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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
近代中国有过多次留学运动.辛亥革命前,大批爱国青年赴‘日,意图学习日本维新致强经验；五四运动后,大批爱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意图直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少爱国青年赴苏,意图学习俄国革命经验.1925年10月,经批准,16岁的蒋经国和其他90个年轻人一起赴苏.当年10月1日,日记云： “复谕经儿,准其赴俄留学.”
01 蒋经国留苏不归
蒋经国到达苏联后,进入莫斯科孙中山大学.192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2月,蒋经国写信给父亲,批评其来信“不脱离宗法社会的语意”.不以为忤,回信表示： “你的进步我以为很大,你的思想、语意统统是对的.”信中还说： “中国革命如能成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这样革命才有意义,否则不能说是革命.”不久,北伐开始,蒋经国曾以《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为题,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此后,他被孙中山大学的联共支部书记视为“有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
转眼就是1927年.这年2月1日,还曾致函蒋经国,鼓励他毕业后 “仍在苏联继续学习”.但是进入4月,却通过白崇禧在上海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发动反共政变.这对于蒋经国宛如晴天霹雳,但他转变得很快,马上带头鼓动学生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谴责： “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对革命说尽好话,时机一到却背叛了革命.”
自然,蒋经国的这一表态得到了苏共和在莫斯科的党人的充分肯定,一度被他的同学们称为“敬爱的人”.不过,几个月之后,他又在秘密鉴定中被认为“政治上不坚定,犹豫不决,需要长期特别的政治监视”.
在孙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蒋经国深受托派影响,他不仅沉迷于托派的激进革命理论,而且加入了托派秘密组织.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15次代表大会,开除托洛茨基等人的党籍,蒋经国这才承认错误,退出托派.
据蒋经国自述,他从孙中山大学毕业后,曾申请归国,但未被批准,他便申请加入红军.1928年,蒋经国以“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的优异表现,被保送进入列宁格勒苏联红军军政大学.在演习中,他曾担任过连长、团长及师参谋长等职.1930年3月28日,被批准成为联共候补党员.同年7月,蒋经国从军政大学毕业,被派到工厂实习.
193 1年,因在公开会议上批评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蒋经国被送至莫斯科郊外的石可夫农场劳动.次年,苏共又应王明要求,将蒋经国送到西伯利亚的一座金矿做工.1932年11月,蒋经国到乌拉尔山附近的一座重型机械厂当技师,后升任助理厂长和当地《重工业报》的主编.1935年3月,他和同厂的女工芬娜结婚.同年12月,长子蒋孝文出生.
蒋经国有过回国的念头.1935年1月,共产国际将蒋经国召到莫斯科,王明告诉蒋经国,中国最近谣传他在苏联被捕,要蒋写信回国,告诉母亲,自己在苏联完全自由.王明拿出了一份代拟的信件,蒋经国觉得并非己意,拒绝签名.后来苏联内务部长和王明商量,同意蒋经国另写一信,蒋经国仍然不敢透露自己想回国,只含蓄地写了一句： “我没有一天不想吃点久未尝到的家乡小菜.”从莫斯科回到乌拉尔后,蒋经国曾经通过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帮他带一封信给.一个月后,陈的妻子告诉蒋经国,陈甫玉已经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几里地的赤塔被捕.大概就在此后,蒋经国曾一度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苏联有关方面的结论是： “我们不要忘记,蒋经国是的儿子.”
1936年12月,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他在自传中表示,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同月15日,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这说明,他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
02 拒绝以承认《伯力协定》换取蒋经国
尽管蒋经国痛骂,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但是,他是的亲生儿子,留苏不归,久无音讯,自然盼望儿子归来.但是,此后一段时期中苏关系的恶性发展,使感到蒋经国归来希望很渺茫.
1929年7月,在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氛围中,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9月至11月, “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进攻中国东北军,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东北地方当局代表蔡运升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派,与苏联代表谈判,达成《伯力协定》..事后,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认为,《协定》的范围超出了中东路问题本身,涉及通商、恢复使领馆等须由“直接交涉”的问题,属于“逾越职权”,不予批准.
1930年10月31日,宋蔼龄偕子女到奉化溪口,与蒋聚会.两家团圆欢愉之际,宋蔼龄向建议,考虑承认《伯力条约》,为营救经国归来留下余地.决然回答说： “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
03 再拒以牛兰夫妇交换蒋经国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给了一个争取蒋经国归来的机会：宋庆龄向提出,释放国民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间谍牛兰夫妇,以之为交换条件,让苏联政府允许蒋经国归来.但他再次拒绝了.这涉及当时的一项重大事件.
1929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成立远东局,下设政治部与联络部.联络部主任为阿布拉莫夫,牛兰夫妇是其手下联络员,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同时兼任红色工会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1931年6月15日在上海四川路235号寓所内牛兰一家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
牛兰夫妇被捕后,国民党当局以为抓到了大人物.牛兰的职务被说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不仅指挥南方局,而且指挥长江局及北方局,就连印度、菲律宾、马来亚、朝鲜、安南、日本等地的,也均在其管辖之下；每年活动经费有50亿元之巨云云.
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这一主意可能来自莫斯科.牛兰夫妇被捕后,莫斯科不仅动员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愿意以蒋经国交换,这一事实说明牛兰夫妇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
拒绝宋庆龄的建议,显示了他性格中倔强和坚决反共的一面,但是,他还是希望蒋经国能够回来,也相信能够回来.1934年8月15记云：“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也.”可见,虽然作了蒋经国在苏联被杀的最坏思想准备,但对其归来仍抱有希望.
04 周恩来担保蒋经国归来
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下,中苏开始接近,双方都希望以两国的联合来牵制和震慑日本.一面指令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等与苏联谈判,试图恢复邦交,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争取让蒋经国回归.
次年12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最初,不了解张、杨和方面会如何对待自己,作了被杀的最坏准备.
西安事变刚刚发生时,王明曾拟自莫斯科致电在陕北的,要求毙,为斯大林所止.12月16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12月1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不仅如此,24、25日,两次会见周恩来,答应,只要红军听命于国民党,接受统一指挥,他“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有资料说,周恩来曾向蒋担保,蒋经国可以由苏联归来,经国是爱国分子．毫无疑问,也会希望父亲抵抗入侵中国的敌人.
蒋经国的归国难题终于呈现曙光了.
05 共产国际委派蒋经国回国
中苏关系改善后,苏方对蒋经国的回国态度也逐渐转变.1936年11月上旬,苏俄驻华大使准备回国,通过张冲传达“经国可以回国”,并称：前些时候,蒋经国曾通过华侨带信回国, “被搜查折回”.得悉后感到安慰,在日记中表示： “可知经儿未忘其国家也.”同月,蒋廷黻被任命为驻苏大使,启程之前,宋美龄特意告诉蒋廷黻,委员长希望长公子能够回国.到达莫斯科后,蒋廷黻和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商量,请他代为查询蒋经国的下落.史表示很困难,答应试一试.
蒋经国的回国问题终于进入议程.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围剿,国共双方加紧了联合抗日的谈判.蒋经国曾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要求回国.1937年3月10日,季米特洛夫决定,叫蒋经国来一趟,然后派他回国.蒋经国到莫斯科后,驻莫斯科代表团向他表示,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首先要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作对,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
在莫斯科期间,蒋经国先后会见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斯大林的密友李希巴托夫、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等人.据说．在此期间,蒋经国还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25日,蒋经国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护照,向蒋廷黻大使辞行；蒋廷黻随即致电报告.同日,季米特洛夫邀请蒋经国到自己的家里,对他说：“现在我认为‘以苏维埃化来救中国’这说法是错误的.请转告令尊蒋总司令,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联合.我们都知道,蒋总司令是一位极能干的军事家和极出色的政治家.”他要蒋经国转达自己对的“诚挚的问候”.当日下午2时,蒋经国乘第2号西伯利亚快车离开莫斯科.
06 与蒋经国父子相会
在3月17日得到蒋经国即将归国的消息,很高兴.日记云：“十年苦斗,方得国与家渐见光明也.”4月6日,接到蒋经国从海参崴打来的电报.多年以来,、蒋经国之间不通音讯,接到儿子第一通电报,自然感到安慰.
随着父子相聚日期的临近,心中开始密布愁云.4月13记云： “教子不慎,自坏家风,可痛可悲也.纬儿决不如此也.”4月18日,蒋经国到达杭州.怎样和这个“赤化”了的、在苏联报纸上骂过自己的儿子见面,不无踌躇.第二天,才决心和蒋经国一家相见.日记云： “下午见经国,以昨日到杭,不愿即见也.”20日,又烦恼了—天,以后才慢慢缓解下来.月底,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经儿由俄归家,一别十二年,骨肉重聚,不足为异,而对先妣之灵可以告慰.”他终于放下了无以对母亲,也无以对祖宗的沉重思想负担.
摘自《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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