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间已无陈金芳》为例论失败青年的精神之殇,本文是青年相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与《世间已无陈金芳》和神之殇和精神之殇有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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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世间已无陈金芳》关注了当下的热点问题即“失败青年”,一方面现实问题诸如阶层固化、道德沦丧、官场腐败等使得青年上升发展的空间愈发狭窄逼仄,另一方面,也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时代对青年精神造成的无形的压迫,陈金芳的“精神幻象”和“我”的“茫然无措”合奏出了时代“无根”的精神底色.青年作家石一枫以不同于前代作家的视角审视现实,书写“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不断强化自省意识,指出时代的病症,并努力承担道德重建的责任.
关键词：石一枫音乐精神幻象失败青年
纵观石一枫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他在逐渐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并且不断拓宽小说反映现实的深度.在《恋恋北京》以及另两部（《红旗下的果儿》、《节节只爱声光电》）与之并称为“青春三部曲”的作品中,石一枫勾勒出一群成长于北京大院的“80后”生活的环境以及他们对待世界的独特方式.小说中他们或者是在青春期的情感世界中挣扎,或者是在尝试挑起生活的重担、接受现实的洗礼,时常在日新月异、喧嚣嘈杂的社会中感到内心孤独、无所依凭,但是作者无一例外地都给予了他们光明的结局.到了《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等作品中,作者由描写青春的蓬勃与伤痛转向社会现实,如阶层固化、道德沦丧、官场腐败等问题,关注“后青春期”时代的青年们真正走出“塔”后的遭际,此时的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青春的迷茫,更有想象现实与直面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
以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为例,它具有和长篇小说《恋恋北京》相同的人物框架,不同的是《恋恋北京》中的北漂女孩姚婕变成了《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失败女青年”陈金芳.石一枫在一次访谈录中提到：“对于当代作家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中国现实.过去我一直困扰于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写自己能写的、擅长写的东西,又写身处于这个时代应该写、必须写的东西.”①而从《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等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石一枫为这个时代“应该写、必须写”的东西所作出的努力.石一枫这一代作家大多出生、成长于城市,对城市怀有特殊的感情,并且对城市的日新月异表现出更强地适应性.他们不同于五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宏大叙事,也不同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笔下的人性的荒凉,他们更多地是对现实的反思,探究人的精神困境,并为之寻求出路.
一.“乡下人进城”的现实困境
小说中的“我”和陈金芳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我”出生于大院里的一个干部家庭,生活体面、衣食无忧；陈金芳来自农村,和全家人挤在大院的小平房里、局促窘迫.“我”过着父母安排好的生活,一路走来稳稳当当、顺风顺水；陈金芳初中毕业后就走向社会,没有父母、家人的支持,成了远近闻名的“圈子”.对于陈金芳来说,“北京”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就没有善待她,然而她依然对这座城市怀有执念,在家人的轮番打骂中,她喊得最响的一句话是：“你们把我领到北京,为什么又让我走？为什么又让我走？”在她的喊声中,我们可以听到她对北京、对城市的强烈期盼,而这种心声在中国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并不少见,并构成了“乡下人进城”这一母题.
“乡下人进城”母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一样的意涵.现代文学时期,农村在资本的侵袭下而逐渐衰败凋零,这一时期的“进城”多表现为“向城市讨生活、求生存”,作为底层的乡下人往往在城市中备受欺凌、举步维艰,城市对底层人人性的压迫、摧残和异化使得其主要作为一个被批判的对象而存在.建国后的十七年至“”的“乡下人进城”叙事则更多的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不是一个个体性的行为,而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举措,少量的异质性的声音也被声势浩大的洪流掩盖,此时的“乡村”、“城市”想象是集体性的、阶级性的.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进城”的个体性意蕴加强,然而体制性因素还未完全消除,是一种“半自由”的状态.此时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开始慢慢对乡村青年彰显出他的独特魅力,例如《哦,香雪》中的农村姑娘香雪,期待着来自城市的列车,并在铅笔盒“吧嗒”、“吧嗒”的响动中听到来自远方的城市的声音.《人生》中的高加林可以算是这个时代有志青年的镜像,他们向往城市,迷恋城市,将城市看作是一首美丽的诗.他们不能放弃对城市的追求,也没有斩断联系故乡的根,他们的命运与那个逐渐城市化的时代联系在了一起,即反抗愚昧、拥抱文明.90年代,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而来,城市文明对乡村的影响迅疾而猛烈,农村经过一系列的发展、改造,田园牧歌情怀大大削弱.尤其是城乡的贫富差距愈加明显,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离开乡村、奔向城市.此时的城市从本质上来说仍是藏污纳垢的,但其外在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不足,而人们对于城市的情感也渐趋复杂.
此时人们逃离乡村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读书和打工.于前者,中国古代即有读书求仕的传统,尤其是自北宋开始,皇帝带头向社会宣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寒门出贵子”的现象更为普遍,所以千百年来“读书”成为贫寒子弟鲤鱼跃龙门的主要途径.当下的乡村同样也是如此,“读书”被认为是乡村青年走向城市、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涂自强考上大学,被家人甚至同村人寄予厚望,然而现实并非想象得那样得容易.勤恳踏实、吃苦耐劳的优秀大学生涂自强在与命运的博弈中输给现实,最终凄惨离世,令人唏嘘不已.于后者,陈应松的《太平狗》、东西的《篡改的命》等小说都写到乡下人进城打工的命运,他们往往干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受尽各种冷眼、艰辛与屈辱,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城市并没有接纳他们,他们最终的命运往往还是回到乡村.尽管这样,城市作为精神的乌托邦还是吸引着一批批的乡村人,他们血泪斑斑的“进城史”构成了时代的侧影.
陈金芳的“进城”应该算是后者,她服务的对象不是某个具体的包工头、工厂等,而是资本.她从一个农村来的土丫头、被鄙夷的混子变成穿梭于上层社会的成功商人——端庄优雅、周旋自如,再到最后破产、绝望地回到家乡,起伏多舛的命途无不诉说着这个时代深处的秘密.陈金芳在离开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在陈金芳的话语里,所谓“人样”就是“成功”,那么陈金芳所追求的的“成功”是什么？毫无疑问是金钱.她没有想过靠双手脚踏实地的挣得财富,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投机的方式,由先前的靠男人,再到靠金钱投机,这种虚无缥缈的方式注定了她的悲剧.诚然,像陈金芳这样的青年并非少数,不择手段地去获得金钱、获得“成功”.即使有时会有短暂的鲜花似锦、烈火烹油的繁华,但终究是昙花一现,免不了铩羽而归,我们不禁思考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首先,我们的时代正在慢慢形成一套以“金钱”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如李云雷所言：“在这样一种价值体系中,任何成功都是值得羡慕的,而不管‘成功’是如何来的；相反,任何失败都是可耻的,也不管失败有什么理由.可以说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笼罩在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深入到了很多人的意识乃至潜意识深处,牢不可破.”②其次,从陈金芳的童年生活来看,她是不幸的.在学校被同学欺侮,在家则是甚少得到家庭的关爱,极度屈辱的童年生活可以说扭曲了陈金芳的心灵,让她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急功近利的一面.李佩甫的《生命册》中骆驼同样也是这种典型,他的一生都在“抢”,金钱成为他的唯的追求,因为曾经深刻的体验过极度贫穷：“兄弟,咱们过去实在是太穷了……后来,我哥死了.我哥不是饿死的,是害病死的.但肯定营养不良……在我们家,正因为我哥哥死了,我才得到了更多的关爱……”③所以成年后始终无法逃脱这种梦魇.童年的缺失性体验对他们的心灵造成了莫大的伤害,以致于与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同流合污而无法抵抗.从当代青年血泪斑斑的“进城史”可以看到,城市热闹繁华的表征下留给乡村青年的只有狭小逼仄的空间,其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已不容忽视.
二.寻而不得的精神挣扎
古希腊神话中有关“金羊毛”的传说是“寻找”主题的故事原型,伊阿宋率领众将士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阻碍最终获得了金羊毛,而他自己也成为了一个英雄.中外文学中有许多这样经过历练而成为英雄的故事,金羊毛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物件可以有其他物质性的或精神性的替代物,这种象征物赋予了“寻找”以意义和精神支撑.小说中将“我”和陈金芳联系起来的“音乐”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苦苦寻找的“金羊毛”.然而有所不同的是,我们的结局都是与音乐无缘,最终都没有获得“金羊毛”,所以也注定不能成为英雄.
小说中“我”和陈金芳学习音乐的初衷可以发现,我们处于被动的状态,“音乐”并非我们自觉自愿选择的结果.于我而言,“我”学习音乐是遵从父母的意愿,“我”只是不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命令的执行者,而这也是现如今中国式教育的常态.小说中写道：“我自打懂事儿伊始,就被家人往脖子上按了一把昂贵的小提琴.我没有过选择爱好的权利,因此感受到了和陈金芳相同的、孤魂野鬼般的寂寥.”④于陈金芳而言,“音乐”是高雅的艺术,同时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是少年陈金芳无法企及的东西,所以成年后一获得经济上的自主权,就在“音乐”上花费金钱,但实质上并未真正走进音乐,获得精神的升华.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行动者对某种文化资源的占有,在当达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资本在再生产社会等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⑤“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实际上让陈金芳迷失了自我,造成了对陈金芳的精神钳制.从这一角度看,相较于英雄伊阿宋,“我”和陈金芳信仰的根基并不牢固,自然也无法避免在挫折来临时溃不成军的命运.所以“我”和陈金芳少年时代那一段“演奏者”和“倾听者”的经历才最值得怀念,那是少有的我们俩都在音乐里寻找到自我的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从“音乐”中获得了超越阶级、地域的精神力量,正如作者在小说中坦言：“那是我学琴生涯中最有情味的一段时间.”
少年时代的“我”和陈金芳在音乐的世界里获得了情感的共振、灵魂的交流,自然也变得贴近起来,而成年后的疏远表面上看来是因为陈金芳伤害了“我”那脆弱的自尊,实际上则是陈金芳触碰了“我”的隐痛,她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将“我”秘不示人的精神无依状态地暴露在众人的眼光之下,因而激怒了我.此时的陈金芳还在盲目地追求着金钱、地位、掌声,在自己的“精神幻象”中游走,而我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精神幻象”消失后的空虚与幻灭感.我们依旧感受到孤独,但已经无法获得共鸣.
近年来,有关“失败青年”的论述在增多,其中的多义性也在显现.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同样是一个“失败青年”的典型,所不同的是他选择从精神困境的角度介入现实,选取日常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表现他们的精神挣扎.小说设置了“我”这样一个同样处于精神阵痛中的人来旁观陈金芳的“精神幻象”,“我”能清楚地意识到陈金芳的病症所在,也能看到陈金芳身上的那份孤身一人与纷乱世事搏杀的巨大勇气,而这也正是“我”没有的,所以我对陈金芳怀着一种矛盾的情感.可以说,“我”和陈金芳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合奏”出了这个时代许多人的精神状态.“我”被家人安排,过着他们期望的生活,如同温水煮青蛙一般慢慢失去斗志；而陈金芳则是被时代、命运安排,疯狂地追逐后失去自我.陈金芳明亮而引人注目,属高声部；“我”低沉却不可忽视,属低声部,我们在表面上看来分属不同的阶层,但实际上我们都是漂浮无可依靠的.在这里,作者介入现实的方式一方面是表现当下青年的精神症候.
另一方面作者其实也在小说中注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作为一个出生在北京大院的军人子弟,他自己也承认,并没有从真实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王朔他们那一代所建构的大院文化,社会时代在变化,“大院”早已不是时尚的代表,跟普通机关的家属院没多大区别.他们从不同的地方迁居到北京,并没有完全地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现在却只能将北京当作自己的归属地,因为父辈祖辈的出生之地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地图上的一个标记.石一枫在创作谈中写道：“在北京这座移民城市,外来者是客,定居者是客,被迫把这儿认作家乡的人其实也是客.再说一句玄乎的套话,人只在梦里才能做到‘不知身是客’.纵然都是客,人们在时代中留下的痕迹,却又在某种意义上是值得成为永恒的.”⑥陈金芳属于“外来者”,“他们有着更加坚忍务实的品格,有着在一个人生阶段内明确无误的目标,也有着孤身一人与纷乱世事相搏杀的巨大勇气.”“我”是这座城市的“定居者”,但我并未因此而感到侥幸和自得,因为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我们都是没有“根”的人.
三.结语
当下社会,通过勤劳、智慧来支持自我生存并非难事,重要地是如何在环境的影响下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真正获得精神的解放.“失败青年”是缺乏精神坚守的一群人,他们往往被外界裹挟而进,石一枫指出了时代的病症,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在小说《地球之眼》中他同样设置了一个“失败青年”安小男,不同于陈金芳的“失败”,安小男的“失败”是他自主选择的结果,在金钱的利诱之下安小南选择了更重要的道德坚守.如果说《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我”只是处于自省意识的萌芽阶段,那么《地球之眼》中的安小男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自省和忏悔意识,而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在这个无根时代的责任承担.
参考文献
①李云雷,石一枫.“文学的总结”应是千人千面的——石一枫访谈录[J].创作与评论,2015(5).
②李云雷.全球化时代的失败青年——读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J].文艺报,2016.3.25.
③李佩甫.生命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④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J].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4(7).
⑤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⑥石一枫.创作谈：纵然都是客[J].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4(7).
（作者介绍：史倩文,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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