学学生会出版《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该周刊每周日出版一期,以三枚铜元的向社会出售.虽然并无史料证实这份周刊与《新闻周刊》的关系,但从该刊的管理模式、关注重点及内容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新闻周刊》的影子.
顾名思义,《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的目标受众是校内学生,因此在《本校要闻》栏目中主要刊载校内事件；而在《近事批评》栏目中,周刊则以登载国内外重大事件为主,如该栏目第6号集中关注中日关系问题,第5号曾刊登《一月三十日的全体大会》一文,记述天津学生的反日运动.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还专门刊发“劳动纪念号”和“教育革命号”,与《新青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后来北京大学校内还出现了《北大学生新闻》《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这些刊物从编排、选题等方面都能看出新闻学研究会的影响.
第二,新闻学研究会是新闻界学术共同体的雏形,在新闻教育、实务的专业化方面起到引领作用.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开端,也是我国新闻事业职业化的开端.研究会在强调学习新闻学理论的同时,重视结合中国报界实际,吸收优秀报人经验.在教学方法上,重视讲授与研究讨论相结合,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一学风为后来的中国新闻教育所借鉴和继承.由研究会首开风气的专业培训,系统传输了职业化理念,提高了办报质量,优化了传播效果.徐宝璜后来在回忆中对此进行了论证,“自民国七年北京大学创设新闻学研究会以来,国人对于斯学,渐加注意,今年以来,新闻界之各项改革,如采访之注重,编辑之改良,印刷进步等等,与当日该会所倡导者,均不无若干关系”.
研究会倡导并践行的理念及学风在增进学界与业界结合、形成研究共同体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使研究会的影响力由校内进一步向社会扩展.事实上,新闻学研究会停止活动后,徐宝璜、邵飘萍两位导师之间的合作并未终止．1922年春季,由两位导师共同倡导和筹办,北平平民大学开设新闻学系,这是我国大学正式设有新闻学专系的起点.类似的组织机构还有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该同志会建立于北京大学,意在增强“北大新闻记者信用”,将“无阶级”团结在一起,形成舆论优势.这一理念得以在校内外传播、扩散,对形成舆论影响力、保护舆论监督权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三,新闻学研究会为当时和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紧跟时代潮流,坚守新闻职业化理想,始终为国家自强和民族解放努力奋进与探索.身为一校之长的蔡元培审时度势,领风气之先,使新闻教育和研究得以在北大发端,他因此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热心支持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的大学校长”.作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为新闻学研究会殚精竭虑,在主持研究会会务的同时,撰写了拓荒之作《新闻学》,并积极筹划在北大创办新闻系,后因病倒在讲坛上,留下了一曲荡气回肠的生命之歌.邵飘萍曾于《京报》创刊时写下“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他自己则努力践行,将“铁肩”“辣手”风格以及职业新闻人的风骨淋漓尽致地加以诠释,其“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语）以及舍生取义、慷慨赴难的气概更为中国新闻事业及新闻学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这些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奋斗,以徐宝璜、邵飘萍等为代表的新闻人也为后世树立了职业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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