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女诗人群体与其主要特征,该文是特征相关专升本论文范文跟江南和女诗人和主要特征类毕业论文怎么写.
特征论文参考文献：
付建舟
摘 要：清代江南地区涌现大量女诗人,她们形成诸多女作家群,如商祁家族诗会、蕉园诗社、随园女弟子群、碧城女弟子群等,总体上来看,这些女诗人群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社交性”,以及“扩展性”；同时这些女诗人群还各具特征,呈现多样化的态势.
关键词：江南；女作家群；地域性；社交性；扩展性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6）08－0077－０5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课题“明清以降江南女诗人群体研究”的成果之一.
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江南”到唐代逐渐明确.唐太宗贞观元年,设立江南道,范围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西、湖南、湖北长江以南部分.北宋时期,改道为路,分江南东路与西路,前者包括宣州、池州、太平州、徽州部分、饶州（上饶）、信州（鹰潭）、抚州、洪州（南昌）；后者包括袁州（宜春）、吉州（吉安）、江州（九江）、筠州（赣州）.清代所谓的“江南”,行政上主要指的是今天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两省部分,而经济上指传统的浙西、吴或三吴地区.本文所谓的“江南”主要指的是苏南浙北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以及后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直隶州,及徽州、绍兴等地区.① 明清时期,文士结社之风盛行,江南的闺秀诗人也纷纷建立诗社,形成女性作家群,如商祁家族诗会、蕉园诗社、随园女弟子群、碧城女弟子群等,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祁氏家族诗会及其家族性与社交性
江南最早的女性文学社团可能要推祁氏家族诗会.该诗会的核心人物是商景兰,另一个潜在的重要人物是祁彪佳,他们二人是传诵一时的美满夫妻,并且商、祁两家均是江南望族,诗书传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陈文述《西泠闺咏》卷十有《幻影楼咏商景兰》,其词曰：“争羡金童玉女来,蛾眉况是不凡才.神仙眷属闺房福,家国沧桑涕泪哀.高阁云低山掩黛,曲池波冷水生苔.膝前环佩瑶清侣,笙鹤箫鸾取次来.”② 商景兰组织的祁氏家族诗会是一个以商、祁两家能诗善词的女性为主体,以与之往来的其它女性为辅助的文学社团.其特点是鲜明的家族性.
商景兰,明末清初女诗人,字媚生,浙江会稽人,明吏部尚书商周祚之长女.幼承家学,能书善画工诗文,尤长诗词.著有《锦囊集》（旧名《香奁集》）.该诗词集收诗67首、词94首、补遗诗3首、遗文1篇.陈维崧对景兰的品德及文采推崇备至,他在《妇人集》中评之曰：“会稽商夫人,以名德重一时,论者拟于王氏之茂宏,谢家之安石.”并引慈溪魏耕曰：“抚军居恒有谢太傅风,其夫人能行其教,故玉树金闺,无不能咏,当世题目贤媛,以夫人为冠.”③ 商景兰嫁给祁彪佳,彪佳后来成为苏松巡抚、反清名将.他们两人是才子与佳人的结合,琴瑟合鸣,被视为“金童玉女”,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婚姻模式.这对“金童玉女”不仅在外在容貌与内在才干上超群,而且彼此都是高门大户、显赫家族,是典型的“门当户对”.
祁氏家族诗会的主体是家族内部成员,如二商四女两儿媳,二商指商景兰、商景徽姊妹；四女指商景兰与祁彪佳所生三女祁德渊、祁德琼、祁德和商景徽之女徐昭华；两儿媳指张德蕙、朱德蓉.此外还有景兰的侄女商采.祁氏家族才女辈出,《静志居诗话》卷23云：“（祁）公怀沙日,夫人年仅四十有二.教其二子理孙、班孙,三女德渊、德琼、德,及子妇张德蕙、朱德蓉.葡萄之树,芍药之花,题咏几遍.过梅市者,望之若十二瑶台焉.”
祁氏家族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祁家为东南文化世家,家中子女一般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且擅长作诗作词.祁彪佳是明末藏书家、文学家.祁家的澹生堂是江南的三大藏书楼之一.丈夫殉节后,景兰寡居30年,操持家庭一切事物,包括主持祁氏家族诗会.她认为,以诗书教子,抚育子女成人,延续家族香火是她最大的责任.商景兰带领子媳女儿等游园吟诗作赋,互相唱和,一方面,是为了产生凝聚力,维系大家庭；另一方面便于组成家族诗会,并形成新的家风.不过,由于境况不同,夫婿的殉国使得她们的游园活动并非十分畅快,而显出一些阴沉的气氛.在景兰积极的带动与家族原已具备的文化基础上,祁氏家族形成了以商景兰为首的家族女性创作团体,史册多有记载：“夫人有二媳四女咸工诗,每日登临,则令媳女辈载笔床砚匣以随,角韵分题,一时传为胜事.”④ 由此可见当时诗会活动的盛况.
除了家族性之外,祁氏家族诗会还具有社交性,拥有家族之外的成员,如秀水（今嘉兴）友人当时著名的女诗人黄媛介、女尼谷虚大师、宝夫人、吴夫人、黄夫人和男性友人毛奇龄等.商景兰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她所倡导的女性社团成员间的诗艺技巧与各项才华,她曾跨越社会等级的藩篱邀请中下层社会中的才女黄媛介到家中作客,指导家中女眷们提高书画技艺.⑤ 她相信,博学的女性传统是从来没有间断的,甚至在她这个时代是达到顶峰且超越刻板的男/女与居家/交际界限的.商景兰关于女尼谷虚大师、宝夫人、吴夫人、黄夫人和男性友人毛奇龄等内容的诗词有利于家族同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锦囊集》有许多景兰或与人酬和,或代人酬和,或记访友,同游,或送人的诗词之作,显示出景兰的群己关系是相当融洽的.
由此看来,祁氏家族诗会是个以家族为核心、以所涉的外界能诗擅词的男女友人为的文学社团.
二、蕉园女诗人群及其姻亲性与地域性
蕉园诗社是清初较著名的女性诗社之一,它始创于康熙初年,以其成员活动于蕉园而得名.该社由顾之琼（玉蕊）发其端绪,组织诸闺秀所创立,并作《蕉园诗社启》.学界对蕉园诗社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蕉园七子”与“蕉园五子”.所谓“七子”是指林以宁、仪、钱云仪、张槎云、冯又令、顾启姬、毛安芳七人.《国朝闺秀正始集》“林以宁”条记载：“亚清（按：即林以宁）……与同里顾启姬（姒）、柴季娴（静仪）、冯又令（娴）、钱云仪（凤纶）、张槎云（昊）、毛安芳（媞）倡蕉园七子之社,艺林传为美谈.”所谓“五子”是指徐灿、顾姒、朱柔则、林以宁及顾之琼女钱云仪等五人.这是比较通行的看法.笔者试图从蕉园诸子的辈分、行状、生卒年等出发加以考察,认为蕉园诗社可以分为前期与后期二个不同阶段.
蕉园诗社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为前期诗社.顾之琼与林以宁组织诗社,是实际操作者.顾之琼是顾若璞的侄女,林以宁是顾之琼的儿媳,而该诗社的最大支持者非顾若璞莫属,同时不能忽视顾若璞的弟媳黄字鸿的支持.也就是说,顾若璞与黄字鸿是蕉园诗社的二元老,她们是蕉园诗社的奠基人.
顾若璞的生平与创作,不少文献均有记载,如《明词综》、《莲子居词话》、《池北偶谈》、《林下词选》、《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杭郡诗辑》、《杭州旧志》等.顾若璞,字和知,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上林丞顾友白之女.工于诗文,有《卧月轩集》四卷.嫁同邑文学黄茂梧,二十八岁即寡,抚育二子四孙成人,她承受生活巨大的打击,为了教育两个孩子,利用酒浆组纴之暇,刻苦自学.从经书到史书,日夜披览如不及,日积月累,学问渐深,不但能教两个孩子学习,而且能作诗赋,写文章.诸孙及诸女孙辈,皆能拈韵赋诗.蕉园女诗人多为顾若璞孙辈,和知晚年与这些青年女诗人一起聚会冶游,对其呵护关怀备至.《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云,顾若璞“早寡,以贤孝闻.生而慧,幼承家学,好读书,自经史百家及本朝典故,无不贯通,为明清之际杭州闺秀诗坛之冠,年九十仍不废诗文,无疾而终.两子及孙均赖其教养成人”.黄字鸿是顾若璞之弟顾若群的妻子,她与若璞关系亲密,其诗集《闺晚吟》与顾若璞的诗集《卧月轩集》就是她们二人鸾笺酬答的结果.在二元老的培养下,新一代的骨干有顾若璞的侄女亦黄字鸿的女儿顾之琼、顾若璞的子妇丁如玉以及仪.前期诗社主要由第二代诸子组成,也包括少数第三代诸子；而后期诗社则主要由第三代诸子组成,也涉及第四代诸子.
蕉园诗社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后期诗社,最活跃的是第三代诸子,如顾之琼的儿媳林以宁、长女钱静婉、次女钱凤仪,顾若璞的侄孙女顾长任、顾姒（启姬）,仪儿媳朱柔则等.徐灿的丈夫陈之遴与顾之琼的丈夫钱开宗是僚友,如果他们二人看做同一辈分的话,那么徐灿就属于蕉园诸子二代成员.李渔之女,“李淑昭,字端明,浙江兰溪人.渔之长女”,“李淑慧,字端芳,浙江兰溪人.渔之次女”,她们与冯娴是姻亲.康熙十六年,李氏姊妹随父再次移家杭州,她们加入蕉园诗社因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而水到渠成.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钱凤纶串辈分现象.钱云仪作为顾之琼次女,属于第三代诸子；而作为顾若璞孙妇,则属于第四代诸子.据《全清词·顺康卷》“姚令则”条说得很明白,姚氏是顾若璞孙妇,属于第四代诸子；同时,她“常执经请益于祖姑顾和知,与其姒钱云仪互有赠答”,意即钱云仪是其妯娌,从顾若璞至姚令则出现四世同堂的局面.
三、随园女弟子群及其地域性与社交性
袁枚,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苍山居士,另有晚号随园老人,也称随园先生.他是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袁枚才华横溢,亦官亦学,开创“性灵派”,风靡一时.辞官归隐随园,晚年更是德高望重,名盖东南.当时的闺阁才媛,争相成为随园女弟子,并以此自豪,向外称“吾随园授业弟子”、“吾随园私淑弟子”.随园女弟子声势浩大,时人描述“子才一生享诗之福,四方执贽请谒者,桃李盈门.而闺阁才媛,奉杖履者,多至有女如云”⑥.
随园女弟子究竟有多少人,说法不一.据袁枚嘉庆元年编纂的《随园女弟子诗选》,收录女弟子28人佳作.根据近人顾远芗所撰《随园诗说的研究》共选录53人.根据王英志编《袁枚全集·附录四随园轶事》,确认随园女弟子56人.随园女弟子以苏州、杭州两地为生活中心,是吴越地区的一批才女,于是可以把这些女弟子分为两大圈,即“杭州圈”和“苏州圈”.主要活动于“杭州圈”的女弟子大约23人.孙云凤,字碧梧,钱塘人.四川按察使孙春岩（嘉乐）长女.诸生程庭懋妻,卒年五十一.著有《湘筠诗词》、《玉箫楼诗集》.其“诗笔苍老”,香口如生,婉丽可诵,名列“随园弟子翘首”.其妹孙云鹤,字兰友,一字仙品,县丞金玮室,年未三十卒.此外还有陈氏姊妹陈长生与陈淡宜、钱林、卢元素、戴兰英、张氏姊妹张秉彝与张钰、潘素心、汪缵祖、汪妽、汪妕、吴柔之、孙廷桢、张瑶英、周星薇、叶令仪、徐裕馨、梧桐、袖香、月心.活动于“苏州圈”的主要女弟子大约21人,如席佩兰、金逸、骆绮兰、张玉珍、廖云锦、严蕊珠、陈淑兰、鲍之蕙、张绚霄、毕慧、屈秉筠、归懋仪、吴琼仙、袁淑芳、汪玉珍、鲍印、金兑、庄焘、马翠燕、徐秀芳、葛秀英等.随园三妹袁机、袁裳、袁杼很少参加诗会活动,她们游离于“杭州圈”与“苏州圈”之外,从事诗歌创作活动.
随园女弟子群体的社交性表现为她们的许多诗歌作品是在相互交往中创作出来,是社交的产物.尤其是在随园老人的主持下,随园女弟子开展了诸多文学活动,每次活动一般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如两次湖楼诗会、题《湖楼请业图》、题《恩假归娶图》、题《随园雅集图》以及其他诗词唱和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两次湖楼诗会可谓盛况空前,影响深远.
第一次湖楼诗会在乾隆五十五年春天举行,75岁的袁枚回杭州祭扫祖坟,在杭州西湖边领衔女弟子诗会.此次“湖楼诗会”由孙云凤邀请杭州的女诗人13人于四月十三日在宝石山庄举行,袁枚设了两桌酒席款待她们.作为诗会发起人的孙云凤为此次诗会作了《湖楼送别序》,她反对“女子不宜为诗”的陋见,主张女子也能为诗,也要作诗,并盛赞随园老人打破藩篱,招生收徒,为女诗人提供一个很好的诗词唱和的平台.第二次湖楼诗会举办于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孙嘉乐邀请袁枚重游天台山,袁枚途经杭州,下榻孙嘉乐的宝石山庄,此次湖楼诗会,一些女弟子纷纷拿着自己的诗作前来向袁枚请教,如才华横溢的孙氏姐妹.这次诗会的规模比第一次要小,参会女弟子人数原定15人,结果只来了7人.参会者有孙氏两姐妹、钱林、潘素心、梧桐、袖香,另外1人不详.湖楼诗会后,袁枚请人画了《湖楼请业图》以纪念这两次盛会,女弟子根据这张画轮流题诗.此外,她们还围绕《随园雅集图》、《恩假归娶图》纷纷题诗.以题《恩假归娶图》而言,乾隆四年,袁枚中进士,年底乞假归娶,真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双喜临门.根据轶闻,“先生翰林归娶,倩人绘图,以纪其事,曰《恩假归娶图》.图中有先生像,少年玉貌,披红斗篷,骑白色马,行风雪中,前后从者数人,跨卫同行.图后题跋,不下数百人,皆雍、乾时老名宿.”（《恩假归娶图》附录四《随园轶事》）《恩假归娶图》后题跋“不下数百人”,题跋者多半是雍正乾隆时期的文坛老名宿,不管是纪实,还是夸张,此记载均反映出该归娶图的影响甚大.除了当时的名士外,随园女弟子也纷纷题图,如孙云凤、潘素心、金兑、钱林等.这些主题性的吟诗活动,是随园女弟子群的显著特征,是此后的碧城女弟子群所远远不及的.
四、碧城女弟子群及其多样性与香艳性
碧城女弟子群是继袁枚女弟子后的又一个师徒式的女性文学团体,其核心是陈文述.陈文述,字退庵,浙江杭州人.碧城仙馆是他居所的名称,当年,他带着自己的女弟子、儿媳还有姬妾在杭州西泠游山玩水,相互酬唱,名噪一时.陈文述是个讲风雅、爱热闹的名士,酬唱之余,编了部诗集,取名《碧城仙馆女弟子诗》,专门收集自己女弟子的诗作.
根据道光五年出版的《兰因集》,可知碧城女弟子有十人.根据道光六年陈文述完成的《西泠闺咏》一书,可知有十二人.此后陈文述的女弟子人数不断增加,钟慧铃考证约四十四人⑦.道光五、六年间是陈文述招收女弟子最活跃的时期.她们多才多艺,热衷文艺,不畏世俗眼光,渴望并追求才名.
碧城女弟子群的组成具有多样化的特征.成员有的来自江苏、浙江,有的来自安徽、河北,但主体是武林与吴门弟子.这些女弟子的出身也是多样化,有的是官宦的妻女、姬妾,如吴飞卿是顾小云少府之妻,黄兰卿、蕙卿是侍姬,张云裳是将门之女.有的出自商贾之家,如吴藻,她的父亲丈夫都是商人.有的是寡妇,如辛丝.有的是闺中女子,如汪逸珠,她奉亲不嫁,卖画自给.还有几位是秦淮河上的.总体而言,她们的社会地位一般不高,经济条件不佳,但多才多艺,试图借助于诗歌群体展示自己的才能.她们有着很强的诗派意识,不畏世俗眼光.
碧城女弟子群具有鲜明的香艳特征.陈文述在品评其女弟子时,有意将她们香艳化,如：“辛瑟婵：仙骨瘦玉,芳颜胜玉,是藐姑射,是萼绿华.”其实,绝大多数女性都有香艳的一面,碧城女弟子也不例外,但仅仅注重于女弟子香艳的一面,反映出品评者的审美趣味.陈文述以香艳的眼光审视其女弟子,是他注重香趣的自然流露,其实陈文述自己就是香艳的化身,《兰因集》与《西泠闺咏》最集中地体现了陈文述注重“香艳”的特征.同时期女弟子的许多诗作也具有鲜明的香艳特征.俞陛云《清代闺秀诗话》云：“所谓兰因者,陈文述于西湖孤山,为菊香、小青二女士修墓,并建兰因馆.其上为夕阳花影楼.楼左为绿荫西阁,以祀小青.右为秋芳阁,以祀菊香.先是为明女士杨云友,修墓于智果寺,广征题咏,编为《兰因集》.”《兰因集》主要集中于菊香、小青（也包括杨云友）,她们是吟咏的对象,而吟咏者又是一群女诗人,可谓香艳加香艳.陈文述不满足于此,其胃口很大,以至于在《西泠闺咏》中广揽历代与西湖相关的女性,《西泠闺咏》成为香艳大观.《西泠闺咏》五百首诗,陈文述主要吟咏中华民族的女性,间或吟咏杭州,也抒写西湖的美丽,几乎囊括了中华有史以来的所有著名女性,有西施、杨贵妃、李清照、柳如是、董小宛、顾横波等等,其主要目的是为香艳而香艳.
“香艳”不是清明时期特有的现象,却是这一时期突出的现象.“在明清文人文化的语境中,‘香艳’固有的道德嫌疑似乎已渐趋淡化,‘奁诗’的编选者往往公开以风流自赏的口气表白自己在这方面的迷恋.香艳的也就是女性的或关于女性的,诗词的语感具有从男性的嗜好出发品评女性世界的意味,它把一切有关妇女的事物都纳入了对所谓‘佳话’或‘韵事’的传播.……如果说在明清之前,有关才女及其事迹和文字的记载主要是为吟咏这一题目的诗文提供词汇和用事,那么降及明清,所有这一切便越来越被作为流行的读物编纂成集,并在流传的过程中被文人香艳化了”⑧.
五、清代江南女作家群的总体特征、价值与意义
清代江南女诗人群表现出两大主要特征,即“地域性”与“社交性”.至于“地域性”特征,祁氏家族诗会的“家族性”,蕉园女诗人群的“姻亲性”自然不必说,随园女弟子群基本上局限于“苏州圈”与“杭州圈”两大地域.晚清时期,碧城女弟子群的人员组成以杭州与苏州的子弟为主,秋红吟社女诗人群,除顾太清外,主要女诗人基本上都属于杭州地区.江南女诗人群还具有“社交性”特征.祁氏家族诗会与黄媛介、女尼谷虚大师、宝夫人、吴夫人、黄夫人和男性友人毛奇龄保持密切联系,体现出祁氏家族与外界的社交关系.蕉园女诗人群的社交性局限于姻亲内部,但由于家族较多且多属于名门望族,成员间的交往就不仅仅是亲戚关系那么简单,还包括更广的社会关系.随园女弟子群与碧城女弟子群则是通过师徒关系建立一个社交网络.秋红吟社的社交性比较有限,范围较窄.此外,蕉园诗社与秋红吟社还具有阶段性的特征,碧城女弟子群与秋红吟社具有超地域性的特征,随园女弟子群具有赋诗活动的主题性特征,碧城女弟子群具有鲜明的香艳特征,秋红吟社具有同人性特征.此外,随着时间的发展,江南女诗人群又表现出鲜明的“扩展性”.明末清初的祁氏家族诗会最突出的特点是“家族性”,诗会成员主要集中于家族内部,其后的蕉园诗社女诗人群就突破家族的局限,扩展到女性亲戚,表现出“姻亲性”特征.到了清中期的随园女弟子群又突破姻亲的局限,表现为“师徒性”.晚清的碧城女弟子群突破地域局限,成员来源更广.秋红吟社的活动范围由杭州扩展到京城.成员来源范围不断扩展,成员活动的范围也不断扩展.清代,江南地区才女辈出,与仕宦家庭特别重视女子教育有关,“在那时候的婚姻市场上,闺中的教育在一定的程度上已成了提高女子身价的投资,这就是说,读书人家更喜欢找多才多艺的媳妇,才艺于是也就成了女孩子从小需要培养的能力.‘四德’尽管还在强调,但到了婚后,若要在夫家更受尊重,还得靠才学诗艺”⑨.
江南女作家群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在儒家文化主导的社会中,一方面,儒家文化对妇女提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要求；另一方面,一些文人学者高度赞扬女子之才,尤其是她们的诗歌创作才能.所谓女子之德就是“三从四德”之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四德是对妇女的基本要求,违背这四德就意味着妇女失礼.然而,明代的叶绍袁对妇女的德行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妇女同男子一样也有“三不朽”,而“女才”是居其一.“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⑩.这表明从明始,社会风气发生很大变化.正因如此,官宦闺秀便可以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她们普遍把这种才华视为自我价值的基础.商景兰充分肯定女子的才华,认为女子才华是女子独立自主的先决条件,是婚姻幸福美满的基本前提,只有这样夫妻俩才能各作其主,且相处融洽,而非女子一味依附.
除了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夫妻平等,以确定自我价值外,商景兰还在精神上追慕流芳百世.她作于七十二岁高龄的《琴楼遗稿序》最具代表性,该序是商景兰为张槎云的诗文集《琴楼遗稿》所作,其中描述了自己带领商祁两家诸才女吟诗作赋的盛况,然而作为女家长,一系列的家族变故,使她这个未亡人承担了全家的重担.纵然如此,“生平性喜柔翰”,诗文仍然难以释怀.武林张槎云既讲求孝道,又具有文才,其遗稿深受商景兰的喜爱,因此对女媳辈言曰：“槎云之才,知汝辈能之,槎云之孝,知汝辈能之,槎云之才之美,槎云之教之纯,汝辈其勉之.”然而,自古才女多薄命,张槎云不幸早夭让商景兰十分惋惜,并试图向诸女吐露其中的秘密：“此非汝辈所知者也.大抵士之穷,不穷于天而穷于工诗；女之夭,不夭于天而夭于多才,是盖有莫之为而为者.使槎云享富贵,寿耆颐,而无所称于后世,又何以为槎云者乎……若槎云固自有其为不朽者,余岂敢曰能文章,以表槎云也哉.”在女子的才、德以及生命的相互关系上,商景兰不免产生一些困惑,才女早逝的现象使她对女子生命十分担忧,与其这样还不如平平庸庸长命百岁；然而从精神生命的角度,她又不满足于这样碌碌无为的人生,仍然希望女性与男性一样,既能够在自然生命上长命百岁,又能够在精神上流芳百世.
注释：
①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② 陈文述：《西泠闺咏》,道光丁亥汉皋青鸾阁原镌,光绪丁亥西泠翠螺阁重梓.
③ 陈维崧：《妇人集》,转引自胡文楷编著：《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④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1,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94页.
⑤ 高彦颐：《闺塾师》,李志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
⑥ 梁乙真：《中国女性文学史纲》,《民国丛书》影印本,第407页.
⑦ 钟慧铃：《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弟子的文学活动》,《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65页.
⑧⑨ 康正果：《泛文与泛情——陈文述的诗文活动及其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33、752页.
⑩ 叶绍袁：《午梦堂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页.
作者简介：付建舟,男,1969年生,湖北孝感人,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与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金华,321004.
（责任编辑 刘保昌）
结论:这篇文章为一篇关于江南和女诗人和主要特征方面的特征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特征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基于媒体传播特征变迁的公知群体话语建构
徐 蕊,崔 政（石家庄铁道大学,石家庄 050043）摘 要在当前网络文化当中,“公知”群体扮演了极其特殊的角色,有着复杂的多面性,公知群体在网络舆论和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危害性,.
在寂寞和痛苦的寻求里唱出心灵深处忧郁的歌重庆当代女诗人冉冉、红线女诗作的意象空间
我所学到的所有语言,我所写出的所有语言,必然要展翅,不倦地飞行,绝不会在飞行中停一停,一直飞到你悲伤的心所在的地方,在夜色中向着你歌唱,远方,河水正在流淌,乌云密布,或是灿烂星光 —&md.
湘籍女歌唱家群体演唱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影响
【摘 要】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代表之一,它体现着我们的独特文化 随着我国交通输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湘籍女歌唱家被人们所熟悉 湖南民族声乐的成功不是偶然现象,是受湖湘本土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