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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魅影论文参考文献：
凌鹰
被唤醒的古国
湘江下游支流沩水河畔,一片正在抽穗的稻田,在夏季的阳光下泛起一层深沉的墨绿.
这本来是个盛产水稻的大粮仓.如果不是那个叫姜景舒的农民在一次挖*的时候一锄头挖出了那件四羊方尊的国宝,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一大片辽阔的稻田里,居然沉睡着一个青铜王国.
黄材炭河里遗址虽然早在三十年代就因为那只四羊方尊而让这片土地成为全球焦点,但2001年6月19日这一天,对于这片皇天后土来说,又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宁乡县黄材镇四个在沩水河中游泳的学生,居然无意间发现了一件兽面纹青铜瓿.
这件兽面纹青铜瓿口沿斜折,短颈,圆肩,腹下收.肩部有四处铸造时留下的痕迹.腹部和圈足上有四道矮而薄的扉棱,圈足上部有四个方形镂孔.颈部有三周凸弦纹,肩部饰夔龙纹,以云雷纹为地,腹部和圈足上饰兽面纹.
这是炭河里遗址已经出土所见商周青铜瓿中最大的一件.
兽面纹青铜瓿既然是在河里发现的,这就值得深究了.于是,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和所在地理考证,专家得知,出土这件铜瓿的地点,在商周时期并没有河流,而是后来雨水冲刷形成的,此瓿可能就是被雨水冲刷到沩水河的.而沩水河与黄材炭河里遗址相距又只有一公里,随水惊现的兽面纹青铜瓿,与黄材炭河里遗址自然就有了丝丝缕缕的必然联系.
炭河里遗址为椭圆形山间盆地,东西长,南北窄,地势平坦,是浩浩荡荡将近千万平方米的冲积平原,三面都是高山环抱,盆地一马平川,塅溪、胜溪、蒿溪分别从北、南、西三面冲出山口在盆地西部汇入黄材河,遗址部分已遭河水冲洗.
被四个学生发现的兽面纹青铜瓿,也许曾经就静静的躺在这片冲击盆地的某个角落.
其实,早在1963年,炭河里遗址附近的塅溪河中也出土过“癸”兽面纹提梁卣,卣内装满玉珠、玉管1174件.当时,湖南省博物馆相关专家经过调查考证后就确认,这里是一处商周时期的遗址.这个结论,在2001年到2005年对炭河里遗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更多出土实物的佐证,证明这里曾是商周时期的一座城址,面积达23万平方米.城址四面夯筑城墙,有内外护城河.从残存的城墙推测,城址可能是圆形.城内宫殿坐北朝南,排列有序,城外还有西周时期的墓葬.这样的古城址遗迹,很显然地再现了商周时期都邑的元素.
远去的时光,早已湮没了那座商周古城青铜的撞击声.现代人探微历史源头的心跳,却又重新将这座商周青铜王国唤醒.
然后,我们看到,这座商周都邑的城内宫殿是多层重叠的.它的第一期（第5层）宫殿建筑的废弃堆积,经C14测年为2965&plun;40；第二期宫殿建筑废弃堆积为2925&plun;30,一般认定为公元前1055-975年.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标准,西周纪年始自公元前1046年,可炭河里城址已经超出了西周纪年的范围,其使用时间应在商周时期.
年代虽然被确定,然而,另一个质疑又一直在困扰着国内外的史学家们：这些古老的青铜器,又是何人何地铸造的呢？原材料从何而来？铸造工艺技术从何而来？冶炼遗址在哪里？
这就要说到三苗部落了.
据《韩非子》描述：“三苗不服者,衡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波,有彭蠡之水”.
其意就是说,三苗部族的范围大致包括江汉、江淮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南北、洞庭彭蠡之间的辽阔地域,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南部、安徽省西部和湖北、湖南、江西三省.
三苗的起源,《国语.梦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说的就是三苗是中华民族“三始祖”之一蚩尤的后人.
可是,史学界又传出一种说法,认为三苗在商周时期就已经神秘消失了.但所有的历史典籍,都没有发现关于三苗如何消亡的记载.
这就意味着,三苗在商周时期是依然存在的.要想解开这个疑团,我们只能从黄材炭河里城址出土的青铜器与北方中原出土的铜器特征比较去寻找答案了.
以如四羊方尊为例,其造型非常奇巧,它以四只羊身组成器身,尊的肩部四角以立体羊首装饰.再以虎食人卣为例,其造型是一只立虎,口内衔有一人.这些青铜器的造型,既生动又写实,截然不同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青铜器所表现的庄严古朴的风格.
在纹饰上,炭河里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也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比如人面纹方鼎,不仅还是写实手法,而且以四个浮雕的人面作为器身主体装饰,这种风格在其他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更是绝无仅有.
还有一个更客观又更具体的实物参照,那就是闻名中外的四羊方尊.
蚩尤是三苗的始祖,姓“姜”.而“姜”的本义解释就是从羊从女.因此,四羊方尊以四只羊作为主体,其文化指向就是对蚩尤的崇拜.三苗人用以羊为图饰的四羊方尊作为一种神圣的礼器,祭天拜地敬祖宗,足可以说明,它与中原地区青铜器造型和风格不可混淆的内在成因.或者可以直接界定,从黄材炭河里遗址重新苏醒的青铜王国,很可能就是三苗部族方国.
风中的传奇
很多时候,面对某些愚昧行为,我们居然都找不到对其指责的理由,因为愚昧在某种特定时空中往往源于人的自然属性,一种尚未开启的心性蒙蔽.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直指一个具体的文化事件,这个事件的制造者是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炭河里乡胜溪村新屋湾一个农民.1959年的一天,他在挖地的时候,居然意外地挖出了一件铜器.当然,在他眼里,铜器这个沾满了历史尘埃的语词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他的理解,那只是一个用铜做出来的物件.因此,面对那么一坨庞大的铜,他最为难的就是怎么把它搬回去,然后当废品卖掉.
这个费尽了心思也一筹莫展的农民,最后不得不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将这一大坨铜敲碎成十几块搬回家去.
本色的无知或无知的本色,就那样质变成一种愚昧.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农民当初哪怕懂得一点点中国历史,他都没有勇气更没有力气举起手里的铁锤.我们再试想一下,当这个农民正在用手里的铁锤击打那个被他看成是一坨破铜的珍稀宝贝的时候,如果正好被一个文物专家发现,这个专家不当场休克才怪.因为,那每一铁锤,都是砸在他的心尖上.要知道,这件铜器,就是后来被考古学家鉴定为现有商周青铜器中唯一的一件以人面为饰的方鼎啊！
可惜没有如果.
正因为不存在这种如果,这件价值连城的青铜器才有了后面的一个传奇.
其实,由于正处于大炼钢铁年代,金属制品是重要的回收物资.这个过于实在的农民就把这件器物连同家里的废铜烂铁卖给了一个收废品的人.随即,那个已经被肢解的铜器,就被分类集中运到了长沙毛家桥废铜仓库.
说起来,这件不幸的人面纹青铜方鼎是幸运的.因为,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虽然所有的金属制品都要回收,但湖南省博物馆对于废铜的回收却非常关注,派了工作人员常驻废铜仓库,对各地送来的废铜进行拣选.那些被敲碎的碎片,就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的,他们凭直觉知道,那应该是一件重要文物.于是,他们便在运来的废铜中继续寻找,一共找到了10块碎片.经过拼合对接,却发现可拼成的人面方鼎还缺一足和底部一块.当他们再在废铜仓库中反复寻找时,却始终没有发现那缺少的一足和底部那一块.
带着深深的遗憾,湖南省博物馆专家张欣如接过了负责对人面方鼎进行修复的重任.面对人面方鼎尚缺一足的的闲适,他只好无奈地为其安上了一条假腿,使其成为一件完整器物.
粘合修复后的人面纹青铜方鼎器,其形状为长方形,立耳,直口,平底,口略大于底,下有四足,四角有扉棱.器身四面浮雕四个浓眉大眼、高鼻梁、凸颧骨、宽嘴紧闭、表情庄重的人面；耳的上部有一弯勾状的角状饰,腮两侧置有弯曲的鹰或兽爪.从整体结构看,它们已经构成了人面的部分特征.显然,这个所谓的“人面”,是一种头上长角、肢体带爪的怪神的局部特写,是人们心目中的神或怪神的形象.铜器内侧近口处,刻有“禾大”铭文.
尽管这是一件现有商周青铜器中唯一一件以人面为饰的方鼎,可因为装着一只“假肢”,它的传奇命运却还在延续.
似乎冥冥之中这件商周神器注定是要归于完整的,因为两年之后,湖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竟然又奇迹般地在株洲废铜仓库中偶然发现了一只与这件人面纹方鼎相同的鼎足,随即便带回馆里仔细核对,确定其果然是那只不翼而飞的鼎足,于是又对其再次“手术”,卸下那只假肢,换上这条真腿.至此,青铜人面方鼎才真正地完整面世.由于这件人面纹方鼎装饰怪异,顿然就成了学界的焦点,学者们对此有多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组人面纹有爪而无身,属于传说中“有首无身”、贪婪吃人的凶兽饕餮；另一种见解认为,方鼎的主题纹饰为写实化的人面图像,其宽圆的脸庞,弯如新月的眉毛,丰厚而无胡须的嘴唇,似乎带有较多的女性特征.正视的双目,兼存威严与祥和.宽厚的双耳耳垂下有爪形坠饰,耳上的“几”形,则表示其头上也有发饰或冠带存在.它所表现的,更像是一个身份高贵的女性方国首领形象；还有一种解读是将“人面”理解为“黄帝四面”,黄帝形象说法很多,其中有一看法便是人首龙身；最后一种主张认为,古代有用猎头祭祀的习俗,而这件人面纹方鼎,鼎内的大小正好可以放置一颗头颅,因此认定鼎内可能就是放置猎头祭品的构件.
对于人面鼎上的铭文,学者们的见解也有不同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铭文可释读为“禾大”或“大禾”,可能是一种物主标记,即制器者之名.“禾”字如谷子抽穗时的植株形象,结合器壁的人面形象,就是对祈祷谷物丰收的一种纪念；第二种见解认为铭文可释读为“年”字,认为鼎上的人面纹可能是当时南方一个司稻属国的邦君造像；还有一种看法则认为铭文可释读为“相”字,为族名.其理由为,商、周的“相”方国应是今湖南的湘水流域,而炭河里古城正好处于“相”方国范围内,但是否就是这个方国的都城,就只能借问秋风了.
一件国宝的漂泊苦旅
一件刚刚重现人世的国宝,还没来得及晒晒它久违了三千多年的太阳,还没来得及看清三千年以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就懵懵懂懂地踏上了它的漂泊走之旅,这一漂,就漂了将近一个世纪.
事情还得从民国初始的1919年说起.
这一年,桃源县水田乡茅山峪一个叫艾心斋的农民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干活,突然发现一个露出地表的东西在稀薄的阳光下泛出一道道幽深的光晕.他走进去才看清,那东西很像一件铜器.于是,他就急急忙忙跑回家,把这事告诉了父亲艾清宴.其父一听,马上意识到那很可能是一件宝物,就跟着儿子爬到山上,将这个宝物挖出来搬回了家.
艾清宴虽然知道自己挖出来的是件宝物,但并不知道它就是一件后来成为湖南省博物馆镇馆之物的青铜皿方罍.
这件青铜皿方罍为方形,有盖,直颈,腹下收,圈足.前面正中上下排列兽首和兽首耳；后面一兽首,左右两面肩部各有一兽首衔环,器口内铸有铭文“皿乍父已尊彝”6字.有盖,盖呈四坡屋顶形,顶上有捉手,盖内有铭文“皿而全作父已尊彝”8字.盖身及四角与器身四角及中部装饰长条钩戟形扉棱.全器以细云雷纹为地子,装饰兽面纹和龙纹、鸟纹.器形高大,它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是中国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经典之作,被称为方罍之王.
但后来,关于皿方罍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却有多种说法.从现有资料看,《桃源民国志》的记载比较可信,其出土时间为1919年,出土地点是水田乡茅山峪,也就是现在的桃源县架桥镇栖凤山村毛山峪组.经实地调查,具体出土地点为杉园山山坡,山坡下尚有艾清宴兄弟原来住过的老屋,这与长沙大公报1925年报导其出土地点在艾心斋的住宅旁完全相符.因此,民间说的青铜皿方罍是由艾清宴父子最早获得并非言传,而是事实.
在古代,罍是一种大型盛酒器和礼器.《诗经》里其中的《诗·周南·卷耳》就有对罍的诗意描述：“我姑酌彼金罍”.这里的“金罍”即是指青铜罍.罍诞生于商代晚期,流行于西周至春秋中期,绝迹于战国时期.由于青铜罍在历史上流行的时间不长,尤其是方罍,更是十分稀少.据现已查明的文献得知,出现在桃源县的这件皿方罍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方罍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
然后再说到这件皿方罍的盖、身分离真相.
1924年,益阳一个叫石瑜璋的古董商得知艾清宴家有一件皿方罍的消息后,就找上门来想购买,可他只看到了器身.问及原因才知道,原来器盖被艾清宴的儿子艾心斋作学费抵押给了他正在就读的新民学校.校长钟逢雨认出器盖铭文后,知道是一件商代器物,就把它*了起来.要说青铜皿方罍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因为它毕竟巧遇了一些还略懂一点文物常识的人.
钟逢雨知道皿方罍的“身躯”被一个商人买走后,非常痛心这件国宝落入非法商人之手,就向当地政府,要求政府追查.1925年6月11日的《长沙大公报》还报导了新民学校校长钟逢雨益阳人石瑜璋买走皿方罍器身之事,并引起了当时的国家教育总长章士钊的重视,他要求湖南省长进行调查.湖南省政府确实采取了行动,长沙内务司还发出了第二十三号训令,要求益阳县查办此事.然而,据同年的7月26日《长沙大公报》报导,益阳县长对长沙内务司的回复却是因器物在长沙杨克昌古玩店,无法查扣,只得要求石瑜璋五日内归案,将器物缴呈,可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最让当时的新民学校校长钟逢雨气愤和纠结的是,不仅器身没找回来,最后连器盖也未保住,因为器盖被一个叫周磐的人以3000元强行买去,这事《桃源民国志》有明确记载,1950年,周磐在昆明被捕后,才交出了皿方罍器盖,并附带了一份材料.1952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金明将皿方罍器盖和材料交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存.1956年,湖南省文管会与湖南省博物馆合并,器盖和材料也一并移交给了湖南省博物馆.可是,皿方罍器身却从此下落不明.
这就预示着一个令人揪心的事实,皿方罍器身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可知的漂泊苦旅.
其实,就在当时的湖南省政府苦苦寻找皿方罍器身的时候,它已经早就带着满身的忧伤流出了国门.
1928年,法国学者乔治·苏利耶德莫朗编写了一本《中国艺术史》,此书1931年在美国以英文出版.其中,就有皿方罍照片,并在书*绍,皿方罍先后被包尔禄、姚叔来、卢芹斋等*.
后来,皿方罍就流到了日本,被日本古董商浅野梅吉购买.浅野梅吉带着他的*梦魂归天国后,其子浅野刚在整理父亲遗作时,发现了一本1961年出版的《中国金石陶瓷图鉴》,其中有皿方罍图片和文字说明,并介绍其父是1930年买到皿方罍的.
20世纪50年代,皿方罍器身又被日本另一*家新田栋一购藏.据新田栋一自述,他于1950年见到此器,当时以重金购买,一直*到2001年.
这里,皿方罍器身有历经了一场更加屈辱的异地他国利益争夺之痛.
1993年6月下旬,其时还是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的熊传薪,从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处得知,皿方罍器身已经到了日本,正被新田栋一*.不久,新田栋一就向熊传薪发出赴日考察的邀请.
就在这次赴日考察期间,新田栋一直言不讳地向湖南省博物馆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希望能得到*在中国湖南的那个皿方罍器盖,让皿方罍“身首合一”.
这样正是湖南省博物馆的最大期望,希望能得到对方*的本来就属于中国的国宝.可是,巨大的利益诱惑,却让新田栋一一口回绝了湖南省博物馆的合理要求,并开出以一个商代的青铜器盖加50万美金的换购皿方罍器盖.这种不符合逻辑的交易,自然被将中国文物视为生命的熊传薪言辞拒绝了.
2001年,知道要想得到留在中国的皿方罍器盖已经纯属梦想的新田栋一家族,只好将皿方罍器身交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得此信息后,上海博物馆和保利艺术博物馆联手筹集了一笔巨款,赴美参加竞买.可在拍卖会上,一位法国买家却以924万美元高价拍得皿方罍器身,打破了当时中国青铜器以及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纪录.
然而,让国宝回家的心愿之火却一直还在中国人内心燃烧.得知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将在2014年3月20日拍卖会上再度拍卖皿方罍器身,湖南文博界、企业界和*界自发无偿地筹集资金竭力要拍回属于中国的皿方罍器身.湖南省博物馆于3月15日也致信佳士得拍卖公司亚洲区总裁,竭诚表达了*意愿.湖南省委、省政府更是指示著名史学家熊传薪、谭国斌和湖南省广播电视台、省博物馆相关领导、专家组成了代表团,一起前往美国纽约参与竞拍,同时还带去了皿方罍器盖的3D模型.
在拍卖现场,当3D模盖契合地盖在皿方罍器身上的时候,在场的中国人几乎都流下了难以言说的眼泪……最终,湖南代表团以低于预计拍卖成交价一半左右的,与卖方及佳士得公司达成购买协议,并在协议中承诺,此器物将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任何拍卖会上,它将由湖南省博物馆永久*.这样的承诺其实还表达了一个更纯净的信仰：皿方罍同时将永远珍藏在中国人的内心里.
远古的天籁
看过电影《英雄》和《藏龙卧虎》的人都应该还记得那件古老的乐器,而且可能还会对它被敲击出来的那一缕缕宏亮悠扬而又沉厚旷远的音韵感到新奇并为之震撼.可是,也许并不会有太多人知道,那件出现在这两部电影里的体型庞大的乐器,就是中国打击乐器的老祖宗铜铙,而且,还是1983年从宁乡黄材镇月山乡转耳仑出土的象纹大铜铙原件.
大铙又称大钲或早期甬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打击乐器.
现在就从电影回到现实,让我们再看看这件铜铙的真实本色.
从整体视觉看,此铙的主体就像两片合拢起来的大瓦片,上宽下窄,下附圆筒形甬或者说柄,近口部正中饰一对卷鼻小象,两只小象相互对视着,好像正在叫闹嬉戏.其器表饰有粗大线条组成的兽面纹,整个铜铙纹饰细腻.使用时,口朝上,柄置于座上,只要你一敲击,哪怕是轻轻的敲一下,它都会发出悠长的声音.
我们简直难以想象,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湘江流域,尤其是洞庭湖及其周围地区,这种令我们完全陌生的打击乐器就已经成了当时最流行的音乐器物,就成了用我们现在的话所说的一种时尚.而且,仅在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山,就出土了近20件之多.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时的湖南居民在青铜乐器的制作和使用方面已然领尽一时.
似乎有一种神灵在驱使那些沉睡了几千年的铜铙应该现身于世来证实这个南方青铜王国曾经的和风流一样,1959年,在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山顶,又发现了5件窖藏的铜铙,分别为两件象纹、两件虎纹、一件兽面纹.其中,象纹铜铙是最精美的一件,呈土褐色,器表主纹为粗线条组成的变形兽面纹,左、右、下三边饰6鱼、6龙和11个乳丁,近口部正中饰一兽面,作牛首状,两侧饰倒垂夔龙,兽面纹两侧各饰一卷鼻立象.这是目前所见最为精致的铜铙.其器身的粗犷厚重和纹饰的繁缛精美,兽面的抽象神秘和象纹的写实鲜活,形成了鲜明对比,仿佛一只随时都会奔跑的神象.
如果说,在同一个区域先后两次出土这种中国最古老的乐器是一种巧合,那么,十八年后的1977年底,老粮仓毫明大队在北峰滩修筑公路时再次发现一只铜铙窖藏,就不得不令人想到几千年前响彻在这片土地上那此起彼伏常年不断的一种古老音乐的天籁之音了.
这次出土的一只兽面纹铜铙,重达154公斤.
而且,与此铙出土地点相距五、六米的地方,还发现了一件通高70厘米、口部最宽处47厘米、重109公斤的四伏虎兽面纹铜铙.这只铜铙的独特之处是在口沿内铸有四只圆雕的小卧虎,经过测音,此铙不同部位都能发出不同的声音,从中我们可以推测到,那四只圆雕小卧虎,可能是为了调节音的频率而设.
奇迹还在继续.
1993年8月,宁乡枫木桥乡船山村村民在师古寨山顶劳作时,不经意之中就挖出了2件铜铙.同一年里,又在师古寨一椭圆形土坑中出土了10件铜铙,其坑口长约1米,深约1.5米,分4层平置,下面3层每层3件,最上层1件,距地表约半米之深,器物放置无明显规律,坑内填土为本山的砂土.除1件形制纹饰迥异外,其余9件形制相同,大小相序.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椭圆形土坑距山脊约5米,与1959年出土铜铙地点仅仅相距20米.尤其令考古人员惊讶的是,通过对另外9件铜铙进行测音,发现敲击其每件的正面和侧面,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且C、D、E、F、G五种调的音俱全,能组合奏出多种不同的调式.因此,基本可以断定,这9件铜铙应为一组编铙.
在同一山坡竟然出土如此多的大铜铙,学者们对其用途自然也就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最终的结论是,它们既是演奏当时的流行乐曲的一种实用乐器,也是当时“望祭”山川的礼器.
因为铙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甬钟,且在西周中期以后广泛流传,至春秋战国时期,则诞生了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大型编钟,所以,完全可以说,铜铙就是后世编钟的鼻祖.
铜器上的温情
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湖南的古代历史是从长沙郡开始的.
实则不然.
有个最本质的事实就能向我们揭示湖南的历史源头.
那就是1986年,在湘江流域首次发现的永州市零陵望子岗商周墓葬群.这个遗址充分证实,这里就是湖南境内发现最早的古越人聚居地.因为望子岗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代的大量墓葬群、建筑、陶器等实物资料的出土,委实就是古代百越人——湖南历史上土生土长的土著人日常生活起居生活的全盘再现.
然后,我们再追溯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地区的土著居民或者说古越人的历史背影.
古越人有崇拜蛇的习俗,这与这个地域多毒蛇有关.所谓“东越蛇种”,说的是越人自认为就是蛇的后代.这种崇蛇习俗,在已出土的青铜器物上就有最切实的体现.1988年,衡阳县赤石乡的一座春秋墓葬中出土的动物纹提梁铜卣,就是最好的证实.这件动物纹提梁铜卣,直口,椭圆体垂腹,高圈足；弧形盖,尖顶方柱抓钮,龙首龙身提梁.通体以云雷纹和几何纹为地纹,腹部以凸起的蛇纹和蛙纹为主纹；上腹两边各施一卷曲向下的蛇,中间缀一浮雕蛙纹,下腹中部双蛇逆行向上,与上腹蛇纹近相呼应.器盖以抓钮为中心,四面各施一镂空扉棱,将器盖等分为四个小区.每个小区内二蛇卷曲相向,间饰蜥、蛙、龟、蛇、鸟纹.龙身提梁上施有三角纹,三角内施鳞纹.其形制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的铜卣极为相似,但盖上和腹部装饰的蛇纹、蛙纹等,在中原商周同类器物中又是见不到的.这种形制、纹饰相近的铜卣,在湘潭市荆州乡金棋村也出土了一件.如此易同于北方中原地区的铜卣,显然就是湘江流域的古越人对中原西周铜卣的一种仿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这件国宝还非常荣幸地在首都博物馆“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中展出过.
这种凝聚着古越人崇蛇习俗的实物,在1960年衡山县霞流出土的蛇纹尊上也可以得到呼应.
这件蛇纹尊,敞口,束颈,腹下垂,圈足；颈部和圈足饰分割成三角形的几何纹,腹部饰蛇纹,每一组纹饰的边缘都饰有鳄鱼纹；口沿饰有一周头部突起、身尾卧伏于器壁上的蛇纹,多为两头相对,其中一处三头相对.其中的蛇纹,因为身、尾变化不大,所以也把这种纹饰称之为蚕纹和叶纹,名之为桑蚕纹铜尊.后来之所以改称为蛇纹,是源于湘江流域出土的同时期的铜器上多饰蛇纹,而古代越人又崇拜蛇,称为蛇纹更能彰显古越人崇蛇的精神信仰.
这是目前仅见的一件口沿处作如此装饰的尊.
此尊形制,在中原地区常见,多为西周时期,但尊上纹饰,却又不同于中原地区.
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很有意味的地域文化趋向.
湘江流域出土的动物纹提梁卣在造型上虽然凸显出中原文化影响的烙印,但胎薄质脆,器形轻巧秀丽,全无同时期中原青铜器雄浑凝重之感.尤其是纹饰,无论主纹、地纹均具有越文化的秀雅韵致,且繁缛的地纹与简洁洗练的主纹总让人感觉到一种机巧与灵动.其中的蛇、龟、蜥、鸟、蛙等生灵看似随意点缀,没有法度,却又浑然天成.整个器物的装饰运用浮雕、圆雕、镂空、线刻等多种手法,构思精巧自然,于规整华丽中透出盎然生趣.
除崇拜蛇外,古越人的炊器也别具一格.
望城高砂脊遗址4号墓出土一件铜鼎,盘口内敛,口沿上立耳,鼓腹,蹄形足；腹上部饰兽面纹,下部为蝉体蕉叶纹,鼎足上部都有兽头纹饰.此鼎最大特点就是盘口,从现有资料查证,它应是湖南地区土著越人的一种创造.这种后盘口鼎在湖南其他地方和两广等地也都有发现.其中,衡阳市衡南县胡家港的春秋墓葬中出土的盘口鼎,两耳立于口边,束颈,鼓腹,圜底,三个直条形足外撇,足内空,腹部有两道凸弦纹.经考证,这类铜鼎已经历经战国和汉代,学界普遍认为它们就是古越人的炊器,被称为越式鼎.
越式铜鼎形制多样,在春秋时期还保留着商至西周以来的立耳.战国时期,部分越式铜鼎出现了附耳,且耳的式样也较多,除常见的长方形耳外,还有半环形耳,牛角形耳等,好像我们的古越人是要借助那些抽象的耳,让后人去聆听那个时代的风声过往.再观其鼎足,也特色独具,春秋时期多为半圆内空,有的为尖足外撇,战国时期多为斜直足外撇.有的鼎身还可以见到烟炱,看那情形,就能想到是一件实用器具.
而实用,不就意味着一个时代有了更持久的生活温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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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刚虚惊除了不远处少数几个早起的家属走动发出的细碎的脚步声,病房门偶尔被打开时响起的吱呀声,以及清洁工阿姨拖拭地面发出的簌簌声,清晨的病房静谧如斯 病房的门敞开或者关上,那些声响都不会对睡梦中的小女.
沈国徐的诗（五首）
沈国徐,福建诏安县人 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作协会员、诗学理事 诗作曾获第22 届柔刚诗歌奖、首届中国诗歌奖 夕阳西下我在检查站,在蜈蚣岭的顶端这时刻,光沿着公路抵达身体这四处受敌的身体正在适应不断.
我只想你身无尘埃（五章）
夕光中的小船大片的草海裹着丝绸的披风,上帝将所有的光芒都给了你,以弧线之美,以时光之美,以远方之美！风摇万物,摇泸沽湖的水阔天空,也摇我急切而舒展的接近 一叶舟楫就是一座人间,一丝涟漪就是一叠经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