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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图书馆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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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图书馆协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立的全国性图书馆学术团体.1925年4月25日成立于上海,1948年无形解散.2018年是中华图书馆协会无形解散70周年.文章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调研法,把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历史贡献放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从封建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过渡这一历史进程中,放在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下来考察.通过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和相关举措,中华图书馆协会对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建设和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历史贡献,主要包括:基本解决了民国时期阻碍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要学术问题;参与培养了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人才方阵;奠定了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格局.

关键词 图书馆学史 图书馆史 中华图书馆协会 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

引用本文格式 李彭元. 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主要历史贡献[J]. 图书馆论坛,2018(12):85-95.

On the Main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LI Pengyuan

Abstract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is the earliest national library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history,established in Shanghai,April 25th,1925 and dissolved in 1948. 2018 i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dissolutio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This paper cherishes the memory of those pioneers who had constructed the modern library science and modern librarianship in China. Through a series of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related actions,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made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 library sci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librarianship.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includes:addressing the academic problems that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brarianship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an China,participating in building up the talent poo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anship in twentieth century,laying the basic pattern of Chinese librarianship in twentieth century.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history;library history;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modern librarianship of China

0 引言

中华图书馆协会是由全国各地方图书馆协会共同发起成立的全国性图书馆学术组织,1925年4月25日成立于上海,同年6月2日在北京举行正式成立仪式.1948年因国共内战、会员星散而结束了它24年的历史.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后,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相号召,先后在南京、北平、青岛和重庆等地召开了六次学术年会;编辑出版了《图书馆学季刊》和《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以及大量丛书、调查报告等;代表中国图书馆界参与发起成立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委员会,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举办了一系列其他学术活动.2018年是中华图书馆协会无形解散70周年.回顾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历史,探索中华图书馆协会对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建立和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藉以告慰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并通过中华图书馆协会这一历史舞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建立和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先驱者们,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2005年,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80周年之际,范并思就呼吁重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研究[1].但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中华图书馆协会历史的研究力度和深度,与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建设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和发展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过程中所做出过的贡献可以说是极不相称的.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无形解散70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还不见有一部关于中华图书馆协会历史研究的专著公开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虽列有“中华图书馆协会”条目,但也只是作为短条处理;第二版则将中华图书馆协会条目删去,不再见有相关条目补充.目前学界所发表的有关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有限论文中,对协会历史贡献和地位的相关研究,或者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未能把中华图书馆协会放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从封建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过渡这一历史进程中,放在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下来进行考察.中华图书馆协会对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建立和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被严重低估,中华图书馆协会对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甚至对整个20世纪中国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有着怎样的影响,发挥过怎样的作用,做出过怎样的贡献,亟待进一步探究.

1 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学术界受特定时代思想文化思潮的影响,对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要么不予置评,要么予以完全否定.1959年,刘国钧在谈到中华图书馆协会时说:“关于这个协会的评价,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2]刘国钧早年曾担任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执行部副部长等职,主编协会刊物《图书馆学季刊》,并一度*执行委员会主席主持协会工作,是协会主要领导人和协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对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中国图书馆学史和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想必是心中有数的.至于说中华图书馆协会“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云云,只不过是在特定时代迫于当时形势的一种委婉说法.

1961年内部印行的《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史》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是一个打着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旗号的,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组织”,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产物”;“中华图书馆协会是资本主义办馆实践的代表,二十四年中,坚持反革命、反人民,配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宣扬西方文明,协助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参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和进步文化的反革命围剿,为国民党控制国民党统治区的图书馆事业,在图书馆中推行国民党各项法西斯政策,一直充当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得力的文化工具”[3].该书用大批判的语言对中华图书馆协会予以全面和彻底的否定.可以认为,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大陆地区并无关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研究成果.

1981年,罗友松、董秀芬、肖林来发表《试评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历史作用》[4]一文,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大陆地区的第一篇关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研究论文.文章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主要成就有:开展图书馆学研究,为形成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整理古籍、保存民族文化遗产;提高管理水平,推动图书馆事业近代化;创办图书馆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图书馆专业人才.文章明确反对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30年间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强加给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各种罪名,主张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予以重新评价.

该文发表后引来关于中华图书馆协会历史作用的争鸣.

1982年马启发表《如何评价中华图书馆协会》[5],认为协会“对美国图书馆学专家歌功颂德,献媚奉承,甚至不顾民族尊严,推选韦棣华这样一个美国人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出席美国和英国图书馆协会大会.协会一个著名会员的学术著作中热心介绍的是美国钢铁大王赞助图书馆”,“大量充斥于协会出版物与活动中的崇美、媚美言论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包括图书馆事业)起了不好的作用”.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史》一样,该文对中华图书馆协会没有任何正面的肯定和评价.

1982年许有成发表《试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性质及其作用》,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属于带有一定学术研究性质的同人学术团体.“协会成立二十多年,在它的前期和中期(这是它主要的方面),对图书馆界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举凡召开年会、出版图书馆刊物、开办图书馆短训班、调查全国图书馆分布状况、图书馆管理乃至于图书馆建筑等,对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高管理水平,不无裨益.”“从协会成立后的全过程看,它曾在社会上起过一定的影响、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它对社会的贡献大于它的消极面,它的前期较后期好,它研究问题的方式、考虑问题的方法有些还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因此,“协会所作所为,多数应予肯定,部分值得商榷,少数应当批判”[2].

1987年徐文发表《试评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性质及其作用》[6],一方面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政治上是为当时的反动政治服务的,在学术上宣扬了大量的封建文化糟粕和帝国主义的腐朽文明的图书馆学术团体”;另一方面认为“中华图书馆在它存在的24年间,虽然主观上是为当时的反动政府服务的,但客观上其学术活动和实际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为我们保存了一些有用的文化遗产”.该文认为协会的编辑出版是其最大的成绩,特别是编辑出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对活跃学术讨论、指导图书馆工作、促进图书馆学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图书馆学季刊》发表的大量目录、校勘、考据文章给后人留下了一些有用的文献资料.该文还对协会主要领导者刘国钧、李小缘、洪有丰、沈祖荣等人希望通过发展图书馆事业,达到救国富民的目的给予了充分肯定.该文也对协会组织图书分类编目研究,重视专门人才培养,规划全国图书馆事业,设立善本调查委员会和版片调查委员会开展调查,参与国际图书馆学术交流和国际图书馆合作等给予了高度评价.

1993年农伟雄、关建文发表的《中国图书馆界的第一个全国性团体——中华图书馆协会》[7]对中华图书馆协会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从事发展图书馆事业的具体业务指导工作,协会历届年会的召开,开展对全国图书馆、民众教育馆、书店、新书、期刊、善本等社会资源的调查,代表全国图书馆界多次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活动,加强与世界各国图书馆的联系和交流等作了简单的回顾,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统一和发展壮大,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协会所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研究论文虽然数量不多,而且基本上都只是对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功过是非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尚未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此后发表的论文逐步深入到中华图书馆协会各个领域开展研究,但较少对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评价.

2004年郜向荣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及其所取得的成就》[8],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后,围绕“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的宗旨开展活动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该文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主要成就包括发展图书馆专业教育,培养了一批图书馆专业人才;开展图书馆学术研究,促进我国图书馆学学术地位的提高;提高管理水平,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2012年王阿陶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研究(1925-1949)》,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开展的各项会务活动,包括举办年会、联系图书馆界、向政府建言献策等,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通过创办并引领其机关会员创办图书馆学期刊,带动了当时图书馆学术研究的热潮,由协会出版的图书馆学、目录学著作,以及《图书馆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刊载的各类统计、调查报告繁荣并促进了当时的各项图书馆学术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协会所引领的学术风潮基本构成了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取向.因此,无论是对中国图书馆事业,还是图书馆学研究,协会的贡献都是可圈可点甚至卓著的,其在中国图书馆史上的地位是重要的[9].

从目前发表的关于中华图书馆协会历史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论文来看,经历了一开始对中华图书馆协会历史作用的全盘否定,到后来对中华图书馆协会充分肯定的过程.如何科学评价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功过是非?笔者认为考察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历史贡献,应该把它放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从封建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过渡这一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本文通过文献调研,对中华图书馆协会从成立、发展到无形解散的整个历史过程中留下的丰富史料进行尽可能完整的收集和整理,结合历史发展进程,梳理与中华图书馆协会历史相关的重要事件,综合应用分析法、逻辑推理法、考证法等开展研究,基于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评价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历史贡献.

2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主要历史贡献

2.1 基本解决了民国时期阻碍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学术问题

中国开始由宣传欧美图书馆事业为主的新图书馆运动转入新式图书馆建设前后,在学术层面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图书分类、图书编目和汉字排检问题,这也正是中华图书馆协会正式成立大会上,协会董事部部长梁启超为协会提出的两大任务中的一项,即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前,学术界关于图书分类、图书编目和汉字排检的研究已经起步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图书分类方面,1904年徐树兰编撰的《古越藏书楼书目》,1917年沈祖荣、胡庆生合编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1922年杜定友发表的《世界图书分类法》,1924年查修编制的《杜威书目十类法补编》,都是协会成立以前图书分类法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后,特别组织了分类委员会,集中会员集体智慧开展图书分类法的理论探索和分类法的编制研究,广大会员围绕图书分类问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分类委员会还曾特别发出《中华图书馆协会分类委员会启事》,“特为广征一切所创制之中籍分类法,如用四库或已刊行之分类法,则亦请示知其效用及可以商榷之点,以备参考”[10].《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和协会机关刊物《图书馆学季刊》成为发表分类法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1929年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分类编目组通过了《由分类委员会编制分类法》等议案,并议决该委员会采择之规定分类原则四项:中西分类一致;以创造为原则;分类标记须易写、易记、易识、易明;须合中国图书情形[11].协会会员围绕分类法研究分工努力,或译述东西洋之名论,或研讨海外权威之成法,或整理中国旧籍分类之历史,或专究某部门之分类得失,而终不失殊途同归之旨[12].这些研究和译述推动了中国图书分类法研究的进步,为确保图书馆分类法编制和图书馆图书分类业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由于有协会的大力提倡和协会会员的共同努力,新的图书分类法大量出现.20世纪20至30年代,是新编中国图书分类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分类法达30种以上,其中以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和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在图书馆界使用最多、影响最大.特别是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被多种类型的大型图书馆所采用,且广受好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分类法继续为各类图书馆所广泛使用,直至70年代才为新分类法所代替.我国台湾大学赖永祥对刘国钧分类法加以修订,易“部”为“类”,只扩充类目,大类名称及次第不变,仍以《中国图书分类法》名称行世,至今尚为我国台湾地区各类型图书馆所采用.我国台湾“图书馆”编印和使用的《中国图书分类法》(试用本)也是以刘国钧的分类法为蓝本编制而成的[13].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兴起,各图书馆除了迫切需要解决类分图书的问题之外,图书编目也是当时图书馆事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即要解决“在目录之中不管是著者、书名,或标题及其他种种都要叫阅者一索即得,不像在四库全书目录中找书,非要知道类别才可”[14].显然,传统的古典目录学是无法胜任这种“一索即得”的任务的.因此,查修认为:“中文书籍编目里第一步必做的,就是要将分类与目录完完全全分作两件事.打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分类及目录混淆为一谈的观念;然后再研究分类应采取那种办法,目录应趋向那种途径.庶几乎头绪不乱,运用自如了.”[15]

科学的编目实践必须要有目录学理论的指导.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前,已有学者开始引入西方目录学,思考有关中文书籍的编目问题.协会成立以后,协会会员继续开展有关中文图书编目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探索.协会会员在《图书馆学季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成果中,翻译介绍西方目录学的文章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协会会员图书编目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学习和借鉴西方目录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以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指导中文图书编目工作实践.为了总结和借鉴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优秀成果,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服务,协会会员还在《图书馆学季刊》《文华图书科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研究论文和各类专题文献目录.此外,学术年会也成为协会会员集中切磋研究图书编目的重要平台.

目录学的理论研究为编目条例制定和图书编目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编目条例制定和图书编目实践又为目录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践需求,而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又对目录学理论研究、编目条例制定和图书编目实践提供了历史舞台.因此,从1925年协会成立到1948年协会无形解散,由协会会员出版的编目条例及编目用书大量出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目录学著作就有25种之多,尤以刘国钧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和《国立图书馆暂行中文图书编目规则》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

除了图书分类编目外,汉字排检问题也是制约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学术问题之一.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拼音文字依字母顺序排检,一目了然,非常方便.而汉字的排检不像拼音文字那样有较直观的排检方法.图书馆目录除分类目录外,其他书名目录、著者目录、标题目录(今之主题目录)的组织均涉及到汉字排检问题.传统的汉排检方法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汉字排检法不仅与图书馆目录组织有关,而且与字典、辞典、百科全书和索引、序列,以及人名录、商品名录、电话簿、电报号码之类有密切关系.汉字排检问题成为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所面临的汉字排检问题,在继承传统汉字排检法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拼音文字排检法的优秀成果,创制新的汉字排检法成为唯一可行的出路.1925年9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了教育、分类、编录和索引委员会,1929年3月又成立检字委员会.因有协会的组织和倡导,许多会员积极投身于汉字排检法研究,一时新检字法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28年12月协会会员万国鼎在《图书馆学季刊》发表的《各家新检字法评述》一文,总结民国以来的检字法有40种之多,这些检字法大致可分为五类:音序法5种,母笔法10种,部首法8种,计数法10种,号码法7种;除音序法5种外,其余均为形序法.

1929年1月28日至2月1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南京金陵大学召开第一次年会.会议期间索引检字组通过完善检字法的三条原则,一曰“简易”,二曰“准确”,三曰“便捷”.“简易”为简单、自然、普及;“准确”为一惯、有定序、无例外;“便捷”为便当、直接、迅速.南京年会后,汉字排检新的方法进一步增加.协会会员、索引委员会书记蒋一前在1933年《图书馆学季刊》第7卷第4期发表的《汉字排检法沿革史略及近代七十七种新法表》,统计当时各种汉字检字法达77种之多.另据卢震京《图书馆学辞典》(1958年修订出版)统计,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新创各种汉字排检法达104种,其中20年代和30年代产生的有70种,另有16种年代不详[16].

经过协会会员的共同努力,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图书分类、图书编目和汉字排检等制约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经过协会的组织倡导和协会会员的共同努力,基本得到解决.剩下的问题主要是分类法和编目条例的统一以及汉字排检法的进一步完善.而以上这些问题的解决,为民国时期以及此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基本扫清了起步阶段阻碍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障碍.

2.2 参与培养了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人才方阵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前,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虽然已经起步,但毕竟规模较小,能够向图书馆界输送的专业人才十分有限,相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对图书馆专业人才的需要而言,可谓杯水车薪.因此,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将“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与“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并列,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应承担的两个主要任务之一.协会成立以后,鉴于图书馆事业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要,在最初组建的五个专门委员会中,第一个就是图书馆教育委员会,而且在五个专门委员会中人数最多.此后协会多次调整各专门委员会,图书馆教育委员会均得保留.

全面抗战爆发前,尽管协会多次呼吁加强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年会也通过众多有关图书馆人才培养的议案,但是受多种条件限制,除原已存在的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外,建议行政院及教育部拨款于北平设立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等案,因财政困难而未能得到落实.请协会函请各省市图书馆人才经费设备充足者,附设图书馆学讲习所以培育人才等案,因当时图书馆人才经费设备均充足者并不多见,正式附设图书馆学讲习所者很少.而各馆为增进本馆馆员学识,组织讲习会补习班者,所在多有,收效相对较大.呈请教育部在每届英庚款及清华留美公费生名额内,列入图书馆学一科俾资深造等案,最终也未能付诸实践.

在图书馆学专门人才严重缺乏,派赴海外留学攻读图书馆学,以及国内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等均无法满足图书馆事业发展对专业人才需求的情况下,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和委托,中华图书馆协会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合办图书馆学免费生,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对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中的钱存训、毛坤、钱亚新、李钟履、周连宽、于震寰、吴光清、蓝乾章等一大批后来在海峡两岸以及大洋彼岸图书馆界颇著声誉的图书馆学家,均出自图书馆学免费生班,可为明证.

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前,已有个别教育文化机构和图书馆通过举办图书馆学短期讲习班等方式,传授图书馆学理论知识和增进图书馆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1925年夏,中华图书馆协会甫经成立,适国立东南大学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教育会拟于7月15日至8月15日在该校举办暑期学校,于是特邀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同举办.因此,暑期学校在小学教育组、自然科学组、国语组、职业教育组和中学毕业生组外增加图书馆学组,特别聘请协会会员袁同礼、杜定友、刘国钧、李小缘、洪有丰等担任教授,凡与图书馆学有关的课程均被列入,备报名者选习.报名截止,统计各学程选习人数,其能开办者,有“图书馆学术集要”“学校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分类法”四种.统计专选图书馆学科者13人,兼选者56人[17-18].虽然中华图书馆协会此类图书馆学暑期学校仅仅举办了一届,后来未见继续,但影响所及,各地机构会员等纷纷仿效举办图书馆学短期讲习班.

此外,协会还利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以下简称《会报》)开辟“新书介绍”专栏,选择介绍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及西南联大图书馆等馆入藏的国内外新近出版图书,既可以供个人研究参考,也供图书馆作为采访之参考.《会报》“新书介绍”栏目24年间共介绍各类新书669种、新刊80种[19],其中部分新书还作了深入细致的介绍,并附有精辟的评论.“新书介绍”专栏所介绍的新书以工具书为最多,其次为图书馆学类新书,共介绍了123种.实际上,文献学也是图书馆学的重要内容.如果将文献学类新书纳入图书馆学,则与图书馆学密切相关的新书有167种之多.工具书、图书馆学、文献学三类新书占到了“新书介绍”专栏介绍新书669种中的350种,超过50%.

“新书介绍”专栏之外,《会报》还专门刊载《图书馆学书目举要》《欧美各国图书馆学杂志目录》《日本图书馆学杂志目录》《中国图书馆学术文字索引》等文章.其中,《图书馆学书目举要》列举各类图书馆学初学书目中日文著作15种,西文著作43种[20];《欧美各国图书馆学杂志目录》收英、美、加、澳、德、荷、奥、法、意、西、俄、葡、巴西、比利时、瑞典、挪威、丹麦、波兰等国出版的部分图书馆学期刊74种,基本信息包括杂志名称、编辑出版机构、地址等[21];《日本图书馆学杂志目录》著录图书馆学期刊14种,每种期刊著录刊名、刊期、地址和期刊所在机构[22];《中国图书馆学术文字索引》收录国内图书馆学具有代表性的论著目录约400条,分为“图书馆总论”“图书馆学总论”“图书馆史”“图书馆之关系”等四部分,其中图书馆学术方面的文章约占全部文章的一半,行政管理、分类编目和装订方面的文章与各馆概况、调查报告各约50余篇,另有专著30余种,定期刊物多种[23].《会报》从第9卷第4期起每期增加“期刊要目汇志”专栏(后改为“期刊要目汇录”),陆续刊载国内图书馆学期刊上发表的重要论文[24].

民国时期留学海外攻读图书馆学并学成归来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屈指可数,图书馆学高等教育机构毕业的人数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图书馆事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会报》利用“新书介绍”“期刊要目汇志”“图书馆学书目举要”等专栏刊载图书馆学书目、索引,传播图书馆学新知,提供图书馆工作者必备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对提高图书馆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机关刊物《图书馆学季刊》作为发表图书馆学术研究论文的平台,对民国时期形成一批投身专门学术研究的图书馆学人才方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清末民初,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徐树兰、罗振玉、李大钊等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认识到举办西方式的现代图书馆事业对于启迪民智和作育人才的重要作用,因此积极倡导举办图书馆事业.但这些知识分子均不是职业的图书馆学家,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必须要有一批职业的图书馆学家.新文化运动期间,第一批留美归来的沈祖荣、胡庆生、杜定友、洪有丰、戴志骞、袁同礼、刘国钧和李小缘等图书馆学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当中除杜定友毕业于菲律宾大学外,其余则清一色留学美国攻读图书馆学专业.杜定友留学菲律宾大学接受的也是美式图书馆学教育.这些留美一代学人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职业图书馆学家.自1917年开始,以第一代职业图书馆学家为主,掀起了一场抨击传统藏书楼陋习,倡导建设美国式的现代公共图书馆的新图书馆运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正是这一运动的.《图书馆学季刊》的适时创刊正好为他们进一步传播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学理念、发表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提供了平台.留美一代因此成为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方阵中的核心.

这个方阵中的另外一个群体则是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毕业的一代职业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季刊》创刊之时,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已有毕业学生投身职业图书馆学家的行业.《图书馆学季刊》和稍后创刊的《文华图书科季刊》正好成为他们发表研究成果的平台.文华一代的早期代表人物有裘开明、桂质柏、查修、王文山、冯汉骥、田洪都、皮高品、严文郁、徐家麟、汪长炳、钱亚新、毛坤、周连宽、李钟履、吕绍虞、童世纲、于镜寰、汪应文、彭明江、岳良木、蓝乾章、张遵俭、喻友信、邓衍林等.文华一代加入职业图书馆学家的行列,壮大了民国时代图书馆学研究的专业人才队伍.除留美一代和文华一代职业图书馆学家外,王重民、向达、金敏甫、万国鼎、沈学植(丹泥)等学人也自觉加入到这个方阵中,成为民国时期职业图书馆学家中的佼佼者.

无论是留美一代还是文华一代,抑或是自觉投身职业图书馆学家方阵的王重民、向达、金敏甫、万国鼎、沈丹泥等学人,如果没有《图书馆学季刊》作为发表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平台,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术研究人才方阵是否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如此强大,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是否还能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基本上得以完成,民国时期的图书馆事业是否还能在中国教育文化建设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发挥良好的作用,将会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2.3 奠定了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格局

关于什么是图书馆事业,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和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认为:“那些孤立地行使其职能的单个图书馆,从社会意义上说,还不能算是已经构成了图书馆事业.只有当社会上各种图书馆的数量、质量、规模、发展速度和组织形式发展成为联系紧密的图书馆整体时,才能构成社会的图书馆事业.”[25]这里对图书馆事业的成立提出了两个标准:(1)对各种图书馆的数量、质量、规模、发展速度和组织形式提出了要求.图书馆的数量少、规模小、质量低劣、发展缓慢,图书馆之间各自为政,互不联系,是不足以称为图书馆事业的.(2)只有这些数量达到一定的规模,质量达到一定水平,发展达到一定速度的图书馆互相之间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才能构成社会的图书馆事业.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前,清政府学部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都曾执掌过全国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清政府学部于1910年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15年颁布《图书馆规程》《通俗图书馆规程》,都对图书馆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和促进作用.新图书馆运动期间,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尤其是通俗图书馆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并且在数量上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据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调查,当时全国共有各类图书馆502家,但是这些图书馆之间绝少联系,或较少联系.

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上,由戴志骞提出并通过的《请中华教育改进社组织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案》,使得随之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初步具备了全国性图书馆协会组织的雏形.尽管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制订了六条“组织”大纲,在一定程度上履行着全国图书馆行业组织的职能,但是全国图书馆之间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任何正式的有组织的联系或活动.实际上,全国的图书馆之间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是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后的事了.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相号召,致力于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和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特别是通过召开学术年会等方式,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议案.其中,关于图书馆协会及各图书馆者,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函告各地方图书馆协会及各图书馆采择施行,并要求将*情形随时报告中华图书馆协会;议案中应由政府推行者,经整理妥当后分别呈请国民政府及教育部审核施行,这些议案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各类型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比如,第一次年会通过《由本会呈请教育部从速筹办图书馆案》《呈请教育部对于捐助图书馆书籍或经费者及私人创办之图书馆应予褒奖案》《呈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各教育行政机关励行设立公共图书馆案》《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县广设民众图书馆案》《请教育部通令各大学区各省教育厅训令各小学设立儿童图书馆遇必要时得联合数校共同组织案》《应请全国社团及行政机关设立专科图书馆案》《军营内应设立军人图书馆案》《呈请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机关应设立法参考图书馆案》《应广设实业图书馆案》等[26],第二次年会通过《请拨棉麦借款美金一百万扩充全国图书馆事业案》《通函各县市应设立儿童图书馆并规定各图书馆附设儿童阅览室案》《监狱附设小图书馆案》等[27],第三次年会通过《请本会建议教育部就法规中明定各省市至少应设立一所省立图书馆不得随意改组并分函各省市政府予以保障助其发展案》《呈请教育部令各省市县及公立小学及未设立儿童图书馆者应从速设立或附设儿童图书馆案》《呈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各教育机关民众教育馆及图书馆增设流通图书馆及巡回书车案》等[28],这些议案涉及从国立图书馆、省市立图书馆、基层民众图书馆到学校图书馆、机关图书馆、军人图书馆以及儿童图书馆、私人图书馆、监狱图书馆等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图书馆.议案的推行和实施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各类型图书馆.

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后,我国图书馆从数量上来看也有较快速度的发展,这从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中华图书馆协会、浙江省图书馆和沈祖荣、许晚成等个人的图书馆调查报告中可见一斑.对全国图书馆进行调查,以1916年教育部所做调查为最早,据该项调查,当时全国各类图书馆有260家,其中通俗图书馆22家[29].1925年协会第一次对全国图书馆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全国各类型图书馆有502家[30].1935年2月协会对全国图书馆进行了第五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各类图书馆有2,818家[31].除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调查外,还有1930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对全国图书馆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公私立图书馆共计2,935家[32].1935年2月,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再次调查全国图书馆,此次调查显示全国图书馆数为4,032家[33-34].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各地图书馆进行的破坏,我国图书馆数量急剧减少.1945年抗战胜利时,我国图书馆数量锐减到704家[35].从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到全面抗战爆发,虽然由于调查统计机构不同,调查结果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但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数量有了较大规模的增加,图书馆类型有了全面的扩充和完善.若没有中华图书馆协会为当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所作的种种努力,就没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石,乃至现在中国图书馆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在国际图书馆界的重要地位[9].从各种图书馆的数量、质量、规模、发展速度和组织形式上来看,正是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奠定了民国时期甚至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格局.

中华图书馆协会不仅从图书馆的数量和类型上,而且从学术传统上奠定了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格局.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后,继新图书馆运动期间学习和借鉴欧美图书馆学术的优秀传统,继续发展中国的现代图书馆事业.据《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一书统计,从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到1936年,中国图书馆学著作出版数量的增长速度显然高于以前的近20年,这11年间出版年代可考的著作有546种,相当于之前近20年著作总数48种的11倍多.如果假以时日,任其加速发展,其成就不可限量[36].中华图书馆协会通过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术研究的影响,从而间接地影响了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格局.由新图书馆运动所开启的学习欧美图书馆热潮,建设美国式的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学术传统奠定了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术研究基础.1949年后,我国图书馆事业曾经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图书馆事业,抛弃了以学习欧美图书馆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术传统.但是,由于有新图书馆运动和中华图书馆协会奠定的学术传统的基本格局,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开启,当代图书馆事业又恢复到了由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所参与开创和坚持的学习和借鉴欧美图书馆学的传统,即“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以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37]的学术传统,并促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图书馆学的大繁荣和中国当代图书馆事业的大发展.

3 结论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从封建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过渡的历史舞台上,中华图书馆协会曾经扮演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重要角色,24年间协会为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时代华章,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也为以梁启超、袁同礼、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戴志骞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对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先驱者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舞台,让他们的才华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舞台上得以充分展现.尽管出于时代的原因,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不聊生的民国社会限制了他们才华的进一步发挥,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为这些先驱者们提供了历史舞台,他们在图书馆事业发展历史上的才华展现必将受到更多的制约,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必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本文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值得我们铭记,也需要学术界进一步展开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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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彭元,博士,研究馆员,陆军军医大学图书馆(原第三军医大学图书馆)馆长.

收稿日期 2018-02-11

(责任编辑:吴卫娟;英文编辑: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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