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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形成过程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与五经的排列次第与其形成过程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形成过程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18

五经的排列次第与其形成过程,本文是有关形成过程专科毕业论文范文跟五经和排列次第和形成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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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时代,儒家所谓“五经”被尊奉到吓人的地步.对于这些典籍,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排列次第.一种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另一种是“《易》、《书》、《诗》、《礼》、(《乐》)、《春秋》”.前一种排列方法盛行于西汉以前,一般被认为是“今文”经学家的意见;后一种方法出现于西汉后期,一般被认为是“古文”经学家的意见.在这里,后一种排列次序看起来似乎更合理些,因为它是根据当时流行的关于这些典籍产生的时代来排列的.例如:《易》据说起源最早,有伏羲画八卦的传说,所以放在第一;《书》的第一篇是《尧典》,据云为唐虞时代的作品,故列第二;《诗》不但有西周的作品,而且还有《商颂》(据《毛诗》说为商代之作),所以放在第三;《礼》和《乐》因为有周公制礼作乐之说(《乐》无书,一说曾有《乐经》,已佚;一说《乐》本无经,其文辞就是《诗》),所以位居第四(或第五);《春秋》因为有“孔子作《春秋》”的说法,所以被列为第五(或第六).尽管在今天看来,伏羲是否真有其人,《尧典》等篇是否是唐虞时代的产物,《周礼》和《仪礼》是否出于周公之手,甚至《春秋》一书是否曾经孑L子修改,都是大成问题的.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据人们一般的看法按时代顺序来排列,不失为一种比较可取的办法.至于前一种方式的排列次序,似乎较难说明其理由.不过,它倒是一种较早出现的方式.这种排列的方式,最早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日:‘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天下篇》还有“《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之语,但一说这些话本为注而误入正文)不过,《庄子》中“外篇”和“杂篇”一般都认为非庄周自作,而为其门人后学所撰,其产生年代最早也是战国后期,甚至可能是秦汉人手笔.但这种排列方式,似乎更能反映所谓“六经”或“五经”这些概念的形成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六经”或“五经”虽历来被人们视为儒家的经典,但最早提到这概念的却非儒家著作而是道家的《庄子》.即以战国时代最著名的两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而论,其著作中就并无把“六经”或“五经”并提之例.在《孟子》中似乎找不到把《诗》、《书》与《礼》、《乐》等并提的话.《荀子》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多次把《诗》、《书》与《礼》、《乐》、《春秋》并提.如《劝学篇》云:

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又云:

《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儒效篇》云: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

在这里,荀子都只提《诗》、《书》、《礼》、《乐》和《春秋》,却不提《易》.其实荀子并非不知道《易》的存在,在《非相篇》中曾说过“故《易》日:‘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的话.同书《大略篇》还有“《易》之《咸》,见夫妇.……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等语.按《周易·咸卦·彖传》:“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大略篇》一说出于门人之手,非荀况自作,但非定论.所以可能他还曾见过部分《易传》,但他并不把《易》与《诗》、《书》、《礼》、《乐》及《春秋》并列.这大约反映了战国末至秦代多数人的观点.《汉书·艺文志》:“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按《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焚书,原出李斯之议,李斯当时主张“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易》之不在焚禁之列,即因为属卜筮之书.李斯是苟子的学生,司马迁称“斯知六艺之归”(《史记·李斯列传》),他又是焚书的倡议者,如果《易》在当时和《诗》、《书》同为经书,理应在禁止流传和焚毁之列.再说李斯作为荀子学生而不禁《易》,更足以证明荀子屡次提及《诗》、《书》等而不及《易》,是由于荀子并不认为《易》在经书之列.

在《荀子》中把《易》与《诗》、《书》等并列的似只有《大略篇》中“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但这段话也不过是举例说明“不足于行者,说过.不足于信者,诚言”的道理,而且《大略篇》亦可能非荀子自作.在《苟子》的多数篇中,似乎比较重视《诗》、《书》和《礼》、《乐》.如《荣辱篇》云:

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其环(流)长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远矣.非顺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日: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

在这里,荀子所强调的似只有《诗》、《书》、《礼》、《乐》,不仅不提《易》,也没有提到《春秋》.这大约和《春秋》所载,多为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之事,而非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圣人”和天子之事有关.汉初的陆贾在《新语·术事篇》中云:

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

这段话很可以说明荀子不把《春秋》与《诗》、《书》、《礼》、《乐》并列的原因,就是认为《春秋》所述非“先王”的事.

《诗》、《书》和《礼》、《乐》,虽同被荀子视为“先王之道”,但苟子对它们的看法并不相同.他在《劝学篇》中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唐杨惊注:“经谓《诗》、《书》,礼谓典礼之属.”近人钱穆在《国学概论》中据此谓:“则苟子仅以《诗》、《书》为经,与‘礼’并举,非有六经也.”这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正因为在荀子那时,所谓的“经”,即指《诗》和《书》,所以人们才把《诗》、《书》列于“五经”之首,再看秦始皇焚书时,有“《诗》、《书》、百家语”的话,似以《诗》、《书》指“经”,以“百家语”指诸子等书.这说明至少在荀子以前,人们心目中的“经”,仅有“诗”、“书”.

当时所谓“经”,并非儒家一派所独有,其他学派也曾尊奉过“诗”、“书”,其中最明显的是墨家,今本《墨子》中如《所染》、《三辩》、《尚贤》、《尚同》、《兼爱》、《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诸篇,都曾引用过《诗》、《书》,其中有不少与今本《诗经》、《尚书》相同或相似,还有一些不见于今本《诗经》和《尚书》的.这说明《诗》、《书》并非儒者所专有.在诸子中,引证《诗》、《书》的以《墨子》为最多,这大约如《韩非子·显学》所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之故.各学派的人物,称引《诗》、《书》虽不如儒、墨二家那么多,但亦不是全不称引,如《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中亦有此例.其中多数引《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四句和《尚书-洪范》中的“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四句.这说明儒墨以外各派,亦未始不读《诗》、《书》.本来在《左传》、《国语》等书中,就可以见到早在孔子和墨子出生之前,各国的卿大夫已经常引用《诗》、《书》.这些人物自然既非儒家,又非墨家.所以“经”或《诗》、《书》本与孔子无必然联系.

“礼”和“乐”的情况,与《诗》、《书》不同.在先秦诸子中,似乎只有儒家才加以强调.其他各家对此似多非议.例如《老子》就说过“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第38章)的话.《墨子》反对“礼”、“乐”尤为激烈,不但有《非乐篇》,而且有《节葬篇》,反对儒家所提倡的“三年之丧”,而这种丧制却是儒家“礼”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不过儒家对“礼”的态度,似乎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孔子当时虽然重“礼”,但似乎尚无成文的规定,如《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执礼,指守礼,即按礼行事.又《论语·子罕》记孔子之言日:“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可见对“礼”的规定,似亦可有所出入.同书《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日:‘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这里孔子虽与子贡见解不同,但子贡要去掉这礼,孔子亦不深责.同书《先进》记孔子弟子冉求对孔子言志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可见在孔子及其弟子心目中,“礼乐”尚非施政的急务.但到了荀子时代,“礼”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荀子·劝学篇》:“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同书《成相篇》则强调治政首先要靠礼:“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这些话说明荀子较之孔子,更强调“礼”.在荀子时代“礼”已有了成文的规定.《大略篇》云:“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从《荀子》中我们可以见到引证当时所谓“礼”的文字.如《乐论篇》:“其在《序官》也,日:‘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太师之事也.”’这“序官”二字,在今本《周礼》的“六官(天、地、春、夏、秋、冬)”各部分的开始,都有一段文字称“序官”.尽管这段引文不见《周礼》,但其内容及文字均与《周礼》相近.又《大略篇》:“《聘礼》志日:币厚则伤德,财侈则殄礼.”此语亦不见今本《仪礼·聘礼》和《礼记·聘义》.可见荀子时代曾存在着成文的《礼经》,只是文字与今本不尽相同.既有《礼经》,那么将它和《诗》、《书》并列为“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乐》可能原来就无“乐经”存在,只是人们常把“礼乐”并提,这才人了“六经”之列.

《春秋》本是先秦史籍的通称.《国语·楚语上》载申叔时的话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申叔时是楚庄王时人,早于孔子五六十年,当时已有《春秋》之名.《墨子·明鬼下》提到过“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和“齐之《春秋》”;《隋书·李德林传》和《史通·六家篇》都载有墨子的话说:“吾见百国《春秋》.”可见春秋时代各国皆有史,都可称为“《春秋》”,并非鲁国一国史书的专名.人们常常引据《孟子-滕文公下》的“孔子惧,作《春秋》”的话,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其实《孟子》中还有一段话很值得重视,那就是《离娄下》中所说的“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段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提到了晋《乘》与楚《祷杌》.因为《乘》与《梼杌》虽早已散佚,但“晋之《乘》”与西晋年间发现的《竹书纪年》当有较密切的联系.据《晋书·束皙传》云: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这部《竹书纪年》今虽散佚,但佚文存者不少,从今存佚文来看,不但内容与《春秋》“皆多相应”,就连文体亦与《春秋》十分相似,和《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所附《秦纪》亦颇类似,说明这种文体乃春秋战国时史书常用的文体.这些简略的大事记,连史事的经过也记得十分疏略,根本看不出有什么“讥刺褒贬”、“微言大义”,无怪乎宋代王安石要斥之为“断烂朝报”.

历来人推崇《春秋》,大约就因为孟子说了“孔子作《春秋》”的话.其实此语颇可怀疑,因为孟子明明讲《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而在同书《梁惠王上》则云:“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如果《春秋》真是孔子所作,孟子为什么敢这样说?更可注意的是,和孟子同为战国儒家代表人物的苟子竟也说:“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仲尼篇》)这两位孔子的崇拜者都这样说,更可证明先秦儒家并不都强调《春秋》出于孔子之手,所以在荀子心目中,《春秋》的地位就不如《诗》、《书》、《礼》、《乐》;孟子也可以把《春秋》与晋《乘》、楚《梼杌》并列.《春秋》的地位其实是到汉代才提高的.首先把《春秋》抬高到与《诗》、《书》、《礼》、《乐》并列的是董仲舒.因为据《汉书·董仲舒传》说他“少治《春秋》”,所以他在对答汉武帝的策问中说:“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迁转述董仲舒的意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这样,《春秋》就被提高到了“经”的地位.

“五经”中最有争议的则数《易》.《易》分为“经”与“传”两个部分.所谓“经”即“卦辞”和“爻辞”,大约产生较早,可能是殷商之际的产物.正如《易·系辞下》所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这句话大约是后来人们说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根据.不过,此语仅为推测之辞,并未断定为周文王之作.但《易》的《卦辞》和《爻辞》产生于春秋以前,大约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左传》中已经记载了许多关于春秋时人以《周易》占卜的事例.又《昭公二年》记:“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日:‘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一年,孔子才十岁左右.所以孔子曾见过《易》是完全可能的.有人根本不承认孔子见过《易》,其根据主要是《论语》中几乎没有谈到《易》,只有《述而》中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语,而据《经典释文》,这里的“易”一作“亦”,出土文献中确有作“亦”之例,因此断言孔子未见过《易》.此说未免武断.因为即使今本《论语》的“易”字确为错字,也至多说明《论语》中未提到《易》,然而光凭这默证还不足证明孔子未见过《易》,而《史记·孔子世家》所论孔子晚年喜《易》,说过“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的话.当然,《史记》说《易传》(即《彖传》、《象传》、《文言》、《系辞》、《说卦》、《序卦》和《杂卦》)为孔子所作,似不足信.因为《系辞》和《文言》中都有不少“子日”字样,乃模仿《论语》,假托为孔子之言.但《论语》本是孔子的门人或再传弟子所作,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易传》当更在其后.《易传》多讲阴阳变化.这些内容却是孔子平素很少谈到的.《论语·公冶长》记孔子弟子端木赐(子贡)的话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见孔子平素不谈这方面.他的后学如孟子根本没有提到过《易》,荀子虽偶尔谈到,却从不把它与《诗》、《书》、《礼》、《乐》及《春秋》并列.可见正统的儒家并不重视《易》.

《易传》和《易》的《卦辞》、《爻辞》不同,《卦辞》和《爻辞》本卜筮之书,很少讲阴阳变化.《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大致均就《易传》而言.《易传》这种思想很可能是战国一部分儒者吸收了阴阳家的思想而形成的.过去有些学者曾断言《易传》中如《彖》、《象》、《系辞》和《文言》不能出于秦以前,殊非笃论.这部分《易传》内容比较复杂,恐非一人一时之作,大约是搜集一些人对《易》的解释而成.有些文字可能出现较早,如《乾·文言》:“‘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此语即采自古人成说.《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日:‘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日:‘亡是,于《周易》日: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穆姜年代早于孔子,但她所引的话见于《随卦》而非《乾卦》,可见当时已有对《易》的解释,而与今本《易传》不同.到了战国时代,已有《易传》之名.《战国策·齐策四》载颜斶引《易传》云:“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从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这些文字可能原为占卜时卜者解释卦象之辞,而经别人记录下来.由于来源不同,当时可能有不同的《易传》著作出现.《晋书·束皙传》记汲冢出土战国时《易》的情况:“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可见当时不但有不同于今本的《易传》,还有不同于今本的《易经》.当然,今本《易传》在战国时应该亦已出现.如《荀子-大略篇》云:“《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这段话显然受《易·咸·彖传》影响.《彖传》云:“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大略篇》即使非荀子自作,亦当出于其门人后学之手,其时代亦当在战国末至秦代,以此推测,《易传》产生年代至迟亦当在战国.

从《战国策》所载颜斶的话来看,《易传》恐与道家思想有关.大抵《易》在先秦主要为卜筮之书,后来一部分儒者接受了道家、阴阳家影响,才形成了《易传》那种天道思想.但正宗的儒者孟子、苟子都未把它视为“经”.《易》之成为“经”,恐怕也在秦以后,像董仲舒之强调天人感应,势必重视《易》,在他的《春秋繁露》中,就有许多思想与《易传》相通.如《同类相动篇》:“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嗷然也.”此论与《易·乾·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等语相通.董仲舒的思想受阴阳家影响甚深,正是这时,《易》才进入了“经”的行列.

所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的顺序,正反映了“六经”或“五经”概念的形成过程.

(选自《文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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