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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宗明义,杨庆祥在《“新伤痕时代”及其文化应对》中将近年来的一系列时局变动归入“事件”的范畴,因为他不是如媒体一样仅仅惊叹一种“黑天鹅”的盛景,也不是通过强化这些变动的偶然性维持一种关于“现实生活”的幻想,而是将我们从这种幻想中拖拽出来,冷眼旁观它们作为对我们所居世界的叙述架构进行毁灭和建构的事件的属性.他认为,这些偶然性必然生发成一种必然性,一如过去不远历史中的偶然性成为我们今天无所不在的理所应当.同时他也在通过命名的方式警醒众人,提防这些“事件”对此前也已成为“陈迹”的“事件”进行覆盖,导致后者的“去事件化”,从而丧失疗救自我的时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新伤痕”这个被杨庆祥显形的巨大他物佯装未见.
孙频在《柳僧》中塑造了一个寻常可见的城市失败群体中的中年女性,日常生活充斥着情感压力、婚姻压力和工作压力,小说开始时仅剩一台半旧的小轿车和同样陷入人生困顿的母亲——生活在为摆脱抑郁症而制造的人工睡眠中,并且因为服药导致体重激增,还有向阿兹海默症发展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女主角倪慧决定带母亲去自己从未见过、而母亲则思念了四十年的故乡——山西省交城县水暖村.在亲戚家小住几日备受私心杂念的人情冷暖,然而就在最后,作家展示了她一贯决绝的惨烈,母亲年轻时的情人见财起意,杀害主人公母女俩并掠其钱财汽车.标题使用了一个附带比喻的古典意象：代表送别的柳树,着黑袍的僧侣.就这样把古典和现代纽结在了一起,一如小说将故乡与他乡、出走与回归、善良与邪恶充满创造性地纽结在一起,正是时代的肌理.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作家对“回不去的故乡”的处理,阅读时我脑中反复比照的是另一位山西籍作家周涛的《坂坡村》.作别三十年的故乡,山西省榆社县坂坡村,开篇也是一棵树,与“柳僧”不同,这是一棵纯粹代表历史沧桑的植物；同样也写到了坟地,却是充满温情和家族印记的随性和舒适.“故乡”不只是可以回去的,而且是可以自由往返的,他乡与故乡有时空分隔,但是没有心理上的界限.从周涛的创作历程来看,写作这篇散文的时候其基本的历史观、民族观已经完成,同年创作的诗歌《人杰》有清晰的体现,自我认同的根基已经是居住地新疆,但是对故乡仍有一种坦然.两部作品颇具共性：孙频生于山西,《柳僧》发表的2015年正值三十二岁,时居太原将赴北京求学；周涛也生于山西,《坂坡村》写作的1987年不足四十一岁,已在他乡新疆定居.两位处境相仿的作家处理同一题材大异其趣,这关涉到时代变迁的大背景：“在30多年前的198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291,处于非常合理的范围,而到了2012年,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了0.474.我们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从世界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落入了最不平等的行列中.”①作家创作风貌的差异,有各种内部外部的原因,但是改革开放近40年的社会变迁一定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1980年代,各种新要素开始萌动,社会将变未变,故乡与他乡、中部与西部、北方与南方、城市与农村,基本还维持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扁平化世界的特征,生成出的文学文本是充沛、饱满、积极的,那是主体性时代最后的声响.随着市场经济和外来资本的逐渐引入,地区差异、阶层差异、城乡差异日渐扩大,主体渐渐委顿,变得敏感、抑郁、哀婉,充满内伤,这便是杨庆祥提出“新伤痕时代”及其表征“新伤痕文学”坚实的理据.
作为文学史研究出身的批评家,杨庆祥深切了解十年代以来优秀的文学批评对文学史脉络的形成和再研究起到的作用,所以杨庆祥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总有一个后置式的文学史意识,或者说他总是怀抱着主动的历史参与意识.“新伤痕”概念的提出,是一次批评实践,但也蕴含着某种历史梳理,让我们看到九十年代以降的“无名状态”其实隐含着另一种“共名”,如同百川汇流,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伤痕”这一共名状态逐渐呈现出清晰的状态.固然概念的形成难免走向排除异己、形成“成规”的话语霸权,但确实会“倒逼”改革,阎连科就是在传统现实主义和先锋小说两大话语模式下剑走了当下的偏锋.并且毕竟深悉文学史规律的杨庆祥设置好了保险栓,划分出了“新伤痕”的不同层次,并以此统筹了正时兴的“代际”命名,无论如何,前者毕竟比后者更符合艺术规则.
在杨庆祥的观察中,发展主义下的乱象与生机,不约而同地受到了各代作家的关注,他说1950年至2000年漫长的半个世纪出生的人都是“同一代人”,因为分享着相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表达着“共同的诉求”.《80后,怎么办》中包含着对80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阶级分析,构成解决“怎么办”的基础.这样看来统筹每一代都有丰富包容性的五代人,开展整合式分析,多少显得奇异.
据学者阎云翔的研究,1994年的通货膨胀创下新时期以来的新高,然而并未引发1988年通胀后的全民性恐慌,原因之一是“中国社会在经济上已经迅速分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两极分化）.人们发现自己在收入和生活方式方面已经属于不同的阶层.在20世纪80年代不那么幸运的人在购买热门大件时可能通过他们的亲属关系网络的帮助来跟较富裕的家庭抗衡；但到了90年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试图过富人的奢侈生活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了.”②这里体现出的不仅是消费主义的全面铺开、贫富差距的实在完成,更意味着几乎是同步地形成了普遍性的等级观.面对破碎的现状,杨庆祥的整合让其言论多少带有统战的意味,弥合分歧,寻求共识.
在访谈中,杨庆祥明确指出作为共名的“新伤痕”内部的差异性,也就是弥合代际差异、取消代际划分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接纳了代际命名的合理成分.《风雅颂》中,杨科在事业婚姻、人格自尊等多方面溃败之后确确实实回到了生长过的乡村,当发现乡村在都市构建的文化模式下“被都市化”③后,再次毅然走向失落的诗经古城.在这一过程中,杨科虽然处处碰壁接连不得意,但其始终具有主体的能力,最终完成卡里斯马人物形象的塑造.徐则臣笔下的城市青年们却没有这一能力,虽然多次反问留在北京是否仅仅是一种“朝圣”的“仪式”而缺乏真实意义,但始终不能做出行动.同样是没有行动能力,甫跃辉则认为连心理上的退路都没有,只能任其飘荡在城市.如果说郁达夫还能把自身的溃败归结于民族的贫弱,排解内心的压抑愤懑,从主观性走上革命性的道路,建立起自身主体身份④,那么在甫跃辉的时代,气势磅礴的钢混城市巧妙地把自己的权威隐蔽起来,个体的压抑愤懑无从宣泄,只能内转自伤,揭露大对体的存在与所为已经无法对其构成挑战.
年轻一代缺乏政治运动的涤荡,受到对政治运动产生倦态情绪的上一代人的后撤情绪影像,天然地显示出对社会参与的陌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回到自身的人,反而迷失在了自我之中.同样在《80后,怎么办？》中,李陀深处杨庆祥暂居的出租屋内,严肃地提出了隔间年轻夫妇的*问题,杨庆祥判断是环境的恶劣已经磨去了个人.在我非常有限的阅读中,年轻一代作家虽然多次借用这个元素,但是相比50后、60后作家笔下那种酣畅淋漓、直抒胸臆的*描写,男女之欢衬托起的不是真挚的感情,不是权力与野心的膨胀,不是一种扩张、挥发的能量,而是不断向内坍塌的阴暗逼仄,或许是孙频各种花式虐恋太能给人以深刻印象了.另一个印象就是相比前代人,我们可能已经丧失了笑的能力.除了早先走市场化路数的韩寒、孙睿,后来的许多严肃文学作者越来越少碰触到庄重而坦荡的笑的方式了,即使石一枫这样段子不绝于口的机智的北京人,在创作时也多是垂首肃立,一本正经.不能否认,他们面临的正是一个沉重的并且这种沉重能够被感知的时代,他们严肃的表情正体现了他们严肃的态度,但这并不妨碍笑的运用.笑有很好的传播效果和认同机制,并且相对近身斥责,由于拉开了距离,笑更有一份从容冷静、全面客观的理性.笑的缺失,会导致我们抵御、抗争、坚守的行动中少了一份强有力的凭借,少了一片周旋的余地,或许这也是“新伤痕”的表征之一.身体与笑意,事情虽小,体现出的是我们对自身处境体认和反应的迟钝,说是回到了个体,却未必是一个自主的个体.
诚然,与任何一种概括一样,“新伤痕”也未见得是一种普世的观念.名噪一时的《北京折叠》或许是过于名噪,基本的技术层面并未提起我的兴趣,同时作为科幻小说,它并没有充分承担起这一类型应有的前瞻性和洞察力,关于社会分层的谈论早已司空见惯.戴锦华睿智地意识到这部小说忽略了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并且将城市空间理想化了,不可能按照一个清晰的边界折叠.另外横穿过三个世界的老刀没有成为救世主尼奥,而是希望身边人模仿第一空间的优雅知性并以此解决问题,因此可以说《北京折叠》并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贴近杨庆祥给出的“新伤痕”的概念.《慈悲》以其个性化的叙述方式和历史视角,令人着实耳目一新,他看到了许多历史和现实的症结,比如股份制改革、产业工人下岗、改革的地方性、去革命后的市场化大潮与传统的回归、改革时代的生机与乱象、资本对信仰领域的侵入等等,并且通过整一性的历史观配合着清淡的语言和节奏,以及别处年轻作家中不常见的轻微的调侃逗趣,讲述着不同伤痕文学的时代转型,为我们提供了别一种认识历史的方式.我认同张莉对70后作家的判断：“无论怎样强调外在的因素,内在的比如青年一代作家对时代的感受力和穿透力不足也确是事实,这跟思考能力有关,也跟写作眼界有关.这一代作家的创作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他们眼里,写作是个人行为,而不是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他们是纯文学观念培养的一代人,这是不是他们的问题？真是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⑤个人方式也可以处理历史问题,未见得必须宏大叙事,孙频的一系列小说就通过游离出的自我精神剖析而超越了旧“伤痕文学”.《慈悲》也展现了一种不同的历史讲述,没有背负历史重任,一定程度上也就游离出了“新伤痕”范围,没有强烈的伤痛感也就不存在寻求疗愈的迫切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独特的历史构型法是否将历史简化了,无论怎样讨论改革开放以前的时代,工人自发的荣誉感与优越感是不可否认的,如果淡化伤痕色彩,也就是抹平了工人群体在70年代末转型期的地位落差.这样来说,“新伤痕”确实具有先天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甚至去历史的合理一面.
应该承认,杨庆祥是有野心的,在一个不少父辈学者还在优雅“商榷”的时候,作为一个80后青年学者就敢于提出“新伤痕”.并且因为文学史意图,他不是只想归纳,而是希望形成一种新的“文学成规”,以此导向文学以至文化的发展.他不只是研究文学史逻辑,更要使用文学史逻辑.当然,如果认为杨庆祥提出“新伤痕”的目的仅限于概括文学的进程,未免轻视了这种野心.李陀在回忆1997年《让争论浮出水面》的写作背景时谈道：“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的确已经是平的,就只是发展来说,出现了无论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所有这些国家知识分子都共同参与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学术环境,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创造一个足以能应对和解释我们面对的新世界的新的知识发展.……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参与其中,不但在这里头寻求有利于推进中国变革的知识资源,而且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而不是在派性十足的攻击里相互消耗,错失良机.”⑥
其实知识界的分裂恐怕早有伏笔,人文精神大讨论中被归为人文精神旗手的张承志,1984年在宁夏接触到伊斯兰文化,一年后在新疆巴州深入体验了这种文化的细节,以此身份加入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然同主流知识界拉开了距离,甚至可以说张承志走入伊斯兰,正是一种提前到来的“新伤痕”的结果.作为90年代自然延伸和升级的新世纪,知识界、思想界的分歧进一步加剧,比如饶谨和四月网的分裂,以及前不久李北方和激流网的微信隔空笔伐,都越来越呈现出细碎化的趋势,90 年代的“派”内进一步分裂,衍生“派”之间越来越势不两立.其实希望弥合分歧的努力近些年逐渐引起部分学者的重视,从秦晖的《底线共识》到郎咸平、杨瑞辉的《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多少包含这种努力,郑永年在分析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后也提出：“左派、自由派这两大派看法占据了今天中国社会大部分讨论空间,而且两派极其分化,没有任何共识.不难看到,他们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对具体社会环境和政策的争论,倒不如说是对各自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辩护.”基于这种认识,他通过汲取并改造1940年代“新主义”理论、1950年代“公私合营”实践以及1980年代陈云提出的“鸟笼经济”概念进行社会改革⑦.但这种反思与尝试大多限于经济学、社会学领域,社会变革和重建最需要探寻并抚慰人性人心,基于“新伤痕文学”的“新伤痕文化”就显得意义不同.
在《“新伤痕时代”及其文化应对》和访谈《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两篇文章中,杨庆祥表现出了巨大的体量包容性,能分辨出不同的思想脉络.不过他的这种包容性又同阎连科那代人的包容性严格区分,他没有因为试图理解不同属性的人而将自己代入,相反是在坚持自己独立性的前提下尝试体察他们的思维.杨庆祥与李陀有很好的私交和深度的精神交流,不妨设想“新伤痕”的提出正是延续着“让争论浮出水面”的思路,用统筹整合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的方式,统筹整合日渐分裂与衰败的知识界、思想界,乃至构筑一种全新的普遍性,尽力减少内耗,寻求共识,协商,最终实现用“新伤痕”概念终结“新伤痕”历史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宏阔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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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总体性，以与爱和疗愈的文学新伤痕文学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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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伤痕时代与其文化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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