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猎人：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本文是植物方面有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跟亨利和威尔逊和植物猎人有关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植物论文参考文献：
罗安平
作者简介：罗安平,1975年生于四川泸州.四川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2005年到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任教,2009年考入四川大学攻读文学人类学博士.2012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他者视域里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表述为例”,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英语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等课题,在《世界民族》《中外文化与文论》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在所有的探险家中,没有谁受到的礼赞——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比植物猎人更少.他的名字既没有镌刻在新发现的大陆上,也没有标注于未知的海图中.但若不是他的远见、勇气与坚韧,荒芜的家园怎会如此富足,今人与子孙怎能得以衣食无忧？植物猎人,这些无名英雄,他们是园艺学里的哥伦布.
1919年,植物学家费尔柴尔德（Did Fairchild）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文,为异域植物采集者正名与歌颂.这些被称为“无名英雄”的植物猎人,如今他们的名字大多已为人知晓,比如约瑟夫·洛克、乔治·福雷斯特、罗伯特·福琼、弗兰克·梅耶,以及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Wilson 1876－1930）.他们,共同讲述了十九、二十世纪,西方海外探险中的那段黄金岁月.
园艺学里的哥伦布
阿诺德植物学教授瑞德尔认为,正是由于威尔逊对中国植物及其知识的精通,所以被同行们贯以“中国的威尔逊”雅号（Chinese Welson）.同样,由于与中国西部的不解之缘,他又被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第一人”.作为“中国――园林之母”这一著名论断的正式首倡者,威尔逊为一个植物王国的形象生成,奠定了首当其冲的功劳.但是,或许威尔逊最为满意的称号,应该是“博物学家”――那是他为自己的著作所取的标题：《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
“博物学家”称号的获得,乃是与在中国西南的植物采集紧密相连.因此有必要简述威尔逊生平及其在中国的四次采集经历.
威尔逊从一开始就走在植物人生的轨道上.1876年2月出生在英格兰南部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威尔逊在中学毕业后即进入英格兰中部沃里克郡（Warwickshire）一家苗圃公司当学徒.1892年,年仅16岁的威尔逊进入伯明翰植物园,成为一名有前途的年轻园丁.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坚持到伯明翰的技术学校攻读植物学,由于成绩优异,还被授予皇后奖.1897年,他又来到丘园（皇家植物园）,很快就因出色的才能获得认可.威尔逊并没有就此满足,一年后,他又来到南康新顿的皇家科学院深造,并打算成为一名植物学教师.正当其时,著名的维奇公司正在寻找到中国的植物猎人,威尔逊成为首要人选.正如瑞德尔所言,“威尔逊生来就是植物猎人的料,他那一身强壮有力的肌肉、毫不气馁的意志力以及对植物的至情至爱,不仅使他的采集与引种超过了其他采集员,而且在植物的驯化、栽培方面的研究也极为成功.”
生物史专家罗桂环认为,“如果把威尔逊的工作作为西方在华引种工作整体的一个阶段加以考察的话,我们很容易发现,与前一个阶段的福琼等人主要从我国花园引进现成的栽培花卉不同,这一阶段西方人以引种我国的野生花卉为主……地点也由我国的东部进入到我国的中西部.”而威尔逊的四次中国之旅,就是一个西部中国的发现之旅途.
前两次的行程都是受维奇公司所雇.第一次是于1899年4月至1902年,为了寻找珙桐树.珙桐树又称手帕树或郃子树,是由法国传教士谭微道在四川宝兴发现采得.这一漂亮物种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兴趣与思慕.威尔逊历经艰辛,终于在湖北宜昌附近找到一棵开满鲜花的手帕树.威尔逊用文学性的语言描写道：“在我心目中,珙桐是北温带植物群里最有趣和最漂亮的树……花朵由绿到纯白,再到褐色,当微风轻拂,它们就像一只只大蝴蝶在树间飞舞.”
第二次是1903年至1905年,为维奇公司寻找绿绒蒿.正是这一次,威尔逊打开了西部大门.他将总部设在乐山（时称嘉定府）,先后在川北和川西的深山野谷里,到达打箭炉、松潘等地,他收获的不仅是成片金黄的全缘绿绒蒿和红花绿绒蒿,还有后来在西方花园里大放异彩的帝王百合.为此,当威尔逊凯旋而归后,他在大英帝国研究院的植物学所谋得了助教一职,以及维奇公司老板哈里爵士赠送的镶嵌着41颗的金徽章.
由于威尔逊的巨大成功,引起了阿诺德树木园馆长萨金特的注意,也促成了其1906年至1909年的第三次中国之旅.这一次,他先到宜昌,然后又到四川,仍把基地建在乐山,从不同方向对四川进行全面搜索,在岷江山谷、瓦屋山、峨眉山等地,威尔逊的收获数以万计.
最后一次是威尔逊的惊心之旅.1911年他再次受雇于阿诺德树木园.在从松潘回成都的路上,路面陡峭,崎岖难行.威尔逊本来坐在轿子上,却遇山体滑坡,只能自行.不料一块石头落下来,砸在他小腿上,顿时皮开肉绽,血流不止.此地距成都还有三天路程,威尔逊只好用他摄像机的三角架临时做成夹板固定住伤口,由伙计们把他抬回成都.在成都,伤口已严重感染,但在长老教会的医生的精心医治下,才免截肢,三个月他能勉强行走后,回到美国接受了再治疗,腿被重新打断再接回去.尽管右腿比左腿短了一英才,但总算能行走自如了.在他出事故的时候,他的中国助手们依然在寻找植物,珍贵松柏籽和帝王百合都安全送到了美国.尽管有此不幸事件,他的目标依然得以实现.
1919年4月,威尔逊被任命为阿诺德树木园的助理园长. 1927年4月,当萨金特先生去世后,他升任为园长.从中国回去后,威尔逊可谓充分享受帝国大靠山的受益者.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几乎每一个有着丰富植物资源的角落,欧洲自不必说,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到非洲的中部、西部,亚洲的日本、缅甸、印度、新加坡……无一不留下了他的探索与发现.这些世界之旅,旨在为帝国机构建立广泛分布的网络体系,他完全认识到,他的主要目标,是为阿诺德树木园和全世界的植物学机构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以及与对植物有兴趣的个人发展友好关系.
博物学家眼里的花卉王国
在中华文明的开初,也就是现代国家祖先们还处在野蛮时代时,天朝帝国的子民们就对花花草草别有钟情了.最贫寒人家的茅舍旁边,你都能看到奇异的树木；在旅店的院庭里,店家会为里几棵别具特色的树种沾沾自喜；寺庙的院落被花草装饰得很漂亮,文人雅舍和富贵人家的花园里更是种满了各种奇花异草.
这是威尔逊向西方读者介绍的中国.在威尔逊看来,这个“花卉王国”的西部广阔山野,拜多样气候类型与丰沛降雨量所赐,植物群落珍贵而多样,其丰富性大大超过了世界其他温带地区.
中国西部与西南野生物种远比中部丰富,但河流一般南北走向.崇山峻岭被或深或浅的山谷分割着.隔河而立的两个人通常能够顺畅地对话交流,若要见面却得走上一天的路.对一些高大的山脉来说,山顶基本上终年积雪.这些终年白雪覆盖的高山绝大多数没有在地图上被标注过,也未曾被测量,只有喜马拉雅山脉能做参照.但我坚信,这片未知领地的顶峰其高度足可与珠穆朗玛峰匹敌.这片未知之地,从生物学和人种学上看,是喜马拉雅山向北与向东的延伸.其狂野、雄壮与迷人景致,只有阿尔卑斯山能够相媲美.
在强调中国“花卉王国”的地位之时,威尔逊又不无遗憾地认识到,西方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事物的知识来得又太过缓慢、有限而费力：“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只在最近才进入探险家、调查员以及博物学家们视野,这确实令人费解.虽然早在五百年前伟大的马可波罗就向世界和我们的祖先们介绍了这片土地,但直到最近五十年人们才开始聆听和相信这位古代远行者.”于是,这位植物学家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了一幅山野植物图——
在南纬附近的江河山谷间,是温带植物群落.再往上到达3千至5千英尺海拔的高地,我们能找到阔叶常绿热带雨林.再往上到达8千至9千英尺,森林由落叶树组成,与我们大西洋海滨的树木类似.继续往上,在9千至1万2千英尺达到树木生长的通常极限,壮丽的森林里充满了山地松、银杉、落叶松与铁杉.
在整个针叶林向下俯瞰至5千英尺高的山谷,从六月到七月初,再没有能与漫山遍野恣意绽放的杜鹃花林相媲美的风景了！杜鹃花是聚生植物,各类属的杜鹃花生长在特定的海拔高度,从而形成不同的色带---白色、粉色、绯红色,气势磅礴,美不胜收.
到达树木不能生存的高度极限后,便是由草本植物、矮属杜鹃、柳絮、杜松、带刺的柳树等组成的波状起伏的高沼地.再往上走,沼地让位于龙胆草、樱草、、马先蒿、附子等高山植被,这些植物的显著特点是其花色彩绚丽万分.1万6千至1万6千5百英尺高是所有植物的极限,再往上便是祼石与冰川,终年不化的积雪构成美丽庄严的全景图.”
1913年,威尔逊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作了旅行与科学著作《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由萨金特作序,在中国植物学与科技史研究中引用率最高.该书主要描述四川和西藏边界令人震惊的植物资源、草木知识与族群地理.全书共分两卷,配有威尔逊拍摄的一百张照片与一幅地图.第一卷主要介绍西部地理、旅程路线、族群特征与社会政治经济概况.第二卷对川西植物与动物进行详细介绍.
我们可以先领略一下这些照片.
A.植物图：威尔逊所拍植物照片,以野生树木为主,每张照片有拍摄地点、植物属名、小大尺寸、生长特性的简单介绍,大部分注明其价值与重要性,尤其是美国引种的必要性与产生的经济价值评估.除了这些基本的博物学知识,威尔逊也很擅长构图法,所拍的树木大多构图简洁精巧,如毛竹飘逸清疏,皂荚树枝影横斜,漆树峻瘦旷达.又往往点缀几间青瓦茅庐,或农夫贩卒,既衬托对比出树木大小,又增添几分野趣,俨然一幅东方野景图,十分符合西方对东方田园风光的想象,或许正是它们,创造了西方的东方印象.
嘉定（乐山）的银杏树；宜昌附近的皂荚树、报春花、常绿阔叶树柞木；四川西部(翠亭山·Chiu Ting Shan)上的锈毛泡桐；扬子江畔的蜜橘（甜橙）；万县扬子江边的笔管榕；岷江边水富附近金镶玉竹；农民砍伐的一棵云南松圆木；四川西部乐山府的毛竹；扬子江边的油桐；青池县（Ching Chi）的漆树；成都的冬瓜菜地；四川西部丰都县种植的花（图片说明：中国人正在强制执行最近国际烟大会上的决议,该会议要求中国种植必须逐年减少.）；
B．景观图：景观图往往融风景、建筑与人物于一体,景观不是单纯的自然风景,往往重在介绍其历史文化,或人与自然的力量对比.
比如一幅拍摄于四川西部灌县的“竹林与楠木林中的寺庙”照片,作者说明道：“楠木是中国最有价值的树木,用于寺庙建筑与棺材木料.中国人对自然美景有强烈爱好,他们把最好的地方用于修建寺庙和圣祠,并且往往种上珍稀名贵树木”.在岷江水富附近,他拍到“石壁上的蛮子洞”,特意注明凿刻此洞的族群已消失.还有一张“四川到拉萨的路”：广角镜头里,一条像绳子一样的山路,盘旋消失于深山峡谷中,路的一边山上怪石嶙峋,另一边崖下江流湍急.在图片的左下角,两个背茶客的背影占据于画面隐隐一角.这样的构图法,越发显出大自然的雄伟与人力的渺小.
此类型的照片还有：成都附近一座圣祠边的竹林小径；成都府鞑靼城（tartar city）内的民居与小巷；青州附近的贞洁牌楼；高山下的打箭炉城.灌县Monkong ting,从四川到西藏的木板桥；
C.人物：在威尔逊的照片中,单纯的人物照非常少,不能与洛克和福雷斯特的人种志摄影相提并论.但有一张照片,已成经典,这就是背负茶砖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背茶客,是其所拍照片里最有名的一张.至今成为雅安、康定等城市的广场雕塑形象.
还有一张图片名为 “作者的大队伍”.这张照片里一共有24个中国农民,从灌县到打箭炉的路上.他们是威尔逊的植物采集员.照片中的男人头上裹着包头布,脚穿草鞋,或坐或站,大多数人手持一根扁担,用于挑装有植物种子的袋.再看图片说明：“萨金特博士的事业所带来的结果,是从中国获取的上千树种,大约1200种树木是我们未曾栽培过的新品种,包括观赏树木与灌木,长绿与落叶树.还有新的百合、鸢尾属植物、牡丹以及数量惊人的草本植物；以及可用于造林的具有木材价值的松柏类树木；还有许多具有经济价值的果实类植物,尤其是浆果类.”
须要注意的是,这张拍摄人的照片,除了标题“作者的大队伍”（The Author’s Caran）以外,没有对照片中的人物进行一字介绍或说明.从某种角度看,这种典型的“题文不符”,暗示了照片中的人物或许只是作者的采集队与运输队,如同不需要姓名的工具,这也是西方植物猎人文本里不谋而合所共同表述的“在场的沉默者”.在图片右边,是作者乘坐的轿子.其实在四川西部崎岖的山路上,轿子能派上用场的时候很少,但它们是西方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不可或缺.
这样的象征,在威尔逊的书名里有更鲜明的体现.
带着采集箱、照相机与的旅行
我们生活在一个实用主义的时代,判定任何行动究竟价值几何,要以对人类是否有实际效用为准绳.在中国的植物采猎,当然不是为了纯粹的艺术审美与学术研究.把我们的家园装扮得漂漂亮亮,或者拓展我们的知识学问,这些并非阿诺德植物园孜孜以求之事业的原初动力,亦非其最终目标.
最终目标是什么呢？前面本文已谈到,威尔逊于1913年出版了自己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这本书还有个长长的副标题,“带着采集箱、照相机与：对花卉王国偏僻地区十一年旅行、探险与观察的描述”.或者这一副标题,才真正道出在植物采猎背后,一个“植物学帝国主义”如何得以系统建立.
采集箱、照相机和,这三组看得见的实物,又是看不见的象征,它们既是植物猎人的工具,但更可被视为帝国权力的隐喻：采集箱代表的是“科学”,有了它,东方山野里的植物才能在西方帝国花园里绽放,而帝国建立的科学网络才能笼盖“四野”；照相机代表“文化”,通过帝国之眼或者上帝之眼给人类建立种族档案,在进化的阶梯上将之各置其位；,在植物猎人的装备里,作为猎杀动物猎取动物标本的工具,不言而喻,其也代表着“军事”,它是帝国主义的权力源泉,是实行杀戮与征服的硬威胁与力.
因此,当一群植物猎人在二十世纪初期跋涉于中国西部大花园,带着、采集箱与照相机,这样的形象,清楚地表述了这样一个历史逻辑：帝国主义从来不只是冷酷无情的战争与死亡,不只是的贸易与掠夺,它还可以是一种文化、驯服与规训的过程.对此,美国学者何伟亚在论述19世纪英国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时,总结得十分精当,他说：“炮不仅仅强迫他人顺从,它也在进行说服.字词和形象不仅仅是说服,它们也是某种强制.”
采集箱：
可以说,世界一端某个荒郊野岭里的活株植物及其种子和标本,要成功地经受漫长艰辛的旅途考验,到达欧美花园并保存完好甚至存活下来,仅仅依靠植物猎人的勇敢与能力显然不够.启蒙运动以来,植物的采集越来越有实用性并有利可图.用于田野的各种装备得以发明,而采集箱也不断发展、演化,以利于更好地放置刚采下来的植物,方便运输并保持湿润.美国使用采集箱的鼎盛期是1870年至1945年.威尔逊所使用的采集箱,是植物猎人在野外采集时不可或缺的工具,用锡皮做成,形状像油压缸,有把手,可背的肩带上有棉护垫.为防止刚采下来的新鲜植物在途中枯萎,在箱里要放置湿毛巾.
1905年,当威尔逊带着他的采集箱,跋涉于中国西部的崇山峻岭中,把采集的植物种子与幼苗运送回欧洲帝国的花园里时,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来自欧洲国家数百名植物学家颁布了“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确定拉丁文命名法为统一规则,林奈分类法为标准的分类体系.
从学科发展而言,林奈分类法的确为世界植物学的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作为一门科学,植物学首先在于建立起分类学：给植物命名并找出其各自关系,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与开端.但是,分类的基础从哪里来？中国有诗云：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当阿诺德树木园拥有了成千上万件中国的植物品种后,识器与晓声皆不在话下.可以说,采集箱,与科技、经济、军事势力一道,使得异域资源占有、掠夺成为可能,而资源的占有,则意味着知识霸权的获得.这正是采集箱与林奈的关联与象征——依靠科技,占有资源；依靠资源,占有知识；依靠知识,占有话语霸权.
摄影：
关于摄影,早在1920年,摄影师威廉姆斯（Maynard Owen Williams）有一段精妙的比喻：
摄影犹如一张神奇飞毯,为平淡乏味的日子增添童话.摄影满足人类扩展视野的,将他带入未知的地方,在一个自己身处其中的世界中更加真切地确认自己.
在陌生的土地上为陌生的人群拍照是一项迷人的消遣.为了向同胞展示另一半世界人们的实际生活状态,没有哪一个渔夫能比摄影师更有耐心；当一个“猎物”落入到相机千里眼中时,没有哪一个猎人比摄影师更心满意足.旋转格雷费斯（一种相机牌子,笔者注）的调焦圆盘,超过了抠动一支来复的扳机所带来的激动与兴奋.
当威廉姆斯将相机比喻为一支来复,将拍照比喻为“抠动扳机”时,不由人不想起摄影理论大师苏姗·桑塔格类似的比喻：
一如相机是的升华,拍摄某人也是一种升华式的谋杀——一种软谋杀,正好适合一个悲哀、受惊的时代.
在苏姗·桑塔格看来,一张照片不只是一次事件与一名摄影者遭遇的结果；拍照本身就是一次事件,一次拥有更霸道权力的事件——干预、入侵或忽略正在发生的无论什么事情,因而,“拍照的行为仍有某种捕食意味.拍摄人即是侵犯人,把他们视作他们从未把自己视作的样子.”
因此,当我们在强调照相机的记录功能时,我们应该知道,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在不同的族群之间,摄影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关于“真实”、“权力”等话语,今人不能不加以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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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猎人身上,除了用于猎杀动物,只是象征力量,但却如此必不可少,成为帝国扩张时期远游者的必备出行装备.另一位植物猎人乔治·福雷斯特,也详述了自己在为又一次中国之旅而做准备的购买的清单,其中包括一支温彻斯特连发卡宾、一支柯尔特式自动,以及一个广角镜头的红宝石色反射式照相机.这一购物清单,如同威尔逊的书名,再次揭示了与相机具有的相关性.
要知道这一象征力量的玄机,我们来读一段英国荒岛文学代表作家笛福流传甚广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一个西方白人流落到海的一个小岛上后,是如何在遥远荒凉的地方震慑并驯服了野蛮人“星期五”的？有一天,“星期五”看见鲁滨逊开打死了树上的一只鹦鹉：
于是,我开了并叫他看仔细.他立即看到那鹦鹉掉了下来.尽管我事先已对他交了底,他还是愣着站在那儿,像是吓呆了.我发现,由于他没见我给里装过什么东西,这回更是吃惊得厉害,以为在我的这支里一定藏有什么神奇的致命东西,可以杀死人、杀死鸟兽、杀死远远近近的什么东西.这件事情使他大为惊恐,甚至过了好长时间,他还心有余悸.我相信,如果我听之任之的话,他准会把我和我的当神一样来崇拜呢！那支,星期五在事后好几天的时间里,碰都不敢碰它一下,还经常一个人唠唠叨叨地同它说上半天,仿佛会跟他对话似的.后来我才从他口里得知,他是在央求那,要它不要杀害他.
鲁宾逊为何要这样做？原因在于他心里清楚,如果他不能使野蛮人对他的“当神一样来崇拜”,他就不能在这蛮荒之岛成为主人.正如刘禾指出,“在欧洲人对初次相遇的殖民幻想中,的符号开创了人们所熟悉的殖民征服的祭礼和拜物情结.”通过这种可以夺人性命的威胁道具与类似神秘巫术的力量,西方征服者便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或许我们可以说,所谓的帝国力量,其实是具有多重含义的.这种力量既是征服,也是驯化.一方面,依靠强大的军事势力(、坦克、炮火等新式武器),另一方面,武器的威胁性力量,可以改变被征服者的心灵世界,使全副武装的“野蛮人”不仅马上变得“和善亲切”,甚至立即回到“孩子气”那简单、幼稚的心灵状态中.
时过境迁,历史上的纷纷挠挠早已如烟如雾,泛着朦胧浪漫的光泽.我们知道,俗语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今天,全世界的花卉都可能作客他乡却已反客为主,在各自的“异域”家园中,妆点大地,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丽而富饶.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当我们打开历史之门之时,看到它的A面,同时也应看看B面、C面.面向真实而多元的历史,或许有时有些残酷,却会让我们的追寻与前行,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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