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是历史的主轴：《苏格拉底之死》有感,该文是关于历史相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与《苏格拉底之死》和非理性和主轴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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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有人从苏格拉底的死亡中看到了理性,也有人从中看到了苏格拉底对于遵守城邦法律的高度信仰.法律是国家和国家公民之间的一种契约,他认为服从法庭的判决而死是他的责任.本文通过苏格拉底的死亡去探讨真理对于生命的涵义及法律的价值,反观当今世界人民的理性思维,揭露现实的人性同时认为苏格拉底之死不会是历史的偶然,非理性才是是历史的常态.
关键词：苏格拉底 法律信仰 非理性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70岁的那个年头,被以“不敬国神”、“另立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行而送交审判,因为他质疑了滑稽的以抽签方式进行的城邦选举制度.只要苏格拉底表示诚心认罪就可以提出一种容易被法官们采纳的较轻的刑法,而他并没有这么做,他选择和真理站在一起,拒不认罪.两次表决后,苏格拉底最终被判决死刑.苏格拉底的朋友们曾贿赂狱卒,帮助死囚牢中的苏格拉底逃离雅典,但都被苏格拉底拒绝.临刑,苏格拉底平静如常地同朋友们论证生死,劝大家不要哭哭啼啼,然后将毒酒从容饮下.在西方哲学史中,除了对耶稣的审判和处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审判和处死,像对苏格拉底一样,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
一.生命还是真理
在《申辩篇》中,假如他当时在法庭上没有藐视传统的辩护方式,假如他当时对法官们的要求作了某些让步,他无疑会被宣判无罪；在《克力同篇》中,假如他听从克力同的劝说而越狱逃跑的话,没有人会追究他的责任,他可以逍遥法外,继续进行他喜欢的对话,聊天.他为什么自愿选择死亡？真理相比生命来说真的如此重要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理解这个问题上,哲人和政治家,在同样境况下,会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他们选择真理还是生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我想这些伟大的政治家会先选择保全生命,然后推翻城邦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以明真理.有人会说,政治家和哲人存在可比性吗？我认为存在.
第一,两者发现的问题相同.如果你对苏格拉底有点了解,就知道他有多么的不招众人喜欢.他与人见面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发问,而且一旦开了这个头,往往是喋喋不休的问下去,直到被问者理屈词穷,露出尴尬的神色,苏格拉底才潇洒的离开,这样一个挑刺者,怎么可能招众人喜欢呢？在众人眼中他是这样这个怪老头.而政治家和哲人一样,都发现现存政治体系中所存在的弊端,并且都会去戳穿众人的无知,而其代价和风险往往都是巨大.例如,曹操在王允寿宴上,见得众大臣因董卓篡乱朝纲悲叹哭泣,说道：“满座大丈夫,尽做女儿态.”气的众大臣咬牙切齿,曹操又骂道：“你们就算是哭到明天早上,难道还能把那董贼哭死不成？”.可见,哲人和政治家发现的问题是相同的,采取戳穿众人的无知的行为也是相同,所受到众人仇恨的态度更是相同.他们触碰的要害在于“规矩”一词,说的是众人的无知,撕的是众人的脸面.第二,两者的目的相同.从事实角度讲,这些伟大的哲人和政治家,都看到了事情的本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坚持对真理的追求,而且是当时大多数群众不可理解的.而生命和真理,只是二者最终产生两种不同的选择,其想达到的目的是相同的.哲人选择真理,用自己的死换来了对真理的肯定,对后世产生影响.政治家选择生命,注重当下,用实际行动去推动历史的发展.从选择的角度去思考,苏格拉底之死,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选择,是他自己选择的追求真理的一种最合适的方式.
选择生命和真理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而是两种选择对不同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正确答案,而大多数人会选择错误的.伟人的伟大就在于他们的理性区别与大多数人,他们选择了他们的正确答案,推动力人类历史的进程.
二.众意,即是公意
法律被信仰是因为法律可能给人们带来各种便利和利益,包括心理和感情上的利益.一部法律、特别是新法律确立权威的过程,通常就是该法律不断向社会展示其工具合理性,逐步遵守、认同乃至信奉该法律的过程.具有缺陷法律是不被人们所信仰的.重新思考苏格拉底之死,原因在于法律本身存在瑕疵,当时雅典的法律从一定意义上讲本身缺乏某种被信仰的品质.然而,苏格拉底果断地选择坚守这座城邦的法律,坚持守法即正义的观念,走向了死亡.那为何苏格拉底要维护一个有缺陷的城邦法律呢？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命题,我想造成雅典法律缺乏某种被信仰的品质的原因其实并非在于法律规则,毕竟时代对于立法技术的局限是必然的,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制度的弊端.直接一点地说,这个缺陷的法律恰好在他的缺陷处满足了没有能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占据了多数,就会构成了法律的伪合理性.
(一)表决机制的漏洞
1.无能者为决策主体
雅典是以普通公民为决策主体,而这种决策主体进行表决决策的制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雅典的良性运作.雅典大多数的公民都目光短浅,从不主动关心国家的前途一昧依赖于国家领袖.若有德才兼备的领柚人物如伯里克利任执政官那还尚好,能稳定大局,甚至能改变制造人民意志；但若只是平庸之才任领袖,那么国家将是处于飘摇之中,难以安民.而且民众的决策往往带有非理性和情绪化的色彩.公民在时甚至只考虑自己的一票于自身的利益,而常常忽视公益,从而导致决策的非稳定性,非公益性,甚至反动性.
2.公益为名,私益为实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公意和众意之间经常有着很大的差别.公意总是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是着眼于私利,它只是个体意志的总和.”雅典法律的体系中,就是以众意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而非公意.所有的人都声称代表公共利益,但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只代表自己.法律存在的重要一个目的在于其自身就是周旋各阶级利益冲突,而雅典城邦的法律体系并不存在这一功能.这导致逐渐形成不同阶级为维护自己利益而自觉遵循法律的状况,所有的人都声称代表公共利益,但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只代表自己.法律与道德成为每一个统治者包装自身利益的工具.结果雅典也恰是在这种阶级斗争中衰落下去的.正如有学者言,这种多数往往只是众意而非公意.
3.一人一票
雅典的无论公民的能力大小,决策时都享有平等遵循一人一票,来决定事务.这种单纯追求形式平等,却恰恰是不平等的.决策机制忽视了按能力分配的正义原则,而只是当时正义观念上数量上的平等.这对于苏格拉底的审判来说是致命的,在这种形式平等的决策机制下,轻易结束了苏格拉底的生命.
(二)陪审制度的缺陷
或许雅典设立陪审团的初衷是要维护,保证正义的判决.但是雅典人却忽视了这一制度本身还必须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予以配合实施.例如,对于陪审员的要求和表决方式的限定等.
雅典的陪审员属于其中最低下和最贫穷的阶级,绝大多数都没有受过法学教育,不具备法律素养,甚至许多人不能读书识字.当他们听完审判的全过程后,带着粗陋见解和随意的情感,依据法律与正义的一般原则来决断,去投下决定被告的命运.然而,法律和正义的一般原则对于他们本身可能并不确定,不具备专门法律素养的公民本身具有决策的非理性和情绪性,所以很可能每一个陪审员会带有自身情感色彩来进行评判.众意一旦不幸被少数阴谋家所利用,或者威胁到多数人眼前的利益,众意会向非理智的方向飞奔,成为屠杀真理的一把刀.在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中,众意便是披上法律的外衣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三.非理性是历史的主轴
苏格拉底之死不会是历史的偶然,因为非理性是历史的常态.近代中国的革命史,是真理与愚昧斗争史,我们再熟悉不过.纵观近代世界历史,一战爆发、二战希特勒崛起,无不透露着各国为了煽动民粹主义,追求眼前利益,不顾世界和平.西方世界在近代的殖义,又有什么脸面去大骂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呢？文明、人权、人类道德、世界法律不过都是维护自己霸权利益的工具.
2016年叙利亚难民潮,推动德国发展的历史性女性总理默克尔,原因是默克尔接受了叙利亚难民,德国人民在极右党派的煽动下,造成了默克尔所在的传统在竞选中惨败.默克尔同意难民进入德国,而默克尔迫于政治压力,后来又向德国民众公开忏悔,这某意义上是全欧洲最在乎人道主义的国家,他的领导者被她的选民用选票狠狠地教训一次,这和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所面对的如出一辙,只是最终默克尔丢掉的是政权,而苏格拉底丢掉的是性命.
理性从来就不是历史的主轴,非理性才是历史的主轴.点燃德国人民非理性桶的是叙利亚难民跨年夜科隆大教堂的性侵事件.本来德国人带着人道主义的骄傲,很热烈地欢迎这些难民,因为这个事件德国人把矛头指向了同意接受难民的默克尔.而在德国每个夜晚里夜店、party里出现一些性骚扰的行为,是德国的常态.德国接受的难民一共有100万人,但无论什么情况什么国家什么人群,100万人中都会存在不法分子的,这个概率是一定存在的,哪怕是德国本土的100万人中,如果事件人物是德国人,而不是难民,事件就不会爆发,甚至其称不上是事件.但是人不会这么思考,因为你是难民,所以因为这几个人就会推翻掉100万人,这就是人性.而历史就是有这样的人性所撰述的.
还是那句话,人性在很多时候走近看和远观是很不一样的.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现在是被判定失败的,那十年、二十年以后呢？德国国内有400万穆斯林,如果你不接纳这些难民,你对你这个国家的穆斯林表达的是什么？接受这100万难民,是告诉你国家的穆斯林,这就是你的国家,你不需要效忠什么ISIS.同时,这100万难民为德国未来的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来证明,但时间从来不会给政治人物来证明他的观点.
回头来想,所有的事情是怎么开始的,他开始于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叙利亚的内战,和中东其他地区不同,这里没有石油,美国提供武器给反抗军,因为当地政府亲俄的,叙利亚人民在战争中伤亡无数,直到2012年ISIS全面崛起才变成一个很大的危机.结果在西方世界里,中东人死五十万人、一百万人是个数字,不是危机.美国连环出现的三个爆炸案是个重大的世界危机,“911”死了两千多人纪念十几年,喊着这是对人权的亵渎,难道不可笑吗？西方世界喊了千年的人权,在维护自己利益时呢？自己却把人权踩在脚底.西方世界的理性呢？似乎理性要“就事论事”的.西方世界给世界埋下一个又一个战争的种子,巴以冲突、利比亚内战、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英、法、美等的“人道”呢？“绅士”呢？“人权”呢？这个“人”是以你西方价值为主的人,其他的人死不足惜.
2016年爆发的难民潮,种下这个祸根难道不是西方世界吗？埋下祸根时他们有没有想到过会祸及自己呢？而如今却不愿为自己造的孽买单,拒绝接收难民.可喜的是,在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愿意接收难民,这算是德国人理性的一次的胜利,西方世界还有真理的一席之地.
仔细研究德国这个国家,德国人民的理性是值得世界各国学习和欣赏的,在希特勒时期,仍然有很多德国人民,对希特勒主张表示怀疑.战后德国人一再反思二战犯下的错误,至今保持对民粹主义的高度警觉.形成这种理性的思考,社会主要阶级保持理性思考是功不可没的.
默克尔的前任施罗德（任期1998-2005）,为德国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两德统一后,德国社会福利过高,人们发现上班还不如在家领补助金.高退休金、高补助金、工作时间太短、工资过高、退休时间太早等问题导致德国债台高筑.
不止德国,整个欧债国家都面临同样问题,为了竞选大家都乱开支票.希腊退休年龄才甚至53岁,法国本来是61岁,后来改到63岁,现在又改回61岁.而社会福利一旦给了,就要不回来了,不是人民的好坏,是因为这就是人性.这些乱开支票的政治人物,为了赢得选票,不顾整个国家的前途,这就是整个欧债危机中最核心的概念.
而德国遇到了一位伟大的领袖施罗德,他在2003年看出来德国的问题,他知道这样的德国有一天一定会垮掉,他提出一系列的减低福利的政策.施罗德做了这件了不起的事情,就导致了今天德国是欧债危机里的例外,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他把国家债务打的非常低,让国家竞争力大幅增加.他和劳工组织里的各个代表们对降低工资进行谈判,通过谈判在过去十年里总共减低了4%的工资.所以德国人的理性,政治人物的伟大在那一刻是德国现在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2005年,施罗德以一席之差输给了默克尔.施罗德卸任后,因为他离过三次婚,要付三份高额赡养费,他又把他的退休金在任内砍到只剩一点点,生活拮据,而他却无抱怨可言,因为当时自己留下的政策,可是全德国人受惠,这就是德国这位伟大的政治领袖.
反观同年的英国,2016年英国发生一件领世界哗然的事件——脱欧公投.英国脱欧的党派最终在公投中击败了反对脱欧的党派.在三代移民的波兰人,他们在这片土地生活了三代,他们为这个国家奉献、纳税了三代,现在被说不属于这里,这是多么荒诞的.当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提出他的政策时,有些政客就会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引导人民把一切负面问题都归罪于当政者和外族人.丘吉尔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个保住英国的国家英雄,最终连战争还没结束就被赶出了府邸,因为有些政客将无知民众的怒火引到了他的身上.
中国有句古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法律和道德永远会是人包装自己私利的工具,法律和道德永远不会绝对完美,就像民众的无知永远都会相对存在一样,这本身是就是相对的、历史的.随历史改变的是形式,但内容不会改变.无知将伴随着真理一直走下去,直到人类历史的尽头,苏格拉底之死很有可能还将不断的上演.
（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结论，本文论述了关于《苏格拉底之死》和非理性和主轴方面的历史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历史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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