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内迁：上海企业另辟路径赴延安,该文是关于企业方面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与烽火和路径赴延安和上海企业方面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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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夜成危地
1937 年8 月14 日,经受了一整天炮火炙烤的上海,沉入黑夜.但位于虹口区胡家桥嘉德里8 号的一处小院里,响起阵阵钢铁相碰的叮当声.这儿是一家名为“利用锁厂”的小工厂,30 多名工人正在抡锤敲钎地拆卸机床.而一个身材瘦小的年轻人,则乘着幽暗的月色,对每组零件一一清点记录.
他叫沈鸿,浙江省杭州府海宁县( 今浙江省海宁市) 人.13 岁那年,沈鸿只身离家到上海滩闯荡.从布店学徒干起,一边打工,一边自学机械技术,25 岁时终于与朋友们合伙办起这家锁厂.6 年来,厂子规模慢慢扩大,产品不仅在上海站稳脚跟,还远销到香港和南洋.
但“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向上海发起了全面进攻,工厂最为集中的闸北、虹口、杨树浦等地最先陷入火海.其中,申新纺织厂更是在开工时突遭轰炸,数百工人悉数遇难.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8 月14 日上午,沈鸿和其他几位股东,冒着林弹雨齐聚厂房,紧急商讨工厂求生之策.然而,话没说上两句,一枚枚炸弹顷刻落下,厂房的后山墙轰然倒塌……显然,机器留在厂房中,后果不外乎两种：一被侵略者炸毁,二被其利用.
沈鸿提议,马上拆卸机器,零件封装保存,迁入内地.此意见为大部分股东所接受.最终,他们决定让沈鸿带上10 套可相互配合的工作母机( 即生产机器的机器) 零件,迁入内地建分厂,生产机械零件支援抗战；剩下的则分装深埋,以待战事过后重整旗鼓.
而就在此前的7 月30 日,上海工商业界德高望重的胡厥文( 注：著名实业家,上海机器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也已召集同行专门讨论内迁问题.之后,各界人士关于工厂内迁的呼吁一浪高过一浪.8 月10 日,国民政府终于责令“资源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共同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简称“监督委员会”,林继庸为主任委员,负责对内迁工厂提供经费、安排路线.
沈鸿在卢湾区找到了“监督委员会”的办公室.一打听才知道“难”,国民政府一开始只同意下拨15 万元,林继庸等人凭借“老关系”从资源委员会处拨借了56 万元,这才解了内迁资金匮乏的燃眉之急.因此,“监督委员会”只得选择一些关系重大的命脉企业提供扶持,而像沈鸿的“利用锁厂”等一批中小企业只能自费相随.
沈鸿在向股东们讲完申请的遭遇后,咬紧牙关说道：“凑钱,我们也要自费内迁！ 说什么也不能呆在这里等着日本人炸！”
壮别苏州河
只是,沈鸿没有想到,接下来的生死,一次又一次地摆在自己面前.
首先就是迁移路线的选择.如果跟着大部队走,目标过大；但不跟着大部队走,万一大部队根据时局临时调整了目的地,自己即使安全迁到其他地方,也办不了开工手续.无奈之下,沈鸿决定：跟上大部队.
其实,大部队初步的路线早已定下.根据上海民营工厂分布状况,“监督委员会”决定：水陆并进,先将机器、材料拆迁至武昌徐家棚集中,然后分别西上宜昌、重庆,北上西安、咸阳,南下岳阳、长沙.
然而,仅仅两天后,随着“八一三”事变爆发,车运商洽失败,火车又被军队征用,陆路运输已然无望,上海与外界的交通唯剩水路.至此,包括获得扶持以及自费相随的在内,一共148 家企业,只得听天由命,一同从水路踏上凶险的内迁征程.
8 月22 日,上海顺昌机器厂最先开始从苏州河装船起运.到25 日,锁厂租来的两条木船,也在苏州河畔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准备装船出发.出发前,沈鸿特意和工人们每人照了一张大头照,权当留念.
为防万一,当时内迁的各家船只连在一起,待到夜深人静,悄悄向前进发.但随着黎明的降临,轰炸也相伴而来.不幸中的万幸,沈鸿他们的木船没有中弹.
几天昼伏夜出,沈鸿他们到达了第一站——苏州.在这里,机器被装上小火轮托运至镇江,然后再转轮船一路驶往武汉.
初次尝试成功后,滞留上海的很多工厂物资开始急遽运出.8 月底,更多的内迁工厂纷纷启航出发.内迁进程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9 月.
从武汉再出发
历尽千辛万苦,沈鸿等人终于在9 月中下旬随大部队抵达武汉.武汉是当时内迁的主要目的地,但上海最终只有121 家民营工厂、总计1500余技术工人和5000 多吨物资到了这里,其余尽皆葬身途中.
刚松一口气,令沈鸿以及所有内迁人员万万没想到的是,国民政府没与当地协调好,提供不出足够可建厂的地方.林继庸找有关部门交涉,也是无济于事.
就在大家手足无措之时,正在汉口养病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得知了这一情况.正欲发展当地工业的他,向民营资本家们抛出橄榄枝,以减免厂地印契附加税为优惠条件鼓励企业进川.
而最终迫使工厂再次大规模内迁四川的,还有日益恶化的战局.1937 年12 月13 日,南京被日军攻陷,唇亡齿寒,武汉形势亦愈加堪忧.可是,沈鸿没有足够的钱继续西行了,也不愿再这样一味地随大队人马奔逃下去.
就在沈鸿一筹莫展之际,身为《大公报》战地记者的范长江来到武汉.范长江1937 年2 月曾到达延安,采访了、周恩来、朱德等高层领导人.在武汉的演讲中,范长江身临其境地描述了延安自力更生、斗志昂扬的生活.
不仅如此,沈鸿还在三联书店遇到了老乡陈振夏.两人此前相交甚深.陈振夏告诉沈鸿,他准备去延安.
沈鸿再次听到“延安”,心里不禁生出了一丝亲切.恰好,几天后,9 月25 日,领导的八路军115 师在平型关痛打日本侵略者的捷报传到武汉.国人无不欢呼雀跃.沈鸿开始对领导的抗日武装刮目相看.他当即给上海的股东写信,提出搬迁到西北去的愿望.股东们很快回信表示赞成,并且委托沈鸿全权处理.
西安智斗国民党特务
10 月份,沈鸿托陈振夏向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打听,延安需不需要机器? 八路军汉口办事处接到信后,很快派人来请沈鸿到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面谈.办事处负责人钱之光亲自出迎.
双方定下协议后,钱之光找来具体负责的赖祖烈,同沈鸿商谈迁移细节.赖祖烈提出,国民政府的封锁很紧,要先想方设法拿到迁移委员会准许迁往西安的通行证,到了西安,再想办法去延安.
当时国民政府重新划定了由武汉再次内迁的目的地,包括重庆、湖南常德等5 处,西安不在其列.资源委员会以此为由,拒绝发给沈鸿.沈鸿锲而不舍,先后5 次找到迁移委员会,力陈西安也是大后方、在那里发展汽车修配产业的重要性.最终,资源委员会同意发给沈鸿迁移证.
只是,他们说什么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小企业会连人带机器投奔.
1938 年1 月,拿着通行证的沈鸿一路绿灯到达西安,在钱之光的穿针引线之下,很快就和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伍云甫、熊天荆夫妇取得了联系.
但出乎沈鸿意料,伍云甫告诉他,目前机器还没运到,他们一行还不能马上住进办事处所在的七贤庄,要设法在外面拖一段时间.
沈鸿瞬间疑窦重重.伍云甫连忙低声向他说起根由：原来办事处所在的七贤庄,八号是八路军的,七号是国民党的,四号又是八路军的.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对八路军办事处进行监视而特意设置的.如果沈鸿等人贸然入住,势必会引起特务的猜疑.
于是,为避开特务的耳目,沈鸿特意拿着准迁证,去见国民政府陕西省建设厅张厅长,并声称要到此投资办厂.张厅长一看是政府资源委员会推荐来的,自然重视,不仅亲自迎接,还陪同他视察、选厂址.“考察”五六天后,沈鸿发现身后的“尾巴”果然渐渐没了.
也正是在此时,沈鸿得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密信,机器已经运到.当夜,西装革履的沈大老板悄然消失,神不知鬼不觉潜入七贤庄.
几天后,1938 年除夕的凌晨时分,沈鸿等人将10 台机床和新买的柴油发动机等物品装满5 辆延安派出的汽车,趁着国民党最松懈的时刻,悄然离开西安,奔赴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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