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幽灵的自我救赎（评论）,本文是有关历史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和幽灵和历史幽灵和救赎相关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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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文艺至少诞生有八十个年头了,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与殖义的卫国战争的完全胜利,八年抗战及其牵涉到的众多势力和人群留下了无数可供书写的素材,也产生了无数题材与体裁各异的优秀作品.经过八十多年来的纪念、反省、书写与重写,这段历史已经成为一笔丰厚的遗产,但同时也变成了后来者的负担.作为遗产,抗战已经获得了几乎众口一词的历史定性,它的教训和经验被转化为从屈辱到抗争、由落后到自强、沙聚之邦凝聚为众志成城的民族象征；而作为负担则是当它的形象与书写语法一经确立,便可能固化为某种巨型能指,让当时当地包含的丰富、复杂和崎岖不平被化约和压抑.
房伟这一代作者如果要再书写抗战历史,会面临双重的处境：一,有丰厚的资源可供参考和借鉴,且在经历各种意识形态的起承转合之后,又有着各种不同立场与观点在抢夺着表达的权力,从主旋律到边缘叙事乃至颠覆性的书写应有尽有,几乎穷尽了各个方向的话语可能.二,如何才能在抗战叙事中发掘出新的经验,而不至于沦为既有书写的跟风者,这是个极大的考验.作为卓有成绩的文学研究者,房伟在批评上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当角色转为作家之后,虽然已经有了长篇小说《英雄时代》打底,但那是以他曾经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的,如今要将视角投入纵深的历史角落,不免要改换笔墨,重新来过.他选择的是从不为人注意的僻道与暗角进入,对过往进行招魂、救赎和反思.
这样的选择更多侧重于人的心理、精神、灵魂层面,看上去似乎比较“玄”,也与房伟之前的路数有些差异.记得2014年夏天在武汉开会的某个深夜,我们聊了很久,他更多谈到的是“宏大叙事”的隐伏与复归,此后也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两年之后,当他以曲折幽微之笔探入历史的缝隙之中,写作出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多少让我有些讶异.在最近的一篇创作谈《历史不在“别处”》中,他说自己创作的“抗战短篇小说”,是“试图在中日民族心理结构与内在气质的碰撞中,展现荒诞战争对人性的戕害,表达大历史与个人历史的种种因果互动,偶然与必然的纠葛,体谅人性的苦涩、温情与抗争.我希望既不贬低日本的优秀品质,看到大和民族的自强与内省,勇武与执着,也不忽视‘樱花背后的狰狞’,必须谴责战争的狂妄之心.同样,我们既不能过分鼓吹‘手撕鬼子’之类悲壮豪迈之下的滑稽自卑,也不能轻视中华民族淬炼血与火的勇气与韧性.写战争之历史,必须以强者心态对待血与火,以理性客观的思维看待敌我战争行为,方能超越简单的民族道德对立,反思战争,也反思自我,在民族和解的基础上,建设民族自我的强大自信与独特魅力.”这些道理其实谁都能说,有人甚至可能比他说得更加动听,而问题在于如何真正将它们贯彻在实际写作之中.就《幽灵军》与《肃魂》两篇来说,房伟更多采取的是设身处地的还原式手法,在大历史的脉络之内偏锋突进,侧重小人物的遭际与选择,尤其以人物内心与意识流动的表现为突出.
在这种手法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先锋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隐微影响,然而房伟并没有架空叙事,那种我们常见的从历史中提取一个或者几个符号化的存在,进而将它们作为想象与生发的触机,在形式的迷恋、语言的狂欢和修辞的快感中,导向对某种既定意识形态的结构或者个人主义的张扬.房伟的抗战题材小说大多有所本,他甚至为此查阅钻研了许多第一手原始材料和相关的研究资料.《幽灵军》与《肃魂》都是取材自有案可查的历史记载,前者的灵感来自于南京大屠杀后一整支建制失踪的“幽灵部队”；后者的原型是肃反托派的内部斗争.这两个几乎被正史忽略了的事件,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它们似乎已经在正史书写中被遗忘或者忽略,因为较之于更为宏阔复杂的人物、事件、社会关系乃至政治斗争走向来说,它们都过于细碎了.只是,它们作为事实虽然已经死去,它内在包含着的历史幽灵和暧昧却徘徊不去,就如同未曾超度而难以平息的亡灵,时时侵扰着后来的人与现实,必得通过再一次的书写让它们在时空和心灵之中获得一个安放的位置.
本雅明说：“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按它本来的样子’（兰克）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历史唯物主义者希望保持住一种过去的意象,而这种过去的意象也总是出乎意料地呈现在那个在危险的关头被历史选中的人的面前.这种危险既影响了传统的内容,也影响了传统的接受者.两者都面临同样的威胁,那就是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同这种威胁所做的斗争在每个时代都必须赋予新的内容,这样方能从占绝对优势的随波逐流习性中强行夺取传统.”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历史书写（文学书写也一样）其实是在创造自己的过去,创造一种历史和传统,以便让这种被书写的内容成为当下的内容,成为一种对抗陈腐和教条话语的形式.过去所留下的断简残篇、只言片语乃至仅仅是口耳相传、不断变异的故事,充满了歧义和多样的生发空间,一个有追求的写作者总是在散乱的支离破碎中,进行自己的选择和创造,从而形成了既有别于正典历史小说那种定规,也不流于纯粹臆想的放纵,为文学史提供一种新经验.
《幽灵军》的切入角度就是一个独特的经验,写的是失踪的川军,却以日军第九师团森联队的长谷川信彦中尉的视角展开叙事.长谷川是一个将《叶隐》和天皇敕令挂在嘴边、严肃正经的人,确切地说是个怀抱过时的“武士道”精神、充满自我怀疑和反思的军人.在家族荣誉的历史传承中,意志坚定,耻笑那些“没有目标的人生,可耻而失败.”但是想象中的光荣伟大的“圣战”与现实中肮脏无耻的侵略,撕裂了他那看上去稳固而崇高的献身精神：“他讨厌罪行,但崇拜伟大的战争,但谁又能区分战争与罪行呢？”作为历史进程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棋子,他只能是个悲剧,因为战争和时代氛围注定要泯灭个体的独立与自由.“中尉其实是孤独的英雄,他的敌人,不是川军,也不是数不清的支那部队,而是世界的无意义.当家族荣誉、武士精神这类玩意儿,在这场不义贪婪的侵略面前,被涂抹了太多脂粉,中尉这样的‘古代英雄’,只能将这种对世界的抵抗,孤独地进行到底.”通过长谷川内心的天人交战,小说将现实战争转化成一场灵魂之战.就像那个随军僧人虚云的话：“战争不过在你我的心中……”那个一直没有浮现出踪迹的幽灵军既可以视作中国人不屈的精魂,也可以视作长谷川内心中的犹疑、恐惧、绝望和迷惘——他丝毫没有能力逃脱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恶”动力.
事实上,在长谷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优等生”般的文化骄傲和自我矛盾.我在房伟这个精短作品看到的是一个有关近代日本的隐喻,虽然他可能并没有明确地自觉到这一点.日本作为东亚小邦,长期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但是在江户幕府锁国时代（1641－1853年）,曾经奉为典范的“中学”已经在一定程度遭遇“兰学”的冲击,西方的科技与医学等渐次引入.从1853年的“黑船来航”开始,“洋学”成为此后二十多年明治维新资产阶级改革的根本.这个过程其实与中国的洋务运动时间大致相当,甚至早期还更多倚仗从中国汇编的《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这些资料中获取西方知识,但“和魂洋才”显然比“中体西用”要更为彻底决绝.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一举证明自己是亚洲学习西方的“优等生”,而1904年的对马海战更是战胜了欧洲强国.这使得日本举国的文化自信提升,进而在新近习得的“文明”与“野蛮”的西方话语中贬低了亚洲其他各国.长谷川的“武士道”精神其实也是在19世纪中后期形成的一种近代话语,这套话语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进一步强化推进将自身变成了一个合法性的怪物,导致军国主义的蔓延.军国主义显然与此前的武士道有差别,但大势所趋,身在其中的长谷川那样有着自省意识的人也无法背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悲壮历史也因此展开,“武士道”作为一种精神在这样的时代已经是过时的,也注定了长谷川和几代日本人的悲剧.小说在这里显示出它与历史的不同——他直抵心理和精神层面,洞悉幽微人性中的不甘与无奈以及最后的“殉道”；同时也标示了与传奇化、风格化、碎片化的既有历史小说的区别——它固然也有着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却是让不同的主观人物和各种主观话语自行呈现、平等对话,从而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历史自身的无情、客观和无动于衷,至于对于历史的看法,则成为一扇敞开的罗生门,包孕了从内到外的各种解释可能.
房伟在《重塑历史的现代精神》中表达了他对“好的历史小说”的几个标准,那就是应该体现出一种历史理性精神、有独特的地域主体特质,善于处理历史的偶然性、细节性和总体性的关系,赋予历史文学以光芒和魅力.我很同意他的看法,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当一时一地的恩怨和价值观放到长时段的历史中时,它便显示出在最终审判之前的苍白和单薄.吊诡的是,任何一个个体因为自身生命的局限,总是身处某个具体短暂时空之中,如果要想超越这个时空,必然需要跨越人生的阈限,与过去与未来进行对话,这就需要严谨冷峻的理性.房伟是站在过去事件的后方回望,自然有着“后见之明”,批判从过去和现在、内部与外部同时展开,如果说长谷川的荣耀战争的梦想的幻灭,是一种回到当时当地日方角度的探讨；那么《肃魂》则是从现在对中国内部在抗战过程中的龃龉、偏颇和复杂成分的自我救赎.
《肃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仪式叙事,通过打捞亡灵尸骨的仪式,给历史的孤魂野鬼以一个安顿之所.小说以元湖边上的捞尸人黑开始故事,但主角却是几十年前八路军野战连队的指导员春阳.春阳曾经是北平的学生,接受了斯大林式的革命理想“寒冷严峻,冷酷无情,但又纯洁坚定,富于战斗”,认为革命队伍就应该有着“清洁严肃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这是个乌托邦的蓝图,现实中却是他必须带领一批在他看来粗野、鄙俗的战士们与更加没有底线的土匪合作,共同对抗日军.应该说,春阳是个纯洁的理想主义者,有着明确的现代性规划,有着改造世界的并且将这种付诸实践的决心和行动力.但是他和最广大的民众是彼此隔膜的：“他们鄙视他这个北平的‘先生’.他也讨厌他们身上的虱子,散发的臭气,用手抹鼻涕,抠烂脚丫的恶习.他们也许是战场的勇士,但绝不是真正的战士.他们是不洁的,他们饮用没煮开的湖水,有时吃生鱼,也不怕血吸虫病,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太粗鄙,横暴.他们私下肆无忌惮地谈论小脚寡妇,说着带×字的当地土话.他们不过是农民.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尽管一再强调“清洁”的精神,但春阳自身也并不是纯净无疵的——他在做梦时候也会梦遗,这一点他和他所厌恶的土匪和农民并无两样.当一个不完美的人进行完美的尝试的时候,启蒙式的必然会产生的矛盾导致最终的悲剧.清洁和秩序是启蒙现代性的价值,在践行的过程中却以非理性的面目出现：春阳找到了肃反托派的由头,开始了清洗这个世界污浊的行动,造成了巨大的内耗,自己也走上孤绝的不归之路.
我们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见过无数这样以理想之名施行的恣睢暴力,它们所构成的巨大悲剧和血泪教训已经成为文学书写中一个重要的反思性命题.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控诉和批评的层面,那么这个作品也不过是无数颠覆崇高、拆解革命的话语浮沫中的普通一员.房伟试图对悲剧发生的原因提出一个阶级和文化差别的解释,这种解释未必能够全面概括历史中的偶然与必然,但至少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最主要的是,捞尸人父子两代一生在湖上捡骨这个行为,是要表达一种历史的自我救赎.值得一提的是,捞尸人父子分别叫“红”与“黑”,红产生了黑,黑则继承与延续了红的拯救,这种辩证法尤为意味深长.小说暗示了“红”可能早年在春阳的肃反运动中也犯过错、甚至助纣为虐,而此后他用一生来收敛那些无名的尸骨,并且他的儿子“黑”也被教训规避一切意识形态的行为,而加入到这个个体救赎行动之中.最后,当“黑”沉入元湖,他感到的不是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回家的归属感：“水是软的,死过去,骨总会留下来,总有人会捡到他的.这样想着,黑的心就安定了,他缓缓地沉到湖心,突然看到一片光亮,无数的亡灵来迎接他了.有拖着辫子的清朝官吏,穿袍子的书生,带红头巾的农民,还有日本军人,八路,国军,还有数不清不知从何而来的亡灵.它们都是黑的兄弟姐妹.”
元湖便是历史深渊本身,在这个深渊之中,一切的身份差别、阶级差别、党派差别、民族差别都复归于人的共同命运.在这个意义上,《肃魂》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日光底下无新事”,但是“无新事”并不意味着不能有写作上的新经验和新表述,同样的原型母题能够生发出无数枝繁叶茂、赓续不绝的作品,正是因为后来的作品都找到了自己的角度,如果没有独特的切入点,那种写作基本上是无效的.这是记忆与表述的相互生产,即一个作家如何在一个时代与社会的集体记忆和他个人的独特记忆之间寻找到平衡,如何在典律化的历史记忆和普鲁斯特所说的“非意愿记忆”的隙缝中谋求出路.房伟的历史题材小说就是在隙缝中开掘未曾走过的路途,它们往往出现在不同记忆错综复杂的交融之中,而不是某个权威化、合法化的历史书写当中.
前段时间,我应《文学报》傅小平编辑之约谈目前写作中的历史感问题.我觉得普遍存在的历史感匮乏的问题,历史知识积累的不足倒在其次,最主要是大历史观的孱弱,缺乏时空纵横的整体性关怀,从而造成一种自由任性的个人主义历史认知盛行,体现在写作中就是想象力的贫困造成的理念化先行,用零星的片断结缀简化了历史,而迷失在过于芜杂的事实材料当中.许多人讨论历史往往陷入到一种“真实性”的迷思之中,认为只要细节真实就是真实,这恰恰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把历史简化成了断烂朝报和杂事秘辛,变成了一种庸俗的窥淫癖.因为过于执着于细节真实,是不可能理解历史真实的,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真实”的意义所在,它一定是超越了细节真实的层面,达到一种心理真实、逻辑真实和普遍真实,要指向的是更为恒久与普遍的人的命运和历史的意义.
房伟的小说其实形成了自己的历史感,无论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历史观,接受不接受他的历史感,他的小说都构成了一种心灵真实,体现的是一个思考中的知识分子如何在当下应对历史的遗产和包袱的努力,进而超越了史料的局限,使之具有了诗性的超越品质.他也像一个捞尸人,在历史的残骸中打捞碎片、拼接展演,将那些无主的孤魂、飘散的幽灵收敛起来,让他们各自言说,并且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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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高三最狼狈的一天 10月份月考的成绩刚出来,我排在班级倒数第二,年级500名开外,这也意味着如果是高考,我只能勉强上个三本 再然后,班主任突击检查,从我的桌兜里翻出一堆小说,没有任何悬念,我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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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村突然接到电话,电话那头传出久违的声音,称我作“康叔” 在记忆中,我平生唯被一人唤作康叔,这个人就是俞帆 俞帆乃我大学老师俞兆平先生之子 我和他结缘于我大学毕业成为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