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启蒙何谓康德的纯粹理性的建筑术？,本文是启蒙学士学位论文范文与启蒙何谓康德和纯粹理性和人性有关论文范例.
启蒙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因为为知识论的表述所主导,并且对体系的说明也很繁难,甚至对理性的综合还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一直以来,建筑术在有关批判的研究中都没有能得到充分的阐释,甚至被否定.然而,事实上,作为批判这一构筑体系的方法论的方法论中专门对建构体系的方法的说明,它不仅区别于分析要素的要素论,明确了说明体系可能性的方法,架构了批判的框架,也因为引入了一个实践的目的论,改变和定格了批判的旨趣.就此而言,它不仅提出了体系,使得批判得以功成,也让批判由一个说明何为科学的导引深化为了一个奠基人之为人的智慧的启蒙.
【关键词】
形而上学；方法论；科学；导引；启蒙
中图分类号：B516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8）06-0063-08
作者简介：
张广,江苏徐州人,哲学博士,（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博士后.
基金项目：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18wkpy66）
虽无法“高达苍穹”,但仍须能使人“家居”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735.本文标注页码并非引用书籍所标页码,而是按照研究习惯标注原著A、B两版中的相应页码. .除去知识上似是而非的“幻象” （Schein）,也还是“人得以为‘人’的规定” （Bestimmung des Menschen）.甚至,不论是赖以栖身的“房舍”,还是不可企及的“高塔”,只要是“建筑” 就已经表明：存在着一个主体营造自身的构想.因为,不管是否可能,作为人的“规划” （Plan）,“建筑”都是人造之物,都传达了某种人对自身存在的处置.并且,在批判之中,也的确如此：理性的综合不仅借助“直观” 和“概念”的区分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29、74、863. 被发现为让我们知识得以统一的“统觉” ,也借由对形而上学问题的解析被追溯为建构主体自身的“理想”.因此,作为说明理性如何建构的“方法论”,批判也就不仅是说明何谓“科学” 的“导引”（Propdeutik）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868. ,也是一个阐明人之为“人” Kant, Logik-Vorlesung, Hamburg: Meiner, 1997, IX,S. 25. 涉及康德其它著作,也按照研究习惯标注普鲁士科学院版相应篇目缩写与页码. 的智慧的“启蒙” （Aufklrung）Kant, Beantwortung die Frage: Was ist Aufklrung, Hamburg: Meiner, 1999, VIII,S. 35. .
并且,指出存在着有衍变成“幻象”的可能,不仅没有意味着就否定了理性的建构,反而因此排除了它的自我否定,为“家居”的自我建构提供了可能.因为,“幻象”只关涉“辩证”,只是一种混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了理性建构自身.并且,也正因为指出了“辩证”,才提醒了人们要谨守理性的“界限”,不要因为外在的干扰而招致自我否定的“背反”.何况,籍此,批判不仅排除了基于“幻象”所提出来的“家居”家长式的“独断” （dogmatisch）,还提出了确保理性建构得以实现的“自由公民的认同”（Einstimmung freier Bürger）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766. .可见,批判不仅阐明了理性的建构所以招致非议的原因,也呈现了确保自我建构的“规范”（Kanon）.如此一来,批判也就不仅是涉及一个建构人性的启蒙,还是一个建构人性的奠基.
当然,要理解这一人性的奠基,也并不容易.并且,理解的困难就在于批判道出了奠基的不可能.因为,之所以难以理解不仅在于批判对体系的介绍不仅繁难,也有失语,也在于批判从一个“体系”中分离出了“直观”和“概念”这两个性质完全相反的要素.如此一来,不仅道出了理性的建构总是受到我们感性的限制；并且,批判也指出了,与“直观”辩证还会导致对“概念”因而对理性的否定.更不要说,批判也的确缺少一个“概念”建构系统的详尽演绎,尽管它提供了进行这一说明的所有环节.因此,相对于一个说明了自我建构何以可能的方法论,批判也难免给人一种印象：它并非一个什么说明了“人的本质”的启蒙,而只是一个顶多说明了如何系统化我们知识的一个知识论.甚至,它都不被看作是说明了如何体系化我们知识的知识论,因而只被当作是一个我们知识要素的罗列这种困难体现在有关批判的研究上的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局限知识论中对理性的限制,以及批判并没有提供一个概念的系统以及说明概念如何演化为一个系统,而否定批判已经导出了建构知识的体系的可能（Kemp Smith, 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London: Palgre Macmillan, 2003, 1923, p.579; Paul Guyer, Kant and die Claims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5; Dieter Henrich, “Systemform und Abschluβgedanke—Methode und Metaphysik als Problem in Kants Denken”, In Kant und die Berliner Aufklrung: Akten des IX. Internationalen KantKongresses, Bd.I, Berlin: Gruyter, 2001, S.90-104）.当然,尽管人们也会运用实践的目的论来纠正这种偏差,但还是忽略了其在知识论中研讨的必要（Hffe, “Architektonik und Geschichte der reinen Vernunft”, in Immanuel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 v. Morl und Willaschek, 1998, Akademie Verlag, S.621）.可见,作为“科学”的“导引”,批判还没有被充分地揭示为展示建构理性体系的可能的方法论.不过,这为本文的写作留下了空间. .
一、科学：合目的的体系
作为一个对理性建构的专门称谓,对于康德而言,显然“建筑术”（Architektonik）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860. 这一术语并非如其字面所表明的那样是一门关于如何建造屋舍、修葺庭园等等诸如此类机巧的“技艺” （Kunst）Hffe, “Architektonik und Geschichte der reinen Vernunft”, in Immanuel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S.619; Paula Manchester, “Kants Conception of Architectonic 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ume 41, 2003, p. 195. 在此,Hffe的特别贡献就是凸显了批判的实践旨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引入世界公民的意图；Manchester则回溯了建筑术的学术史,为我们理解这一概念的发展提供了相关背景. .不同于此,他所谓的“建筑术”与我们的认识能力相关,是对我们系统化我们的知识使之进阶为“科学”这一理智能力的描述和提点.就此看来,似乎康德只是在比拟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一术语：就像人们将四处分散的、不同性质的材料搜集起来,继而建造出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场所那样,我们也会运用我们的理性,将我们杂多的感知按照一定的规则整合起来,从而建立起它们之间的关联,使之成为具有特定对象或者一般规定的系统性知识.不过,这样一来,对于批判而言,使用“建筑术”这一术语简直就是因为修辞而进行的一个冒险：将虽然有相似之处然而却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相提并论,尽管可以借助一个具象的领域来将一个抽象的领域描述得浅白易懂,但是这也会因为前者的具体而遮蔽后者的抽象.
与此同时,“建筑术”这一术语也并非只是指涉建造这一活动外在的形式和可能.它也涉及建造这一活动的基础和意义.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呈现出人之于他存在的基础性意涵.因为,建造立足于对自我生存空间的一个整体性“规划”之上.因此,“建筑术”不仅意味着将分散的、不同性质的材料搜集起来,也意味着构造出人存在的基础和整体.在这一个意义上,它就是人本质的投射.因为,“建筑”（Gebude）意味着“定居”（Anbau）.不同于没有固定居所的“游牧”（Nomaden）,“定居”意味着人建立了固定的、一般的、整体性的生活.因此,作为“建筑”的科学,“建筑术”也就可以与外在的建造活动相剥离,进而有别于偶然的、变动的、没有根基的生活被看作是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和建构,因而也就是一个说明存在的“智慧” （Weisheit）的启蒙.所以,使用建“筑术”这一术语,也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修辞,因而只是用来说明“科学”所具备的一个形式.与之相反,它可能是一种洞见,即发觉知识包含着人本质的建构.这样,“建筑术”这一术语不是形容了“科学”的形式结构,而是深化了对知识的本质认识.
诚然,就像批判区分“直观”和“概念”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对于感性地认识对象的我们而言,也只有串联起我们杂多的感知,建立起它们之间的关联,我们才能领会对象.因为,存在于时空之中的对象,它所以如此,或者不能如此,都有赖于人们去发现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而建立起这一原因和结果的关联,无疑需要一个主体意识的综合这里对应批判中的“形而上学演绎”,即区别于对象的给予,作为表象指出知识与概念之中的综合有关. .不然,对我们而言,对象就只是杂多的观感,而非一个因果的关联.并且,这样的一个认识只有追溯到一个主体之上才能得以完成.因为,要想达到对对象本质的认识,就要求对对象有一个原则性的把握.而处在感知之下的事物,它所以如此,总是取决一个先行的原因.但是,在时空之中对这一原因的追溯总可以上溯到更上的原因.因此,它永无穷尽,所以由此也不会得到任何对“事物自身”（Ding an sich）的认识.与之相对,原则不是别的什么,就是主体自身的规定.只有与一个主体关联起来,人们才能为一个事物找到一个绝对的原因.可见,知识不仅与主体相关,并且也只有与主体关联起来,它才能真正获得自己的本质这里对应概念的“先验演绎”,即将概念上升到原则,因而超出一切经验指出概念为主体的规定,知识奠基在主体的综合之上..
并且,同样应当注意的是：康德首先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位文学家.语词的使用,对他而言,首先是传达实质,而不是形象地说明.何况,没有本质的澄清,也很难有说明的形象“家居”这一话题也延续在荷尔德林的诗情与海德格尔对其的阐释中.不过,尽管荷尔德林提出了面向神的存在之问（Hlderlin, “in lieblicher blue”, in Smtliche Werke, Bd. 2, Hrsg. von Friedrich Beiβer, Stuttgart: Cotta, 1953, 1808）,并且海德格尔对此也有展开这一疑问的阐释（Heidegger, “Bauen Wohnen Denken”, “... dichterisch wohnet der Mensch ...”, in Vortrge und Aufstze, GA VII,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2000, 1951）,但因为缺乏像批判这样一个明确区分直观和概念的方法论的自觉,人们从中所能看到的不过是诸多可能的变幻,甚至只是一个问题,而不是决断的尺度、疑问的实质.因而,批判之于文学或许确有修辞上的抽象,因而较之相应的阐释有脱离具体情境的缺憾,但仍不失为直指根本的觉察. .所以,“建筑术”这一术语不应只是一个知识形式的描述,因而只是一个没有道出知识本质的修辞.将其只看作“科学”形式的形象说明,正如已经阐明的那样,不仅低估了批判的深刻,也会因为肤浅与知识的本质失之交臂.与之相反,“建筑术”不仅提供了我们认识的一个整体框架,也说明了这一框架植根在主体的规定之上,是我们自身本质的展开.因此,运用”建筑术“这一术语,不仅道出了”科学”的形式框架,也形象地传达出了康德对于“科学”和理性自身的准确把握.就此而言,无疑,即使康德可以因为运用一个具体的领域来说明一个抽象的意涵而占有修辞的形象,但是这一功效也要屈身于康德作为哲学家所具备的对事物本质的洞见.
事实上,对康德而言,理性的综合不仅表现为发动理性对我们的感知进行整合,使之成为“系统”的“科学”知识,也建立在实现我们“理性自身的诸目的”（teleologia rationis humanae）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867. 之上,是一个我们本质的建构.因为,在批判之中,借由“直观”和“概念”的区分,康德不仅像在范畴演绎中那样将其展示为整合我们感知的“统觉”,也像在辨证论中所做那样将其追溯到整合主体为一体的理性的“理想”.就此而言,理性的综合无疑不仅被发掘为我们认识的主观的原则,也是构筑我们主体性,并且是使之获得普遍性的建构.因此,作为一个建构“体系”的方法论,批判不仅是一个说明了知识如何系统化的“科学”的“导引”,也是说明理性的综合为一个我们本质的建构的“启蒙”.对此,“建筑术“不仅相对于要素论,道出了批判说经何以建构的“体系”的方法,因而提出了批判的建构,也将批判从一个说明何为“科学”的“导引”转变为了一个说明如何实现我们本质的一个“启蒙”.
二、理性：不可能的直观
批判立足于一个主体自身的建构之上,这一“建筑术”所传达出来的见解似乎并不见容于批判.因为,在一个说明科学之为“科学”的“导引”中,无论如何理性都会被要求与对象相符合.并且,借由“概念”和“直观”的区分,批判不仅首先表明理性会运用于“表象”对象之上,进而也将理性的运用限制在“可能经验”的范围,甚至最后还将理性超验的运用都断定为“幻象”.如此一来,批判无疑包含限制甚至是否定一个“体系”的因素,因而它的工作似乎只是消极的：将思辨的理性运用拉回到经验的运用上来.不过,这不仅与“建筑术”所呈现的最终格局相左,也与批判所植根的形而上学的诉求相悖,甚至不能涵盖批判分析的方法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因为,致力于导出“先验综合判断” 可能性的批判,其目的是提供科学体系的可能性,而不是限制理性的架构.因为,形而上学寻求的就是超验的原则.因为,区分“直观”和“概念”不仅表明了理性关切对象,也表明了它乃是出于主体自身的主张,可以为主体自身的规定.
实际上,批判一开始就表明了：理性不满于经验,必超出经验.它所面对的问题,即“灵魂”“自由”和“上帝”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7、391、828. ,虽与经验相关,并构成经验的基础,但它们显然超出了经验,不能混同为经验.首先,“灵魂”尽管是现象的“本体”（Substanz）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401. .但是,它超出了直接的“直观”.继而,“自由”虽然提供现象以一个原因,并构成现象的“总体”（Totalitt）.不过,因为是一个绝对的原因,它不能等同于有限的经验.最后,“上帝”,作为“总体”的“总体”而存在一个“理想”,更是远离“直观”.因此,可以说,这些问题的提出恰恰说明：人们不会满足于在经验中来认识,而是要超出经验来认识经验的基础、架构和系统.因此,不管是解答这些问题,还是满足我们不可以满足的认知,都要求我们将理性与经验剥离开来,从超验的规定上来把握我们的理性.如此,康德才是承继了而不是放弃了形而上学.
并且,形而上学的三个问题也的确给我们划定了一个主体的领域.首先,“灵魂”这一观念本身就意味着主体,因而它甚至并不会如康德所担忧的那样被错认为一个超验的客观“本体”.再者,“自由”这一观念因为是自身的原因,它也预设了一个主体.并且,因为它与客观的“总体”相关,因而还是主体在这世界的展开.最后,“上帝”这一“理想”,也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个绝对的主体性.并且,因为它综合了理性所有的原则,在批判之中它更是一个主体的全体.因此,形而上学不仅意味着为现象提供一个主体上的根据,也意味着建立一个主体的本质.易言之,也就是依照“上帝”这一理念建构起一个理想性的人格.这样,批判也就先定了自己要在主体性上找到客体性,并且还应是人类的规定的一个建构.
与之相应,划分自身为一个分析要素的要素论和一个说明如何建构体系的方法论,以此批判也明确地表明了它寻求的是一个主体自身的建构,而不仅仅是一个对客体的综合.首先,通过“直观”和“概念”的区分,批判就已经清晰地说明了：不同于表象客体的“直观”,作为“概念”理性是主体自身的综合.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利用一个消极的辩证论,即一个关于“幻象”的逻辑论,批判还进一步说明了这种综合绝不可能是对象的规定,反而是出于主体自身的一个建构.最后,在方法论的说明中,批判更是向我们阐释了区分“直观”和“概念”不只是为了说明“知识的体系”（System der Erkenntnisse）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867. ,而是为了给“人的本质规定”确立一个“立法”（Gesetzgebung）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868. .可见,批判也是一个确立人之为人的“智慧”的“启蒙”.
当然,无论是在形而上学之中,还是在批判之中,作为“科学”的基础,理性的建构都无法脱离”直观”,都需要与“直观”结合起来.正如一开始就提及那样,“科学”无论如何都是关于对象的知识,尽管同样它也是主体的知识,甚至如我们所揭示的那样在本质上为一个主体自身的建构.因此,也如批判所表明的那样,理性的运用都应该限定自身在“可能经验”的范围内,并且不能将自己与“直观”相混淆,因而只能将自己看作是纯粹主观的“概念”.但是,这个限定仍只是一个外在的限定,而不是一个根本的否定.它只是限定了理性运用的领域与方式,而没有否定理性运用本身.与之相反,也如我们已经展示的那样,批判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理性运用的限制,也提供了一个说明理性的建构是一个主体自身的建构的说明.并且,也如已经提到的那样,后者的可能,恰是因为有了前者的限定,才解除了自我否定的问题.
三、辩证：仍未澄清的概念
为化解形而上学问题,进而说明一个“体系”的可能,正如《纯粹理性批判》要素论所展示的那个样子,批判拆解了“体系”.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做法,说明了“体系”的可能,也给认识“体系”和批判带来了困难.首先,综合的“体系”湮没在了拆分的“要素”中.当然,相对于此,批判不仅在要素论中最终分离出了“体系”,也运用了方法论说明了这种分离的成功.不过,这种分割的做法,还是可能带来一种误解：批判并非一个提供了建构一个体系的方法论,而只是一个分析了不同要素的要素论.在一个“体系”中分出“直观”和“概念”这两个要素,这一做法不仅将理性展示为“出于概念” （Aus Begriffen）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741.这里对应的是康德所谓的“哲学知识”（philosophische Erkenntnis）,即源自于概念自身规定的知识. 的一个主体的综合,也展示为一个在直观中的“构造”（Konstruktion）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741.这里对应的是康德所谓的“数学知识”（mathematische Erkenntnis）,即运用在直观上的概念的表象. .并且,后一种意涵被先行地展示了出来.这样,人们很难避免不将批判理解为一个关于“直观”何以可能的探究,而不是将其理解为“概念”建造了一个“体系”的说明.换言之,批判似乎更是一个“直观”的解析,而不是一个“概念”的发掘.
其次,作为点明批判分离两个要素是为了分离出一个体系的可能的方法论,相较于要素论的面面俱到,过于抽象和支离.这无疑也增加了人们理解批判为一个说明建构一个“体系”的难度.与之相反,方法论作为最后的总结,本应有点睛的功效.但是,它还是分出四个章节.并且,在每个章节中,还有进一步的划分.不得不说,这样的做法在力图充分说明批判的意图和功能的同时,也削弱了它自我总结的能力.并且,尽管不可不谓是面面俱到,但是在一些关键的地方,方法论还是有些含混.然而,事实上,相对于要素论,作为说明一个“体系”何以可能的总结,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方法论不仅提出了知识的系统化架构,完成了批判的建构,也因为引入了一个实践的目的论,从根本上改变了批判的意涵.较之这些基本的意义,一个支离且抽象的方法论不可不谓捉襟见肘.
再者,康德在辩证论中分别处理了三个特殊的形而上学问题,却没有充分说明它们相互间的关联,也削弱了它说明形而上学问题作为发源于同一个理性而具有的普遍意义的能力.与之相反,他应该将这些问题串联起来,进而将它们演绎为理性走向一个体系的不同环节.否则,可以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个特殊的形而上学问题,而不是一个普遍的形而上学.然而,形而上学作为理性的诉求,正如康德所揭示的那样,它不仅是三个问题,不仅来源于三个不同的推理形式,也是源自于一个理性的一个“体系”.无疑,康德在一个需要发声的地方保持了沉默.更不要说,这些问题的化解在一个分出两个要素的要素论中,不仅被放置在最后的逻辑论中,还相对于肯定性的分析论被放入了否定性的辩证论.这样的做法无疑也隐藏了批判试图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抱负,因而遮蔽了它作为阐明一个体系何以可能的本意.
还有,对康德而言,区分“直观”和“概念”的做法,不仅是一个分离出体系可能的方法,也是对理性运用的一个限制,甚至因此取消了理性的运用.利用一个要素论,批判不仅将”概念“与”直观“分离了开来,进而在”概念“之中发掘出了一个体系,也就是理性的“理想”.与此同时,批判也表明了,理性的建构不仅与“概念”相关,也与“直观”相关.并且,为此也明确地将理性的建构限制在了“可能经验”的范围之内.可见,批判在说明一个体系何以可能的同时,也带出了对一个体系的限制.这就是说,理性的建构总受“直观”的限制.又因为相对于“概念“,“直观”总是有限的感性形式.如此一来,可以说,批判不仅将理性的建构限制在了“可能经验”的范围内,也取消了它得以完全实现的可能.因此,的确在发现了体系在“概念”有其可能的同时,批判也揭示出了理性建构的限制,并且在这一限制上取消了它现成地建成一个体系的可能.
并且,批判不仅道出了对一个“体系”的否定,还将这一否定追溯到了理性建构的自我否定.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批判是为了化解形而上学问题,才批判理性.但是,对于形而上学问题分析,批判并没有只停留在“直观”和“概念”的区分中指出：相对于客观的“直观“,作为”概念“的理性是纯粹主观的“观念”,因而不仅它缺少建构一个现实的“体系”的客观性,也不可能由有限的”直观“那儿借取充分的客观性.在这之上,批判还将形而上学问题揭示为理性自我否定的“二律背反”,并且是取消了理性”理想“的“辩证”.如此一来,批判也就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建构一个体系的限制,也展示了一个从根本上取消了建构一个体系的可能.可以说,正是因为要化解形而上学问题,寻求理性建构自我的可能,批判也带出了理性自我否定的可能,因而它事实上不仅是一个说明了理性建构何以可能的重建,也是一个取消这一建构可能的毁弃.并且,正是通过与“直观”的分离,批判道出了毁弃.
四、批判：启蒙人性的导引
罗列认识“科学” 进而明了“智慧” 的诸多困难,并不表明在批判之中洞察这些进展就毫无可能,因而意味着从根本上就否定了批判带来了这样的转变.当然,困难是确实存在的,而且也确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不仅体现为批判表述的繁难,也体现为这种转变自身就带有问题.但是,问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为我们的一知半解或者拒绝认识这一转变提供托词.因为,困难的存在也意味着进行转变的必要.因为,问题不仅意味着进入一个领域的障碍,也意味着我们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对一边收到感性挤压、一边又会被理性引导的我们而言,一个超验的“理想”我们不仅不会放弃,还会必然地主张（参见Antagonius） Kant, “Idee zu einem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in 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Politik und Pdagogik,Berlin: Suhrkamp, 1977,
VIII, S.20. .何况,作为“科学”的“导引”,批判不仅在一个要素论中分离出了一个“体系”的可能,也在一个方法论中运用“建筑术”这一方法论的说明说明了上述方法开启了这种可能.可见,它既不乏进入“科学”的动力,也已经带出了“科学”Hffe, “Architektonik und Geschichte der reinen Vernunft”, in Immanuel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S. 625.德国观念论将批判贬义为还不足够科学的导引,而将自身称之为科学的展开,无疑忽略了导引对康德而言具有使科学成为科学的本意,批判也发现和展开了科学的根据,即我们理性的建构.尽管无论是费希特的主观观念论展开了观念自身的活动,还是黑格尔客观的观念论呈现了观念历史的演进,这些确实展开了科学不同的向度. .
无疑,植根在“理性自身目的”之上的理性的综合,不仅是一个建构”科学”的“技艺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860. ,也包含着实现我们自身的“智慧”.并且,借由要素论中“直观”和“概念”的区分,批判已经向我们明确地展示了：我们的理性不仅在“直观”中朝向客体,作为“概念”它也植根于主体,并且建构着主体.因为,它不仅被追溯为架构“直观”的“统觉”,也是被揭示为建构了“概念”普遍规定的“理想”.与此同时,在方法论中通过”建筑术“这一章节,它也说明了上述方法所具有的相对于力图揭示事物自身发展的“实现” （参见Werden）Hegel,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amburg: Meiner, 1988, 1807, S.13. 而具有说明一个主体自我成就的能力.可以说,在“科学繁荣”（Wachstum der Wissenschaft）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V. 的时代,批判不仅立足于科学追求实效这一现代潮流,也揭示出了这种诉求所植根因而引为基础的一个主体的自我建构.因此,它不仅揭示了“科学”的实质,阐明了“科学”的意味,也开启了“智慧”,不可不谓是一个对人之为“人”的“启蒙”.
并且,批判的上述功能,不仅体现出了一个以“科学”为特征的现代立场,也带出了追求自我普遍实现这一一般的诉求.正如我们已经阐明的那样,“先验综合判断”之所以不仅是一个“科学”的架构,也是一个“人本质”的普遍“立法”,不仅是一个区分了“直观”和“概念”之后的一个结果,也是一个本来就存在于形而上学之中因而存在于理性之中我们的一个普遍诉求.当然,批判并没有像基于“概念”和“直观”的辩证而赋予这一诉求以绝对的客观性.但是,将其还原为一个主观的“理想”,不仅修正了过去的错误,避免了现代的虚无,也超越时空道出了理性的本质和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批判对于理性进而对于人的说明具有一般意义.由此不仅批判可以提炼出自身的基础,理性也为人展开其普遍的规定.
当然,作为纯粹主观的规定,理性不仅显示为一个可能与他人达成一致因而超越了纯粹主观性的立法,也显示为个体可以拒绝与他人达成一致,甚至因此引发与他人形成冲突的“任性”（Willkür）.并且,只要理性是一个主观的规定,这种冲突的可能就不会消除.当然,理性总是主体的规定,这种冲突的可能也不会消除.因此,面对这一形而上学问题,尽管批判呈现了化解的可能性,但是声称可以使我们理性获得“完全的满足”,批判还是有因为对自身成果的乐观而遮蔽我们理性自身复杂性的嫌疑.因为,达成一致,只是一种可能,一个“理想”,而不是客观的现实,不是全部的可能.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将批判当作一个揭示了理性“立法”的“导引”.并且,是一个对理性“立法”的修正的修正：区别于因为辩证而主张的“独断的运用”（dogmatischer Gebrauch）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741. 和现代怀疑主义的放任自流,批判提出了理性“争论的运用”（polemischer Gebrauch）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767. ,带入了一个“世界公民”（Weltbürger）的视角Kant, “Idee zu einem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in 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Politik und Pdagogik,Berlin: Suhrkamp, 1977, VIII, S.17. .
不同于被动表象对象的“直观”,作为主动运思的“概念”,理性意味着主体自身的发动.即使这一主动因为有对对象的关切,因而被要求与对象相对应,以至于在这一对应中我们不再区别“概念”与“直观”的差别,将“概念”就认作为“直观”,从而让纯粹主观的理性陷入自我否定的困境,进而失去了它自我实现的可能.但是,作为一个普遍的“概念”,理性既不能由有限的“直观”所赋予,也必然会超出“直观”,表现为一个主体自身的规定.因此,即使没有批判,人们也还是会察觉,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并不局限于有限的“直观”,对对象的把握除了这种被动之外,还有我们自身的主动,并且是能赋予我们感知基础和整体性的主动.不过,对于曾迷失于和将来还会迷失于与“直观”的辩证的我们而言,作为一个指出我们的本质植根于我们自身的“概念“的说明,批判永远都不失为一个必要的、能揭示我们本质的一个启蒙,而且是一个揭示了我们本质普遍实现的启蒙.
五、结论
指出我们在世“家居”,就不仅道出了在世所具有的整体状态,也道出了人的操持是建构这一整体的基础.可以说,“建筑术”不仅呈递了“体系”这一我们感知的基础形式,也呈递了构筑这一基础形式的主体性.因此,理性的建构在批判中不仅可以理解为整合我们外部世界的一个建构,也应该理解为发端于人自身对存在的一个全面“规划”,因而是人自身本质的一个展开.并且,就实质而言,它只能被理解为后者.因为,正如批判区分“直观”和“概念”所表明的那样,能够赋予存在以整体性的只能是提出了普遍原则的内在的自我意识,而不能是随时空转变的外在的周遭世界.另外,相较于“巴比伦塔”式的主张,“家居”还是一个修正,并且是修正的修正：它不仅排除了引发争议的理性“独断”的运用,也排除了对理性运用的否定,而以“争论”的运用方式展示了理性普遍运用的可能性.
对批判而言,“建筑术“不仅综合了它之前所区分出来的“直观”和“概念”这个不同的要素,提出了“体系”这个理性可以赋予知识同时也可以赋予批判以整体性的“科学”架构,也因为联系到一个实践的目的论在基础上改变了“体系”因而也改变了批判的意涵,让批判由一个说明了科学何为科学的“导引”进阶为阐明人何以为人的智慧的“启蒙”.无疑,“建筑术”是批判达臻成熟和深化的标志.并且,借由上述两个要素的区分,批判不仅排除了引发争议的理性与“直观”的辩证,也补足了近代立足于经验而无法洞察经验植根于我们自身的普遍规划之上的不足.这样,它既赋予了理性运用立足于“科学”的现代形式,也补足了现代对于道德考量的不足,提出了理性普遍运用的可能.当然,作为一个形而上学问题的化解,批判不仅提供了建构“体系”的可能,也带出了否定“体系”的可能.
（责任编辑哲之）
上文点评:上文是一篇关于启蒙何谓康德和纯粹理性和人性方面的启蒙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启蒙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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