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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论文参考文献：
杨蓥莹 （满族）
我不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对于自然始终存着一份万物有灵的谦卑之心,对于“广袤”、“无垠”、“永恒”之类的字眼天生怀有一种热情的恐惧感,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也许恰恰是孤独和渺小带来的自由和无畏吸引了我,从这个角度讲,我又是一个勇敢的人.缘分就是一种不能解释的玄妙,玄而又玄的情结可以对人亦可对物,可以对过去也可以对未来.未曾亲见却好像已经颇为熟识的感觉,不能不说是一种天然的缘分,就好比对于张爱玲隔着时空的一场眺望不经意间也占据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最初,我在本科读书时候准备的论文是关于荒诞戏剧的研究,我记得那篇当时远比其他同学都要厚的论文主题是关于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中的语言和沉默,有位老师在答辩中还曾问我：你写的《戈多世界的回声》中的“回声”到底是什么？我回答：是沉默,是虚无.他们都笑了.我在二十岁上下的年纪取了那个题目,因为固执地相信一切本就荒诞,在存在主义已被历史湮没的时候去坟头送上一枝白玫瑰.那时候我还没有把张爱玲和她的文字纳入我的研究范围,尽管在很多年前她的故事和她的文字已经熟稔在胸了.从前对她的记忆是她的早慧和由此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颇具天才式的困惑和宿命感,高深莫测,是一种太清醒之后的难以消逝的悲哀,似乎一切就是血肉分离的惨状,却还没有很好地盛殓,她的死亡更让一切推向了遥不可及的传奇.结束了国内本科的论文答辩之后,我返回巴黎,从94省的CROUS学生宿舍搬到CRETEIL教堂附近一栋别墅区的小屋居住（因为宿舍不接受项目和访问之外的学生续租）,每天早上被喳喳的鸟鸣和悠悠的教堂钟声唤醒,我是在一杯唤醒咖啡的陪伴下从留学生论坛中注意到李安导演的《色·戒》即将在巴黎首映.论坛里一时之间多种猜测,猜想主创团队会不会来巴黎,甚至有人倡议大家结伴攻占香街的电影院等等,但是结果有些让人失望,他们一行人去了伦敦却没有来巴黎的首映,于是首映式变成只是单纯的第一场.虽然如此,我还是提早在家附近的UGC电影院预定了第一场的票.
对于《色·戒》那篇小说,实话讲在最初并没有给我很深刻的印象,隐匿在《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白玫瑰”等等的璀璨之下,似乎只是透出些和历史牵连而多半带有些娱乐性质追根溯源的几分好奇心.尽管在后来真正对张爱玲的研究中,我读到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但在那时候,一切只是晚场电影大半空着的座位,绝大多数都是像我这样的中国学生.
凑巧的是,硕士第一年的导师在和我的见面中提到她本人对于戏剧的研究并不深入,建议我是否可以选择另一个主题.我那时真的不知道怎么会在脑子里蹦出“张爱玲”这三个字,于是自然而然,我那一年提交的大论文主题是关于《色·戒》的改编与原本.在第二个学期,我选修心理学的课程,对于童年创伤性心理的兴趣又让我将张爱玲和杜拉斯这两个都让我着迷的女人联结在一起.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到在今后年的时间中,我很多时候的想象和思维,甚至一段时间的情绪都被这两个女人占据.因着黄种人的亲近,我对张爱玲自然更有一份天然形成的熟悉感.她在上海的轨迹有淳子的追溯,我那时对上海的印象不过惊鸿一瞥,除了民国风味的浸染和海上传奇的诱惑,脑子里的上海同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有一点倒是相同的——它们没有泥土脚.
好巧的是我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跑去从前的租界区散步闲逛,在睦南道上睦南花园的长椅上,我竟然有过独坐一整夜的记忆,而张爱玲的家在天津的时候就落户在原法租界的睦南道.临近记不得是94路还是95路公交车（后撤去）在滨江道附近的起始站就是一个被法国梧桐环绕的小花园,同样隶属原来的法租界.我从一张年幼的张氏姐弟坐在公园长椅的照片上,觉得像极了那个后来因为市政建设而拆掉的公园.我至今都很怀念那时候坐着公交车从那个花园一直慢悠悠地坐到终点站,往往公交车上最后就剩下两三个人,从终点站过了马路就是南开的迎水道校区.大二时候集体搬到了南开本部也就不再坐那趟车,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再去看的时候,公交站点已经破土施工了.再说赤峰道更是无意中去过那里的小馆吃过饭,巷子本不算狭窄,乱糟糟的杂物堆在门市店铺的两侧,搞得拥挤之间也可以想想张爱玲钟爱的“市声”.在巴黎很多睡意阑珊的夜晚,我独自躺在床上,不经意间便将这些个点从儿时读书开始集成线,原来那种牵绊竟不自觉的始于当日,毕竟任何一种喜欢都绝不会是空穴来风.
流连于张爱玲笔下的民国风气,倒不仅仅事关论文,于是竟然在2008年圣诞节假期也开始写小说给陌生人读,半是自娱自乐的写作缓解了大论文的压力,我竟然提前递交并顺利通过一个半钟头时长的答辩,网络上写的东西渐渐也有了读者的反馈.在巴黎竟然还是构思着关于旧中国的故事,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来自浸染旧时文字营造的气氛中.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在国内上完课又不想去自习室的时候,最常去学校的西南村那里淘盗版的电影碟,那时候从学校论坛和这种小摊上搜集来的盗版碟中,尤其对欧洲电影兴趣最大,那些从未在国内公映过的影片带给我和我的朋友们一种新奇的满足.距离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喜欢,所谓的“禁忌”更是成就了一种不由分说的好感.到了巴黎之后,一直独自租住公寓,对我而言,思乡思的已不单单是“乡”,而是对“中国”这个概念第一次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这种感觉在经历2008年的保护火炬游行和为在法遇袭殒命的留学生寻找目击证人等等的事情之后更加强烈,当然,这是后话了.在巴黎那些个难眠的日夜,课业的压力和独在异国被隔离的自由感从一个个中国故事中得到了某种消解,尽管这很有限,也可以说是没什么道理的.明明看似无关联的人和事,却在不知不觉都掺揉到了一起,有时这种等式的相连如此自然而然,渐渐不必再问缘由了.
生命这一袭华美的袍子,它的美丽半是家族绚烂过去的鬼影,半是现世的动荡和情感的凉薄.张爱玲说这一切是蚤子,这句话从年少的女孩口里说出来,沧桑老辣之外自然外露不合时宜的不祥.贾政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中想到上元佳节,小小人儿皆作此不祥之物为游戏,愈觉烦闷,深感悲戚,那是贾府最后一个合乐的元宵节,灯谜本身一语成谶.张爱玲那时候也是小小的人儿,却心怀这么多的心事,一个个难解的结在心里昼夜不间断地软磨硬泡,她后半生看似冷面如铁,实则真的应了林妹妹“喜散不喜聚”的性情,如果人生注定是一场场的离散,相识已是伤害的开始.现在那么多喜欢纳兰词的人都搬出那句“人生若只如初见”的话配着一杯卡布奇诺在拍照,却该多想想再美似乎也只是成就决绝诗里的借口.
亲族中一个个人成了文字中的原型,在遗作《小团圆》和英文写就的《雷峰塔》并《易经》出版之后,张爱玲则以九莉和琵琶的面容悄然走进我们的视野.如果说《茉莉香片》里的聂传庆,《心经》中的许小寒都有她支离破碎的影子,那么在她后半生的作品中,她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在父母早已离世,与姑姑和弟弟也鲜有联系的那些年里勇敢地走出来,以童声童气的稚嫩面对海上旧梦的不断侵袭.这个勇敢的女孩子是镜中的幻影,虚实真假其实在中国人的认知中并不重要,“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一点倒是同杜拉斯类似,只是杜拉斯要做得更彻底,让虚实真假之间几乎没有缝隙,她更愿意让人相信那个在甲板上看着中国情人身影哭泣的小女孩是她.对于真伪的考证原本只是私下对作家们的喜爱而导致的“并发症”,又因为喜爱这个人有时也容不得别人说不好.曾经读到过一句话,说“偏见是历史学者的致命伤”,其实先入为主的念头多少都存在些,不同的是在首次的异议之后还能否静下心来想上一想.凡事的因果都需要求证,真正的喜爱则是看见其不完美却仍不舍初心.
人往往总是有意无意忘记了自己身上也不全是优点,却非要心中的偶像完美无瑕,其实偶像也要吃饭排泄,也有生气和私心的时候.道理简单,只是到了平时又是另一回事.我曾经觉得张爱玲的性情寡淡多半来自于家庭的特殊,昔日的荣耀到了张志沂这一辈已是荡然无存,还记得杨露在《雷峰塔》中提到刚嫁过来时闻到被褥的味道,《倾城之恋》里的遗少们喝着碧螺春也只是热水里沏上几片茶叶子做做装饰,《易经》里的琵琶同姑妈包包子,面没有发,蒸好的包子皮吃起来硬硬的,她不免感慨一口一口咬着的是我们的贫穷.即便张父强撑门面,八千大洋购置豪车、白俄司机和法国厨师及佣人一众,但是这些落在张氏姐弟眼中又是何等的惨淡滋味,他们的皮鞋旧了坏了也买不来新的,所以即便是“一杯好茶”也是“苦到底”.家庭固然影响人的性格,但是总有几分来自人的天然.抛却什么关于“性本善恶”的争执,单想想自己这将近三十年的生活中,有几分来自本来面目,有几分来自外界浸染,便也知晓.
每每行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看着巴洛克风格繁复精致的檐角,上下穿行于四通八达的地铁,对着黑洞洞的隧道,感受头上方的小窗子透过来的呼啸的风,忽然想起在海外漂泊四十年之久的张爱玲,她在美国的夜夜,在那些华彩文字背后的、经年累月的生活,不知道会否与同在异国的我有一点点的相似之处.这些细琐的心情是不敢与别人说的,害怕被说有某种攀附的嫌疑,似乎像是偷尝了别人的酒.坐在花神咖啡馆里不敢太去想萨特和波伏娃,旁边双叟咖啡馆的二楼也不能设想徐志摩给林徽因写着信或者周恩来喝着咖啡放空思绪的模样.有过的情绪必定要省略,人的心里或多或少总是认定自我的独一无二,像是无论什么东西贴上限量版的标签,总是觉得带出去就标记了独立的个性.这或者也源于我内心深处的某种骄傲,也许也有自卑,没办法,它们两个是相爱相杀的存在.
闲暇时候,我在小公寓里读着关于她生活的点滴.虽然我那时候研究的初期着重于张爱玲前半生,但我个人却对她的后半生有着更大的兴趣.有时候我站在咖啡机旁,填了咖啡粉,按了按钮,偶尔想起当张爱玲孤单离世之后,人们走进这位大作家空空如也的住所,极简的家居里有一只钢制的咖啡壶.水晶在与张爱玲的夜谈中提到张爱玲喝了几杯清咖啡,还特地体贴地准备了茶和南洋的点心果干之类的小食.她是胡兰成记忆中生活讲究的贵族女儿,但她在最后的年月里却选择了舍弃一切能舍弃的极致的方式.我有时候坐在床上仔细看着我这个拢共不到三十平的小屋,上上下下被我塞得满满,独自的异国生活不知怎地将我喜欢囤积的本性得以曝露无余.杜拉斯说她的母亲后半生总是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家中储备足够的黄油、面粉云云,我看看自己的周围也笑了,连房东过来都说各种电器买得也齐,冰箱里永远都是满满的,方便任何时候想吃任何东西.巴黎有太多的名人故居可以造访,看话剧舞剧,各种大大小小的展览,学生证可以免票或者有折扣,有时候电影院也会有联票适合同朋友一起去.理想的生活状态和人际关系只能在书里和想象里碰得到,我似乎在那些年的生活中也同样保持了某种疏离,寻求建立某种这种自给自足的小世界,对抗着偶尔到来的类似真空般的孤独感.
硕士第二年准备大论文,接受我的导师是JEAN BESSIERE教授,他同我说起了我提交的研究报告,问了我很多关于张爱玲其人其文的事,与之相比较的法国女作家杜拉斯,他对我说他本人是很喜欢的,认为是二十世纪最该被纪念的作家之一.我那时候的研究方向已经朝着童年心理创伤延伸开了,加之都是女性作家,相似的时代背景,东西方两边的生活阅历云云.我记得之后的几次见面,我陆续带来草拟的研究思路,为了滤清家庭关系,父母心理肖像的勾勒,我画了很多的三角形和四边形,教授总是很耐心,几句评点就让我觉得豁然开朗.加入了杜拉斯这张面孔之后,两个人虽然终生并无任何交集,彼此也没有读过对方的文字或者看过对方参与制作的电影,但是冥冥之中却有很多情绪和思考彼此相通.痛苦曾被很多人说它是来自上帝的赠予,我明白他们说这些话的意思,却很难打心底认同.没有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这实在是基于某种宿命感的无力改变之后的被动接受.就像我们这些人面对工作、人际各种麻烦事的裹缠,心灵鸡汤一碗碗倒进嘴巴里,非但没让我们的胃肠舒服多少,倒是太腻了,让人想要呕吐.研究生阶段的课程还是挺多的,闲暇时间很多都在看书和看电脑.屋子里太安静没有声音总是觉得不舒服,后来我又攒了一个台式机,用台式机播放电影和音乐做背景声.我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听到喜剧片中的笑料也会哈哈大笑,空气里也就不觉得那么寂寞了.
在读博士的那两年时间中,我彻底地感受到一种来自于文字力量的征服感.两个女人的面孔有时候不经意地重叠到一起,猛地向我冲过来,她们的声音相互交织,交替着和我讲述她们想要讲述的故事,她们的叹息与沉默时断时续,甚至穿越了语言的屏障,她们竟然彼此交谈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处在一种无力自拔的困境之中,我张了张嘴又无法将这种困顿的感受去解释完整,再辗转准确地传达给其他人.那是一种类似沉浸、濒临丧失的焦虑,思考和文字皆被抛在半空中,我想不清楚如何将它们落于纸上.伴随而来的是失眠的加剧,一段时间里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抑郁了,而这个原因未免近乎叶公好龙式的可笑,毕竟我只是个博士生而已.那段瓶颈期好在并不长,我走了很多地方,每周都要自己到一家据说不错的小馆里吃上一顿或者两顿,每个月看两三场话剧或者舞剧,我开始试着看些浅显的肥皂剧,哈哈大笑之后便安心入睡.渐渐与她们的脸孔背对了一些日子,我似乎缓过劲儿来.再次面对时,她们突然掩口沉默地坐下来,面容平静,那两张脸孔渐渐地剥落,那些裹缠在一起的话语消失在空气中.我发现原来我的对面空无一人,我仍是独自一人在这间斗室之中.
博士答辩顺利地通过了,我得以提前毕业,遗憾的是来不及完成最初想要重回罗马的心愿.匆忙地整理好行囊,*了各种繁杂手续,退掉了住房.在答辩结束之后的第五天,我就匆匆搭乘班机飞回北京,继续在鲁迅文学院的进修.也许这样的告别是最佳的,没有给我任何的机会和场合来酝酿任何一种情绪,因为我知道那样的眼泪总或多或少有些应景的成分在,我要做的是让这些泪水在一种类似“痛定思痛”之后,在某个失眠的夜里辗转又辗转,继而悄无声息地滑落,让我知道这一滴滴的咸涩曾经纪念怎样的一段岁月和回忆.
文字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你遇见它,它跟随你,你成长,它亦然.在这个角度来说,永恒是可以抵达的.
责任编辑 郭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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