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秩序困境：大众的弊端,本文是关于西方政治类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和大众和大众*和政治秩序困境有关开题报告范文.
西方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从政治上说,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如何建立既符合世界潮流又适合自己文化传统的政治体制的问题.
历史地看,政治秩序建设从前是问题,现在是问题,将来也一直会是问题.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诞生之后,欧洲哲学家包括黑格尔曾经认为,“民族国家”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各种制度的最后最完美的阶段.之后,马克思等更是预言,国家最终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终结.20 世纪90 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说,西方是“历史的终结”,即西方式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完美的政治制度.
已经有人指出,任何具有“终结”色彩的政治制度思维和“人类末日”论者的思维没有多大的区别.实际上,有关“历史终结”的观点,一方面是西方世界人类进步观（往往是历史单向线性观）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式一直在不断扩张的乐观情绪.不过,在经验层面,这种乐观的观点很难找到足够的支持.不难发现,西方式政治是随着西方的地缘政治扩张而扩张到非西方世界的,但随着西方的扩散,不仅的形式在不断变化,的质量也在转变,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扩散,另一方面是扩散过程中所包含的危机.
近代形式的或者“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起源于西方,逐渐向非西方国家传播.在西方,有大量的著作描述西方发生和扩散的过程,但近来最著名的还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生前所著的《第三波：20 世纪后期的化》.在这本书中,作者不仅论述了从西方向非西方传播的过程,也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讨论发生和传播的条件.很多人把亨廷顿的观点“庸俗化”,仅仅把作为一个价值和政治意识形态,把和“历史的终结”联系起来.
根据亨廷顿的归纳研究,第一波发生在19 世纪早期,主要是在西方文化圈的扩张,其标志是普选权扩展到了白人男性.在其顶峰,第一波产生了29 个国家.直到1922 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上台,第一波出现倒退,低潮的时候只剩下12 个国家.第二波浪潮发生在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也随之扩张.到1962 年为,当时有36 个国家被视为是国家.但第二波也同样出现回潮,在1962 年至1970 年代中期,国家减少到30 个.
不过,这里人们对这两波浪潮所产生的国家的统计数字,也具有很大的争议.白人男性的普选权,在很长历史时间里是有各种财产限制的,而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权,更没有考虑进去.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的数量就要大打折扣.例如瑞典一直被视为是第一波化的国家,但这个国家直到1971年才把普选权给予女性.实际上,前面两波所产生的,也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精英,而非今天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大众.
第三波化始于1974 年葡萄牙的内部变革,类似的政治变革在20 世纪80 年代扩展到拉丁美洲,在1986 年至1988 年扩展到亚洲社会（菲律宾、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然后是20 世纪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的东欧国家.从数量上看,这一波成就最大,在这之后,有100 多个国家被视为是国家.不难看到,第三波的大都是非西方国家.
从扩张的过程来说,很容易得出上述“历史的终结”的结论.不过,的扩张过程也是的危机过程.今天,无论在发达的西方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这并不是说,非国家的政治秩序没有问题了.相反,很多非国家也同样面临甚至是更为严峻的政治秩序问题.就是说,无论是还是非国家,都再次面临政治秩序重建的问题.探讨西方式之外的政治秩序的可能性的意义就在于此.人们所要检讨的是一系列的问题：西方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在非西方世界扩散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问题？如何寻求西方的替代政治秩序？
毫无疑问,西方的核心在发生变化.从国家层面看,很难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整合力量.二战以来,西方一直为能够整合国内各民族而感到自豪.西方一些国家,经常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民族政策,但忽视自己国内的民族矛盾.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语人口,曾经公投要从加拿大独立出去,但没有成功.近来是英国的苏格兰.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西方其他很多国家,一旦条件出现,独立自治运动会自然回归.
当然也会有人论证说,西方这些国家都能通过的手段,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问题是,如果意味着出现越来越多的小国家,人们并不能确信诸多小国家的并存,是否就是西方的政治常态.从历史上看,西方曾经出现几波帝国融合和解体的过程.近代欧洲国家的形成,既是帝国解体的产物,也是统一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无论是帝国的解体还是民族国家的形成,都充满了暴力和战争.如果众多的小国家之间发生冲突,融合便会成为必然；而融合的过程往往不是的、和平的,更多的是通过暴力和战争.这一点几乎是历史的铁律,很难改变.
从理论上说,能够促成民族国家的整合.但从经验上看,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这一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绝非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一个暴力和战争的过程.确切地说,民族国家的形成大都是通过战争完成的.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的过程的确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矛盾的缓和.但即使是这样,也是有条件的,最主要的是经济因素.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利于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经济发展；而又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处,扩散到不同社会阶层.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不仅不同的民族可以得到整合,不同社会阶层也可以得到整合.但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民族分化的力量和阶级分化的力量就会崛起,挑战现存国家.这个道理很简单.马克思还是对的,经济基础的变化,会导致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
今天的西方民族国家就面临这种局面.就民族问题来说,无论是苏格兰还是其他地方,都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就苏格兰来说,这一波独立运动固然有其历史因素,但主要还是起源于撒切尔当政期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之后,苏格兰人的经济状况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在政治精英和民众中产生了独立自治的概念.而英国政府长期以来并没有严肃看待这件事,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长期以来,苏格兰地方政府一直为苏格兰人的福利而努力,在有限的自治权力下,追求和英国“不一般”的政策.这种努力强化着地方居民的地方意识或者政治认同.
更为重要的是,民族问题不会因为政治的出现而消失.意识永远替代不了民族意识.在不同民族之间,任何一个问题的出现,都有可能转化成为民族问题.美国在经历了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种族问题之后,人们过分乐观地以为种族融合了,种族问题解决了,于是出现了美国是种族“大熔炉”的民族理论.但2014 年的弗格森击事件,再次说明了表面上的种族融合是如何脆弱.尽管美国已经产生了黑人总统,但民族问题依然照旧.
经济状况的变迁也影响着西方国家国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经济好的时候,福利政策没有问题,但一旦经济转坏,福利就会恶化.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各国经济都面临结构性调整,但福利社会有效地制约着这种调整.同时,国内收入差异加大,往日的中产阶级受到挤压.今天西方频繁发生的街头运动,就是这种经济状况的反映.实际上,弗格森的击事件所导致的种族冲突,也具有深刻的经济背景.问题不在于白人杀了黑人,而在于为什么这个事件导致了黑人迅速动员起来.这背后还是种族之间的经济问题.
就是说,西方是与西方经济和社会结构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形式的变化.也很容易理解,前者的危机也会导致后者的危机.亨廷顿讨论的3 波化聚焦于从西方到非西方的扩展.从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看,西方内部的变化也已经历了3 个大的阶段,或者说经历了3 次大的转型.
在西方的历史上,第一波化可说是资产阶级的化.在化之前,西方大多是君主贵族政权.资产阶级是第一个有能力和君主贵族分享权力的社会群体.第一波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也就是精英.在资产阶级阶段,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配合得非常好,即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很融洽.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政权本身是资产阶级所产生,前者是后者的代表.从经济形式看,这个相当长的阶段属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政府和资本往往站在一起,对雇用工人（劳动者）进行剥削.这种“人吃人”资本主义可以从马克思、狄更斯、雨果等作家的描述中看得非常清楚.
第二波西方化的动力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为了利润,大力发展产业,到处拓展市场.结果,不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且也培养出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队伍.这个阶级早期受资产阶级的剥削,但随着其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其基于“人口数量”之上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他们开始要求和资产阶级分享权力,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等.工人阶级运动开始发挥政治影响力.工人阶级运动对西方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会过分.
第三波西方就是大众.资产阶级创造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进入政治过程,这使得西方大众化变得不可避免.之后,各种社会群体包括妇女、少数种族等也通过各种社会运动（例如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进入政治过程,的大众化过程至少从理论上说已经完成.
现在人们把很多权利和化联系起来.在历史上看,的确很多权利尤其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是随着化而产生的.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很多方面的权利,尤其是经济和社会权利,在化之前已经实现.西方很多方面的社会制度建设发生在大众化之前,甚至在专制主义阶段.最明显的就是法国的教育制度是在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时代建立的.可以说,西方大多数基本国家制度和大众化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联.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国家制度建设在先,化在后.大部分国家制度必须在大众化之前得到建立.如果不能得到建立,那么在化之后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化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能量.不过,这种政治能量可以有效地摧毁现有的制度,但不能同样有效地建设新制度.历史地看,政治对国家制度建设的贡献并不很大.我们可以举美国为例.美国是典型的国家,其大部分制度都是建国那一代政治领袖建立的,后来只是修修补补.只有在20 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当社会经济的动荡威胁到政权生存的情况下,才利用危机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也试图为穷人建立医疗保障制度,但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危机没有对政权产生足够威胁的情况下,各方面的力量很难妥协,重大的改革自然很难成功.实际上,制度是一种极其保守的制度.在政治下,各方面的利益都可以得到表达,但要他们之间作重大的妥协则非常困难,因此制度非常有利于维持现状.
大众对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精英（资产阶级）阶段,尽管也开始了选举,但本质上说是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互相选择的过程,政治和经济体系互相配合,没有重大的冲突.在大众化的早期,政府开始和资本脱离,向社会倾斜,但政府还是可以超越资本和社会,在两者之间充当协调人.但在大众时代,政府很快向社会倾斜.大众说到底就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对政治人物来说,要得到政治权力,首先就要得到足够的选票.很显然,从选票数来讲,社会大众远较资本来得重要.这使得今天的大众越来越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
在福利国家,大众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著.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但问题是,谁来埋单？西方的政治人物不管自己国家的经济体已经不能承担福利负担,但为了选票还得继续承诺高福利.而大多社会群体则看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们也不愿放弃任何利益.高福利的钱从哪里来？向老百姓借钱,向外国借钱,向未来借钱,这些都是西方的方法.高福利也是当代欧洲危机的根源.
更为重要的是,大众也很难建立一个强政府.在全球化时代,政府的税收政策成为问题.一方面是本国资本全球化,但是政府没有有效的税收机制对流向海外的资本收税.不仅如此,政府也很难对仍然处于本国的资本者（富人）征税,因为一旦税收过高,会迫使这些资本者流向海外.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向中产阶级征税.而中产阶级在制造业和金融业全球化的影响下,其生活已经相当艰难.政府向中产阶级征税就很难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更进一步,西方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一种互相否决的制度.这和上述的保守性有关.因为各种利益都可以被动员,如果在各种利益比较平衡的情况下,谁也成为不了多数,就造成了互相否决的局面.
（摘自东方出版社《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 作者：郑永年）
归纳上述,这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大众和大众*和政治秩序困境方面的西方政治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西方政治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原型和母题：大众期刊幽默的存在形式
姚元权【摘要】大众期刊的许多幽默故事,其人物与基本故事情节具有一定的范式 本文以特剐关注杂志“开心事”栏日刊发的幽默故事为例,根掊“原型与母题”理论,从.
戴锦华：大众文化到底是什么？
从“创造101 少女”到“宫斗剧”,再到“抖音”短视频,大众文化又一次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批评者说,大众文化使人变蠢,它是&l.
戏曲如何讲述西方世界的故事：以京剧《浮士德》为例
冯丹丹（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剧戏曲学 北京 100029）【摘 要】改编名著关键在于推陈出新,开辟视野,在原著的思想意义上赋予其时代特色,表现形式上创新又不失戏曲传统,使其符合大众审美需求 京剧浮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