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小说中的乌托邦世界一以荒若岛为中心,本文是世界类本科毕业论文范文与大江健三郎和乌托邦世界和小说方面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世界论文参考文献：
《青年的污名》是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1960年所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了在日本北部的荒若岛上,依靠捕鱼为生的小岛居民因为青鱼鱼群的多年未至而渔业凋敝,在如何寻求出路的问题上,引发了两代人之间的激烈冲突.相较于大江健三郎其他小说作品, 《青年的污名》无论在主题选择还是艺术表现上都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风格：首先,大江健三郎将创作的焦点聚焦于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②,在小说中大量描写了这个逐渐消亡民族的神话传说、风土民俗以及与日本和族之间的战争,这一类主题在日本当代作家创作中是鲜有涉及的；其次,整部小说的叙事围绕着“荒若岛”这个独特的地理空间展开,荒若岛的气候、资源、地理位置等自然地理因素,与民族、风俗、传说等人文地理因素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小说中主要矛盾冲突的产生与发展、人物命运的沉浮和思想主题的表达.并且把荒若岛视为一个远离世外的“乌托邦”,反映出他对日本民族和国家的思考.
一、荒若岛内：内部资源的争夺
大江健三郎为小说《青年的污名》构建了一个虚构的文学地理空间——荒若岛,它的名字来源于岛上最勇敢的阿伊努部落——荒若阿伊努,这个岛屿位于日本列岛的最北端,终年严寒,这里的西、南、北三面环山,只有东方一面是开阔的“鹤屋盆地”,岛周边的海域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特殊的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着居住在岛上的居民们.
(一)阿伊努族的遗风
荒若岛上的原住居民是阿伊努人,他们主要以捕鱼为生,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而作为日本民族主体的和族人同样垂涎着富饶的荒若岛,两个民族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的战争曾多次上演.小说《青年的污名》中的故事情节发生在20世纪的50年代,此时荒若岛上的原始阿伊努人早已被和族人“消灭殆尽”,大量日本本土移民来到此处谋生,而已步入晚年的主人公鹤屋老人年轻时便参与了对阿伊努人的战争.通过战争中的英勇表现,鹤屋老人为自己树立起了难以撼动的威信,从此领导着荒若岛上的居民们.
可尽管荒若岛上早已没有了原始阿伊努人,但是阿伊努族所留下来的风俗传统却仍旧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小岛,比如作为胜利者的鹤屋老人,却最崇拜传说中荒若阿伊努的勇士“卡尔阿西”,鹤屋老人似乎也在用荒若阿伊努的方武管理着荒若岛.除此之外,荒若岛上的居民为了保证每年的青鱼鱼群能够如期而至,还会举行特定的集会,并且在“下初雪的冬初那天”,选出一名少年担任“荒若”,“这位神格化了的少年,作为这一年的‘荒若’,便成为直到青鱼到来之前的春天为止的漫长冬天里的荒若岛民的‘斋戒’的象征”③.接着,岛上的全部居民以歌舞庆祝,他们会歌咏阿伊努人的古老民歌和叙事诗,“以深夜为期,从荒若湾的广场,围绕着山麓行进,打着火把的全岛民的行列,身着从荒若阿伊努时代就传下来的光辉的正装的荒若,和陪伴他的长老为先头,到达灯塔海角.他们在这儿等待着天亮,给神屋点火”(30).由此可见,隆重的仪式不仅体现出了岛上的居民对阿伊努传统的认可与尊重,也表现出人类对自然的一种原始敬畏,希望能得到自然庇护的愿景,这种富有深意的人文地理因素深深地影响着荒若岛上的每一个人.
(二)青鱼潮引发的危机与冲突
若论荒若岛最丰富的资源是什么？无疑是每年如期而至的青鱼鱼群.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青鱼鱼群每年都会在特定的日子涌入荒若岛周围的海域,并且在类似形状的巨大岩石的周围海域受精产卵,渔人们就在此时设置大网,捕捞青鱼,从而获得不菲的利益.可以说,和族人便是发现了荒若岛的巨大渔业价值,才利用武力将岛上的荒若阿伊努等部族消灭,从而独占了荒若岛.随后大量的和族移民来到小岛定居,并且依靠着捕青鱼,岛上的新移民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与此同时,荒若岛上居民们的等级观念和身份地位也取决于青鱼资源, “这个人能不能上船,是横亘在一切根底的重要分水岭.在岛上的活动,岛上的政治问题,有关以岛子的名义所做的一切,被承认有现实有效的发言权的,归根到底,只有‘能上船的人’”(57).可见,“能上船的人”是凭借着他们勇于征服大海和青鱼鱼群的勇气,才能在岛上获得最受人注重的地位,而“不能上船的人”只能屈居于人下,在岛上的政治生活中没有实际的发言权.
然而在小说《青年的污名》的开篇,一向“准时”涌入荒若岛的青鱼鱼群已经有6年的时间没有来到小岛,岛上的渔业陷入了连年歉收的局面之中.起初,岛上的居民们只是把青鱼的“消失”当作是“不幸的事件”,并热切期盼着来年能有更大的收获以弥补损失,但连续6年的等待让他们逐渐丧失了信心,唯一对“青鱼回归”怀有希望的人就只剩下鹤屋老人了,他用自己的资产做抵押向银行贷款,给岛上的渔民提供生活的保障,继而能够等待下一次青鱼鱼群的到来.荒若岛上的渔民们多年以来一直把鹤屋老人当作小岛的“主人”,便大多接受了他的提议和救济,从而衣食无忧地在岛上生活.可是,鹤屋老人近乎于“”的行为,却引起了年轻一代岛民的不满,他们组织青年会,秘密商议推翻鹤屋老人对荒若岛的统治,然后组织岛上的居民放弃捕青鱼,转而像其他岛屿上的渔民那样出海进行远洋捕鱼.可见,正是由于荒若岛渔业条件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对生存环境的重新适应,小说中最主要的矛盾便是围绕着老少两代人对荒若岛的资源和统治权的争夺展开的.鹤屋老人不仅将捕青鱼当作自己和荒若岛渔民谋生的事业,更是将其作为一种需要传承的信仰,这种信仰源自于荒若阿伊努的传统,也来自于青鱼给予他的精神力量.对于鹤屋老人而言,现代的捕鱼方式是“最肮脏的猎鱼法”,在他看来青鱼早已不是谋取利润的渔业产品,而是自己的友人甚至是亲人,青鱼的“缺席”,便是灵魂伴侣的缺席.鹤屋老人对青鱼的信仰,显示了一种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状态.而在青年一代眼中,对生存的追求早已超过了对信仰的执着,他们相信科学而忽视情感,没有人相信青鱼鱼群还会来到荒若岛,如果不推翻鹤屋老人的统治,他们不仅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也是对生命价值的极大浪费.因此,青鱼鱼群作为一种在特殊地理环境中而产生的资源,它的价值既包括实用价值也含有情感价值,这些价值无不深刻地影响着荒若岛上的居民活动,甚至引起了多次的纷争.
(三)无地自容的荒若
荒若岛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状况对岛上的每个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或许对这种影响最有体验,这个人便是依照阿伊努风俗被选拔出来,为保障荒若岛捕捞青鱼顺利的“荒若”.按照规定,荒若在任期的一年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岛上的居民必须对他敬若神明,无论荒若做出什么样出格的事情都不会有人来追究他的责任.当然,“出格的事”中只有两条戒律是荒若不能违背的：其一,荒若必须是童贞之身；其二,荒若不准离开小岛.为了保障不会发生意外,岛上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女子都躲着选出的少年.戒律受到了双重的保护,一旦青鱼出现在岛子周围,就布下十层、二十层的网.荒若不准离开岛子,这条戒律,也是由小舟的主人以及抵达防波堤的渡船船长,严密地监视着荒若”(30).在所谓捕青鱼的“光荣时代”,荒若每年都会重新选拔,并且大多是十三四岁的少年,基本没有破戒的危险,所以岛上的居民大多都认为这是一份“美差”.
然而在小说中,由于青鱼鱼群的6年未至,被选出做荒若的少年便在鹤屋老人的要求下不能卸任,一连做了6年的荒若,这在荒若岛上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这漫长的六年光阴,荒若从一个14罗的懵懂少年已经变成了性欲萌生、独立思考的20岁青年,却依然被“囚禁”于海边的神屋之中,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荒若没有自我的身份,他只是被阿伊努风俗和捕青鱼事业所规定的偶像,或只是作为一种对自然敬畏的符号来满足他人的需求,而荒若岛渔业的荒废,让荒若作为保佑青鱼鱼群到来的偶像作用也荡然无存,越来越多的岛民不再相信这种古老的信仰.“‘我是个被伙伴们轻蔑和嘲笑的荒若.在我身上涌起的的粘糊糊的热块,把我变成了应该轻蔑和嘲笑的丑陋、讨厌的野兽了.我已经忍耐不住了！’”(31)从荒若的自白中可以看出他选择了反抗,加入了青年会,只是“回归”青年人行列的荒若,就真正得到自由了吗？答案是否定的,青年会只是将其作为斗争的重要筹码,他们将荒若作为由鹤屋老人所树立的偶像,从而达到对鹤屋老人反戈一击的效果.但在最终的较量中,荒若被鹤屋老人诬陷,指责他曾和放荡女人偷情,并且暗示正是由于他的破戒,青鱼鱼群才没有来到小岛,青年会也因此大败,再也没有力量和鹤屋老人抗衡.
二、荒若岛外：外部世界的排斥
生活在荒若岛上的居民们由于受到风俗和资源的制约,他们的世界俨然与外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在青鱼鱼群不再到来之时,如果这些居民抛弃鹤屋老人所坚持的传统信仰,放弃捕青鱼的事业,是否就有机会使荒若岛融入到外部世界？显然,这样的选择也是行不通的,作为特殊地理空间的荒若岛受到了外部世界的排斥,这既有地理位置的影响,也有政治文化的差异.
(一)苏联的窥视与威胁
荒若岛所在的位置在小说中被虚构在了日本列岛的最北端,而在真实的地理环境中,这里除了是阿伊努人的原始聚居地之外,也曾是俄国与日本两个大国争夺的重要地域.1958年和1960年俄国与清朝分别签订了《瑗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的库页岛占为已有,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又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了日本,日本在此设立政府机构——桦太厅,日本“二战”战败后,苏联又发动军事行动再次从日本手中夺回了库页岛.荒若岛应该与库页岛的位置相近,在小说中大江健三郎多次描写了“从桦太撤下的渔民”“桦太犬”“吉利阿库的女仆人”等形象,因此在地理位置上,荒若岛与苏联相近的关系同样反映在小说当中.
苏联给荒若岛造成了一种强大的空间压迫感,使岛上的居民惶惶不安,大江健三郎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位在岛上生活的小学教师形象最能说明这种状况.这位小学教师在海边眺望,看到了在苏联军队驻扎的岛屿上,一个士兵在马上练习“驱驰”动作,他并没有在意这件事情,当作日常的谈资与别人闲聊,可当这件事被传到了保守党议员那里时,就被刍作是关于国家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小学教师不得不无数次到各级部门进行汇报,召开一次又一次的“讲习会”,自己被这件事情折磨得神经衰弱,性格也由开朗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他无法适应外部的社会,只能逃回荒若岛, “除了这个岛子,别无安居之地,离开岛子一步,就有数不清的委员会在等着他,把他叫去,往往强行要他发挥极惨的以滑稽而告终的想象力,一想到这儿,他便一步也不愿离开岛子”(24).小学教师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只没有钝感的“乌龟”,怀疑因为没有感觉到苏联人的危机,自己变成了精神病患者.大江健三郎在小说叙述中插叙的这个故事,不由得使人联想起契诃夫、卡夫卡等作家笔下的“小人物”形象,可谓独具匠心,用幽默风趣的笔调表现出荒若岛与苏联两个地理空间的紧张关系.强大的苏联仍有可能像占领库页岛一样,再一次对荒若岛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像梦魇一般笼罩在小岛之上,而岛上的居民也只能像小学教师一样,无助地“躲在”在岛上.
(二)日本本土的支配与疏离
荒若岛除了在北方要面对苏联的威胁,同样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它远离日本本土,孤悬海外,因此荒若岛与日本本土的关系同样值得深思.在残忍地屠杀土著阿伊努人之后,荒若岛就被来自日本本土的居民占领,并且很快就依靠着对新生活的共同追求融合在了一起,“这些脸的主人,几乎都是日本全土来的各地人,互相间的血,作为日本人,在可能范围内相互疏通……他们有共同的声音,共同的长相,共同的精神.荒若岛的生活,它使他们多种多样的血,统一为一个血统”(8).这些新移民逐渐继承了阿伊努人的风俗和捕青鱼的事业,成为了有别于日本本土居民的新荒若岛人.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将荒若岛完全信任地交给岛上居民自主管理,而是设立了道政府监督这个岛屿.在青鱼大丰收的“光荣时代”,荒若岛给日本政府也带去了丰厚的税收,因此政府允许鹤屋老人为首的鱼师们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捕捞,但一旦渔业面临多年歉收的危局时,政府就立即采取行动,他们污蔑鹤屋老人是“渔民的瘟神”,试图完全收回对荒若岛的管理权,为达到这个目的,甚至有日本皇族乘坐直升飞机来到小岛考察,并得出了开发阿伊努族旅游业的结论.殊不知脆弱的荒若岛生态根本支持不了大规模的开发,更不可能有正直的岛民为了赚钱而化妆成阿伊努人与观光客合影.日本政府所代表的日本本土势力,无时无刻都希望把荒若岛重新“归化”,他们成功影响了岛上的年轻一代,青年会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依靠“本土主流意识”与荒若岛上的传统对抗,正如鹤屋老人所言, “那些家伙是在坏时代长大的,是性恶的废料,这些家伙是地地道道的非岛民”(63).
可见,夹杂在苏联和日本本土之间的荒若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种制约与岛内由于地理要素所引起的纷争,共同使荒若岛成为了无法出入的区域,改变着岛上形形色色人物的命运,也表现出人与自然或共存、或背离的状态.小说的结尾,众叛亲离的鹤屋老人独自担当起了捕青鱼的重任,青鱼在7年之后重新来到了这个小岛,可老人没有力量单独完成捕鱼的任务,交配完成的青鱼鱼群冲破了没有架设完整的大网,扬长而去,老人也不幸在这次捕鱼中遇难.荒若岛则因为青鱼鱼群的回归,再也没有人质疑资源的缺失,居民们又热切期盼着下一次收获的到来.作为地理空间的荒若岛依然主宰着各方的利益,争夺资源的纷争依旧不会终止.
三、荒若岛的背后：边缘地域的反思
大江健三郎在小说《青年的污名》中所塑造的“荒若岛”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地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远离世外的乌托邦形象,大江健三郎借助荒若岛这个看似不存在的乌托邦形象所要传达出的深刻思想内涵,则是解读这部小说的关键所在,也是真实地反映当时日本社会现状的缩影和象征.首先,荒若岛与日本都是依靠资源却资源匮乏的岛屿空间,周围被大海环绕,整个日本列岛正如荒若岛一样,随时都会有“青鱼不至”的危机；再次,日本在“二战”后的失败,使其再无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雄心,领土被美国托管,在北方还有虎视眈眈的苏朕,如果冷战爆发,日本必将成为两大超级大国角斗的最前线,所以外部世界对荒若岛的压迫和岛上居民无法逃脱的状态,也正是日本社会和人民的状态；最后,荒若岛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日本社会最大的危机一信仰的缺失,日本战败后,日本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逐渐摆脱了对“天皇”的迷信,但却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在何方,西方思想和科学技术并没有为日本人指明方向,正如荒若岛上的青年同样蔑视传统、企图推翻权威,但却想法幼稚,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大江健三郎用荒若岛作为载体,表现出他作为日本公民对日本和青年一代前途命运的忧虑.
那么,当时作为青年作家的大江健三郎是否在“荒若岛”上为日本找到一条出路呢？笔者认为,大江健三郎不仅用荒若岛反映出日本的危机,也同样用这个独特的乌托邦形象表达出自己对民族社会出路问题的理解.第一,荒若岛上的阿伊努传统是岛上最重要的人文风俗的体现,即使因为战争使阿伊努人被灭绝殆尽,这种信仰仍旧在岛上的和族人中传承,当这种信仰由于地理环境变化而被大多数人丢弃时,正类似于日本“二战”战败后的社会状况,作者坚信如果有像鹤屋老人一样坚持日本文化自信的人存在,日本这个民族就不会被彻底打败.第二,大江健三郎在这部小说中主张入应该突破不利地理环境的限制,勇于实践、勇于选择自己的道路,在小说主人公鹤屋老人和荒若身上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大江健三郎深受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影响,审视大江健三郎早期文学创作,都有浓郁的存在主义色彩.正如萨特所言“存在主义者却说,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要紧的是整个承担责任,而不是通过某一特殊事例或者某一特殊行动就作为你整个承担责任”【．].大江健三郎将自己笔下的人物设置在荒若岛这个“封闭”的文学地理空间,人物面对危难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而只有鹤屋老人没有坐以待毙,最后做出了真正的行动,即使他最后死亡,身上也存在着各种缺陷,但显然大江健三郎是赞许鹤屋老人这种冲破桎梏的勇气的.第三,大江健三郎在小说中以边缘的地理空间审视主流空间的,通过远离日本本土的荒若岛和苏联的异国形象来象征和反思日本社会,从而更全面地发现了日本的问题与弊端,这种审视问题的角度源自于大江健三郎成长于四国乡村的地理基因,在这部小说之后更成为大江健三郎最主要的创作手法之一,利用多种地理空间来进行相互阐释,无疑可以为认识特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不可否认,作为大江健三郎早期小说的代表作, 《青年的污名》的创作水准与大江健三郎的成熟之作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作者在小说中所构建的荒若岛这个文学中的乌托邦形象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
上文点评：上文是关于大江健三郎和乌托邦世界和小说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世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世界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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