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林小说的自审和审他意识从《绿色青春期》和《不悔录》说开去,该文是青春期方面本科论文怎么写与刘兆林和刘兆林小说和《绿色青春期》有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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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人格的断裂一直是近年令我异常困扰的精神话题之一.我们今天匮乏上几代知识分子身上所薪火相传的那种对于人生、社会和世界的执著反省、真诚批判、刻骨自责和不尽拷问的情怀与理智,尤其是对作家身边的人还有作家自己的“活着”的本相、真实还有困境,相当多的写作者保持了优雅的沉默以及审时度势的回避.其实,作家主体的缺席,具体说是作家主体人格的模糊、隐性和失重,已经到了关乎汉语言文学能否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一定分量的关键时刻.我总是想不通,小说难道仅仅是一种叙事策略,就像诗歌难道仅仅止于“到语言为止”,就行了？后来,有一天当我反复研读西方经典文本,包括凯尔泰斯的《另一个人》、卢梭的《忏悔录》乃至史怀泽的“敬畏生命”的*学说,我才如释重负,哦,还是一个老问题,西方作家起码在主流上是他们的主体人格都很健康,而我们中国作家相比之下,却许多时候是人格分裂或者至少是不够健全的.特别是随着文学的市场化和经济因素的无孔不入,中国作家的品格萎缩、心态失衡、精神迷惘确实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也许,今天的中国作家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再是写什么,甚至怎么写,而是如何写“我”,怎样写“我”的问题.
小说,固然不是人生的教科书,也不是社会生活的档案纪录,但它如果一味躲进文学的塔或者迷宫里进行自我复制自我玩味,那么它的存在也注定可怜.说句老实话,人活过一定的年龄,就不怎么爱看游戏了,而是想看一颗颗鲜活的心的跃动、生的挣扎和人性未泯的搏斗,尤其是如果有作者的心灵、人格、情感跟着我们一起参与到对存在的诸般体味和感怀中,那艺术的享受和共鸣就有了一层理解、默契和信任.大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看重刘兆林的两部长篇小说《绿色青春期》和《不悔录》,它们的问世相隔了差不多整整十年.在我眼里,没有时间的充分酝酿、光阴的筛选和生命法则的挑剔考验,那么艺术的成熟和自觉也是空洞的欺人之谈.
《绿色青春期》和《不悔录》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是他“人生三部曲”的首部和第二部,写了主人公柳直在而立和不惑之年所遭遇到的两次生活上的重大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心路历程的嬗变和调整.前者是对作家军旅生涯的回放和折射,后者是对转业到地方某文化机关工作乃至在此背景上所展开的人生画面、生活场景、机关风云还有世俗的人情世故的种种洞察、揭示、体悟和思索.两本书一以贯之采用了第一人称自叙传的写法,以“我”的内视角观照整个故事的走向,情感线还有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
我之所以在开篇用一定的篇幅对中国作家的人格反思问题做了某些铺垫和扫描,其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刘兆林的写作最值得本人注意和欣赏的地方恐怕正是他的人格反省意识和对生存状态的不懈洞察与追寻.
在我眼里,如果缺少一定程度的“自审”和“审他”的情怀与意识,那么刘兆林的写作充其量是军旅文学或曰机关文学.而有了上述两种作家主体人格的承当和精神煎熬的审美取向,才使得作家的小说不仅仅是社会内幕的精彩报道或者某个阶层的文化现象的生动聚焦和*,而毋宁说更是对人性缺憾、人格扭曲、人生境界的极其富有洞察力、穿透力和说服力的真正文学意味上的大胆书写.
应该说“自审”和“审他”意识一直是刘兆林作品的“核”,精神追求的“果”.
我印象中在这方面他最出色的作品是《父亲祭》.直到不久前我才完完整整阅读了这部重要的人性忏悔录,正是在这部作品里我看到了中国作家少有的人格自责意识和忏悔精神.面对着某种命运的奇特招呼和悲剧人生的基调,你怎么可以洋洋得意自命不凡呢！在命运的沉默昭示和痛苦的人生局面里,人应该跪下来等待精神的救赎,而不是妄自尊大我行我素.
然而,《父亲祭》毕竟是一篇以我手写我心的实录散文,限于文体,它可以把作家的主体情思充分展开,进行一场自我与自我的对话、质疑和拷问.可是到了以虚构为主尤其是追求出神入化虚实相生文体特色的小说写作过程中,“我”的角度、角色和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不可能过于内化了,而必须外化到对人物、情节和故事氛围的设置、编排和演练里,成了似乎纯粹是用来陪衬和烘托小说真实性的一种道具.
不过,即使是这个在一般小说家眼里视为单纯叙事策略和障眼法的道具对于刘兆林来说,却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无论在《绿色青春期》还是在《不悔录》里,作为小说人物的“我”和作家主体意识中的“我”已经合二为一,成了须臾不可分离的骨肉.也正是由于这两部作品沉浸在浓厚的自我反思、自我审视和自我拷问之中,极其强烈地笼罩了作者身世、复杂的人际关系、家庭的背景等等因素在内,而这些从文学史上来看,一般来说大多是浪漫派作家的专利,比如像卢梭在《忏悔录》里的披肝沥胆的直陈其事,像郁达夫的诸多小说写的多是自己的真实隐私,那么此类作品带给作家的道德风险代价就可想而知了.当然小说毕竟是小说,最好的阅读态度应该是不必对号入座.我们欣赏的是作家主体人格脱掉伪装和面具之后的的心灵担当,精神裂变还有对于人生境况的无可奈何的适应和妥协,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总体情感和思维的最鲜活和充满眩惑力的章节.
在《绿色青春期》中出场的“我”,正值期间,赶上了那个崇拜绿色军装、年轻人的心魂被大写意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青春的双重诱惑所招引和征服的年代,本来充满生命活力的躯体面对的却是人性的压抑、阉割和贬损,在爱与欲的悖谬之中,在情和理的交困状态里,在真诚与虚伪、美好和丑陋、善良与邪恶的两极冲撞之下,人的主体人格必然是断裂、扭曲和茫然混沌的.而作者正是选取了“我”的几个富于强烈人性化格调和气息的场景,从此展开了对那个时期人们只能偷偷摸摸遮遮掩掩而最终又无法逃脱历史惯性制约和惩罚的生命悲剧过程的探寻和思考、剖析和烛照.小说异常动人的部分是写情,写在无望的年月里像野草一样不可遏制地疯长的状态,尤其可贵的是写了作家自我的灵魂挣扎、觉醒和无奈.
应该承认,正像张贤亮在《绿化树》中以“我”的内省性完成了章永璘和马樱花的天地和命运赐予的朦胧而圣洁的肉身之爱,《绿色青春期》中则同样也是以“我”的人性在场的身份和质感对主人公与那个大胆张狂至情至性的民间女子花棉袄的一次萍水相逢而险些跌进爱欲怀抱的迷惑、解脱而又带着负罪心理的精彩描绘而注定带给读者以不同凡响的震颤和升华.
我以为刘兆林必定是个性情中人,才会有勇气对自己隐藏在灵肉深处的生命不安与躁动做了那样原始原色原滋原味的书写.其实,所谓的“自审”和“审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男性主体和女性主体的碰撞焊接,一个自然状态下的人和一个社会角色之间的矛盾对立和整合,“我”只有在与“你”或者“他者”的共同存在的背景和视野下才能获得某种对象化的观照和呈现,应了马克思的经典说法：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过,对于文学而言,在写这个关系总和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人物的个性尤其是作家主体的内在视角和触发.
不必怀疑,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在各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语言、技巧、叙述策略、文体试验、形式感等等诸多方面已经为我们贡献了不同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的优秀甚至是杰出之作.然而,我的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许多作品里,我找不到作家自己的影像和心迹.中外文学史上,戴着面具的写作和捧出一颗心的写作所在皆有,可是现在中国文坛匮乏的是后者.说句不客气的话,我在余华、莫言、格非等太多中国杰出作家的作品里找不到他们本人对自我的解剖、审视和批判.相比之下,倒是《废都》那样的的暴露之作,却让我们目睹了贾平凹的隐痛、颓废和放浪的才情.
的人,的心,的压抑的人性迸发,大概主宰《绿色青春期》的创作冲动也是还原作家真我的一次悲壮的努力.在那里,我分明看到了刘兆林将人生故事充分燃烧内化直至将自己的一切也都融入进去的决绝和伤感,抗争和无奈.小说的是写指导员和花棉袄的偷情败露之后,指导员在雪野里举自杀的场景,“指导员站起来掏出了,我看见了他把口对准了一向和善我曾无数次觉得像连队慈母的那颗头颅.螺旋桨疯狂地旋起漫天雪粉.响.入伍以来第一次听见的声在我印象最深的人脑袋上响起了,虽然被疯狂的飞机马达声压得极微弱很像被瓷碗扣住的小爆竹的闷响,却极其沉重地震撼了我,我的心禁不住一阵剧烈的痉挛,仿佛那在心头射了个洞……”这里,小说的细节推动情节的发展和深化,而不是相反,人物的命运和作家主体的内在意识取得了紧密的相应和共鸣.
从外在形式的营造上,这部长篇采用了日记体,从公元1968 年阳历1 月写到公元1969 年阳历2 月整整一年的时间,足够的自我审视和对他者的审视构成了该作品超越一般军旅文学的高度、难度和强度.青春期的性苦恼,成熟男人婚后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对性的重新渴求的,年轻人在那个特殊历史年代里苦不堪言的对政治的敏感、无奈还有对人生意义的朦胧的探索,这一切都足以让刘兆林的这部自叙传获得阅读的张力和快感.卢梭在《忏悔录》第二部的结尾处说,“时间能够揭开种种帷幕”,是的,对于刘兆林来说,“军营的大门啊,你是我人生长途的转折点、里程碑和分水岭”,也许正是那绿色的跳跃和绿色的定格,铸造了作家对于人性饥馑、灾荒和动乱年月里的历史有了上述那样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性格即命运”式的深入开掘和勘探.
刘兆林是一个不会戴着面具写作的作家,他不太擅长通过想象力来寻作的落点和支点.他作品的成功和缺憾其根源也正在于此.很客观冷静甚至不动声色地编故事在我看来,不是这个作家的强项,可是,他属于那种能够把自我的性格、情感和命运充分交织在一起进而比较深入面对社会现实还有人生主题去不遗余力描绘、阐明和剖析的类型.
等待了差不多十年,他终于又一次为文坛端来了自己苦心酝酿的一缸老酒,那就是《不悔录》.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我们会看到刘兆林的创作更老道更成熟也更浑厚了.
在一次创作谈里,作家有这样的话,值得人们深思,“凡已形成文化的东西,都像巨大的一锅老汤,想变一变它的味儿,添进一碗两碗新水是无济于事的,只能一瓢一瓢日积月累地添换,而且添进去的水必须高度清新,才能慢慢改变老汤的味道.”当然,他的这番话是针对体制改革的积重难返的事态而言的.不过,我以为如果将其视为人生和艺术的感慨和经验之谈同样至关重要.
反映到《不悔录》中,就是作者的这坛老酒或者老汤,尽管还保留了他在第一部长篇里的丰沛的情感力量和比较鲜明的主体反思视角,不过还是恰到好处不失时机地容纳进去一些新气息新作料.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一盘散沙文化或者窝里斗文化.虽然话讲得过于偏激,刻毒,倒还是存在一定道理的.同样是知识分子反思的写作,中国作家很难摆脱个人的优越感和自鸣得意的姿态,他们一般是写不出像凯尔泰斯在《另一个人》中那样的坦荡之言的,“这个世界需要被摧毁,直到信仰突然像晶莹的宝石一样从废墟的下面闪烁发光.”巴金若干年前主张的讲真话,到今天有人身体力行了吗？很少.中国文坛上充满的各式各样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越看越像官场或者商场的倒错游戏,这真是世界一体化的绝妙反讽.而刘兆林的《不悔录》为我们提供的正是机关文化的剖面图,知识分子群像的写真,社会转型过程中人际交往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心灵画卷.
作者在该书“跋”里的自诉说,《不悔录》———写我四十岁那年,短暂而漫长,有了许多谎言和背叛的生活.我坚信,我的谎言和背叛是真诚的,那是对人生的真诚,就如我的《绿色青春期》,反思二十岁时的忠诚有多么虚伪一样.
四十是人生的不惑之年,但正如杰出的史铁生讲过的,那话大意是说知惑而不惑,才是人到中年的真实状况.不惑很容易,除了忘却就是冷漠,然而,知惑却是绝难的,知惑而解惑,就是一门人生教程,也是艺术创作的入口.
现在,刘兆林来到了这个入口,只不过他没有像但丁那样把我们领进灵魂的炼狱,甚至他也没有如同卢梭那样让我们感受来自他的那个内在自我的忏悔.在他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既冷静又执著、既深刻又达观、既忘我又审视我的写作中,他试图传达了一个有关生命事态、活着境遇和心灵状况的真实信息,那就是在这个变革年月,在特殊的历史转型期,在门和机关甚至每个角落里,人们不甘于妥协又只能妥协,不想忍受鸡毛蒜皮的庸俗不堪的琐事的摆布但却是偏偏习惯了丑陋,麻木了躯体和神经,甚至像飞蛾投火那样自食其果自得其乐,这是一种存在的荒诞感,也是艺术的绝妙素材.对了,《不悔录》带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幅千姿百态穷形尽相的有关机关文化和知识分子文化的心电图式的剖白和聚焦.
饶有情趣的是,身为作家协会领导的作者写的恰恰是身边的人和事,这对于作者可能要承当的道德风险无疑是一个挑战.刮着谁碰着谁,都是中国人心理最忌讳的,但刘兆林还是那么义无反顾真诚投入地用一个心理分析师一般的生动笔触,用自己风趣幽默带有人生调侃和反讽意味的语言接近了他的写作对象.
在《不悔录》中,作家一改自己长期以来一直信奉和坚守的“自审”意识,不是说没有,而是相对淡化了,反倒将比较直观强烈的“审他”倾向带入到对身边复杂事态、人际交往和生活矛盾漩涡的对比、复制和拼贴之中,使得该小说容量明显增大了,甚至濡染上了一层主题相对散淡游离的“后现代”写作的审美特征.
在刘兆林笔下,审视他者的眼光和笔调不是热切的批判,而是舒缓别致的洞察.古代先哲对于人生纷纭众相的达观理解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其实,人间的纠葛恩怨矛盾,正是造化给人们安排的一出好戏,只要别玩过了头弄个打打杀杀的极端局面,就有看头,值得用社会学和审美的眼睛去凝视扫描.
书里塑造了铁树和盛伟这两个在单位里明争暗斗结下不少是非恩怨的门的高级官员的形象,作者没有丑化当然也没有美化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就像是作者自己写自己那个“我”也同样采取了不褒不抑的中间立场,而把是非分寸的判断交给了读者.因此,尽管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知识分子人性深处的脆弱、萎缩和自私,但是,他绝不把这当成围剿和讨伐他们的口实和证据.如今的世道人心都是“欲洁何曾洁”,大概没有人敢像屈子当年那样义薄云天地喊出“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了吧.
总体来说,或者以我本人的阅读感受而论,《不悔录》是一部比较成功的对于知识分子题材和体制问题做出了不同凡响思考和描绘的一部力作.如果说刘兆林的第一部长篇更多的是在“审我”,这部在“审我”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审他”,举凡上到省委书记、将军、部长、主席,下至国内外大小作家、机关干部,以及普通工人、文学爱好者、家属等等芸芸众生,作家对他们的群像的精彩而具有鲜明性格的烛照和*,确实不是类型化和漫画式的,而是艺术的写真和传神的留影.
当然,至关重要的还在于,《不悔录》阅读起来不累人,尤其对那些不同社会身份的读者来说,倘若还能让他们抽出宝贵的时间去看这么一部沉甸甸的大作的话,该书除了写机关文化的那些重要章节之外,另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视点大概就是它的浓郁的抒情性.
不必讳言,如果不是作者用了足够的篇幅写了男女之间那种亘古便相沿生长的爱和欲,那种自歌德以来一直为中西方文人所憧憬和膜拜的心理情结,即“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上升”的理想精神,则《不悔录》的价值和成就肯定大打折扣.
这里,刘兆林再一次使自己生命和写作中的“自审”情怀、坦荡人格落地生根,长成了一株蓊蓊郁郁的耐寒植物.虽然是不悔,但又是那么丝毫不为自己的隐私行为做出任何意义的装潢伪装矫饰和贴金,别忘了这是自叙传,读者很可能把它当成自画像来看取作者本人的弱点和盲点.欣慰的是,作者承当了足够的道德风险意识,这种心灵的剖白一般的作家是以笔下人物来塑造的.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普通读者对作者的生活中的真实形象普遍感到匪夷所思,因为过分的圣人化,或者扮演了智慧的化身,语言文字的炼金术士的角色,那么作家的真实自我便隐匿不见了,除了他的身边人晓得他是谁,我们真的不晓得他是谁.这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
在我印象中,张贤亮是坦荡的,敢于写自身的一切在有色眼睛里显得肮脏的东西,史铁生是坦荡的,可以将自己的灵魂在明朗的大气里娓娓诉说它的疼痛和迷茫,刘兆林也是坦荡的,在《不悔录》中,他能够真诚地赞*人的美丽的肉体和自己的……
书中开篇的引子“暖雪浴”,我读后的感觉是惊魂.那有些类似川端康成风格的铺陈和描画,神采飞扬栩栩如生,尽管此后这种温暖而抒情的调子在有关人情世故机关风云的详细而近乎纪实的渲染里始终处于暗线,但它却是以一种非常飘忽浪漫的写法与小说整体的幽默反讽形成了取长补短的“复调”.
真正的作家懂得用闲笔,就像一个画家在自己溢彩流光的画面上总要留个闲章或者题款,据说徐悲鸿总是为自己做不到这点而产生不小的遗憾.具体点说,《不悔录》最打动我的地方恰恰是它的闲笔,是那种写在琐碎的生活事件写在严肃的单位话题之外的款款柔情和男人女人的心有灵犀的交流和共感,才使得本来多少显得有些单调沉闷的小说主题、结构和氛围得到了诗意的提升,风情画一样的展开.《不悔录》写男人用的是“赋”的手段,直陈其事,写女人却用了“比”、“兴”,通过自然风光、心灵视点和抒情性的语调,完成了自己的审美取舍,虽然在写女人负面价值的时候也没有回避婉而能讽的现实主义风格,但许多片断的浪漫优雅抒情的格调还是成了这部写机关人事纠葛和知识分子弱点和惰性的作品的一个亮点,一朵值得我们仔细玩味的细小的浪花.
写过《从普鲁斯特到萨特》的大作家莫洛亚曾经在该书写萨特的章节引用了萨特小说中人物的原话,那话大意是说,我是一个醒悟的人,长时间的、辛酸而又甜蜜的疯狂症已经治愈,这个人不会再反悔,回忆起自己从前的种种陋习不能不凄然一笑,而且再也不知道拿自己的生命派何种用场.
想来,对于刘兆林来说,莫洛亚式的感叹他也能理解甚至认同,只不过他更加积极一些,虽然不悔,却把真实的生活写成了令自己也让别人感动乃至感悟的小说.
〔特约责任编辑王雪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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