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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论文参考文献：
权权交易,作为隐秘性越来越深、腐蚀性越来越大、渗透性越来越强、危害性越来越烈、风险性越来越高的“合法腐败”,已经极其严重地阻碍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和强烈关注
30年前,潜心于制度领域研究的我,根据政治体制多年来止步不前的状况,分析出腐败将由最初的一次性简单型的权钱交易（以物易物,以钱买权）,发展到多次性复杂型的权色交易（非物质化交易：雅贿、色贿,以及不直接具体表现为钱或物的信息贿赂）,进而上升为集团性稳定型的权权交易（政治交易）.
在“三权交易”中,权钱交易最直接简单,因此最容易暴露并被查处.改革开放40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绝大多数都是权钱交易的案件.而稍有头脑的腐败分子,为规避查处,很快就会转向多次性复杂型的权色交易.目前,我们对雅贿、色贿,以及不直接具体表现为钱或物的信息贿赂,这种非物质化交易,虽有所研究,但目前成功查处的还不多.国美的老板黄光裕,为了收买经侦局原副局长相怀珠,就把某只股票要被拉升的消息给了相怀珠的妻子,相怀珠的妻子就买了这只股票,这叫信息交易.表面上既没给钱也没给物,实际上比送钱既隐蔽且量还大.这种非物质化的贿赂,还有可能规避惩处.少数高智商的腐败分子,会利用我们长时间只治标不治本,只查案不政改的空隙中“修炼成精”,进而升华到权权交易层面.
在权权交易层面,虽然既没有权钱交易的那种露骨,也没有权色交易的那条曲线.表面上看,似乎一点钱与物的经济成本都没有,但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政治联姻”.
10年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在中部某县挂职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使其得以深入记录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十八大召开的前一年,《南方周末》从冯军旗的研究论文《中县干部》中摘编了“政治家族”一节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从中可以看出,中县政治家族有以下三大特点：一是近亲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二是重点突出,向要害部门聚集的倾向性；三是正比关系,家族关键人物的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不但人越多、官越大、岗位越重要.
其实,这种政治结盟一旦形成,整个社会就板结化了.苏联如此,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沿用苏联模式的中国在腐败的重灾区也同样如此.现象级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中的汉东省,编剧、导演用镜头语言描述了腐败从权钱交易向权色、权权演变交易的过程,如能再配之以深刻的理论分析和发人深省的旁白,效果会更好.
权力固化的同时,就出现了从官二代到官N代,富二代到富N代,知识分子的知二代到知N代,演艺圈的星二代到星N代也出来了.我要接你这个剧本,我要参加你的一场演出,前提是让我的儿子、女儿扮个角色,没有的话,这个剧本我不接.当各种的“N代”出现以后,整个社会板结了.近日,崔永元披露演艺明星偷税漏税丑闻,之所以能引起人神共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已无意识或有意识地认识到,阶层板结并固化这个问题的极其严重性！
苏联和东欧,虽然还未大规模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但是苏联模式的两大根本性弊端——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和过分落后的选人用人体制,已经让权力阶层,通过特权,尽占利益；通过特权,固化利益；通过特权,传承利益.权钱交易转化为权色交易,并进而上升为权权交易.
而权权交易,作为隐秘性越来越深、腐蚀性越来越大、渗透性越来越强、危害性越来越烈、风险性越来越高的“合法腐败”,已经极其严重地阻碍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和强烈关注.
40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是随着思想的解放,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生产力得以解放.最大的失误,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党和政府公信力大大降低.
生产力的解放,让中国在很短时间,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苏联模式的遗害,却让这个世界第二大蛋糕分得很不公平.
为解决越演越烈的腐败问题,为缩小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新一届党当机立断选择了强高压,举世公认的五年强高压,为治本、为政改赢得了最后的宝贵时间.
历史经验既证明,需从查处权钱交步；历史经验更证明,绝不能停留于查处权钱交易.
就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言,查处权钱交易仅是微观战术；强化监督乃是中观战役；而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才是宏观战略.
1947年底,陈毅在总结华东作战情况时有两段话相当精彩：其一,“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其二,“一年来自卫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上的胜利.”
而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得更到位：“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
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武装斗争,我党是靠战略打败国民党的.
而十八大召开前的30多年,从蚀到败斗争,我们被不正之风和腐败牵着鼻子走.在千百万次地重复着劳而无功的查案纠风战术行动中,既没有选择试点,开展摈弃苏联模式的两大根本性弊端的战役行动；更没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为最后决战进行战略布局.
尽管年年都在说“积小胜为大胜”,但却从未能将“阶段性成果”,转化为最终的成果.以致总书记上任之时,看到的是“越演越烈”的腐败现象.
在党的历任最高领导人当中,是将“许多腐败问题”与“权力配置不科学”相联系的第一人.
从任大队党支书、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到就任总书记的,在40多年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深谙“权力配置不科学”的危害和“权为民所赋”的重要.
因此,一上任他就下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决心,紧接着明确了“重构政治生态”、“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政改目标.
在五年的强高压中,总书记深刻指出,“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源于“权力配置不科学”.
就常识来说,的压力当然在案中；就见识来讲,的功夫却必须在案外；就卓识而言,的成功则只能靠政改.
改革开放前,阶级斗争不但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而且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似乎少讲一天,就要丢政权,掉脑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阶级斗争既不用“三讲”,也没了“三性”,而且中国虽然在30多年的时间里,造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这些年,在“,越反越腐”的街谈巷议压力下,阶级斗争的“三性”又一字不变地用在败斗争中了.仿佛败成了天下第一难的事.
但是,与深圳一桥之隔的香港,上世纪70年代初,是亚洲最腐败的地区,没有之一.由于时任香港总督的麦理浩（1971年——1982年出任第25任香港总督,先后获四度续任,是香港史上任职最长的港督）审时度势,设立了异体监督机构——廉政公署；由于推行了有条件赦免——时间为1977年1月1日前（但已立案、正在逃、移居海外三种人不赦）；加之一些法治措施.短短几年,香港就走出了困境.在亚洲清廉指数仅次于新加坡,位居第二；全世界180多个国家地区,香港的清廉指数稳居第12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说40年前的那一批,充满改革胆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戒条,新中国才能富起来的话.那么,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必须明白,败,也没有那么难,只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只要在政治领域摈弃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这两大根本性弊端.一句话：只要不停留于权钱交易,我们就能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领导下,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责任编辑姜懿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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