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西方国际价值观的时代新理念,本文是关于价值观相关大学毕业论文范文和超越和共同体和时代新理念相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价值观论文参考文献：
陈鑫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南京.210003）
摘 要：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在统筹国内外大局的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大势,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科学理念.该理念始终坚持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摒弃霸权主义,倡导平等相待；反对零和博弈,倡导合作共赢；超越冷战思维,倡导和平共处；跨越民族界限,倡导交流互鉴；突破区域藩篱,倡导全球共治.这不仅为新时期的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同时更摒弃和超越了盛行于世的西方国际价值观,成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国际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18）01－0033－05
收稿日期：2017－10－11
作者简介：陈鑫（1992-）,男,山东临沂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持续推进,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越来越表现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乏力,发展失衡所带来的南北贫富鸿沟,以及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相互交织,都在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
在此背景下,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在统筹国内外大局的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大势,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科学理念.该理念始终坚持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倡导世界各国坚持“平等相待、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的原则理念,努力构建一个“互商互谅、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这不仅为新时期的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同时更摒弃和超越了盛行于世的西方国际价值观,成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在政治层面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霸权主义,倡导平等相待
纵观古今,“霸权主义”的思维模式几乎遍布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早在工业革命时期,最先崛起的大英帝国便凭借自身雄厚的工业实力和先进的生产力水平而竭力推进殖民扩张,妄图霸占全球.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却由于闭关锁国,一味求和避战,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国际霸权主义的最大牺牲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尤其是昔日霸主的大英帝国在遭遇战争重创的情况下,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大为削减.与此相反,美国却在这一时期大发战争横财,综合国力持续飙升,并在一战行将结束之际,狂妄地提出“十四点纲领”,试图以此来重建战后的世界秩序,进而彻底取代英国的霸权地位.二战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整个世界逐渐进入以美苏为首的两极冷战格局.在此期间,美苏两国相互敌视,并不断挑起各类局部战争,试图以此来铲除对方,从而为赢得世界霸权奠定基础.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迅速瓦解,缺乏制衡因素的美国,更是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而“一家独大”,重新燃起了称霸全球的强烈.从20世纪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到21世纪之初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再到近十年的利比亚战争、打击“伊斯兰国”,这些战争行动不仅破坏了国际和平局面,同时更昭示了美国“新干涉主义”的恶劣行径及其称霸全球的政治野心.甚至在新时代的今天,这种霸权主义的思维观念仍被美国奉为圭臬,高调“重返亚太战略”就是其中最好的明证.
相对而言,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球化、多极化的时代特征出发,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强调世界各国已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舟共济、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2］.世界各国不论大小、不论强弱、不论贫富,都应该相互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确保相互之间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始终遵循这一原则理念,广泛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积极构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网络.这种伙伴关系作为冷战结束后国家间交往的新模式,它以相互尊重为基本原则,以协商一致为交往准则,积极倡导伙伴之间互尊互信、共同发展.历史反复证明,霸权主义没有出路,强权政治没有未来,“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3］.我们唯有在摒弃霸权主义的基础上,倡导各国互尊互信、平等相待,才能引领世界人民走向和平发展的光明未来.
二、在经济层面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零和博弈,倡导合作共赢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4］,同时更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回望过去,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社会自形成伊始便不断寻求一种能够实现共赢、多赢,适合人类生存的发展方式.但事与愿违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利己主义为原则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每个国家、每个区域、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个人都试图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毫不顾及他国、他地区、他民族、他人的利益.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合作共赢已不再可能,零和博弈却不断上演.最早从近代的殖民扩张开始,帝国主义列强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断进行殖民扩张,疯狂掠夺世界市场.这种“我得即你所失”的吸入式增长,不仅未能实现全球的共同发展,反而拉大了世界各地的贫富差距,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平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为摆脱以往非合作博弈情况下的“囚徒困境”,组织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旨在实现所有成员之间共同发展.但现实却并不尽如人意,人们所期待的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局面并未出现,国际贸易仍旧摩擦不断.尤其是2008年以来,部分西方国家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归结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从而大肆吹捧“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等错误思潮.他们为寻求自身经济的复苏发展,不断设置贸易壁垒,提高贸易关税,试图以最小的成本获取世界贸易的最大利益,而同为贸易伙伴的另一方却不得不成为“零和博弈”的最大牺牲品.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模式已不再适应时展要求,整个世界都日渐趋向于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对此,同志指出：“我们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架内.”中国不仅要实现自己的发展,同时更要推动世界共同发展.“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5］273,“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6］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7］,先后提出“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一系列国际倡议,这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更将在超越“零和博弈”思维的基础上,助力全球经济复苏,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
三、在安全层面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冷战思维,倡导和平共处
顾名思义,冷战思维就是指一种在冷战时期用来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模式.其核心是“对手思维”或“制造敌人”,用“挑战史”和“谋霸史”来牵强附会当今和未来［8］.这种为追求自身绝对安全而永不满足于相对安全的思维模式,虽然被称为“冷战思维”,但并不是在冷战时期才开始出现,反而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7世纪的欧洲,这种思维模式就已初见端倪.当时,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法国已毫无疑问地成为欧洲大陆上的第一强国.但路易十四却不予认同,在他看来,“法国不但远非安全,而且由于其胜利更会成为众邻国的攻击对象”［8］.因此,为了追求法国的绝对安全,路易十四不断向周边国家诉诸武力,严重损害了邻国安全.如若说,二战前的“冷战思维”还仅限于欧洲大陆,那么冷战时期的这种思维模式便明显具有全球普遍性.早在二战行将结束之际,丘吉尔便开始运用“冷战思维”来分析战后国际局势,在他看来,“苏俄已成为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西方世界“必须立即组成一条新的战线来对付它的迅猛挺进”［9］.与之相呼应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战后迅速开展了“遏制战略”,并形成以敌视社会主义国家为核心的“杜鲁门主义”.其后,不论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抑或是肯迪尼、约翰逊时期的“和平演变战略”,都是对“冷战思维”的不同延续.即便是在两极格局瓦解,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冷战思维”仍被部分国家奉为圭臬.尤其是21世纪以来,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冷战思维”的支配下,大肆传播“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不断强化军事同盟,挑拨中国周边关系,并积极推进“重返亚太战略”,试图以此来挑起事端,遏制中国发展.
与“冷战思维”不同的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始终秉承和平发展理念,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论是儒家思想中的“以和为贵”,还是墨家学派中的“兼爱非攻”,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基因.除此之外,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民,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屈辱,更是极度渴望和平,倍加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新时期以来,人类社会越来越表现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此背景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10］.为此,我们党积极响应世界人民对于和平的渴求,在深刻把握时代大势的基础上,超越“冷战思维”,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树立“共同”安全观,尊重并保障每个国家的安全；倡导树立“综合”安全观,不断化解各类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确保地区和平稳定；倡导树立“合作”安全观,促进世界各国互尊互信,努力以和平合作方式解决各类争端；倡导树立“可持续”安全观,坚持以发展助安全、以安全促发展,努力在摒弃“冷战思维”的基础上,不断营造共建共享的持久安全新格局.
四、在文化层面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民族界限,倡导交流互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与力推之下,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无法抗拒的世界潮流.对此,广大发展中国家既无法拒绝其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又不得不遵循于内嵌其中的西方价值文化和规则理念.诚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1］可以说,经济上的先进性为文化上的压迫性创造了前提条件,西方国家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导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同质化,不断消解落后国家的传统文明.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在推崇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时,还竭力宣扬文化一元论,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强调西方文化具有不可比拟的先进性与普遍性.对此,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戴维·罗特科普夫就曾直白地说道：“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12］而随着苏联解体,资本主义的“不战而胜”,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更是重新燃起了对世界进行“西方化”,甚至“美国化”改造的强烈.他们在文化帝国主义的遮蔽下,看不到其他文明的优点与长处,反而是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优势,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强行推向世界,大肆吹捧“普世价值”,妄图谋求世界文化的“西方化”“同质化”.
比较而言,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一元论.纵观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抑或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任何一种文明都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有的只是地域特色之别.对此,主席曾形象地比喻道：“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多彩的”,“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13］我们承认并尊重每一种文化,同时更倡导不同文明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相互交流.“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5］258.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明是在完全封闭中发展起来的,同时更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在孤立中获得繁荣发展.人类社会的各类文化,都应该秉承求同存异、包容互鉴的学习态度,积极吸纳各自有益成分,不断促进人类文明繁荣发展.历史反复证明,文化霸权主义不能解决文化间的不同差异,文化一元论更不会给人类带来文明的发展,唯有在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跨域民族界限,超越意识形态藩篱,承认文明多样性,尊重文明平等性,倡导不同文明之间求同存异、包容互鉴,才能创造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世界.
五、在生态层面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突破区域藩篱,倡导全球共治
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三次历史性的技术革命.这不仅为人类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物质文化,还带来了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诸多生态问题.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这些问题也随之愈演愈烈,并逐渐成为人类社会所普遍关注的焦点.早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就曾在其《增长的极限》这一研究报告中明确表达对“全球问题”的关注,他们认为全球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总问题”,“全球危机”将“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然而,秉持利己主义原则的西方国家,他们作为三次技术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同时更是全球生态问题的主要责任者,却被资本利益蒙蔽了双眼,仅仅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消极看待全球生态治理,甚至予以百般阻挠.他们从资本逻辑出发,在利己主义原则的驱动下,大肆推卸责任,极力阻挠相关国际公约的签订.更为甚者,部分发达国家在意识到减排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之后,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悍然退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除此之外,西方发达国家还强烈反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核心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治理责任.他们声称自身已经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转移到技术型发展模式,因此理应承担较少的治理责任,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模式落后,更应承担全球生态治理的主要责任.殊不知,生态问题并非一日之功,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先污染、后治理”的掠夺式发展才是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可以说,就是在这种思维模式的驱使下,诸多国家从狭隘的利己主义出发,妄图以最小的责任成本获取最大的现实利益,不断使人类社会陷入一种“公地悲剧”中.
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生态问题层出不穷,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问题也是日渐突出.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断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整个世界日趋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共同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此背景下,一国之内的环境问题不仅将阻碍本国的正常发展,同时更将波及他国,损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甚至危及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对此,同志以气候变化为例,强调指出：“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1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世界各国“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6］18.唯有如此,世界各国才能解决好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矛盾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都本着负责任大国的态度积极参与全球各类生态环境治理,不仅主动承诺在2020年实现碳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同时更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用于支持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面对人与自然矛盾的不断激化,面对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西方传统的治理理念已不再适应时展需求,世界各国唯有在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突破狭隘的区域藩篱,摒弃利己主义原则,勠力同心,共同应对全球生态的严峻挑战,才能不断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15］.“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它不仅深刻地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同时更凭借自身宏阔的战略视野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实现了对西方国际价值观的全面超越.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科学理念,必将在未来产生更为广泛的国际影响,进一步彰显“中国方案”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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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共同开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黄金时代”,为中欧关系全面推进注入新动力［N］.人民日报,2015-10-19.
［15］.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共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11-10.
［责任编辑：梁桂芝］
该文总结，本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超越和共同体和时代新理念方面的价值观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价值观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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