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干的作家论八十年代文学场中的陆文夫,该文是作家有关本科论文怎么写与陆文夫和巧干和年代文学场中相关论文范文文献.
作家论文参考文献：
一
“”结束后,陆文夫二度复出.1978年《人民文学》第4期发表复出之作《献身》时,陆文夫尚在距离苏州数百公里之遥的苏北“西伯利亚”射阳改造.几个月后,陆文夫回到苏州.第二年春,《献身》荣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陆文夫发表了短篇小说《崔大成小记》、《特别法庭》.1980年发表短篇小说《小贩世家》 （后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往后的日子》、中篇小说《有人敲门》 （60年代旧作）.短篇小说《一路平安》 《春游》 《秋风起》和《唐巧娣翻身》也在这一年完稿.1980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为其出版“十七年”作品集《小巷深处》.复出两年,陆文夫先后两次获全国大奖,旧作结集出版,可谓顺风顺水.
但只要稍稍注意,就不致忽略：1981年9月至1982年12月陆文夫没有发表任何小说.这颇耐人寻味.比陆文夫复出稍晚的高晓声,此时已连续三年出版小说集,创作势头丝毫没有减弱.作为老友的陆文夫作何感想？面对作品的质与量,如何兼取？或许有读者提出过类似问题,陆文夫在一篇创作谈中着重作了回答.他说：
“我觉得第一是不能性急,切忌病急乱投医.不能幻想世界上会有一种什么方法、什么流派、什么主义,一学会之后便能写出什么惊人之作、不朽之著,便能‘一炮打响’.……我接触过很多写出过‘一炮打响’作品的同志,他们当时所想的并非是‘一炮打响’,而是‘一吐为快’.一炮打响是一种客观的效果,一吐为快才是主观的动机.如果主观动机想一炮打响,客观效果往往是无声无息.或者是喧嚣一时,噪音而已.写出过‘一炮打响’作品的同志,对他作品的客观效果往往是始料之所未及.这倒不是说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不能统一,而是因为想‘一吐为快’时才能真正吐出一点东西.血管里流出来的总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总是水.”
陆文夫强调写作不为“一炮打响”,只求“一吐为快”,“一炮打响”不过是“一吐为快”的客观效果.这意思是说真正好的作品是有话要说、“一吐为快”的,如同血管里流出的血,与自身融为一体.却不禁要想：在那个满世界“伤痕”的文学浪潮中,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没有作品发表,难道真的只是无话可说？还是另有隐情？
曾经有学者认为高晓声复出时的心态是“心有余悸”.“复出后的高晓声,是时常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的,因而也时时保持着警觉.”“……使得高晓声重新握笔时总是格外小心翼翼,注意‘分寸’.他总在提醒自己,要‘包包扎扎’,要‘搞一点模糊’.这当然严重阻碍了他文学才华的发挥,也阻碍了他更真切地表现苦难和更深刻地反思历史.”这种心态的分析更适合陆文夫.1979年初,阔别文坛二十余年的高晓声到南京望“风气”时,把《李顺大造屋》交给陆文夫,请陆提意见.陆对小说大加赞赏,但提出结尾过于黑暗,要修改成“光明的尾巴”,否则这种“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作品很难发表.陆文夫颇有先见之明.小说经修改后发表,仍遭到许多攻击.从这不难看出,陆文夫的政治嗅觉要高于高晓声.政治嗅觉高,又想要有所作为,自然更加心有余悸.
陆文夫理解这种心态,更善于表现这种心态.1980年《雨花》第1期发表的《小贩世家》描写的就是这种心态.小贩朱源达为着生存,解放后小心翼翼地做小贩生意,在历次运动中百折不挠,逐渐赢得“我”的理解和尊重.等到“”结束,“我”满心以为朱源达会重拾小贩生意.然而长期运动和坠入底层的磨难使朱源达后怕不已,自感做小贩低人一等,最终舍弃小贩生意,捧上了“铁饭碗”——到工厂做扫地工.另一篇小说《圈套》则将心有余悸的心态推演到极致.主人公赵德田历经劫难后,以为迎来了生命的春天,不料想周遭遍布的是死亡陷阱.他眼中的每一件小事都可能把他推向死亡,譬如吐一口血,便以为得了癌症,非得把医院的检查做了个遍才安心.一次意外,妻子施小梅把新买的痰盂套在了赵德田头上,怎么取都取不出.赵德田立马想到的是施小梅要谋财害命.于是吵架、动手.最后隔壁老太太提出送医院,才将他安抚下来.送医院途中,又冒出各种心理幻想,担心遇上“小萝卜头”,担心遇上同事,到了医院,担心简直比患了癌症还严重.在医生帮助下,痰盂终于取了下来.赵德田重见天日,却并不轻松,反而感到毛骨悚然：“病倒是没有了啊,可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哩？！”《圈套》设计奇巧,把赵德田日常生活的“患失症”表现得入木三分.
新时期初,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赵德田般的“患失症”：担心意外,害怕失去.灾难虽然过去了,但身心经过长期束缚、禁锢,脊梁压弯了,自尊萎缩了,自信摧垮了.生活的美好虽在眼前,长期小心谨慎的心理伴随怀疑、恐惧,挥之不去,甚至在某些封闭的时空中延续着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身体固然是解放了,人的心却被自己缚住了.这种心有余悸的心态既是艺术的表现,更是现实的再现.
二
总括一句,长期养成的谨慎心态和目前乍暖还寒的气候使经历三起三落的陆文夫总是提着胆儿小心翼翼地创作.复出之后,陆文夫小说产量总体不高.那些五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像王蒙、刘绍棠、从维熙,复出之后发表中长篇的数量远远胜过陆文夫.虽然写得不多,但陆文夫非常重视质量.也可以说,新时期初,与一些作家的埋头“苦干”相比,陆文夫更重视“巧干”.
“巧干”不是不干,是更重视排除障碍和把握机遇.参加会议被陆文夫视为观察政治动态和文艺风向的“武器”,也是“巧干”之所必需.新时期文学会议多如牛毛,很多作家深以为累.陆文夫却觉得极有必要,有时甚至到了不参加会议便会写不出来的地步.“如果顺利的话,大概到明年的春末和夏初可以结束这一个阶段计划,然后便想出去和下去走走.走也走不远,除了多访问和参加一些文学活动以外,转来转去还是在苏州.我很喜爱这个城市,也很熟悉这个城市,我觉得我离开了苏州便写不出东西,但是不出去走走,不适当地参加一些活动也写不出东西.今年的上半年,从参加全国文代会以后,我参加了不少会议,这些会议虽然耽误了一些创作的时间,但也很有收益,使我思考和明确了一些问题.要不然,目前手中的工作也是无法进行的.”这段话摘自陆文夫写给《文艺报》编辑部的回信,看起来漫不经心,实际上透露出许多信息.
新时期初,组织会议传递文艺风向,仍是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方式.一个作家能不能参加某种会议,参加会议发不发言,有时都可视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而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能不能召开研讨会,如何召开,文艺领导有何批示,批评文章如何组织,是重要的风向标志.作家参加会议了解风向流变,把握创作尺度,并非可有可无.不仅作家如此,刊物主编、编辑编发作品,无不如此.一旦稍有不慎,做出越轨之举,极有可能面临悲剧命运.而1981年初,陆文夫身边恰巧发生了一件堪称冤案的悲剧事件.事后陆文夫的反应,鲜活地再现了当时的心态.
事情要从1980年10月召开的江苏省第一届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说起.这届会议的主角是出席青创会的70多名青年作家,但事件最后的导向指向了陆文夫和《雨花》主编顾尔镡.适逢《雨花》笔会的中年作者和江苏作协从事专业创作的老作家们同时举行会议,《雨花》编委和编辑部同人也参加了青创会.会上,作为江苏省青年文学工作委员会委员的陆文夫作了一个题为《突破》的报告,顾尔镡接着陆文夫作了一个题为《也谈突破》的报告.顾尔镡的报告涉及“四项基本原则”,部分语句被有目的地截取呈报后,成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当时情形非常严重.主管宣传工作的亲自下达指示要重点调查这一事件.江苏省委更是严阵以待,屡次三番地召开批判会批判顾尔镡.“当时的情势的确十分严重,省文联主席李进声色俱厉地在全体大会上宣布,《雨花》今后三个去向：一、撤销停刊；二、人员全部撤换；三、移交出版社去办.尽管顾尔镡不在现场,他日子肯定不会好过,一个小小的刊物主编,竟然总书记亲自批示,后果岂可预卜,可想而知,承受的心理压力实在太大.”《雨花》是江苏省文联机关刊物,1957年创刊,在动荡岁月中历经停刊、复刊、更名等变故,直至1978年10月复名《雨花》.复名后的《雨花》,在主编顾尔镡领导的编辑部的努力下,团结了方之、高晓声、陆文夫等一批复出作家,刊物办得有声有色,一跃成为“全国一流的省级文学刊物”,为江苏文坛的复兴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就在《雨花》跃跃欲试,希望有一番作为时,天上突然下一个“闷雷”,使刚抬出去的一只脚又缩了回去.这一事件一直折腾到年底才以主编顾尔镡和副主编叶至诚去职、刊物检讨重整而告平息.《雨花》原本力求进取的锐气也一蹶不振,从此跌落为扶植江苏新人的地方刊物.这便是令人扼腕的“突破”事件.
“突破”事件是冤案,但撞在口上就很难全身而退.二十四年前的“探求者”一案未尝不是如此.叶至诚和陆文夫仿佛重温着历史.然时过境迁,再不可能像五十年代那样下放农村、工厂,但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并非明日黄花.一年后,叶至诚为出版散文集修改旧作,果断删去一些引起争议的文字,并为此感到庆幸：“八二年底,就是出于省得麻烦的缘故,我改去了‘表现我’的提法,当时那场历时二十多天的风雨还不曾袭来,也没有预兆.不过,后来在那场风雨之中,江苏确有人想依据这篇短文抓我的‘辫子’,声称‘表现我’是江苏第一个提出来的,我这改动之举倒仿佛有了先见之明.”可见,历史造成的心有余悸的心态很难一时去除.陆文夫在这一事件中不是当事人,但作为事件的触发者,承受了不小压力,以至于1981年3月初和高晓声的广州之行处处流露出对“气候”的反应.“在越秀公园的镇海楼上,我又读到了黄巢的菊花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百花杀’.在苏州读这首诗还觉得有点气派,和节令也是比较吻合的.到了广州再读这首诗便觉得大而无当,十分可笑了,因为你若发时百花并不杀,想杀也杀不掉的！”陆对诗句的记忆有误,拼叠了黄巢和朱元璋的咏菊诗.但不论结尾是“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还是“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其中隐含的肃杀意味都很明显.陆文夫三月初访广州时,向江苏省委传达了关于《也谈突破》一文的批示,要求彻查.陆写作此文是4月,江苏省文艺界已展开对顾尔镡的批判.陆借广州早春百花皆宜的“气候”凸显苏州“一枝独秀”（实为南京）的肃杀,虽然明里嘲笑广州气候“乱了生活,乱了季节,不符合发展的规律”,暗中抒发的却是对“花城”百花争妍的渴慕.这里广州和苏州的“气候”皆有所喻指,读者一望便知,不言自明.
1981年是“多事之秋”.政治上力求安定成为政策调整的重要方向,特别是下半年,领导人多次就统一思想作讲话.7月17日,同门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近几年出现很多青年作家,他们写了不少好作品,这是好现象.但是应该承认,在一些青年作家和中年作家中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好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在影响着一批青年读者、观众和听众.”8月,在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则直接指示：“和省、市自治区两级要按照四项基本原则清理一下最近以来理论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发表、出版的言论和作品,在六中全会以后创作发表的,还要按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来清理,选择其中一些主要的错误的东西加以批评.”针对错误的批评,胡乔木更明确指出：“有些文艺刊物引人注目地大谈政治问题,例如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突破’和‘修正’问题.”因此,针对思想涣散软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统一思想成为当务之急.、和胡乔木等领导人的讲话,为这一时期的文艺事业定下基调.
善于观望“风气”的陆文夫面对如此紧张的现实,岂能熟视无睹？二十四年前的“探求者”一案虽已平反,过去的“毒草”也早变“鲜花”,但历次要求批深、批透、批臭的运动已使“探求者”一词成为“罪过”,如同陆文夫1982年谈到被批为“毒草”的小说《小巷深处》和《平原的颂歌》时所说的,像“永不愈合的伤口,一碰就会流血,一碰就会痛彻心髓”.历史的血的教训在现实面前最容易激起防卫的心理.因此,从“突破”事件和1981年的文艺氛围来理解陆文夫的创作心态,至为重要.
一年多的时间并非虚掷.为理出一条创作的坦途,观望和思索是必要的.参加会议,关心国事也是必要的.此后,在与同行或读者的交流中,陆文夫屡次提到写作要“看准了,看清了”,“看清楚”、“想清楚”,“要想得多一点”.“看”和“想”比“写”重要得多.《围墙》的故事,陆文夫1980年就听说了,可动笔却在1982年底,发表已在83年初了.小说发表后,不仅获得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被河北省委和浙江地方县委在干部会议上印发,当作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学习材料.倘若小说1980年就发表出来,还会有这样的待遇么？
“巧干”要干得有声有色,这“巧劲”得用在刀刃上.
三
经过一年多的观望、思索,陆文夫终于发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美食家》.这部作品因为浓郁的地方味,不仅改变陆文夫长久以来单调的“探求者”身份,从写作上赋予了新的标识,也给他带来终身荣誉.陆文夫因此被认为是“美食家”,苏州人的代表,苏州文化的名片.陆文夫的作品被视为“小巷文学”、“市井文学”而受到新的推崇.
可是,在作品刚发表的1983年初,陆文夫拒绝承认是“美食家”——这和日后善写、好写谈吃谈喝文章的“江南秀士”形象不可同日而语.陆文夫不承认是“美食家”,但又表明文中所写的吃喝之法都是通过正规途径得来的“专家”之言——从苏州老作家周瘦鹃、范烟桥和程小青等处学来.陆文夫此举颇让人疑惑.为什么要打这一剂预防针呢？“美食家”这一称号到底有什么可怕呢？说来也好理解,经过了三十多年社会主义教育的国人常年生活在温饱线上下,对一个“好吃坯” “馋痨坯” “资本家”能有什么好印象？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是要被严厉批判的！只好向读者宣示真正的“美食家”另有其人,自己还很不够格,一方面防止读者先入为主,把“好吃坯”、“馋痨坯”的朱自冶误以为是作者自传；另一方面调虎离山,意图把读者的注意力转向别处.在陆文夫看来,这极有必要.
陆文夫的“预警”机制得到应验.《美食家》甫一发表,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更激起千层浪：陆文夫为什么要写一个“好吃坯”、“馋痨坯”？人们纷纷写信,甚至当面质询陆文夫：“你这个《美食家》到底讲什么玩意儿？”
陆文夫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作了不同回答.给《中篇小说选刊》写的创作谈上,陆文夫先花了一千多字的篇幅说明旧中国吃饭难,然后说道：
“旧中国十分贫穷.越是在贫穷的国度里,那饥寒交迫和穷奢极欲之间越会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在那十万八千里的高空,吃的文化也是登峰造极.作为使用某种文化的阶级可以打倒,作为某种文化的本身打不到,也不应该打倒的.吃的文化尤其表现得明显.对于此种文化应该保存并促其发展,但在使用时要有个限度,即限制在国力、物力、人力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十亿张嘴巴一齐大吃大喝,美食美饮,很容易把一个国家‘吃’得光光的.
恕我对美食家略有不恭之意,非厌饪之所致,实乃悠悠寸心,抑或是杞人忧天.”
对“美食家”朱自冶的不恭、批判,又显非本意.一次讲演,他对朱自冶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美食家》写什么？写朱自冶好吃.吃好点也不是坏事,只不过朱自冶是不劳而食罢了.关于小说的主题,高晓声有时要发这个‘谬论’的,他说：‘主题怎么个讲法呀？你要我讲主题吗？你看看这篇小说,我全讲在里边.假如主题要我用一句话来讲,讲勿出的；假如一句话能讲得出,我为啥要写这篇小说,勿要写了.’一句话讲得出,讲一句话好了,何必去浪费人家的时间呢,还要去看小说干吗？”
这即是说写朱自冶的吃既不片面讽刺,也不简单赞成,似有别指.他在一些场合又说：“《美食家》看上去是写吃,其实不是的,吃是开开玩笑的,本意不在这儿.写吃,是技巧,是手段,是为内容服务的.我想,三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搞了那么些‘左’的东西,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在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头脑比当时清楚了许多,将一些事情作一点客观的描述.如此而已.”“将一些事情作一点客观的描述”,实际并不客观,倒显得复杂.有读者就认为陆文夫搞的这种主题模糊策略正是他曾公开主张的“多主题的统一”的一种实践.所以才呈现出陆文夫对“美食家”的态度,一会儿义正辞严,一会儿理解同情；对《美食家》的阐释,也搞点模糊主义,东拉西扯,不愿意明白示人.
由于对陆文夫心有余悸的心态有所揭示,我们不至于一点不能理解他对《美食家》的态度.问题在于,在与意识形态保持微妙平衡并为作品增加保险系数之外,如此模棱两可的创作谈还传递了什么？如果仅仅一两篇或许不能说明什么,实际上,在相继发表《美食家》、《围墙》和《万元户》之后,陆文夫发表了大量创作谈.
3月,应《萌芽》之邀撰写创作谈《<小巷深处>的回忆》；4月,应《中篇小说选刊》之邀撰写创作谈《写在<美食家>之后》；5月,应武汉《风流人物》杂志之邀撰写创作谈《写社会》；9月,在昆明文学作者座谈会上发表题为《看得细、想得深、写得严》的讲话；9月,在《滇池》、《青春》举办的改稿学习班上发表题为《技巧、主题、风格及其它》的讲话；1984年2月,在上海《文学报》社举办的文学讲座上发表题为《创作靠“两条腿”》的讲话；3月,小说集《小巷人物志》第一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同时苏州召开“陆文夫作品学术讨论会”,陆文夫做了系统回顾创作道路和创作思想的发言,发表时题为《却顾所来径》；同时,在苏州大学谈创作体会,后整理成文,题为《由<小贩世家>等谈创作体会》；5月,作创作谈《造园林与造高楼——谈作品质量的提高》和《同生活靠近得更近点》；6月,作创作谈《砌墙与拆墙——关于<围墙>的创作》；9月,作如何向外国文学“取经”的专论《共同的财富》和创作谈《要看得真切,想得深刻》.
这些创作谈,有些是主题发言,有些是为青年创作者提供经验建议,更多的是创作自述.其实从1980年起,陆文夫便写作了不少创作谈.1981年下半年至1982年虽然没有小说创作,但也写了好几篇创作谈.这些创作谈,除了刺探“风向”外,更多的是自报家门.1981年的风云突变,使陆文夫“心有余悸”,更使陆文夫不满足.“探求者”时代早就过去,有的批评家还以之为批评工具,这不是要沉溺在政治的旋涡里么？他急需一种修辞来改变自我,重塑形象.1982年,他在一篇创作谈中谈如何在艺术方面提高时,着重谈生活和思想的深化要同时并进,写作志在“穷而后工”,切忌性急冒进.或许这可以看作是重塑形象的征兆.
这些创作谈看着不起眼,其实显示出创作中的内外结合：一方面掩护了小说对历史辛辣的鞭挞和批判,为小说的流通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便是为了自报家门、重塑形象.重塑形象并非可以一蹴而就,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但排除作品流通的困难无疑更为重要.所以,面对《美食家》,陆文夫一方面要澄清事实,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时机便要说不同的话.由此我们说,创作谈之于陆文夫不可小视,不仅与小说构成一种互动关系,甚至可以改造作家形象、激活作家创作.
四
1984年,陆文夫迎来良机.之前一年发表的《围墙》和《美食家》已广受赞誉.这一年3月,不仅《围墙》全票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时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苏州市文联、苏州大学中文系等多家省市级单位和《苏州大学学报》、《江海学刊》等杂志编辑部联合举办了“陆文夫作品学术讨论会”.这一次会议,陆文夫作了主题发言,系统回顾了创作道路,并展望了未来创作的方向.发言改写成两篇创作谈,即《却顾所来径》和《造园林与造高楼——谈作品质量的提高》,分别发表在《江海学刊》和《当代作家评论》.这两篇创作谈影响了后来的批评家,它们和批评家们的批评文章一起改变了陆文夫的形象.
在《却顾所来径》中,陆文夫主要谈了四个问题：“自在与自为”“歌颂与批判”“题材与开掘”“形象与概念”.概括来说,前两个问题涉及文学的外部,后两个问题涉及文学的内部.后者主要围绕题材和主题展开,谈到了题材上写凡人小事,结构上搭建一个“文学的法庭”,使“小人物”与历史合流,达到批判应有的高度.前者可视为一个问题,即对政治的态度.陆文夫夫子自道,说自己一直是一个“歌颂者”,70年代以后作品呈现批判的姿态,是因为他懂得了“批判的总体存在实际上也是歌颂”,关键是“作者的出发点”.出发点好就是“歌颂”,否则就是“缺德”.这“出发点”指的就是党和国家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原则——即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陆文夫强调自己的写作是“自为”的写作,出发点是好的.陆文夫还特别用《围墙》的写作动机来说明这一点.“小说里千万不要骂人,不要把小说当作大字报.我的《围墙》本来可以有别的写法：大家空谈一番最后围墙老造不起,没人愿干.用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写来可能很带劲,有点大字报的味道,但最后总还得有人把围墙造起来才行！因此我满腔热忱地去写了马而立.时代不同了,我们希望社会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社会中有存在的缺点要批评,但必须有一种善意.”
《却顾所来径》努力要说明的是他的作品不是,不是投,不是大炮,顶多是一剂麻醉针.他的现实主义不是伤口上撒盐的批判现实主义,是加上了一点糖醋,使人读了感到酸溜溜、甜丝丝的糖醋现实主义.而酸溜溜、甜丝丝不正是“苏州味”吗？故而陆文夫在《造园林与造高楼——谈作品质量的提高》中提出创作的总体要求是造“苏州园林”：“我觉得创作的总体应该像造苏州园林,今天挖一个池塘,明天造一座颇具规模的厅堂,后天造点儿小桥、小亭,再后天垒起一座假山,中有奇峰突起……若干年后形成了一座园林,亭台楼阁、花木竹石,小桥流水,丰富多彩而统一,把一个无限的大千世界,纳入一个有限的园林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人的作品,应当是他那个时代的缩影.”陆文夫的这个说法和他早前出版的《小巷人物志》构成了一种理念与创作的对应,说明他的理念酝酿已久,不是心血来潮.
陆文夫集中阐释了创作思想,而读者对《美食家》的主题仍想不明白,看不清爽,陆文夫颇有些恨铁不成钢.读者不能理解《美食家》的深刻主题,他只好在演讲中、创作谈中继续启发读者：“我们是搞灵魂的,灵魂只好审判,不好判刑的.我审朱自冶干什么？审到最后不好弄呀,没办法作结论.好吃,好吃怎么样？审他没得意思.我审判谁呀？我审判我自己.我的小说里,凡是被批判的人都是我；只好是我,批判谁,谁都不开心.我写朱自冶的对立面——高小庭,高小庭就是我.他的经历跟我差不多.这样,人家看了就没有人怀疑我是骂他的.”曾是“探求者”的陆文夫经历过“反右”、“”二十年的风雨涤荡,写一个“好吃”的有趣的人物岂可满足？他的希望和使命是要搭建一个“特别法庭”,对自己经历过的各种人与事,一一审视,对受难者寄予同情,对卑劣者进行讽刺,写出一代人的艰辛、迷惘与追求.而这反思和寄托之点就在高小庭.
普通读者虽然仍对《美食家》的主题理解不够清晰,可是对有专业素养的批评家来说,就不是问题.金燕玉——一位跟踪陆文夫八十年代创作的批评家这样说：“《美食家》妙就妙在看去好似在为好吃者朱自冶立传,实际上是让高小庭做自‘我’审判,从而剖析了‘自搬砖头自砸脚’的‘左倾’幼稚病,揭示出我国经济工作曾经走过的‘之’字形弯路,提出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特见解：美食是人们创造的优秀文化,人们需要美食,让美食为人民服务吧！《美食家》仿佛打开了一扇始终紧闭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户看到的景致不能不使人感到别有风味.”
如果说这位批评家为了突出陆文夫的“苏州味”,尚且矫枉过正.那么,另一位长期追踪陆文夫创作的批评家范伯群可谓点面俱到：
“还以《美食家》为例,它的主题并不是单一的.高小庭的‘大众化’导致群众生活的贫乏化,他原以为这仅是干预朱自冶的纸醉金迷的生活,实际上却违反了人们的心意,将苏州有特色的传统文化夷为平地.这是一.朱自冶是一个地道的寄生虫,但在新社会中,他是合法的残渣.高小庭缺乏‘投鼠忌器’的考虑,结果是‘鼠躲器毁’,只能出榜‘招贤’,高价征求‘修器’专家.于是‘鼠’就出来打包票：我会修！俨然以专家自居.这是二.在今天,像朱自冶这样的人,指导消遣,也未尝不可,指导工作,只会‘故作高深’借以吓人,所以绝不能给他钻空子.这是三.高小庭为贯彻他的实用主义的改革,培养过左右逢源的变形虫包坤年,包坤年在‘’中却又将他的改革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四.高小庭过去辛辛苦苦犯错误,在沉痛的教训中他清醒长进,从盲目改革到学会不‘一刀切’的领导方法,发扬了严格把关精神.这是五.此外还有：任何事物要逆转,使质量下降极为省力；但要拨乱反正,由乱而治,谈何容易.这是六.以上数点都是《美食家》的有机的侧面.但这几点又统一于一个中心点,即是三十多年工作中的‘左’倾幼稚病和实用主义的危害性不可低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朱自冶这样的沉渣乘机泛起,而‘包坤年捏着的刀柄,有一半儿是我作成的’.这就是多主题的统一.”
据说范伯群和陆文夫就《美食家》做过数次长谈.范伯群赞叹陆文夫对艺术见解的精辟,自谦为陆文夫的“传声筒”,文章不过是作者动用了对话者的“解释权”而已.数次长谈的结晶,最后概括为“‘宏观’着眼,‘微观’落笔”.新时期许多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非同一般,像范伯群和陆文夫般的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绝非个例.金燕玉和徐采石夫妇常年追踪陆文夫的创作,他们对作品的熟悉程度,首先来自于对作家个人及其生活环境的熟悉.他们对陆文夫的总体评价是写出了“一座富有苏州风味的建筑群”,建构了一个“文化的、世俗的、人生的、美的苏州小巷”.这些评价始于陆文夫的创作谈,也没有离开陆文夫对自己形象的建构.
仔细检阅1983年和1984年前后的批评文章,然后再与陆文夫此间若干创作谈和文学活动加以对读,不难看出作家自我形象重塑和作品再历史化的过程中,那些看起来颇不起眼的创作谈的意义.正是在作者和批评家的相互生产,创作谈和批评文章的相互缠绕下,作品的“意义”由此产生.陆文夫则凭借《美食家》成为写苏州的代表,凭借《围墙》成为“改革文学”的先锋.颇具“苏州味”的两篇小说为他赢得了“陆苏州”的雅号,“小巷文学”也成为其作品代称.陆文夫借此完成身份的转变.
总之,致力于撰写创作谈等自述文章以重塑形象,是陆文夫“巧干”的重要方式.
五
将“十七年”作品再历史化也是“巧干”的一种.
细心的读者想必会发现,那构成“小巷文学”的两部作品集——《小巷人物志》第一集和《小巷人物志》第二集并不都是复出后创作的作品.也就是说,构成“小巷文学”世界的,不仅有新时期作品,也有“十七年”作品.令人诧异的是,“十七年”作品更不在少数,包括短篇小说《小巷深处》 《牌坊的故事》 《介绍》 《二遇周泰》 《葛师傅》,以及中篇小说《有人敲门》.两个时期的作品,从阅读感受上说,反差很大.然而陆文夫似乎并不担心作品会给读者带来不舒适的感觉.也许陆文夫要给读者一种印象：作者与苏州的缘分至深,“陆苏州”的雅号名副其实.
这看起来更是无奈之举.1984年,陆文夫刚获得新的身份和标识——被称为“陆苏州”的“小巷文学”代表作家,此后的写作便难以为继.1985年至1990年,陆文夫一共发表了三部中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且不说其中一部短篇《临街的窗》为作家“打擂台”性质的应酬之作,另一部中篇《故事法》也是《鸭绿江》杂志多次催讨之作.实际上,自从陆文夫发表《井》（《中国作家》1985年第3期）以后,“小巷人物志”系列名存实亡.与写作的孤寂冷清形成对比的,是越来越多的头衔：1984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86年当选人大代表,1988年创办《苏州杂志》,1988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文学骑士奖”.与之相伴的是源源不断的笔会、座谈会,和在所难免的应酬和接待.许多人将陆文夫此后写作成就受限归咎于当“官”.于此看来,不无道理.
不过,完全将陆文夫1985年以后写作的受限归咎于当“官”,也不真切.陆文夫这一代作家,从写作之初就习惯了不纯粹的写作,脑袋里绷紧根弦对他们来说是压力,更是动力.协调压力和动力,并视为自我实现和自我完成而应俱受的责任,对他们来说虽不易,却也是写作日常.在政治需要文学来冲破“禁区”,引领思想潮流时,他们往往能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顺势而动,善做时代的弄潮儿.然而,一旦脑袋里的弦儿不再感到那么紧张,原来赖以成功的文学模式就面临破产的命运.就陆文夫来说,是“特别法庭”的破产.陆文夫“小巷人物志”系列的希望和使命是要搭建一个“特别法庭”,对自己经历过的各种人与事,一一审视,对受难者寄予同情,对卑劣者进行讽刺,写出一代人的艰辛、迷惘与追求.这是《小贩世家》和《美食家》的成功所在,然而也是“小巷文学”穷尽、枯竭的原因——将人物作过度的审判和肢解,导致“小巷人物志”系列后期作品浸透出深入骨髓的模式化效应.以后陆文夫也不得不承认他审判的那些小人物“大多是上当受骗,只是为了一点起码生存空间,一点可怜的私利,小偷小摸,罪行轻微,连主审的法官也不能自免.‘特别法庭’应该变成研讨会,大家向前看,来扫清前进道路上的垃圾”.
还有没有另外一种文学世界的可能呢？陆文夫在一次访问中说：“我们这一代人太过忧国忧民,一看到现实社会有什么问题,就在作品中反映,《围墙》、《井》等都属这类作品.其实我对苏州各式各样的民间行业很熟悉,也很有兴趣,像唱昆曲的艺人、家办酒席的‘挑高蒌’、做丧事的‘桥头’,都是很特殊的.我也想向民俗这方面发展,写出真正的文学,再不出去做访问、找资料,这些人都要死光了,苏州就有年纪大、绣得一手好刺绣的妇女,被召到皇宫去织革丝,故事丰富极了……”陆文夫说这段话时不过60岁,和汪曾祺复出时年纪相当.不过,大约也很难放弃原来的模式另起炉灶,终于没有写出他所羡慕的“真正的文学”.
陆文夫从五十年代初走上文坛,历经下放、复出、再下放、再复出,二十多年来为争取写作的权利历经艰辛.七十年代末复出以后,自然倍感写作来之不易.他选择“巧干”而不“蛮干”,一方面有个人气质的原因,但更像是历史的选择.陆文夫虽说也想向民俗方面发展,写出“真正的文学”.但从事一辈子写作,他会觉得《美食家》不是“真正的文学”？一个人在并不单纯的文学环境中渐成习惯,偶尔向往“自由自在”的文学在所难免.又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文学”呢！毕竟“巧干”成就了他,也成了一个紧箍咒.丢了紧箍咒,自由自在地驰骋多好！可丢了紧箍咒,能否写成“真正的文学”呢？也未可知.
【注释】
陆文夫1981年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是载于《雨花》1981年第8期的《还债》.之后发表的小说是《收获》1983年第1期上的《美食家》和《人民文学》1983年第2期上的《围墙》.
陆文夫：《穷而后工》,《长春》1982年第10期.
王彬彬：《高晓声和高晓声研究》,《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2期.
《圈套》原题为《往后的日子》,原载《雨花》1980年第8期,后收入花城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特别法庭》时,改为《圈套》.
《作家近况》,《文艺报》1981年第2期.
黄东成：《绝顶之忧》,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6页.
刘新林：《“雨花台下塑群英”——复名后的〈雨花〉与江苏文坛的复兴》,《芒种》2017年第15期.
叶至诚：《至诚六种》,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页.
陆文夫：《苏州人到广州来》,《随笔》1981年第8期.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7、878、880页.
：《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99页.
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选自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25页.
陆文夫：《陆文夫文集》（第5卷）,古吴轩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陆文夫：《人过中年话提高》,《江南》1983年第3期.
陆文夫：《陆文夫由〈小贩世家〉等谈创作体会》,《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陆文夫：《看得细、想得深、写得严——在昆明文学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滇池》1983年第11期.
陆文夫：《同生活靠得更近点》,《人民日报》1984年5月14日.
陆文夫：《写在〈美食家〉之后》,《中篇小说选刊》1983年第4期.
陆文夫：《创作靠“两条腿”》,《文学报》1984年9月3日.
吴泰昌：《美食家》,《文艺报》1983年第5期.
陆文夫：《造园林与造高楼——谈作品质量的提高》,《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4期.
金燕玉：《独特的“建筑群落”——陆文夫创作论》,《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4期.
范伯群：《再论陆文夫》,《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范伯群从五六十年代便开始批评陆文夫,重要论文计有《陆文夫论》、《再论陆文夫》、《三论陆文夫》等.
范伯群：《感怀与文夫谈艺》,江苏省作家协会编,《永远的陆文夫》,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徐采石、金燕玉：《陆文夫的艺术世界》,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1984年,《小说家》举办北戴河笔会,与会的李国文、从维熙、邓友梅、张贤亮、张洁和陆文夫等人相约创作同题小说“临街的窗”.次年,十一篇《临街的窗》在《小说家》陆续发表.
陆文夫：《陆文夫文集》 （第5卷）,古文轩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270页.
施叔青：《陆文夫的心中园林》,《人民文学》1988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博士生
本文总结：这篇文章为适合不知如何写陆文夫和巧干和年代文学场中方面的作家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作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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