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迁徙和中国社会转型,该文是有关社会转型论文范例和迁徙和中国社会转型和农民工方面论文范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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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农民工流动从1978年思想解放为起始,由涓涓细流逐步汇聚成滔滔洪流奔腾向前.冲过险滩暗礁,最终融入现代文明海洋.
在这股洪流的牵引下,中国社会成功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长官意志向按客观规律办事的转型.
2018年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87亿人.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社会融入始终能在有序的社会轨道内运行,并通过撞击与反射的能量推动社会前进,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上的全球经验.
那么,中国的农民工大规模迁徙为何没有带来大的社会震荡？
当代中国的改革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古今中外无与伦比.
中国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始终与改革的进程相联系.在历经“离土不离乡”的短暂阶段之后,跨区域流动始终是农民工的主基调.
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大规模的农民工迁徙交织在一起,剧烈的社会震荡似乎在所难免.
从历史上看,英国的“圈地运动”和法国的工业革命,就曾带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长达几个世纪的斗争与对抗,中国封建社会的变革与流动也往往带来朝代更迭.
唯独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农民工流动的碰撞带来的却是融合发展.不能不说,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迁徙因改革而形成,政策因迁徙而调整.在新旧体制转换的特殊时期,政府的宏观调控成了社会转型的“导轨阀”和“扳道工”.
回首中国农民工流动40年的历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的历史,是农民工流动与旧体制束缚冲突与解放的历史,是农民工与资本博弈的历史,是二元体制走向一元体制以及农民工渐进式融入城市的历史.
这个历史进程中,每一次农民工的流量与流向都因改革导向和政策导向而变化；每一次农民工与资本的博弈和与旧体制的冲突,都伴随着新政策的出台与新体制、新机制的建立.体制改革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为劳资博弈构建了平台和规则,为社会转型构建了“导轨阀”,才使中国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社会变革与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相碰撞时,在不出现震荡的情况下和谐融入.
与此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构建的土地承包权的稳定性,为农民工大迁徙的波动性构建了一个稳定有效的“托底”机制,为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构建了一张“安全网”,成为农民工大迁徙和社会转型的“海绵垫”和“调节阀”.
尽管农民工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已经“离土又离乡”,留在家乡的“九九三八六一”（老人、妇女和儿童）群体却在帮他们经营着承包地,即使他们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也不至于有生存之虞,随时可以回农村生活（主要对第一代农民工而言）.
由此可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农民工流动大迁徙,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创造,为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独辟蹊径.中国工会建设性特征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
正是中国工会的存在和努力,为农民工与资本的撞击构建了一个“缓冲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减缓了劳资双方的对冲,实现了劳资关系的“软着陆”,规避转型期的社会震荡.
希望激发动力,绝望产生对抗,这是人类行为科学的一般规律.以2008年三位农民工代表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起始,各级人大和政协舞台上都活跃着农民工的身影.以2016年农民工代表巨晓林兼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为起始,各级工会机关领导机构都为农民工副主席留下了位子,成为政治制度上的体制性安排.
以2016年全面取消城乡户籍性质区分为起始,城镇的大门终于对农民工全开放,虽然尚存一些困局待,但融入城市的渠道已经畅通,农民工进城已不再有制度的羁绊.党的十九大会议上,总书记更是明确提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这种横向扩展职业流动、纵向提升身份变迁的大迁徙,既为农民工迈入中产阶层打开了通道,又为整个社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使中国的社会转型在发展中实现了“动态平衡”.“中国制造”为何能成为“中国名片”且经久不衰？
经过40年的努力,中国已经从一个工业化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产品一跃成为中国的名片.
中国农民工的特殊品质是“中国制造”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尽管廉价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但中国农民工有着内在的特殊品质.第一个特殊品质是特别能吃苦.
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大多数农民工每天平均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经常没有休息日.正是农民工的吃苦耐劳,奠定了中国制造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中国农民工的高强度劳动和低水平收入,就没有“中国制造”的走向世界.
第二个特殊品质是特别能忍耐.由于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绝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在外出务工过程中,都秉持“与人为善”“和气生财”和“以和为贵”的理念.当这种妥协性用于与资本的博弈时,企业发展的软环境就能得到保持,从而客观上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第三个特殊品质是特别能拼搏.中国农民工独自外出打拼,是孤独的拼搏者；离开熟悉的环境和人脉,是漂泊的拼搏者；到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谋生,是不断进取的拼搏者.或许他们的形象并不那么靓丽、举止并不那么文明,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及其劳动的伟大.
第四个特殊品质是特别具有工匠精神.中国农村人多地少,中国农民由此善于精耕细作,并把这种精神带到制造业的岗位,爱岗敬业,精益求精,这正是工匠精神的精华所在.当今工匠精神的稀缺,更加凸显农民工自发形成的工匠精神之可贵,也更加印证着中国农民工所拥有的工匠精神的底蕴和对“中国制造”的贡献.
中国农民工的四种特殊品质构成了中国农民工特有的精神.它来源于生活,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制造”就是农民工精神和农民工劳动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并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的农民工.
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为何不会出现“贫民窟”？
很多新兴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曾出现过“贫民窟”,就连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至今仍有“贫民窟”存在.中国在实行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尽管形成了世界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工大迁徙,也曾出现过“城中村”,却始终没有形成“贫民窟”现象,这也是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形成的“土地保障”构成了中国农民工大流动的托底机制,客观上消除了产生“贫民窟”的基础.
中国的农民工大流动是以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前提的.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并不是在失去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进城的,进城的目的也不是留在城市,而是在城市比较利益的拉动下,试图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具有形成“贫民窟”的主观愿望.
对一些举家迁徙到城市的农民工来说,虽然在城乡接合部租房比例较高,居住也相对集中,但由于中国的城市极速扩张,城乡接合部不断变化,也难以形成稳定的聚集区.
二是中国的土地国有化在客观上消除了“贫民窟”产生、形成和存在的前提.尽管中国农民工的迁徙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一度形成不同区域的“城中村”.但是,随着城市棚户区的改造、城市功能的疏解以及城市规模的扩张,这些“城中村”随之消失.
三是中国的工业化先于城镇化,为农民工在城镇寻找工作和稳定就业创造了条件,消除了“贫民窟”形成的充分条件.高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客观上为迁徙的农民工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进而使他们有了保障基本生活的收入,有效化解这一群体沦为赤贫阶层的风险.
中国农民工未来将走向何方？
中国农民工作为中国特色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这一群体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而壮大,并将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完成而终结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的前提是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身份的取消和职业与身份的统一.2016年年底之前,全国各省市已相继宣布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取消城乡户籍性质之分,并纷纷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消除羁绊,打开通道.从这个意义上看,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的前提已经具备.
中国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的基础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尽管从2016年年底开始已经不再重新设置农民身份,但同年年底全国仍有超过2.8亿名农民工在城市打拼.虽然城市为他们的融入打开了“积分入户”的口子,但这个口子太小,能够即时融入的农民工太少,对两亿多农民工的消化吸收将仍然是一个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中国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的关键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中国在二元体制下的城乡差别是非常罕见的,即便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一些地方的城乡差别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机会、资源和服务仍然分布不均,制约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的脚步.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照这条路走下去,“进得去的城”的中国农民工,未来还会“回得了的乡”.
届时,中国农民工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奔腾几十年的民工潮将悄无声息地没于城市文明的海洋,农民工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农民工群体从产生、发展到融入的历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就是新体制、新法规、新政策、新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的历史,就是人（尤其是农民工）的不断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中国农民工的未来,正在徐徐拉开新时代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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