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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学院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跟行政化到底是什么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方平类论文范文资料

主题:教育学院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26

行政化到底是什么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方平,该文是关于教育学院相关论文例文与中国人民大学和程方平和博士生导师方面论文如何怎么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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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几年一样, “高校去行政化”再次成为本次全国的热议话题. 在高校行政化导致的问题百出之时, “去行政化”取得了共识:既有专家学者的呼声,也有政府政策的回应,还得到了舆论的支持.

作为国内知名的高等教育研究专家,程方平曾经担任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对高等教育行政化及去行政化有一番独到的见解. 在程方平看来,在概念不明确的情况下,一哄而上讨论“去行政”,就像是小孩子在吵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讨论去行政化的前提是明确什么是行政化?弄清楚大家反感的行政化到底是什么?

“反感行政过度干预”

记者:现在社会上都在讨论高校去行政化,从整体上看,高校去行政化似乎已经取得了共识.什么是行政化?人们为什么会反感高校行政化?

程方平:行政化是两方面的,概念一定要把握好.不是说行政化就是“过度”,其实“不到位”也是行政化的问题.比如,行政不作为、行政缺位,对这些行政化问题,我们反倒很少关注,更多强调行政过度干预. 大家反感的行政化其实是行政过度干预.行政化的“化”是一个程度,1%到99%都叫“化”,是行政不作为,还是行政适度,还是行政过度,需要搞清楚.我们反感的行政化其实是行政过度干预.

记者:大学里的行政化包括哪些方面?

程方平:在大学里,行政化表现在多个方面.

党政是构成行政领导的两个方面, “党政”关系也是一种行政问题.是党领导的校长负责制,还是校长负责制?虽然有一个基本说法“党委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但里面有很多的问题.而大家批评的大多是过度,笼统地说行政化或取消行政化都是不太准确的.我们追求的是适度行政化.

此外,行政化不仅在一个单位的最高领导,一些院系也存在.一些院系领导、工作人员通过僵化的制度运用,使正常业务不好开展.这也是不适当行政化的表现.

记者:社会各界在去行政化问题上仍存在一些分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程方平:在实际工作岗位上,不同层面有对行政化的不同解读.科研部门,可能认为组织部门太行政化. 有些人把行政化、行政作用弄得很模糊,这是不利于认识问题的.这样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行政人员不愿意提行政化,业务人员就想享有更多的自主权.

在高校,一些空降干部的现象较为普遍,大家也比较反感.其实不是不可空降干部,关键是大家要对这个空降的干部有了解,这样大家才会有选择的机制和博弈关系,能够达到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怎么通过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实现,使大家所说的行政过度得到调整,这是我们要探讨的.

有一些学校校长强势,有一些是书记强势.这没有好与不好,只要两个能配合好,都可以有比较得体的管理模式.适度行政作用,不仅是简单的制度问题,也与管理者的素质、彼此之间的磨合和院校传统都有关系.

“行政管理主要是宏观把握”

记者:目前来看,教育部门及高校行政管理中,行政化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程方平:每个部门之间的问题都是不同的.教育部门的问题有它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行政对日常工作的直接管理,违背了管理的基本规律,越是上层领导,就越需要在一些宏观方面进行把握,而不是具体指导. 过度行政化对学术研究的弊端有很多.比如大家批评比较多的,行政领导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又当教练员,这是不规范的.

除了制度规范之外,还要留有空间、注重平衡,给一些弱势群体、民间组织一些参与的机会.比如教授委员会,普通的没有行政职务的老师偏少,最后的立场可能还是偏行政的,如果有一些没有行政职务的专家就更好了.

比如发表学术论文.原来是没有这样的机制的.因为,一个人的学术思想,跟他发表在哪是没有关系的.很多诺贝尔奖的学者,他都是手稿,没有发表.所以说这种评价是非常奇怪的现象,是把行政领导的权力放到一个编辑部里去.

市场化后,有很多发学术论文的编辑部还是收费的.行政人员认为恰恰是这样,影响了学术研究.

再比如,老师上课时间,有的课程明明需要8周时间,但为了便于管理,就再加上8节.其实这种事情完全可以由院系学术委员会决定.还有,一些学校开办一些新专业,要上报教育部,教育部对这个专业的市场吃得准.

记者:高校行政化问题除了制度层面,还有其他因素存在吗?

程方平:除了行政制度之外,还有执行者的素质和观念的问题.比如,管理从过去的控制向服务转化,这个意识大家都接受,但在操作上、在行政人员的心里,还没有到位.为什么有的行政人员不放权,是他们害怕放权以后,会不受尊重了.现代化的建设,要有制度建设,更要有文化建设,观念的转化.

还有一个问题,行业部门涉及的关系比较多.高校可能会和劳动人事部门、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人口部门、科技部门、门都有关系.而部门之间都有利益,部门利益也是行政化的表现,部门的协调如果都是在宣誓自己的权力的话,也是一种问题.所以,改革不仅是专业行政部门的问题,还有行政部门之间的问题.

有些问题大家会有误解.比如行政过度干预,是制度问题?还是个别人的问题?如果是个别人的问题,就不能证明制度不好.当然,也有可能人的问题背后有制度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我们展开什么是适度行政的讨论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哪些是制度问题,哪些是人的问题.一个行政干部不能代表制度,虽然背后可能有制度原因.我们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才能为改革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而不是简单地说去行政化.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争论就会像小孩子吵架一样.

追求“度”的把握

记者:人们对高校行政化有意见,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行政化造成了很多问题.您认为该如何理性看待当前关于去行政化的讨论?

程方平:现在关于行政化的讨论,比较简单,比较偏激.我们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一些有用的,比如“平衡”,我们要追求在行政化中“度”的把握. “度”的把握是不一样的,可能在这个单位80%比较好,在另外一个单位20%比较好.

现在有的制度是不规范的.在教育部门,很多是“通知”或者“意见”或“领导讲话”,这些东西很灵活,到底是哪个在起作用.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从法律上讲,有的是法律不健全,有的是法律之间有冲突.

记者:我们说“去行政化”实际上是一个放权的过程.在高校管理中,哪些权力该放?哪些权力应该保留? 程方平:改革开放到今天,行政一直比较强势.我们看到,现在从开始,很多权力开始下放,这有很多好处.首先可以减小政府的压力,调动各级部门的自主权和主动性,有利于创新,也可以使改革与创新的生态更好.但是,什么权该放什么权不该放,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需要规范.真正规范以后,管理部门和办事部门才能做好各自的事. 过去大家批评的行政化,就是由于政策法律过于模糊,使得什么事都要听领导的,甚至是一个眼神一个举止.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些行政化的深层问题,而不是不要行政领导.

还有就是行政部门的规范.行政部门有正当的权力,有行政的力量,体现国家意识.但也存在越权、不作为、缺位的问题.有的行政部门,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去管.在这方面,我觉得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很重要.

记者:有的大学校长会担心,整个社会很多机构都在行政化的环境下,如果高校去行政化后,大学校长出去工作会不便.您怎么看? 程方平:这个说法有间题.有一些现象看似合理,不一定是常态.哈佛大学前校长,在财政部干过,但哈佛为什么要他,因为他把资源拿过来为学校服务.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对教育的过于干涉,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985是一类、211是一类,但很难区分开来,没有自己的特色.对高校的过于干涉,可能会压制学校的发展.真正有潜力的可能不是北大清华,有可能是某一地方学校,我们用简单的行政级别压制了很多学校的发展.

高校改革应与国家发展相一致

记者:我们看到,为推动去行政化,一些大学相继出台了高校章程.您如何评价这些高校章程?

程方平:大学章程,基本上都是教育部定了调的.教育部能不能不定调子?既然有各种法律,学校违法,你就查处它呗.很多学校有自己的文化,比如浙江大学的“求实”、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些文化多好啊.

这次6所大学的章程,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是比较有个性化的,第一章就突出了学生.虽然文字上没有说学生利益是第一的,但这种做法很好.

但是,从章程到实施,还有很长的路.大多数章程,比较套路化,对自己的传统积淀、风格表述不明显.比如,光看章程,看不出来是哪个学校.教育部可以有自己的框框,但不要定得太细.

记者:为了实现去行政化,大乡数高校都成立了学术委员会,试图以此摆脱行政对学术的干预.您认为学术委员会该如何发挥它的功能?

程方平:学术委员会的章程和文化,不只是一个名字.现在很多学术委员会被行政所左右.学术委员需要良好的文化.学术委员不是官,学术委员会有一些理念,需要大张旗鼓地亮出来,接受监督.任何权力,如果成了绝对权力,就必然走向反面.我们不要看名称怎么样,还是要回到教育、大学、学术委员会、行政领导的本质.

记者:您认为高校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样的?

程方平:高校改革,应该与国家的发展方向一致.我们要建立创新国家,大学不应该只有按部就班、只会死读书的人,政府应该真正去研究如何发展大学教育,给大学创造哪些发展空间.在基本点确定以后,我们再考虑各得其所.

现在一些没有行政级别的教授,连个课题都评不上.而一些校长,一年可能拿几百万元的课题.这种导向太不好了.以前我们会认为学有专长有用,现在情况是学有专长也没有用,拿不到课题.

(来源:与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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