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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善培的新与旧论文参考文献：
【办新政的能臣】
周善培（1875—1958）,号孝怀,祖籍浙江诸暨,随父亲宦游到四川后定居.周早年与梁启超、刘光第等维新人物有接触,曾奉命带20名学生赴日本留学,重点考察新式学堂、制度等.清末新政能臣有袁世凯、张之洞、唐绍仪、伍廷芳、熊希龄、郑孝胥等人,周善培亦应位列其中.
1903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上任伊始,热心于推行新政.周善培久有凌云志,又正当而立之年,血气方刚,很快成为锡良办新政的得力助手,也是当时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经周之手创办的工商界新式企业不计其数,如慈善厂、发电厂、自来水厂、乞丐工厂等.1908年,周善培出任四川劝业道,首倡建造了成都第一个新式商场——劝业场,并将劝工会改为劝业会,连续6年在青羊宫举办了博览会,盛况空前,在当时的实业界影响巨大,被时人称作“川中第一道景观”.时有《广益丛报》发表评论云：“果由此起点而始终不懈,安知年复一年,不更蒸蒸日上,行将由小至大以渐与欧美各国争胜乎？”
在四川省推行的新政改革中,周善培施展拳脚,政绩显著,一度闻名于海内外.在他署理巡警道期间,曾因带头剪辫,被人讥讽为“周秃子”,他不以为意,反以为荣,对同事开玩笑道：“我就当一回秃子又怎么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办新政就是要胆子大.”然而在官场中,敢作敢为、做实事多的人并不一定有好结果,这在他后来的人生轨迹中得到验证.
【“丢官也是快乐的”】
晚清办新政的浪潮波涛汹涌.1903年,在洋务派大臣的推动下,清政府决心修建自己的铁路,其中以川汉铁路的规划最为宏大,耗资最多.这条未曾竣工的铁路,并没有让清政府实现自强兴国.因为路权争端,最终酿成令山河变色的保路运动,拉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张之洞曾伤感地说：铁路两条,如一剪子,所到之处,即将其国剪破矣.
1904年1月,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挂牌成立.当时,在四川官场身居劝业道的周善培,毫无疑问是修建川汉铁路最积极的拥护者.然而这条规划宏大的铁路,预定路线从汉口到成都,全线4000多里,工程浩大,需要巨额经费,集资十分困难不说,而且单纯依靠一个省的民间资本显然不可能建成.开工后,在长达六七年时间里,官场、铁路公司以及集资乡绅之间,始终处在各种矛盾的漩涡之中,修建铁路的进程极其缓慢.
在盛宣怀的强力推动下,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一石击起千层浪,清廷将进展不顺的铁路收归国有,尽管初衷不错,但是在出资最多的四川人看来,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而且民间资本可能会落得血本无归,这是四川乡绅所不能容忍的.因此,铁路国有政策一出台,和地方就为争取路权吵得不可开交,各种矛盾也迅速公开化,事情一步步向纵深演变,激烈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地点即在川汉铁路公司.当时在场的人员情绪十分激昂,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登台讲演：“各位股东,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全都拿给盛宣怀出卖了,卖给外国佬去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完了！中国也完了！”罗纶声泪俱下,说着说着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这番举动极富感染力,现场顿时哭声一片,连维护秩序的也丢了警棍,伏在桌案边号啕痛哭.会议一结束,参会民众集体步行去总督府,要求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电奏北京,请清廷收回成命.
周善培是当天会议的亲历者.对于浸透了四川人血汗的川汉铁路,他一直抱着真挚感情,而且他当时的身份是四川劝业道,铁路是劝业道该管的事务,他必须亲自到场.周善培是官员身份,又对聚会者持有同情的态度,被会场上的悲怆情绪所感染,于是挺身而出,自我推荐当了官绅之间的调停人.
周善培居间调停的效果良好.王人文听了周的汇报,主动站到总督府的门前迎接者：“大家尽管发表意见,我的责任该办的,有能力办到的,都不会推辞,一定会替四川人办.”王人文的话赢得了一片喝彩.周善培也说：“哪怕丢了官,能把我的责任尽到了,丢官也是快乐的.”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像是飞速旋转的万花筒,不仅让人眼花缭乱,也将包括周善培在内的许多人卷进了历史的车轮底下,来回反复辗轧.
【触怒四川学人,深陷官场争斗】
在处理川汉铁路国有问题上,清廷认为王人文态度过于软弱,紧急调来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赵尔丰作风强硬,行事心狠手辣,在官场中有“赵屠夫”的绰号.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他将保路同志会的首领蒲殿俊、罗纶等9人引诱至总督府,予以扣押.原以为群龙无首,保路同志会再也翻不起大浪,却不料事与愿违,此举无异于在漫山遍野的干柴中投下了火星,熊熊大火马上燃烧起来.当天下午1点钟,成千民众包围了总督府,要求放人.接下来事件愈演愈烈,随着赵尔丰下令开,官民双方再也没有退路,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处在夹缝中的周善培,忽然被民众一方视为仇敌,必须要置他于死地.据曾经在四川总督府任职的官员秦枬在《蜀辛》一书中讲述：四川同志军兴起后,总督府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内外分驻防军,大堂设机关炮二尊,士兵日夜守护,连吃饭、睡觉都不离机关炮左右.道府州县各个官厅,也布满了持的士兵,官吏们人心惶惶,皆有戒心.此时周善培已由劝业道改任提法司,他将老太夫人、妻妾等家眷分头送到朋友处避难,自己居住也不固定,出行则常坐民间滑杆,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般神秘.
此时周善培小心谨慎,实际上是在寻求保命.
随着保路运动的深入,官民矛盾也逐渐升级,变得异常尖锐激烈.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前后,有一句口号响彻四川全省：“只拿周赵,不问他人！”赵指赵尔丰,周为周善培,这句口号不仅让众多不知内情者疑惑不解,也让周善培本人大费思量,四川清朝官吏无数,唯独周、赵二人成为四川民众的公敌,且周善培竟然排名在总督赵尔丰之前,这实在太令人费解.
原来,在周善培接任提法司之初,曾以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对一桩积案做了彻底清理：将法官养成所从全省各州县保送来的1000多名学员,定期出试卷重新甄别.不料交白卷的有500多人,试卷上写两三行字的有400多人.周善培极度不满,点名留下240多人,其余学员全部遣散回家.处理这桩事情发生在保路运动之前几个月,日后却让周善培吃尽了苦头.
保路运动之初,周善培与立宪派的关系是默契的,他的立场靠近保路同志会一边,深得蒲殿俊等人信赖.后来被民众视为众矢之的,与官场内部的明争暗斗关系极大,又加之革命党推波助澜.一个理应是新政功臣的人,转瞬间成为民众的公敌,也成了晚清政权的殉葬品.为了澄清这段历史,解放后周善培写下了《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此时周已是80岁高龄,在书的《自序》中表明其人生戒条：对事必求件件真实,对人必求死者有知,生者有愧.
周善培的后半生,对民国政府始终没有好感.解放后,定居在上海的周善培仍然爱穿蓝色长衫,可是裁缝店已不做那种旧式衣服,周善培逛遍上海城,终于找到一家老裁缝店,做了一套蓝布长衫穿在身上,再也舍不得脱下了.1952年,周善培出任民生公司董事长,此后还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8年秋病逝于上海,享年83岁.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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