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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阿根廷】博尔赫斯 图 子夜黑猫
那是上午十点钟光景.我坐在查尔斯河边的一条长椅上.右面五百米左右有一座不知什么名称的高层建筑.灰色的河水夹带着长长的冰凌.河流不可避免地使我想到时间的流逝,两千多年前的赫拉克利特的形象.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我认为学生们对我下午的讲课很感兴趣.附近一个人都没有.
我突然觉得当时的情景以前早已有过（心理学家们认为这种印象是疲劳状态）.我的长椅的另一头坐着另一个人.我宁愿独自待着,但不想马上站起来走开,以免使人难堪.另一个人自得其乐地吹起了口哨.那天上午的许多揪心事就从那一刻开始了.他吹的,或者试图吹的口哨（我一向不喜欢充内行）,是埃利亚斯·雷古莱斯的《废墟》的当地配乐.乐曲的调子把我带到一个已经消失的院落,想起了多年前去世的阿尔瓦罗·拉菲努尔.接着他念起词句来.那是开头一节十行诗的词句.声音不是拉菲努尔的,但是学拉菲努尔.我惊骇地辨出了相似之处.
我凑近对他说：
“先生,您是乌拉圭人还是阿根廷人？”
“阿根廷人,不过从1914年起我一直住在日内瓦.”他回答道.
静默了好久.我又问他：
“住在马拉纽街十七号,俄国教堂对面？”
他回说没错.
“那么说,”我蛮有把握地说,“您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也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们目前是1969年,在剑桥市.”
“不对.”他用我的声音回答,声音显得有些遥远.
过了片刻,他坚持说：
“我现在在日内瓦,坐在罗丹诺河边的一条长椅上.奇怪的是我们两个相像,不过您年纪比我大得多,头发也灰白了.”
我回说：
“我可以向您证明我不是瞎说.我可以告诉您陌生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那幢房子里有一个银制的马黛茶罐,底部是盘蛇装饰,是我们的曾祖父从秘鲁带回来的.鞍架上还挂着一个银脸盆.您房间里的柜子摆了两排书：兰恩版三卷本的《一千零一夜》,钢版插图,章与章之间有小号字的注释；基切拉特的拉丁文字典；塔西伦的《日耳曼地方志》的拉丁文原版和戈登的英文版；加尼埃尔出版社出的《堂吉诃德》；里韦拉·英达尔特的《血栏板》,扉页上有作者题词；卡莱尔的《成衣匠的改制》,一本《艾米尔传》,还有一册藏在别的书后面的平装本的有关巴尔干民族性风俗的书.我还记得杜博格广场房屋一层楼的傍晚的情景.”
“不是杜博格,是杜福尔.”他纠正说.
“好吧,杜福尔.这些证明还不够吗？”
“不够,”他回道,“这些证明不说明任何问题.如果我在做梦的话,您当然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您长长的清单根本没有用.”
他反驳得有道理.我说：
“如果今天早晨和我们的邂逅都是梦境,我们两人中间的每一个都得认为做梦的是他自己.也许我们已经清醒,也许我们还在做梦.与此同时,我们的责任显然是接受梦境,正如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宇宙,承认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能用眼睛看东西,能呼吸一样.”
“假如我们继续做梦呢？”他急切地问道.
为了让他和让我自己安心,我装出绝不存在的镇静.我对他说：
“我的梦已经持续了七十年.说到头,苏醒时每人都会发现自我.我们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只不过我们是两个人罢了.您想不想稍稍了解一下我的过去,也就是等待着您的未来？”
他不做声,但是点头同意了.我有点颠三倒四地接着说：
“母亲身体硬朗,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查尔加斯-马伊普街的老家,不过父亲三十多年前就去世了,死于心脏病.先前中风后半身不遂；左手搁在右手上面,像是孩子的软弱无力的手放在巨人的手上.他最后活得不耐烦了,但是从不抱怨.祖母也死在那幢房子里.临终前几天,她把我们都叫到床前,对我们说：我是个很老的老太婆,大半截已经入土了.这种事太平常了,你们谁都不必大惊小怪.诺拉,您的妹妹,结了婚,有两个孩子.顺便问一句,家里人怎么样？”
“挺好.父亲还老是取笑宗教信仰.昨晚还说耶稣和高乔人一样,不愿意受牵连,因此总是用寓言传教.”
他迟疑了片刻,问我说：
“您呢？”
“我不知道您写了多少本书,只知道数目太多.您写的诗只讨您自己喜欢,写的短篇小说又太离奇.您还像父亲和我们家族许多别的成员那样讲课.”
使我高兴的是他只字不问我出版的书的成败.我换了口气,接着说：
“至于历史……又有一次大战,交战各方几乎还是那几个国家.法国很快就投降了；英国和美国对一个名叫希特勒的德国者发起一场战役,是滑铁卢战役的重演.194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又出了一个罗萨斯,和我们那位亲戚很相像.1955年,科尔多瓦省挽救了我们,正如恩特雷里奥斯以前挽救过我们一样.现在情况不妙.苏联正在霸占全球；美国迷信,下不了当帝国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土气.既土里土气,又自以为了不起,仿佛不睁开眼睛看看外面.如果学校里不开拉丁文课程,改教瓜拉尼土语,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我发现他根本不注意听我讲话.对于不可能而又千真万确的事情的恐惧把他吓住了.我没有子女,对这可怜的小伙子感到一种眷恋之情,觉得他比我亲生的儿子还亲切.我见他手里捏着一本书.我问他是什么书.
“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邪恶的人》,或者我想是《群魔》吧.”他不无卖弄地回答.
“我印象模糊了.那本书怎么样？”
我话一出口马上觉得问得有些唐突.
“这位俄罗斯大师,”他提出自己的见解说,“比谁都更了解斯拉夫民族灵魂的迷宫.”
这一修辞学的企图使我觉得他情绪已经平静.
我问他还浏览过那位大师的什么作品.
他说了两三个书名,包括《双重人格》.
我问他阅读时是否像看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那样能清晰地区别书中人物,还问他有没有通读全集的打算.
“说实话,没有.”他略感诧异地回答.
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他正在写一本诗,书名打算用“红色的颂歌”,他还想到“红色的旋律”.
“为什么不可以？”我对他说, “您可以援引著名的先例.鲁文·达里奥的蓝色诗集和魏尔兰的灰色《感伤集》.”
他不予理睬,自顾自解释说他的诗集要歌颂全人类的博爱,当代的诗人不能不面对现实.
我陷入沉思,接着问他是不是真的对所有的人有兄弟之情.比如说,对所有的殡仪馆老板,所有的邮递员,所有的潜水员,所有无家可归的人,所有的失音的人,等等.他对我说他的集子谈的是被压迫、被遗弃的广大群众.
“您所说的被压迫、被遗弃的广大群众,”我说, “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如果说有人存在,存在的只是个别的人.昨天的人已不是今天的人,某个古希腊人早已断言.我们两个,坐在日内瓦或者剑桥的一张长椅上,也许就是证明.”
除了历史的严格的篇章之外,值得回忆的事实并不需要值得回忆的词句.一个垂死的人会回忆起幼时见过的一张版画；即将投入战斗的士兵谈论的是泥泞的道路或军士长.我们的处境是绝无仅有的,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我们不可避免地谈起了文学；不过我谈的无非是常向新闻记者们谈的话题.我的另一个我喜欢发明或发现新的隐喻；我喜欢的却是符合隐秘或明显的类比,以及我们的想象力已经接受的隐喻.人的衰老和太阳的夕照,梦和生命,时间和水的流逝.我向他提出这个看法,几年后我还要在一本书中加以阐明.
他似乎没有听我说,突然问道：
“如果您做了我,您怎么解释说,您居然忘了1918年和一位自称也是博尔赫斯的老先生的邂逅呢？”
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难题.我毫无把握地回答：
“我也许会说事情太奇怪了,我试图把它忘掉.”
他怯生生地提了一个问题：
“您的记忆力怎么样？”
我明白,在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眼里,七十多岁的老头和死人相差无几.我回说：
“看来容易忘事,不过该记住的还能记住.我在学盎格罗一撒克逊文,成绩不是全班级最后一名.”
我们的谈话时间太长,不像是梦境.
我突然想出一个主意.
“我马上可以向您证明您不是和我一起做梦,”我对他说,“仔细听这句诗,您从未见过,可是我背得出.”
我慢条斯理地念出那句著名的诗：
星球鳞片闪闪的躯体形成蜿蜒的宇宙之蛇.
我觉察到他惊讶得几乎在颤抖.我低声重复了一遍,玩味着每个闪闪发亮的字.
“确实如此,”他嗫嚅说,“我怎么也写不出那种诗句.”
诗的作者雨果把我们联结起来.
我回想起先前他曾热切地重复沃尔特·惠特曼的一首短诗,惠特曼在其中回忆了他与人同享的、感到真正幸福的海滩上的一个夜晚.
“如果惠特曼歌唱了那个夜晚,”我评论说,“是因为他有此向往,事实上却没有实现.假如我们看出一首诗表达了某种渴望,而不是叙述一件事实,那首诗就是成功之作.”
他朝我干瞪眼.
“您不了解,”他失声喊道, “惠特曼不能说假话.”
半个世纪的年龄差异并不是平白无故的.我们两人兴趣各异,读过的书又不相同,通过我们的谈话,我明白我们不可能相互理解.我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因此对话相当困难.每一个人都是对方漫画式的仿制品.情况很不正常,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说服和争论都是白费力气,因为它不可避免的结局是我要成为我自己.
我突然又记起柯尔律治的一个奇想.有人做梦去天国走了一遭,天国给了他一枝花作为证据.他醒来时,那枝花居然还在.
我想出一个类似的办法.
“喂,您身边有没有钱？”我问他.
“有,”他回答说,“我有二十法郎左右.今晚我要请西蒙·吉奇林斯基在鳄鱼咖啡馆聚聚.”
“您对西蒙说,让他在卡卢其行医,救死扶伤……现在把您的钱币给我一枚.”
他掏出三枚银币和几个小钱币.他不明白我的用意,给了我一枚银币.
我递给他一张美国纸币,那些纸币大小一律,面值却有很大差别.他仔细察看.
“不可能,”他嚷道, “钞票上的年份是1974年.”
（几个月后,有人告诉我美元上不印年份.）
“这简直是个奇迹,”他终于说,“奇迹使人恐惧.亲眼看到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的人也会吓杲的.”
“我们一点没有变,”我想道,“总是引用书上的典故.”
他撕碎钞票,收起了那枚银币.
我决定把银币扔到河里.银币扔进银白色的河里,画出一道弧线,然后消失不见,本可以给我的故事增添一个鲜明的形象,但是命运不希望如此.
我回说超自然的事情如果出现两次就不吓人了.我提出第二天再见面,在两个时代、两个地点的同一条长椅上碰头.
他立即答应了,他没有看表,却说他已经耽误了时间.我们两人都没有说真话,每人都知道对方在撒谎.我对他说有人要找我.
“找您？”他问道.
“不错.等您到了我的年纪,您也会几乎完全失明.您只能看见黄颜色和明暗.您不必担心.逐渐失明并不是悲惨的事情.那像是夏季天黑得很慢.”
我们没有握手便告了别.第二天,我没有去.另一个人也不会去.
鉴赏：
博尔赫斯是杰出的阿根廷诗人、作家、翻译家,在国际上作为拉美作家的代表人物享有盛名.近年来他的作品被大量引入中文市场,其内容饱富哲思,也为一代中国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他生长于阿根廷中产阶级家庭,家中藏书丰富,耳濡目染,博尔赫斯从小便热爱文艺,能说多门语言,长大成为作家之后,写作的内容也常常围绕梦境、哲学、宗教等复杂晦涩的话题.
这篇《另一个人》仿佛是记录了一件奇事,作者遇上了年少的自己,但在奇遇的背后,作者仍未放弃哲学,一方面借由文中的对话抛出难以解答、直指人心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回忆自己将来或之前的所作所为,让读者有些晕头转向,从而激发更深层次的思考.先是说自己对周遭感到似曾相识,然后又与年轻的自己回顾往事,但到此并不是结束,他还要加上一句“几年后我还要在一本书中加以阐明”.这样一来,读者其实读到了三条时间线,对“现在”的把握更加模糊,证明了情节在这一文中并不重要.
博尔赫斯写了一篇乍看好似科幻小说的作品,但他对文中所涉及的“科学”或“幻想”的部分都不甚感兴趣,他对一老一少两人的对话关注得更多,仿佛在跟年少的自己分享人生经历,又好似是在同读者们分享.他如同一名饱经风霜的智者或老师,向学生耐心传授自己的经历与知识,与此同时也心如明镜：自己曾经亦是学生,只想自由地飞行,不愿给推着走,更不愿被人说自己走错了.
若是我们有幸随着时间的长河溯流而上或顺流向下,遇到多年前或多年后的自己,又会谈论些什么话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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