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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汪精卫的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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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30日,主持对日和谈的南京伪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革命元老和原国民党副总裁身份,出任代主席、行政院院长.这无论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还是在汪精卫个人政治生涯中,都是极富戏剧性的一幕.

从1938年底脱离重庆,到1944年11月客死东瀛,是汪精卫的最后生涯.这一段在日本与重庆的夹缝中度过的艰难岁月,构筑了其人生悲剧的篇章,也将历史上的“汪精卫”从一个“烈士”的象征,变成了“汉奸”的符号.

1945年至1947年间,国民政府各级法院先后审理过2.5万个汉奸.汪精卫的早逝,使国民党避免了在战后汉奸审判中处置这位党国元老的尴尬,也使自尊心极强的他免遭受审的羞辱,却无法避免“汉奸”所需承担的全部代价.

逃离重庆,发表“艳电”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乘飞机秘密离开重庆,来到云南军阀龙云控制下的昆明,19日又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脱离了国民党,也脱离了自己在抗战中的国家.汪精卫终于下定决心离渝开展“和平运动”,序幕开始于这一年外交部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与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的先后访日之行.

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在1938年1月中旬发表“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又发出了“如果国民政府屈服,放弃过去的抗日政策,可以加入新政权”的言论.为了探寻日本方面的真实意图,董道宁和高宗武先后潜访日本,到与日本高官密谈,探得日本“期盼中国有一大政治家出马,并且这位大政治家就是汪精卫”的消息,这极大地鼓舞了汪氏集团.

1938年11月12日,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主和派的主要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西义显等人,在上海重光堂进行秘密会谈,约定,在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放弃内蒙地区、出让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所有在华经济特权的前提下,日本将停止侵略并“尽快”撤军.同时还约定了汪精卫的逃跑路线和今后的合作步骤:汪精卫逃出重庆,到达昆明,宣布与断绝关系.日本政府在获知消息之后,即公布调整中日关系的根本方针.然后汪精卫转至香港,发表收拾残局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作为回应.同时,云南、四川的军队宣布独立.汪精卫召集国民党内亲汪派系,在云南、四川和广西、广东四省日军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

最终汪精卫逃往了河内,并在12月29日向国民党和发出了著名的“艳电”,这是汪精卫“和平运动”最重要的文件,完全代表了他本人的意见.

按照约定,近卫文磨在汪精卫逃走后的12月22日发表了“调整中华国交之根本方针”,即“近卫三原则”.汪精卫在“艳电”中阐明了他对“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这三原则的理解和设想,幻想着日本对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 “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至此,汪精卫与重庆公开决裂,但他意志坚决并且充满自信,他将“艳电”交给《南华日报》的林柏生发表时,曾对林说: “请勿改一字.至要,至要.”

可是汪精卫的离开,并没有如他预想中那样,只要振臂一呼,国内“主和派”就会应者云集,团结在他周围.在汪滞留河内期间,无论早期的改组派、汪派,还是汪的政敌,或党内其他“主和派”及许多重要要人,都纷纷致电汪精卫,劝其回心转意.更没有料到的是,与汪精卫早有渊源关系的第四战区(广东、广西)司令官张发奎、云南军阀龙云,以及陈济棠、何键等,原以为会与蒋脱离关系,加入他的阵营,之后四川的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等各军也都会回应,但他脱离重庆之后,这些将领全都按兵不动.汪精卫在日军占领区之外组建一个与蒋对抗的政府,并拥有独立军队的幻想破灭了.

事实上,在此之前,国民党内很多人都主张对日议和,比如孔祥熙父子.但多数人认为,在国内怎么发表意见都没关系,但脱离重庆性质就变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学者李志毓认为, “汪精卫仅仅依靠重光堂协议和近卫三原则中语焉不详、可以任意解释和变更的承诺就决定出走,说明了他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步步惊心的“和平运动”

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后,国民党开除了汪的党籍,国内随之掀起讨伐“汉奸”浪潮,这使汪精卫陷入空前的孤独和困境之中.当时,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都在香港活动,在河内的只有汪夫妇、曾仲鸣和两三个秘书,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1939年3月21日的河内击案,军统派刺客进河内,于深夜行刺汪精卫,结果却将其亲信曾仲鸣射杀身亡.

击案后,重庆一边加紧了对汪的追踪与制裁,一边对越南、香港地区当局及法殖民部和英大使进行工作,设法促成越南、香港地区当局“坚决拒绝”对汪提供保护,或劝其离境.汪与重庆的斗争已进入你死我活的境地.严酷的“锄奸”形势,使汪精卫可以转圜的余地越来越小.无论其主观动机是否要打倒重庆,客观的对立形势已经形成—一“和平运动”必然同时是分裂与反蒋运动.

同时,日本人也在利用击案对汪造成的刺激,促汪赴日本和谈.在这种形势下,汪精卫终于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来到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一步步走向了汉奸的深渊.

夹缝中的尴尬

汪来到上海之后, “和运”中的人明显分成了两派,以陈璧君、周佛海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成立新政府;而陈公博一派,则力陈“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坚决反对.而汪显然支持陈璧君、周佛海组织政府的主张,“和平运动”渐趋明朗化为陈璧君、周佛海为代表的一派所主张的成立新的政府.但汪精卫无法发动龙云或张发奎的部队,因此,在西南地区、日本占领区之外建立新政权,形成与重庆抗战政府相对立的政府已不可实现.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就堕落成为所谓傀儡政权,与以前的临时、维新两政府没有什么区别了.”

1939年5月1日, “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高宗武行将赴沪之前,戴笠特意托付杜月笙来到香港,会晤高宗武,从中探知了“和运”中人已分化为两派的消息.高告诉杜月笙,这两派,“一派主张蛮干到底,即为汉奸亦所不辞,一派只主张和平,减少国家损失,绝不参加卖国行动”,他自己属于后者.高表示,若汪将来果去南京组织所谓的联邦政府,他将“就报端表示态度,决不同流合污”.高还说: “和平两字,必先平,而后能和,欲求其平,须有武力作为后盾”,汪既无后盾,又身入虎穴,纵获和平,而苛酷条件无法避免, “是等于亡国,绝非本人所能赞同.”后来,高宗武、陶希圣果然脱离了“和平运动”,从高与杜的此番谈话看来, “高陶事件”的发生早已埋下伏笔.

此时,图谋在南京组织新政府的汪精卫在日本人眼中已大大贬值.1939年6月,汪精卫造访日本,与内阁五相分别进行会谈,拉开了双方持续半年的秘密组府谈判过程,日本方面强硬而苛刻的态度逐渐暴露.日本陆军与海军为各自利益相互掣肘,又对汪政府的软弱无力深表不信任,于是汪日双方在驻兵与撤兵、铁路、通货等问题上始终僵持不下.这场谈判彻底粉碎了汪精卫的“理想”,将他从一国之政治领袖,变成了一个没有价值的傀儡.

犬养健回忆录中说,参与谈判的影佐祯昭、堀场中佐等人都认为,兴亚院向汪精卫提出了过于苛刻的条件,其中“恬不知耻、蛮横无理”之处甚多,“完全强化了占领政策”.如果实行了这个提案,华北将从中国独立出来,海南岛也变成了日本海军的地盘.“恐怕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甚的傀儡政权了”.

但最终在半年的僵持之后,汪精卫还是达成了与日本的谈判协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志毓这样判断: “即便汪精卫已经意识到会做日本的傀儡,可除了签订条约,他无路可走.”

汪伪政权的开场和落幕

1940年1月初, “和平运动”的两个核心人物——高宗武、陶希圣突然脱离汪精卫,秘密逃离上海,来到香港.1940年1月22日,两人的联名信和汪精卫与日本准备秘密签署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开发表,震惊全国.

高、陶脱离上海后,1940年1月6日,曾联名致电汪精卫夫妇,阐明反对成立伪政府的几点原因,其中包括新政权不能解决中日问题,日方对汪政权之成立已不重视等.然而,汪精卫丝毫没有因高、陶之言行而有所动摇.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终于在南京成立,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集团粉墨登场.对于汪的选择,陶希圣将之解释为汪偏执而决绝的性格,他说: “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索性喝下去.”

但是,真正影响汪精卫之政治选择的,与其说是性格,毋宁说是其政治主张和政治诉求.决定汪精卫一意组织新政府的真正原因,首先在于对中国之“不能战”的根本认识.既不能战,则唯有和,凡事有成亦有败,战不能必胜,和亦不能必成,汪既然选择了“和”的道路,也就准备好了承担失败的代价.其次,对于重庆政府和个人的仇恨,在你死我活的斗争形势中,不断被激发.事实上,以汪的身份和处境,在1940年初的形势下,除了成立新政府,硬干到底,已无路可走.

曾经对“和平运动”和组府态度最积极的周佛海,也在日记中记录了汪伪政权的窘境和他“和平救国”理想的破灭过程.1940年5月26日,汪伪政权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佛海写道:赴汪处谈一小时,对前途颇感渺茫, “苟和平得达,虽亡命亦所不惜,但世变多端,恐和平终不可期,而吾辈又无立足之地,盖日本少壮派尚有主张征服中国,对余辈尚欲加害者,情形如此,令人不安”.到了1941年初,周佛海已深深感到“和平运动”的错误.“余深感过去在汉,在渝,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对于我国估计过低,而于美国动向认识不清,因观察误谬,至有和平运动之产生.一念之差,百劫不回!”

1944年,汪精卫走进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褚民谊在战后审判的“自白书”中曾说道:“往事如烟,不堪回首.汪先生……既为救民而来,而又不能有强过临时,维新两政府之表现,有时受日人迫胁,竟至闭门痛哭.”汪精卫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43年12月的一场手术,虽然取出了1935年遇刺时留在体内的弹片,但诱发了一系列感染.在此后的两个月中,汪一直不能站立行走,精神至为焦虑.次年3月4日,他再次接受了手术,但自此一病不起,于11月10日客死东瀛.

汪精卫死后,他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陈担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周则掌握伪政权外交、金融、财政、军事和特务大权.抗战胜利后,陈公博作为汪伪政权的第二号汉奸,被判处死刑.周佛海在抗战末期已经暗自私通戴笠,向投诚,尽管如此,抗战胜利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当局仍不得不审判周佛海,先判死刑,后被特赦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病死在监房中.在关键时刻与汪氏集团分道扬镳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得以善终.

本刊综合自《三联生活周刊》

《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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