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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来,在层出不穷的医疗腐败新闻面前,人们早已跨越“少见多怪”的幼稚期,进入“审丑疲劳”状态,因为,像下面这样的报道实在见得太多了：某医药*商用回扣攻陷了医院领导、药剂科负责人、开处方的医生,形成了层层分肥、好处均沾的利益链.业内揭秘：有医生每月药品回扣拿1 万多元.
这些被层层分肥的钱从哪里来？当然是患者,是大众.此过程中,损失的不仅仅是大众的腰包,更有安全感、信任感、公平正义感,取而代之的是“闻医色变”的恐惧、“能否遇上好医院好医生”的焦虑以及深切的被剥夺感.
那么,有没有不腐败的例子呢？当然有.在一起案例中,办案人员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发现有不少医德高尚的医生和管理人员,他们拒绝收取回扣,连医药代表都对其表示钦佩.”这说明,人心深处终究是向往清朗世界,厌倦那种“必须牺牲道义才能获取利益”之模式的；在“良知”与“利益”的激战中,“良知”尚未全军覆没.
可问题是,若无制度保障,仅凭“良知”战胜“利益”的概率能有多高？究竟是随大流欣然笑纳的人多,还是“逆流而上”绝不动心的人多？大家不难得出自己的答案.
唐代张固《幽闲鼓吹》中有则“钱可通神”的故事——宰相张延赏在即将度支使（掌管国家财政收支）之前就得知有个大案子颇有冤屈,为之扼腕不平.待他一兼任度支使,立即严令十天之内将这个久拖不决的积案审理完.第二天,他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张纸条：“（送你）三万贯钱,请不要过问此案.”他很生气,催促下属加速查办.翌日又出现一纸条：“钱五万贯.”他更生气了,命令两天必须了结此案.翌日又有一张纸条：“十万贯.”这次,他停止了调查,不再过问.有人悄悄探听,张延赏说：“钱至十万贯,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惧及祸,不得不受也！”瞧,连原本一腔正气、满怀抱负的宰相也明白,钱送到十万,连神都能买通,没有不可转圜的事,为免祸及自己,干脆接受了！
扪心自问,假如身边你拿我拿大家拿,“出事”只是少数倒霉蛋的“小概率事件”,“不拿”则不但要忍受“众人皆富你独贫”,还要忍受人人侧目被孤立之痛,几人能坚持？
一旦大家形成了“共谋”分肥的格局,那么,所有的监管环节都会形同虚设,甚至适得其反——监管环节越多,往往意味着参与利益分肥的人越多.而局外人痛骂医疗腐败,往往只是因为自己没机会分一杯羹；一旦有机会,照拿不误,毫不客气.它完全符合“破窗效应”——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块窗玻璃既不受惩处,也不修复,就无异于纵容其他人去打碎更多的玻璃.待到一个“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畸形医疗体制已经定型之后再去整治,管理者需要战胜的就不再只是一两个不法者,而是在该领域非法获利的所有人了.
一个癌症患者,倘若不幸已经到了全身弥漫性扩散阶段,一般的建议是放弃手术,保守治疗,让患者死得不那么痛苦.可“医疗腐败”之顽疾,我们却再无法容忍.因为,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家人一辈子都不生病,谁都免不了要和医院打交道,而被放到“医疗腐败”这口黑锅里煎炸的滋味可不好受.此瘤不除,便无法正常生存,遑论幸福.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修复“破窗”更不可能一针见效,凭一夕之功.治“医疗腐败”,须拿出抗癌般的决心,打针吃药动手术放化疗,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比如,堵上采购、定价等环节的“可操作空间”,使“不当利益”之链缺氧枯萎,以致“不能腐”；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管,让公众对监管者的升降荣辱有话语权,避免自体监督,使之“不敢腐”；改革收入分配机制,使医疗从业人员能够合理合法、有尊严地获得与其劳动相称的报酬,使之“不必腐”；坚持“价值观重塑”、启动“文化改良”,改变“笑贫不笑娼”的恶劣社会生态,从而改变医疗从业人员的心态,使之“不想腐”……有什么办法呢？既然最初“第一扇窗户被打破”时没有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过了事半功倍的黄金阶段,那就只能踏踏实实地去付出“事倍功半”的长期努力了.读一读《论持久战》,或可从中找回一点信念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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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家书的儿女情长
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梁启超共育有九个子女,他们个个成才,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个家庭中出了三个院.
梁羽生和金庸的瑜亮之交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金庸原名查良镛 过去数十年,二人普遍被认为是新派武侠小说代表作家,武侠小说作家的“ 泰山北斗” 并辔武侠小说之林1952 年,梁羽生和金庸先后进香港新晚报编副.
梁启超因何大惭
大凡与梁启超同时代的人,在谈及与人相处的礼仪或是论学时,能让梁启超“大惭”的人肯定不多 而王宠惠可以算一个,且梁启超在他面前还不止“大惭”一次 王宠惠,.
梁漱溟的为文和为人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溟,以字行；笔名寿民、瘦民……；广西桂林人,1898 年10 月18 日出生于北京 其父梁济,字巨川,光绪十一年举人,官至内阁中书,四品文官 梁漱溟五岁时,父亲请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