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家认同感教育的历史经验与基于对1918-1933魏玛共和国教育的反思,该文是教育有关毕业论文范文跟认同感和历史经验和1918有关毕业论文模板范文.
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国家认同是一个多层次、广维度、宽领域、全方位的问题,它植根于历史元基之上,受国家、社会、学校、个人合力作用影响.魏玛共和国通过政治教育、制度构建、经济帮扶、教育改革、舆论引导、文化传承等方式对大学生进行国家认同感教育,其中既包含了国家认同的知识传授,也包含了国家认同的价值观教育,同时还与国家认同的态度与行为培养息息相关.其历史经验值得学习与借鉴,教训也值得深刻反思.
[关键词] 魏玛共和国国家认同感政治教育文化传承
随着全球化进程以及地区与国家间关系的冲突与融合,国家认同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不仅是民族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自身的理性反思,更是其在未来世界政治格局中谋求一席之地的“软实力”.作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并不是通往纳粹的康庄大道,在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教育中,它取得了颇具借鉴意义的成就,与此同时,其教训也值得深刻反思.
一、国家认同感的意涵与价值
国家凝聚力是现代国家的立足之本,因此国家认同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也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论题之一.
(一)“国家认同感”之意涵
国家认同是指国民的身份及心理归属.关于其内涵与外延有多种表达方式,如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公民认同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国家认同的解读也从一种单向度的、一元论模型慢慢向多侧面、多元因素论解释框架转变,形成多元认同整合理论.
根据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国家认同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政治认同,另一种为心理文化认同.对于第一种类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国家是一种建构起来的概念,是统治者通过语言、出版物、教育等手段塑造出的“想象出来的共同体”.[1]对于第二种类型,马克斯·韦伯指出：“民族国家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这种政治本能乃沉淀在大众的无意识层次.[2]P99 对于国家认同的构成要素,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多元论：“identity 包括归属性的,地域性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国别的.”[3]P21 从这个意义出发,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提出了认同的三种构建模式：计划性认同、拒斥性认同与合法性认同.[4]P4计划性认同建构主体,拒斥性认同促成公社或社区的建构,合法性认同产生公民社会.从拒斥性出发的认同,随着历史和社会的演进,可以发展成合法性认同.
（二）“国家认同感”之价值——现代国家合法性的源泉
“‘认同’不仅仅是个体的一种情感归依与心理倾向,同时也是一种力量,一种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5]P316安德鲁·海伍德的这个观点鲜明地指出了国家认同的两个价值维度：维护个体安全与维系国家稳定.首先,从个体维度上而言,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有助于个人形成自我感知和自我判断,“人们是通过群体成员资格来寻求安全感和认同那些与他们具有相似特征的人的.它是合意的,因为它既是促成民族统一与团结的手段,又能为个人确立根源感和归属感.”[5]P320 其次,从国家维度上而言,国家认同不仅能够在经济上刺激经济福利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能够在政治价值上确立内向的合法性,还能够在制度组织上确定国家的符号边界.
(三)实施“国家认同感”教育势在必行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国民对国家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需要通过教育来完成,因为国家认同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在现实中还会受到各种思想观念、文化类别、民族归属、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冲击,“没有一个国家在文化上是同质的,所有国家都含有某种文化或种族的混合成分.”[5]P315 即使超级大国也无法独善其身,2017 年6 月,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报告称,仅有29%的美国人认同美国是全球最伟大国家,75%的受访者表示,从来没有,或仅有时信任联邦政府.[8]
国家认同的核心环节和关键群体是青年对国家的认同,尤其是作为国家的有生力量的高学历人才.如若处理不当后果不堪设想,二十世纪60 年代西方风起云涌的大学生运动就曾令许多国家一度陷入危机.一项对我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的调查表明,大学生总体的国家认同度高,但也存在政治不坚定、文化不自信、信念缺乏、核心价值观不明确等问题.[9]另一项香港大学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显示,香港18-29 岁的青年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比例仅为3.1%.[10]
综上,鉴于国家认同感教育的必要性和亟迫性,我们可以以史为鉴,从1918-1933 年的魏玛共和国中找寻有益借鉴以及值得防范的教训.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德国大学生们就推翻了一个共和国,这场知识青年反叛的精神根源即是国家认同问题.
二、德国国家认同感教育的历史经验
国家认同是一个多层次、广维度、宽领域、全方位的问题,植根于历史元基之上,受国家、社会、学校、个人合力作用影响.其中既包含了国家认同的知识传授,也包含了国家认同的价值观教育,同时还与国家认同的态度与行为培养息息相关.
(一)祖国梦的实现：政经制度与认同感的塑造
魏玛共和国建立后,面临着百废待兴的窘迫政局.在国家认同感教育中,政府主要通过政治教育、制度体系和经济帮扶等路径来实现.
1.实施政治教育,重塑政治文化.魏玛共和国建立以后,重塑政治文化的任务异常艰巨,因为俾斯麦留下的是“一个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它已习惯于认为掌舵的大政治家能够为它照料好政治事务.”[11]P119
第一,建立政治教育机构体系.国家层面的政治教育机构“国家服务中心”建立,负责宣传思想、灌输新国家理念.它隶属于外交部,由国家总理直接领导,并在二十个州设置了地方机构,由此便建立起整套政治教育机构体系.魏玛时期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培养顺从的臣民,而是培养公民.因为“权威的原则是不足以持久地使我们保持国家意识感的.我们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以会思维的、先进的国民义务感去代替那种盲目的、臣民的顺从.”[12]P220 因此,“国家服务中心”以“国家”和“民族”为工作中心,采取了多样的宣传策略,通过海报、传单、印刷品等媒体来宣传国家政治理想、国民义务、民族精神,发行了杂志《国家服务》,还通过下属机构“德国胶片公司”发行音像制品向公众进行宣传教育.此外,“国家服务中心”兼具民意调查机构的职能,结果递呈国家总理或者政府部门.它还与民间机构合作,邀请各界名人演讲,借名人效应来达成公众的国家共识.[1“3] 国家服务中心”的建立与运作客观上起到了宣传制度、启发国民心智、增加国家认同的作用,其工作方式和经验成为德国日后政治教育的框架和模板.
第二,弘扬公民教育思想.以特奥多尔·利特、爱德华·斯普朗格和格奥尔格·凯兴斯泰纳为代表的国民思想教育家,为实现国民的国家认同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利特和斯普朗格均为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代表.利特认为,教育应具有文化理想,青年的教育和陶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整体生活密切关联,与政治、经济、宗教、科学、艺术、道德等领域相萦系,大学应开设德国“文化课程”陶冶情操.斯普朗格强调教育的“唤醒”作用,认为教育是从客观文化价值到个人主观精神生活的转化过程.政治教育应使个体理解、认同现有国家,承担起应有的国家责任,只有为现实国家服务才是为理想的国家而奋斗.[14]P64-67 凯兴斯泰纳是公民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主张教育为国家服务.“对人民的最最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对人民进行国民教育.……只有当全体人民都学会以国民的身份去感受、去思维并且去行动时,才会有一个健康兴旺的国家出现.”[12]P206 凯兴斯泰纳还非常重视年轻人的国民教育,在《德国青年的国民教育》中,他详细阐述了国民教育的概念和实施途径,并指出知识分子的国家认同格外重要：“国民教育必须首先面向脑力劳动者,并且把他们同他们的国民义务牢牢地联系在一起.”[12]P2112.构建制度体系,促进国家认同.在国家认同感的培养中,由法律法规、象征符号等构建起来的制度体系是培养公众对国家政治体系认同的重要方式.
第一,宪法立国,教改促同.《魏玛宪法》开宗明义：德国为共和制国家.第二条再次强调：魏玛德国是一个的共和国.第四编“教育与学校”首次将国民教育作为学校的任务确立在宪法中.第148 条规定：各学校应致力于道德教化和国民节操的培养,使国民秉承德意志民族精神及世界和平理想,在此基础上发展职业才能.公立学校在授课时,应抛弃种族偏见.国民常识及劳动课程纳入教学科目.学生结束义务教育时,应将宪法的复印件发到每一名学生手中.为了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第145 条和146 条规定,公共教育机构在录取学生时,应根据其能力和志向,不得以其父母的经济及社会地位或宗教信仰定其去留.对家庭困难的大学生应提供奖学金,直至毕业.[15]
第二,国家符号蕴意统一.魏玛时期国家重要的象征符号——国旗、国徽与国歌都与大学生的爱国传统有关.《魏玛宪法》第一编第3 条规定：联邦国旗颜色为黑、红、金三色,它曾经是“德国大学生兄弟会”的会旗.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大学生们以“黑、红、金”三色象征“荣誉”、“自由”和“祖国”.1848 年欧洲革命中,“黑、红、金”成为德意志自由、统一的标志.1919 年,该三色旗成为魏玛国旗.国徽则是以黑鹰为图案,红喙红爪,金色为底,象征、统一和自由.魏玛的国歌是《德意志之歌》,1841 年,“德国大学生兄弟会”的成员改写歌词,歌名直译为“德意志高于一切”,它声明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高于各邦王朝.这首曲子先被“德国大学生兄弟会”定为团歌,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向往,1922 年被定为国歌.
3.开展经济帮扶,凝聚国家力量.在国家认同的支持系统中,经济激励深刻地影响着民众对国家的信心、认知和判断.
在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初,德国大学生人数激增,增长率为345.3%.[16] 导致学术行业人满为患、就业困难.此外,飞速的通货膨胀令大学生的生活也日益维艰.这一窘境引起了魏玛政府的重视,1920 年,普鲁士教育部长写信呼吁改善大学生的就业状况,普鲁士政府拨款5 万马克救助大学生.1921 年,国家劳动部、工会联盟和“德国大学生会”联合召开会议,讨论如何避免大学生因经济困难中断学业.国家统计局则着手进行量化调查.国家内政部也拨出专项救助款.1924年后,国家经济趋稳,政府对大学生的救助款逐年递增.1925 年拨款180 万马克,1926 年300 万马克,1927年330 万马克,1928 年380 万马克（后增补90 万马克）.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虽然魏玛政府面临巨额财政赤字,但政府仍然向大学生们伸出了援助之手.1930 年,政府拨款320 万马克.1932 年计划拨款220万马克.[17]除了政府的扶持之外,各州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展开对大学生的救助.尤其是财政状况较好的普鲁士政府,除了发放补助之外,还实行生活减免措施,比如优惠公交和、演出票等.
在经济援助之外,切实解决大学生的生活困难也被纳入政府计划,例如大学生面临着学生公寓数量不足,社会住房租金过高的困境.为解决这一问题,1926年学生宿舍工程开始被纳入国家住建计划.《爱尔福特计划》提出免除大学生的板凳费、学杂费、杂税等.
(二)共同体的召唤：社会系统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
在社会层面上,魏玛时期的社会舆论和社会文化生活为大学生们描绘出一个共和国的愿景.
1.以社会舆论引导爱国主义.在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初,一些媒体的舆论宣传客观上也起到了国家认同教育的作用.1918 年,大学生刊物《学术期刊》刊登了一篇题为《未来之路》的文章,用煽情的文字追古思今,阐述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18] 1919 年该刊物又发表题为《自我反省》的文章,更加明确地呼吁大学生认清现实,不要妄想复辟旧制度,必须接受新国家.[19]大学生社团“温高夫团”为了建立其成员对共和国的信心,发表文章《鼓起勇气》,用朗朗上口的文字鼓舞大家共建未来：“吾兄吾弟,国之改变不遂心意,但时之所迫,须摒弃前嫌,乘风破浪,同舟共济,莫怪他人之失,齐声呐喊：全体船员,各就其位！众志成城,无往不胜……”[20] 这些舆论在大学生中间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他们积极参与平定叛乱、保卫国家的战斗.
2.以文化生活熏陶自由理想.魏玛共和国尽管经济颓废、政治混乱,但是文化生活却大放异彩.二十世纪20 年代,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等产业蓬勃兴起.尤其是电影独树一帜,大学生们喜欢这种图像艺术,不仅因为对剧情的喜爱,而且因为观影过程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体验“整体性仪式“的机会,抒发了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向往.此外,美国艺术、歌舞、流行乐也成为大众潮流.随之而来的美国体制也影响了德国的年轻一代,自由主义思潮盛行.例如著名的包豪斯术学院,一改传统刻板的教学方法,教学方式丰富多彩.教师不再墨守成规,而是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在当时的大学生们的眼中,魏玛共和国是美国制度的一次尝试,美国式的或许是拯救德国的另一剂良药.
（三）塔的奏鸣：高校中的国家认同感教育魏玛时期的高校也大力开展公民教育,高校、大学生社团及教师都是这一链条的有机组成部分.
1.高校机构的政治教育.为了鼓励大学生信任国家,熟悉时政,1920 年,全德大学生大会在威尔茨堡召开,倡议推行“公民教育工作组”,将公民教育纳入高校基础课程.工作组形式多样,有历史教育组、法律教育组、哲学教育组等,每个工作组均由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1921 年的全德大学生大会重申了上述任务,并提出了高校政治教育的路径与方法,要求各高校勇于探索适合自身的政治教育方法,杜绝生搬硬套,将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学科.[21] 1922 年,“德国大学生会”下发《哥廷根紧急纲领》,督促“公民教育工作组”的工作进度,并鼓励高校开设政治研讨课,配备专门的思政教师.高校积极响应,如科隆大学的斯梯尔-所罗门、法兰克福大学的瑙曼.为了避免政治教育陷入教条主义,调动大学生的国家热情,一些新式政治高校也应运而生,如党人瑙曼弗里德里希·瑙曼推行“公民学校”,以国家统一思想作为办学宗旨.人士恩斯特·雅克在柏林建立了“德意志政治学院”,讲授并研究国家方针、法律等,传播思想.[22]
2.大学生社团的政治教育.德国大学生素有结社传统,在国家认同感的培养上,大学生社团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德国大学生兄弟会”是德国历史最悠久、人数最多的大学生社团,它将国家公民观和民族共同体教育融合在一起,注重品格塑造和个性培养,唤醒大学生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其政治教育手册中写道：“政治教育是德意志人们精神贵族化的手段.理想的教育是民族与政治相统一.”[23]P5 宗教大学生社团将政治教育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如天主教大学生社团以天主教教义为出发点,针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对成员的思想困惑进行疏导,力求达到对社会和国家的共识.新教大学生社团“温高夫团”阐明其政治教育的任务是：致力于建设文化共同体,培养民族共同体成员.[24]
3.教师的价值导向作用.许多高校开设了陶冶国民品格的“文化课程”,并由一批信奉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教师任教,他们的价值导向作用潜移默化地向大学生们灌输了主义的国家理念.如哈勒大学的神学家德恩,为了消除大学生中的沙文主义,他奉劝道：“用狂热的、极端宗教主义的爱国思想来保卫祖国是错误的.相反,它只会葬送祖国.”[25]P50《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极大地挫伤了大学生们对共和国的信任,许多教授担心大学生陷入极右主义.海德堡大学统计学教师埃米尔·古姆保列出了详实的档案数据,揭示了共和国政府为减轻制裁做出的不懈努力.[26]慕尼黑大学法学教授汉斯·纳维斯基从法理上对《凡尔赛和约》做出了中肯的评价.柏林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梅尼克发表演讲《共和国、资产阶级与青年》,为共和国极力辩护：“不要再追随右翼党派了,用你们清晰的理性来拥护共和国,反对一切骚乱.我们需要年轻人的振奋和理想主义来建设祖国,但必须以理性来引导.”[27]P25（四）知识精英的呓语：国家观的承续、断裂与重塑魏玛国家认同感的塑造还体现在大学生的国家观与行动中.在德国大学生的国家观中,他们忠于并非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文化内涵上的“祖国”.
前者是一个短时段概念,其社会基础是具体的“公民”.后者则是一个长时段概念,其社会基础是抽象的“人民”.在共和国初期,他们认识到解决困境的唯一出路是与共和国合作.
1.保卫国家的军事行动.为了保卫新生国家,重建秩序,大学生们积极参与到保卫国家的军事行动中,如市民卫队、安全队、志愿军等等.“我们知识分子是人民和祖国未来的精神领袖.我们的目标是以武装斗争参政卫国.”[28]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许多大学生志愿参与维稳.柏林、但泽和马堡的大学生组成卫队负责保卫国民议会选举.弗莱堡大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参与“预备役民兵大队”.汉诺威大学生与国防军展开合作.1919 年2 月6 日,在大学生临时志愿军的保卫下,制宪国民议会在魏玛举行.同年3 月,巴伐利亚大学生宣誓：“我们不仅应在和平时代忠于祖国,而且在危难中更要不离不弃…若为祖国故,私利皆可抛！”[29]
2.经济自助以救国.在国家经济形势不振、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公共资助对于数目庞大的大学生而言是杯水车薪.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大学生们决定展开自助,工读大学生诞生,即边打工边学习.1921年全德大学生大会提出了经济自助目标：其一,通过自助渡过难关,这既是危机时代义大学生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拯救国家的直接表现.其二,体谅政府的困境,时刻准备救助国家.其三,每个困难学生都要积极自助,可在上大学前打工,可假期打工,还可暂时中断学业打工.自助思想也被大学生广为接受.正如乌尔姆评价的那样：“从来没有哪个经济计划如此深入人心.‘德国大学生会’的爱尔兰根大会计划使一个团体同心协力、鼓舞人心.”[30]P114自助计划使个人与集体融为一体,集体主义精神得到升华,国家主义理念得到巩固.
3.领袖国家观的形成.魏玛共和国并非是通往纳粹的康庄大道,但它做出的种种努力终未能抵过世界经济大危机.魏玛时代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始终阴魂不散地萦绕着大学生,精英感的崩溃和对帝国时代的向往促使大学生不断右倾.而当共和国束手无策时,纳粹却在高校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在1929 年的“大学生议会”选举上,纳粹大学生候选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在海德堡大学和哈勒大学得票率为13％,在柏林大学和耶拿大学得票率为15％,在爱尔兰根大学得票率甚至高达33％.1929 年之后,大学生对民族主义的狂热已经驷马难追,右翼民族主义大学生如同第三帝国扎根高校中的癌细胞,不断吞噬着共和国.正如阿尔蒙德一针见血的评价：“要解决有关国家认同意识的危机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一种有可能解决集体忠诚冲突的方式是,以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为中心形成强烈的民族主义.”[31]P39
三、德国国家认同感教育的启示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家认同感教育具有特殊的地位与意义,不仅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客观上促进了大学生们接受制理念、增进了国家责任感和公民使命感,而且这是一次具有开先河意义的尝试,拯救了俾斯麦留下的那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它的方法和路径成为二战后联邦德国实施公民教育重要的依据和框架.诚然,魏玛共和国最终被纳粹德国所取代,但大学生最终倒向纳粹,无法用“必然”或者“偶然”来概括,这是一个长期“必然”因素积累下的、历史“偶然”事件促成的事实.国家认同的建设并非朝夕之事或口舌之功,而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魏玛之殇留给后世的思索是沉重的,但仍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启示.
首先,通过教育革新塑造一代新人.教育是国家认同的智力支持,人的培养离不开教育,观念的塑造更离不开教育.德国并没有政治教育的传统,而魏玛共和国却首次将教育作为培养国家新生代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增进国家认同.魏玛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政治教育机构“国家服务中心”,高举宪法为大旗实行教育改革,以文化教育学派弘扬公民教育思想,重视教师的价值导向作用,鼓励大学生将爱国主义付诸实践行动.这一系列改革形成了从思想到行动的国家认同教育体系,正如凯兴斯泰纳所说：“假如新的人民国家不决心从教育制度内部机制进行彻底地改革的话；假如它不懂得通过智慧的手去铲除教育机制内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障碍的话；……那么,这种新的人民国家也不会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12]P208
其次,通过文化传承确立价值核心.文化是国家认同的精神动力,根据文化教育学派的观点,既非教育的手段,亦非教育的目的,价值观才是教育的使命,教育是以文化传递为媒介的对个人精神发展的一种援助,一种内部力量,要防止文化断层,借助教育来形成和延续民族.在德国历史发展的链条中,断裂性是其显著特点,尴尬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构成、派别众多的宗教信仰以及长期的分裂割据,使国家认同问题如同幽灵一般始终萦绕着德意志,所以“德意志人”认同的载体只能是“文化”.斯普朗格曾与凯兴斯泰纳曾多次通信探讨德国教育与人的培养问题,他认为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不适用于德国,德国应采用文化主义教育学,因为实用主义是脆弱的,而当现实社会出现危机时,“文化”堡垒却是可以固守的.在魏玛时期,文化教育学尤其强调个体教化与民族教化间的关联.斯普朗格说,“我们需要的是……与德意志、与民族、与国家捆绑在一起的个体精神和全面教育.”[32]魏玛时期大学广设“文化课程”,发挥了文化的陶冶作用,向大学生们灌输了主义的国家理念.经济危机爆发前,主义与共和主义思想家也深受欢迎,如海涅、斯宾诺莎、伏尔泰、罗曼·罗兰等.他们的作品对大学生们认同共和国起到了精神净化的作用.
最后,构建多方位、立体层次的教育合力.魏玛时期的国家认同教育并非简单的理论灌输和政治说教,而是从经济、政治、文化、情感等维度进行突破,以国家、社会、学校、个人四个层面相互支持.第一,经济保障是国家认同的内部根基.国家经济的良性发展是民生的基础保障,稳定的就业市场也需要健康的经济环境来提供.因此,魏玛初期和中期的改革与经济帮扶取得了广大大学生们的妥协与合作.第二,制度构建是国家认同的外部保障.魏玛政府先从法制体系的层面给予国家认同以保障,如《魏玛宪法》中对国家性质的规定,高屋建瓴地定下了国家基调.而后建立了专门的政治教育机构推进国家认同.并且积极推进社会互嵌与阶级融合,促进不同群体间的理解,消弭隔阂.第三,认同是一种心理情感取向和归属感,国家认同感无法强制,更不是仅凭简单说教或知识传授便可形成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必须充分调动参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自发走向自觉.魏玛时期的社会舆论和公众文化对大学生们的国家认同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构建了一系列的国家象征和符号,如国旗国徽和国歌.“政治教育工作组”与多门人文学科相结合,强化学生的国民身份归属意识.大学生社团鼓励成员积极探讨社会时政问题,“德意志政治学院”师生重点研讨国家总政方针、基本法律等,将大学生们求知的热情与参与国家公共生活实践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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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为什么选择非洲过去几年来,笔者所在团队一直在非洲实地从事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本文是对既往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对于近代中国的演化,存在不同角度的理论构建,但是中国被动卷入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