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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类有关专升本论文范文 和振兴以来东北地区空间结构时空演化基于人口流动视角相关论文范文文献

主题:空间结构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17

振兴以来东北地区空间结构时空演化基于人口流动视角,该文是空间结构方面有关专升本论文范文和人口流动视角和空间结构和演化方面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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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北振兴”是我国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之一,在全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对“振兴”以来东北地区的区域空间结构时空演化进行解读与再审视.从人口流动视角出发,首先利用统计年鉴数据对区域的人口分布特征进行总结,利用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及2014年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等传统数据对东北地区区域内部及跨区域的人口流动特征进行描述;然后利用百度迁徙网络开源数据对东北地区区域人口在全国范围的流动特征进行进一步解读;进而结合地区分阶段的经济发展、城市扩张等方面进行耦合性分析,探讨人口流动与地区发展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东北地区;人口流动;地区发展;“互动”解释

引言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伴随着大规模人口流动,而流动人口一直被看做是区域经济相互作用的重要表征;[1]同时作为东北地区城市网络研究的背景性内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变迁亦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首先基于东北三省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东北地区的人口规模变化;然后基于全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及2014年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东北地区的区域内部及跨区域的人口流动特征进行表述,并利用网络开源数据对这一现象进行补充;最后结合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等指标,对区域人口流动与空间结构变迁的耦合性加以分析.

一、研究概述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纵观全国人口、就业人口及G D P比重的变迁情况(图1),自2000~2004年,中部与西部两大板块一直保持着高速的人口增长,此时东北地区人口增速已经趋于平缓.2004年至2009年,外来人口的集聚使得东部地区人口总量与就业人口总量占比迅速攀升,东部地区利用人口等红利实现了经济总量的腾飞;而中部与西部板块作为主要人口流出地,其人口与就业人口总量占比处于下降趋势.2009~2014年,随着国家发展进入“新常态”及区域战略重心的转变,中部地区流出人口开始回流,其就业人口占比呈明显上扬趋势.反观东北地区,2000~2014年间其人口、就业人口及G D P总量占比则持续下滑,呈现出人口与财富在全国版图中的双重下降状态.

虽然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不能直接归咎于人口流失,但人口流失已经是“新东北现象”中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东北地区人口的变迁情况也因此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因而有必要基于“人口流”对东北地区的空间结构演化及特征做探讨.

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是人类产生以来即存在的社会过程.在我国,人口流动通常指在没有发生户口变动的情况下,人们超过了一定时间长度、跨越一定地域范围的空间位移过程;并且是往返于户口所在地和现居住地之间的人口移动.发生这种流动过程的人口称之为流动人口.[2]相较实证分析,人口流动/迁移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Ren stein(1885,1889)的“人口迁移法则(Law of migration)”是公认最早的人口迁移理论.此后,西方学者从人口地理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理论,[3]包括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发展经济学说中的人口迁移理论等,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美国学者E.S.Lee[4]提出的“推拉理论”.

L e e在其著作《人口迁移理论》(A T h e o r y o fMigration)中首次划分了影响迁移的因素,可大至归纳为以下三方面:一是促进人口迁移的力量,包括“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其中前者促使移民离开原居住地,属消极因素,如较低收入水平、恶劣的自然气候、生产成本增加、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或就业不平衡等;后者吸引移民进入新居住地,属积极因素,如较高工资收入、良好的自然气候、较好的生活及教育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及社会环境等.二是阻碍人口迁移的力量,如原住地的拉力(家庭、人文环境、社会关系等)及新居住地的推力(生活成本高昂、竞争激烈、社会环境陌生等).三是其他一些因素,如地理距离、物质障碍、文化差异及本人基于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等“中间障碍”因素,也都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图2).

本研究将结合“推拉”理论对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动特征加以分析.

(二)数据来源与应用

在数据选择上,采用2001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各省统计年鉴数据,此外还有全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百度迁移数据.区域人口规模、特性等变化都是“流”与“场”相互作用的结果,故从“属性数据”和“联系数据”两个层面对东北地区的人口及人口流动进行分析.“属性数据”的分析是为了表达各个功能单元作为“场所空间”其人口规模分布及其可能的变化趋势,“联系数据”则是为了表征城市或区域作为“场所空间”之间人口的流量和流向.

接下来利用D M S P卫星监测数据、房价数据等结合统计年鉴数据对“人口流”与“场所空间”——各个功能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做出耦合性分析,应用“推拉理论”对其作出一定解释,进而从“人口流”层面对东北地区区域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做出一定的判断.

二、东北地区人口规模变化分析

(一)地区内部的人口增速变化

从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增速自2000年以来一直低于全国平均值,并且与全国一致呈现下滑趋势;这一时间段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处于极低的水平,其中辽宁省更是在2010~2013年间出现负增长,2010年的最低点增速为-2.1‰;而三省2014年的自然增长率亦为全国最低,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图3).

具体至地级市及市区层面,2000年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几个城市如葫芦岛、盘锦、辽阳、松原、七台河、双鸭山及伊春等几乎都是资源型城市.究其原因,资源开发带来大量人口就业岗位,“就业”这一“拉力”因素促使职工及家眷向当地迁移,包括先立业后安家,大量的适育人口使得当地人口自然生长率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反观此时的哈、长、沈、大四个城市,其人口自然增长率并不显著.2004年以后,随着各大资源型城市先后进入资源枯竭转型期,加之国企改革、体制转型等因素,导致就业岗位大量减少;随着人口外流、适育人口的减少,加之当地人生育意愿不强,使得这些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也最为明显.就整个黑龙江省而言①,诸多城市自然增长率都降为接近零值或负值,从市区层面来看,这种趋势性变化甚至显得更为剧烈.

(二)地区内部的人口规模变化

自2000~2014年,东北地区的年末总人口由10 673万人增加至10 976万人,人口总量增幅极小.观察各个时间段的东北地区人口增幅情况,2000~2004年的“振兴”前期,辽宁沿海地点、吉林中西部及黑龙江北部、南部人口呈现小幅度增长,除去北部的大兴安岭地区,较明显的人口增长集中在哈、长、沈、大四个核心城市市区,以及油田城市大庆市区,其中又以哈尔滨市区(+90.8万人)的增长最为显著.

2004~2009年的“振兴”中期,黑龙江北部与东部人口出现小规模缩减,人口增长中心开始南移,大庆市区保持持续增长(+11.33万人),但哈尔滨市区在这一时段人口规模反而出现大幅度缩减(-40.0万人);与此同时,辽宁沿海地区人口规模持续上升,吉林省东南部“长-吉-图”区域也出现小幅度上涨,此时整个地区以长春市区(+47.58万人)、营口市区(+45.97万人)、白山市区(+25.87万人)、沈阳市区(+19.38万人)的增长最为显著.

2009~2014年的“振兴”转型期,人口规模的增长仅发生在四大核心城市周边地区,以及一些边境贸易口岸功能单元,如以对俄贸易为主的黑河市区、同江市及以对朝贸易为主的延吉市、白山市区;除此之外,东北地区几乎在全域范围内均出现了人口规模缩减的情形.同时,三个省的人口变化情况也有很大差异:吉林省内长春市区(-17.1万人)下降最为明显,但其周边地区如农安县(+5.1万人)、德惠市(+10.5万人)、九台区(+12.0万人)及吉林市区(6.5万人)却保持了一定的人口总量增长;而作为黑龙江省内绝对的首位城市,哈尔滨市区人口总量在这一阶段仍有一定下滑(-1.0万人),这也反映了长春与哈尔滨市区对周边地区人口吸引力不足的事实.辽宁省的情况则与上述两省不同,虽然辽西北等传统边缘地区人口持续下降,但省内主要城市呈现了人口上涨趋势,其中以沈阳市区(+27.5万人)及于洪区(+32万人)、浑南区(+14万人)、沈北新区(+11.7万人),大连市区(+66.31万)及金州区(+39.9万人)、普兰店区(+12.1万人)这两大核心城市-区域上涨幅度最大,显示出这两大城市在省内及整个东北地区较为突出的人口吸引力.

基于上述人口规模的变化态势,可进一步观察人口的密度分布特征.可以明显发现,2004年以来三省省内人口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中南地区的核心城市-区域周边集聚,并且连绵成片,使得东北地区人口分布整体呈现出极强的“核心-边缘”特征,并且这种特征具有很强的“锁定效应”;[5]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集聚态势显得越发明显,同时“哈-长-沈-大”这一发展极轴也逐渐形成.

三、东北地区人口流动的变化与特征分析

(一)全国省际人口迁移概况

从全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迁移数据来看,1995~2000年与2005~2010年两个期间,全国主要人口流出地为安徽、河南、湖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这些省份也是人口的净流出省份;从人口流入情况来看,北京、江浙沪一带及广东省吸入了其他地区大部分的流出人口,并且迁移重心有北移的趋势.

相比之下,东北地区1995~2000年间净流出人口为53.9万人,2010年间净流出人口为117.0万人,其流动总量相较其他地区并不显著.但进一步考究,在这一时段中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流出人口大多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当地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普遍不高;东北地区在这一时段工业化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地区,而一直以来极低的人口生育率限制了其自然增长率.

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东北作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得最为彻底的地区,黑、吉、辽三省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74、0.76、0.75,在我国仅高于北京、上海,明显低于安徽(1.48)、湖南(1.42)、江西(1.38)等中部地区,甚至不如江浙、广东等发达地区,同时也远低于我国的1.18的总和生育率.理想子女数可以被理解为该时期生育水平可能到达的上限,[6]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在“二孩”政策全面开放的情况下,黑、吉、辽三省的理想子女数量仅为1.76、1.79及1.60,排名全国倒数三位,[7]这意味着东北地区未来的总和生育率极有可能进一步递减.而东北地区人口死亡率稳定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看来极低并且逐年递减的生育率是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有减少趋势的重要原因,这也大大降低了东北地区可供给劳动力的规模.在此情况下,这种人口流动的变化对东北地区带来的影响就会被相对放大.

(二)东北地区流动人口跨区域迁移变化及特征

将东北三省与东北地区以外的人口迁移视作跨区域流动,东北三省内部省际人口迁移视作区域内流动,根据2000年五普数据、2010年六普数据,并结合2014年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东北地区跨地区人口流动及地区内部人口流动情况(表1).需要指出的是,与五普、六普数据以五年前常住地和现住地区人口属地不同,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是以户籍地和现住地进行区分,虽然其样本量偏小,并且一年度数据存在更大的偶然性,但其在反映人口流动的态势上仍然是我国现阶段最具参考意义的数据之一.

从跨区域流入量占该省省际流入总量百分比来看,辽宁省三年度的占比分别为54.2%、59.4%、66.7%,处于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吉林省与黑龙江省三年度占比均有所下滑,这体现了辽宁省对于跨区域人口的流入更具吸引力,并且这种吸引力相对其他两省在逐渐加强;同时从整个区域的角度来看,2000年东北地区跨区域的人口流入(128万人)还与区域内部的人口流动相当(131万人),但至2010年,东北地区跨区域的人口流入(225.1万人)就已超过区域内部的人口流动(183.2万人),并且这种差距在2014年被进一步拉大.

从跨区域流出量占该省省际流出总量百分比来看, 辽宁省这三年度占比分别为80 . 9 %、8 7 . 5%、9 6 . 7%,吉林省分别为6 8 . 8 %、7 0 . 9 %、81 . 0 %,黑龙江省则为68.8%、71.4%、79.5%,三省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即: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相比在区域内迁移而言,更倾向于选择向区域外部迁移;而东北地区内部省际迁移以黑、吉两省迁入辽宁为主,而北部两省对南部辽宁省流出人口的吸引力则十分薄弱.

综上所述,东北地区人口流动无论是在跨区域流入还是跨区域流出上都要比区域内部人口流动更加频繁.究其原因,辽宁地处辽东半岛,是东北连接内地的关键,这种地缘因素决定辽宁省在通往内部经济发达地区上更具交通便利性,表现为辽宁为东北区域内部流动中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份;同时内地经济发达地区比北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人口更具吸引力,这种“拉力”因素使得其人口跨区域流出明显强于区域内部流出,这种流出也导致东北地区从业人口增速急剧下滑(图5).

进一步根据三个年度的数据从跨区域流入与跨区域流出两个角度分析东北地区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可以发现如下特征:

一是北京等发达地区逐渐成为东北地区跨区域人口流向的首选.如图6所示,以北京为迁移目的地地区,东北地区2000年、2010年、2014年这三年度流出人口占跨区域总流出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4%、25%、34%,这一数字呈整体上升态势,且上升幅度十分明显;而2014年北京、广东(13%)、上海(11%)、天津(10%)等国内较发达地区共吸引了68%的东北地区跨区域流出人口,毫无疑问,经济因素是人口流动的主要推力.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图7),京津、广东、江浙沪一带工资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相比之下辽宁处于全国中游,而黑龙江、吉林两省则排至全国最后两名,其平均工资年人均不足3万元.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东北地区较为寒冷的自然气候、较低的工资收入、相对不健全的社会背景体制等为区域人口向外迁移的“推力”;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尤其是国家中心城市不仅能够提供更高的工资收入,还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健全的基础设施、更便捷的生活条件,这些则成为吸引人口,尤其是工龄人口向其迁移的“拉力”;由于北京在地理位置上距东北邻近,加之社会环境、语言等中间因素相对更小,从而成为东北地区向以上发达地区流出人口的首选地.

二是跨区域人口流入集中在周边地区.纵向比较三个年度东北地区主要跨区域流入人口来源地,山东、内蒙古、河南等地一直是东北地区流入人口的主要来源地区(表2),其中2014年,山东(23.9%)、内蒙古(18.6%)、河南(13.7%)三省就提供了东北地区56.2%的流入人口.从中间因素考虑,三省均与东北地区较为临近,其中内蒙古与东北三省接壤,蒙东地区更是在许多政策规划中被划入到东北地区之中;“闯关东”等历史因素使得山东、河南等地与东北地区具有天然的联系,语言、社会风俗文化等方面都较为相似,阻碍人口流动的“中间因素”较小;但由于东北地区,尤其是黑龙江与吉林两省本身对流动人口的“拉力”不高,以上几个地区的主要流出地均为京津、江浙沪、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跨区域流入人口规模不高使得以上三省成为东北地区流入人口的主要来源地.

(三)东北三省省际流动人口变化比较与特征

三省之间的人口流动特征也有明显差异.自2000年以来黑龙江与吉林两省均为人口净流出省份,并且流出量随时间推移上涨明显,相比之下,黑龙江人口流出态势更为剧烈,这可以解释为越远的边陲地区,迁移“势能”越强,人口迁移的动力和意愿显得愈发强烈.由于二者情况极为相似,在此将两省合并统一进行讨论.2000年两省共流入55.5万人,流出146.9万人,人口净流出91.4万人;至2010年流入人口66.0万人,上涨幅度不大,但流出人口数量激增至231.7万人,人口净流出高达165.7万人.这一期间两省首位人口流出地均为辽宁省,其次为山东省、京津冀三省市、长三角三省市及广东省(表3),对比2000年与2010年数据,黑、吉两省人口流出地重心明显北移,这也与这一时段全国人口迁移重心变化态势相吻合.

辽宁省则是东北三省中唯一人口净流入的省份,2000年流入人口75.5万人,流出人口38.0万人,人口净流入37.5万人;2010年流入人口为117.2万人,流出人口为68.5万人,人口净流入48.6万人,除黑、吉两省为主要人口迁入地之外,内蒙古与山东、河南等地也提供了一定的人口流入量;同黑吉两省相同,北京仍然是辽宁省人口主要流出地,而辽宁与长三角、山东等地区的人口迁移则大致平衡.

(四)基于网络动态监控的东北地区人口流动特征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虽然能够较为全面且详实地反映全国及区域层面的人口分布、特性及流动等特征,但以往用于人口普查的技术、方法过于冗杂落后,对人力物力都是极大的消耗;再者,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相隔时间过长,虽然每隔五年会进行全国人口1%的抽样调查,并且近几年有卫生计生委对流动人口的抽样监测数据作为专业支撑,但依旧无法对全国及区域的人口流动做出动态监测,也就使得上层机构在规划及政策层面不能做出迅速应对.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跨越式进步,大数据(B i g d a t a)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利用大数据对人口流动进行描绘及动态监控成为可能.近年来有诸多学者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腾讯定位数据等对我国的人口流动做出研究,较传统数据取得重大突破;但大数据对于普通研究者来说具有高昂、不易获取等不利因素,在此情况下,可利用百度迁徙数据的可视化开放平台来对区域人口流动的趋势进行动态监测.百度地图L B S(L o c a t i o n B a s e dServices)开放平台是国内LBS数据源最广的数据与技术服务平台.“百度迁徙”数据源自百度地图及第三方用户的定位数据统计,实时、动态、直观地展示了区域间人口日常流动,真实记录了数以亿计的人口迁徙轨迹.节假日的人口迁徙通常具有特殊性,如倾向旅游城市、家乡城市等,并且受假期长短影响,其迁移范围也有所不同.故本部分采用某工作日的数据对东北地区的日常人口流动做出动态描述.

首先观察黑龙江省的人口动态迁徙情况.从流向上来看,黑龙江省各个城市流动人口流向整体向南,并且呈现出明显的跨区域流动特征,主要流入地为京津、上海,一部分流向中西部的武汉、西安、重庆等地;由于日期采集日期为冬季,因此黑龙江地区的人口流动也呈现了相当强烈的“候鸟”特征,表现为单向流入三亚、海口等地,这种趋势随着冬季的深入显得愈发明显.在区域内部流动上,省际迁徙明显强于省内迁徙,主要体现在省会哈尔滨与长春、沈阳两市的联系上,体现了相当强烈的行政等级特征;而其他地级单元几乎全部绕开省会哈尔滨与吉林省长春市、辽宁省沈阳、大连两市进行人流的交换,这也说明哈尔滨对省内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已经相当薄弱,反过来哈尔滨流入这些地区的人口也相当有限.

流量上同样呈现向外流出明显高于向内流入,以省会哈尔滨为例,其流入长春的相对迁移量(107.6)为黑龙江省际迁移最高,占哈尔滨向外总迁移量的28.6%;其次是哈尔滨流入沈阳(45.1);反过来长春至哈尔滨(100)、沈阳至哈尔滨(36.4)相对较低.流入北京的相对迁移量(106.1)为黑龙江省跨区域迁移最高,占哈尔滨向外总迁移量的28.6%;其次是哈尔滨至上海(28.6)、哈尔滨至天津(24.4)、哈尔滨至三亚(13.2)的联系.

吉林省各个市的人口动态首位迁徙均为省际交流,如辽源(68.2%)、四平(67%)流向辽宁省铁岭,长春(42%)、松原(54.7%)流向黑龙江哈尔滨,通化流向沈阳(51.5%),延边流向黑龙江牡丹江(46%),白城流向内蒙古兴安盟(60.2%),中间因素较小是产生以上特征的关键(如延边与牡丹江朝鲜族人多,边境贸易频繁;兴安盟历史上部分行政区现划归白城等).与黑龙江省类似,吉林省也表现出一定的跨区域流动特征,与京津冀、江浙沪及武汉、西安、重庆等中西部城市均有所联系,但是其人口迁移范围在广度上明显不如黑龙江省,流量上也是如此(如长春到北京、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的相对迁移量分别为78.5、21.5、18.6、8.4、6.5,均不如哈尔滨),这也与前文“越远的边陲地区,迁移势能越强”的论调相符.

除去某些中间因素较小的地区,辽宁省向北基本只与哈尔滨、长春两个核心城市有所联系,但联系量不大,也显现了东北区域内部南北交流具有一定的“单向性”及“割裂性”.同其余两省相同,辽宁省跨区域迁移也以与京津、上海为主要目的地,沈阳到北京的相对迁移量(120.3)为整个东北地区最强,而大连到北京(78.8)、上海(31.4)、天津(25.8),沈阳到上海(26.6)、天津(22.7)等也具有较强的流量,流入亦是如此,显示出辽宁省相对较强的地区活力及作为东北连接内地的“要塞”属性;但与黑龙江、吉林两省在与次一级城市联系上较为松散的局面不同,辽宁省明显向环渤海地区集聚,其人口迁徙显示出较强的地方性及区域性特征.

四、东北地区人口流动与地区发展的互动分析如前文所属,“推拉理论”将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主要分为“推力”、“拉力”及中间因素三类.以下首先从地方财政收入、地方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工资水平等方面进行与人口流动的耦合性分析;进而结合建设用地扩张、房价变化等因素进行讨论,探究东北地区空间结构分阶段演化中的人口流动与地区发展的“互动”关系.

(一)地区发展与人口流动的耦合性

从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积累的角度上看,“东北振兴”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各阶段的地区发展与人口流动,包括迁移数量及空间分布,具有较强耦合性;而东北地区的空间结构的分阶段演化基本与之相对应.

1.“东北振兴”前期(2000-2004年)

在振兴战略实施前,东北地区经历了明显的衰落期,黑龙江、吉林中部及辽西北等地区经济衰退或放缓特征明显,表现在地方财政收入、G D P及非农G D P增长幅度极为有限,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显然,老工业基地及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相当的冲击.相比之下,此时仅辽宁沿海、沈阳、长-吉、哈-大-齐经济区等表现出相对较快的发展态势,东北地区的空间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

2.“东北振兴”初期(2004-2009年)

在“东北振兴”战略开始之后,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虽然经历了最初的衰退惯性期,但随后即步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主要体现主要地区经济发展指标上的缓慢增长或负增长现象得到全面改善,整个地区也由原来各自分离的板块变为向整个东北地区核心地带连绵发展,“哈-长-沈-大”这一极轴正式形成.这一时期,辽中南城市群发展迅速,而黑龙江仍然存在“要素南流/难留,北部塌陷”的现象,东北地区的“南高北低”空间发展格局加剧.

3.“东北振兴”转型期(2009-2014年)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随着“新常态”的提出,中国开始进入经济增长的“缓车道”.虽然在国家“四万亿”财政政策的刺激下,东北地区在转型期开始尚能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将经济增速维持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此时或存在数字上的虚高),但通过“输血”强行拉动经济的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终将不可持续,东北地区经济衰落现象在2011年后彻底爆发.凭借转型中期的积累,这一时段东北地区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经济增幅,但大都集聚在大城市及辽中南地区,而“哈-长-沈-大”这一发展极轴周边功能单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甚至某些单元在G D P、财政收入、非农产值等方面出现了负增长,东北可谓正在历经“转型”的阵痛期.

在非农产值上,黑龙江仅在其南部哈大齐-哈牡绥东轴线表现出了相对明显的增长,但后者仅限于第三产业方面;其北部地区则继续呈现非农产值增长缓慢、局部地区下降的局面.不过这一时期黑龙江北部地区农业产值增长明显,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也处于全国前列,进一步凸显了黑龙江作为“中国粮仓”的地位.吉林省的非农产值增长主要体现在“长-吉”功能单元群上,“哈长城市群”共同支撑起黑吉两省的社会经济发展.辽宁省的非农产值增长依旧由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中部及沿海两大功能单元群主导,其西北部传统边缘区东南部延边贸易区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退,但辽宁整体城镇群发展仍在区域内部相对成熟.东北地区的整体空间发展出现了新的分化.

伴随着各个阶段区域内部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变化,区域内部诸多“推力”与“拉力”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也产生了阶段性变化,可以利用S P S S软件对2009年及2014年相关功能单元的人口及经济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来证实这一观点.相关性分析显示,显著性检验因子p<0.05,表现为人口与地区生产总值、非农产值、地方财政收入等要素显著相关,而较发达地区往往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说明人口流动具有“趋富性”、“趋业性”等显著特征,即区域内部人口流动在上述三个“振兴”发展阶段也具有相似特征.从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来看(图8),辽宁省明显强于黑、吉两省,这也是区域内部人口向辽宁迁移的主要原因之一.

虽然上述分析证明,人口与财富的聚集确实显著相关,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用简单的“相关性”来形容,即具有较强“拉力”的功能单元吸引人口迁移,而人口“流”作用于地方“场所空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如适当的政策、发展环境等),地区活力增强及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便会进一步增强其自身对人口“流”的吸引力,二者亦为上述所称的“互动共生”关系.

(二)城市建设与人口流动的耦合性

在区域尺度上直接获取建设用地数据十分困难,而美国军事气象卫星D M S P/O L S数据为大尺度的城市研究提供一种独特数据获取手段.[8]以2003年、2008年、2013年作为三个阶段的中间时点,利用东北地区D M S P灯光数据及统计数据,表征东北地区在上述三个阶段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情况(图9).2003年至2013年,东北地区城市建成区在区域纵向空间上基本沿“哈-长-沈-大”轴线进行扩张,以四个城市所形成的都市圈扩张最为明显;在区域空间的次轴上,黑龙江主要沿哈-大-齐轴线进行扩张,东部资源型城市群也有所扩展;吉林省则呈现明显的“长-吉”,至图门江的“长-吉-图”都市连绵带虽有发展的迹象但目前尚不成熟;辽宁省则逐渐形成了沈-锦、沈-丹发展次轴及辽中南沿海城市带,城镇群发展相对成熟.对比三年度区域内各市市辖区建成区扩张情况与年末总人口增长情况,除大连、长春两市国家级新区的“预建立”③以及大庆、伊春等资源型城市人口密度较低使得建成区扩张速度高于人口集聚速度外,不难看出二者具有高度的拟合性,即人口的集聚与扩张与区域建成区的扩张特征大致相符.通常情况下,人口增长与土地价值增长存在显著相关性,哈、长、沈、大及沿线城市作为区域房价的高点从侧面证实了东北地区人口集聚现状和流向趋势,这不仅仅是由于若干“振兴政策”向区域内部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倾斜有关,更是大城市及核心轴带沿线地区对人口“拉力”的体现,是众多居民“用脚”产生的结果.

五、总结

对东北地区内部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化可以用人口及经济要素的地域变化和分化状况来描述.主要从“人口流”的角度切入,可从流量、流向、流动构成上进行对东北地区流动人口特征进行总结.从流量上来看,东北三省之中,辽宁对流动人口最具吸引力,吉林,黑龙江则较弱,表现为辽宁、吉林、黑龙江流入人口数量依次递减,流出人口的数量依次增强,且辽宁的人口流动具有相对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而黑、吉两省则较为分散.

从流向上来看,受地缘与文化等因素影响,三省间的流动最为频繁,与内蒙古(主要是蒙东地区)的也有一定相互流动,但流向趋于由北向南,主要表现为黑、吉、蒙三省流向辽宁,且集中流向沈阳、大连两市,以大连更为突出.

在时间维度上,受收入、就业、社会福利等经济因素及其他诸多“拉力”影响,跨区域的流动早已超过区域内部流动成为东北地区省际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式,京津、上海等地成为跨区域迁移首选目的地,并且这种趋势随时间推移显得愈发强烈.而本文最后的耦合性分析也证实,区域内部的人口流动与社会财富、就业、城市建设等方面显著相关,并且人口“流”及诸多要素与“场所空间”互相作用,不断解构与重构地方空间,从而形成了在东北地区内部沿“哈-长-沈-大”集聚,且“南高北低”的发展格局.

诚然,“人”是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虽然目前人口及劳动力流失已经成为新时期东北经济转型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影响经济增长及地区空间结构演化的因素还有很多,诸如产业结构、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等.若将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及地域空间发展分化简单归咎于人口流失,则并不能准确揭示东北发展问题的成因.本文研究仅从人口流动角度对东北地区区域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化做出一定解读,后续仍需通过更多元、更深层次的研究对“新东北问题”这一现象进行探讨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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