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和反抗：如何讲述工人自杀的故事,本文是如何讲方面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遮蔽和自杀和反抗有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如何讲论文参考文献：
卜卫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村富裕劳动力进入城市谋生,人数逐年增多.2013年国家统计公布中,这个数字已增长到2.45亿.[1]流动农民工群体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户口）和社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他们长期居住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业体力劳动,但不享有基于城市户籍的一系列权利,户口制度使他们常年处于不断迁徙状态.
长期以来,中国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雇佣大量年轻的农民工在制造业、电子业工作.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涌入,使世界代工厂得以生存并赚取丰厚利润.富士康科技集团是专业从事计算机、通讯、消费电子、数字内容、汽车零组件、通路等6C产业的高新科技企业.其产品从3C——计算机（台式机、笔记本和平板计算机）、通信设备（移动电话和智能手机）以及多种电子消费品（数字音乐*、数码相机、游戏机）已经扩展到更多的“C”产品：汽车（汽车电子）、电子和计算器产品管道（如母版）以及电子内容（电子书阅读器、电子书播放软硬件平台等）.2010年,鸿海集团的年收入在全球财富500强中排名第112位.2014年位居《财富》全球500强第32位[2].自1988年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科技制造服务商.目前,在富士康就业的大陆农民工高达百万人.
但是,在2010年7月16日的前7个月,富士康位于大陆的四家工厂中有16名工人先后跳楼自杀,自杀工人的年龄都在17岁到25岁之间,如此惨烈的事件震动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香港地区,引发了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和社会公众的评论.除此之外,还涌现了劳工社会组织组织的纪念演出、学术界的公开联署和针对富士康的大型调研等活动……直至2014年7月,来自上海草台班的社会戏剧《世界工厂》在北京与上海公演,演员与现场观众一起卷入了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
当我们欢欣鼓舞地采用新媒体技术时,我们很少想到生产者及其社会关系的变迁.谁生产了这些产品？谁从生产中获得更大的益处并对社会发展有更多的控制权？谁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生存工资但却以牺牲了健康、尊严、社会性以及对生活的希望为代价,从而被更加边缘化.这种生产模式及其话语建构了何种社会关系？这篇论文将聚焦于电子工业生产中的工人和他们的劳动,汇集2010年5月－12月富士康青年工人“自杀事件”以来的各种不同的“声音”,包括来自大众媒介、专家评论、劳工组织就富的纪念演出等,对其进行批判话语分析.
大众媒介中关于“自杀”事件的不同话语基于不同的社会立场建构了不同版本的“自杀故事”.关于这个“故事”的解释——电子工业的中国青年工人的“问题”抑或是中国发展模式的“问题”,其背后代表着谁的利益（社会关系）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冲突也各自不同,同时作者将分析5·12声援富士康工人的纪念演出,以此来探讨中国劳工组织是如何参与这个事件建构的,他们采用何种“话语”建构了何种社会关系以抵抗资本主义并影响了社会.通过大众媒介与中国劳工组织建构的“自杀事件”话语的比较分析,作者试图使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形关系明朗化.
在方法上,本文以诺曼·费尔克拉夫的三重维度的话语概念系统（NormanFairclough,2004：68）为基本思路来分析各种“声音”.这种概念系统强调的是话语本身与社会实践的不可分割性.本文更集中于如下焦点问题：
（1）文本.文本本身采用了何种词汇以何种主题讲述了何种故事,其潜在的假设（原因）是什么？
（2）话语实践（话语生产、分配和消费）.谁（或代表谁）生产和建构了这个故事,在其过程中,谁参与了这种生产、分配和消费？
（3）社会实践（意识形态/霸权）.这类话语再现、建构或维系了何种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和关于发展的意识形态（中国发展道路）？
富士康工人的生命故事
关于富士康工人的生命故事,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进行阐述和分析.第一,大众媒介中的“生命故事”；第二,劳工组织的纪念演出中的“生命故事”.
(一)大众媒介中的“生命故事”
根据对富士康新闻报道的前期研究,我们发现,报道集中在2010年前后,其中,从2010年5月至12月底,《中国青年报》、深圳报业旗下的《晶报》、《京华日报》报道量最多,均达到40多篇；在中国大陆最有代表性的主流媒介如《南方周末》、《人民日报》,以及电视台的《新闻1+1》的报道虽然不多,但代表主流的声音,容易引起关注,由此,我们选择了这六家媒体从2010年5月1日至12月31日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总共167篇）作为大众媒介的样本[3]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这些报道大致建构了如下五个不同版本的故事.
1.关于年轻工人“心理问题”的故事.不少报道将富士康“80后”和“90后”工人自杀事件描述为“抗挫能力太弱”的“心理问题”,以《晶报》为例,41篇报道中至少一半以上提到了青年工人的心理问题或心理干预.其原因大都被揭示为：第一,年轻.有的心理学家直接将所有自杀工人概括为“青少年”,因为青少年本来就是自杀的高危人群.[4]也有心理学家用数据表明：富士康员工在多家企业中“抗逆力水平最低”,而“年龄越大,抗逆力水平越高”,即“抗逆力”与年龄有关,[5]因为年轻而缺少历练,没有社会阅历,心理不成熟,[6]因此,经不住挫折.第二,这一代年轻人不如父母能吃苦耐劳……有的报道将富与“尿不湿”一代联系起来,[7]说明现在的劳动力不能像“傻根”那样单纯、勇于吃苦和有很强的承受力.[8]
那么,谁在建构这样的“抗挫能力太弱”的“心理问题”的故事？
首先是富士康.据电视台2010年5月26日报道,富士康公司企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郭台铭对接连出现的员工跳楼自杀事件表示道歉之后说明：“大家产生冷漠才造成这些心理因素……”郭台铭直接将原因归结为工人个人的心理问题.同时,富士康“邀请”了清华大学心理学家到富士康来做“诊断”,诊断结果之一是“富士康自杀率并未超过全国平均水平”.[9]
其次是市政府.深圳市政府说明：这些年轻员工思想观念不成熟、心理比较脆弱、压力调节能力不够……因此,要珍爱生命,“以阳光的心态面对生活”.[10]
第三是深圳工会.5月29日,深圳总工会曾向数十万富士康青年员工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勉励富士康青年员工朋友们更积极、更健康地面对生活,面对困境和难题,融入同事,融入社会,去拥抱越来越美好的明天”.这封信还说：“……你们的十位年轻伙伴,辜负了父母的期望,自己草率地结束了年轻的宝贵生命……他们放弃生命的原因,或是工作上压力大,或是爱情上有波折,或是生活上太乏味.这难道是放弃生命的理由吗？如果放到你们的父辈身上,简直无法理解：人生在世,谁没有遇到过困难,谁没有遭受过挫折？”[11]
这些报道中,富士康及其心理学家们、政府和工会们,开出的“药方”是：“心理咨询”、“建立案例中心”、[12]成立相亲相爱小组、大力开展文体活动等,也号召家长们不要溺爱孩子,“不要让他们在一帆风顺中成长,让他受一些挫折,培养他的抗挫能力”,[13]更告诫年轻一代“梦想的实现需要艰辛的努力,需要克服重重困难”,“要坚强”[14]和珍爱生命……
从文本来看,“心理问题”故事的关键词是“抗挫能力”或“抗逆力”以及“珍爱生命”,意味着自杀的工人抗挫能力或抗逆力太弱,且不够“珍爱生命”.这样,富士康及“邀请”的心理学家们和地方政府一起建构的故事就将自杀原因归于工人个人“不如上一代人能吃苦”和“抗挫能力太弱”,似乎资方没有责任,且目前的生产模式或发展模式亦没有问题,即所有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都是正常的,仅仅是这些年轻工人因为“抗挫能力太弱”而不正常.这些“不正常”显然应该进行心理咨询和干预,而不是重新审视劳资关系以及这种生产模式和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紧张.“心理问题”故事也是责备受害者的故事,因为他们“草率”、不够坚强、没有“阳光心态”,没有成为资方所期待的那种“能吃苦”、像“傻根”一样的沉默的劳动力.
2.关于企业管理的“故事”.尽管富士康否认自己的管理制度有问题,[15]但不少报道显示了对富士康的“缺少人性”的半军事化管理的批评.
对企业管理制度的批评主要来自报人评论和工会系统.
例如,《京华时报》指出,这种管理体制不仅有超时工作、“在不断加快的传送带式作业线上被摆布得精神失常”,[16]也有富士康保安打人的问题,所以,“九连跳”彰显的不仅仅是人与机器的冲突,也包括人与人的冲突、人性与企业制度的冲突；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企业精神过于“严谨”,还掩盖着集权专制的企业文化,甚至是默许违法行为的安保制度；不仅仅是消极的、对员工精神需求的漠视,还是对员工生命尊严的公然冒犯和蛮横伤害.[17]其结果造成“三个断裂”：企业与员工的断裂——对企业来说,员工就是一个机器为其赚取利润；员工之间的断裂；工会与企业、员工之间的断裂.[18]
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和深圳工会就企业管理制度都有发言.深圳市总工会调查时认为,富士康管理机制的“半军事化”、管理层级的“壁垒化”和“把人当作机器”的刚性管理手段,对员工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伤害是明显的,客观上也是导致员工由于个人问题选择自杀的一大诱因.[19]全总代表则指出刚性管理的原因在于福特式的企业管理,将生产各个环节最优化,效率最大化.员工如同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扮演的角色,且政府对劳资问题确实存在监管不到位、不作为的情况.[20]
关于企业管理的故事旨在说明工人自杀的诱因——“没有人性”、“半军事化”以及“把人当机器”.我们注意到工会的角色,一方面,工会责备了工人没有坚强的“抗挫力”；另一方面,工会也责备了富士康管理机制的“半军事化”给员工造成了心理压力和伤害.因此,除了增强工人的抗挫力,也要改善管理制度使之从“刚性”转向“人性化”,才能避免工人自杀事件.
3.关于工人社会交往的故事.与企业管理的故事和心理问题的故事密切相关,媒体也描述了关于“熟悉的陌生人”的故事：在2.3平方公里,生活着45万人的富士康年轻工人,但他们在半军事化的管制下,没有机会认识工友并发展自己的团体,每天疲于工作加班,住在一个宿舍但不知道工友的姓名.[21]记者举例说：富士康曾在一场励志交流大会上设立了一个游戏,谁能说全同一个寝室的室友名字,可以拿到1000元奖金.遗憾的是,没有人拿走这份奖金.[22]
媒体采访了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刘开明博士,他使用涂尔干的自杀理论对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做了分析：“而涂尔干所谓遏制自杀的最有效的障碍——集体,也并不能给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提供帮助”.“目前的社会管理制度框架,使每一个打工者处于原子状态,他们没有自我救助与沟通的组织.”所以,“必须从源头解决问题,一方面,提高打工者的收入,消除他们的集体焦虑感；建立有效的集体组织,让他们处于一个多维度的人际关系网中”.[23]“孤独”、“关怀”和“帮助”,成为这个故事的话语.
从“熟悉的陌生人”这一工人社会交往的状态出发,有的媒体体谅了富士康企业的“难处”而不是问责.央视《新闻1＋1》主持人评论说：“富士康的确有它很难的一些地方”,“18到23岁之间,‘80后’、‘90后’孩子占到他整个员工的80%,30多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24]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城市,但没有家庭的支持.另外,“80后”、“90后”这批新生代到异乡去打工的人,他的抗压能力、吃苦能力不如上一代,却更自尊、更脆弱,压力也更大,梦想也更大,这也造成了企业管理的“难处”.所以解决的方案是要全社会一起关注.此外,在企业计算成本时,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要将娱乐成本、心理成本计算进去.这个故事直接用了“孩子”来指称工人,也重复了不如上一代能“吃苦”以及“抗压”等话语,实际上仍将富士康自杀事件建构为与企业管理无关的“心理问题”,并且是可以通过社会关怀和帮助来解决的问题“熟悉的陌生人”的处境与工厂的管理制度有关,现行管理制度是否可以产生“关怀”、“帮助”以及“集体”,都是应该被质疑的,但“熟悉的陌生人”故事则被建构成为一个“孩子”抗压能力太弱的心理问题故事.
4.关于工人“劳动”的故事.工人劳动的故事主要来自工人的讲述.记者在报道中晒出了工人的工资单：
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时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周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25]
报道说：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小时.一位富士康员工说：“这一点儿都不稀奇,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加班都在两三个小时以上.”[26]《南方周末》一名实习记者为调查真相,曾在富士康工厂以工人的身份“潜伏”了28天.这28天,促使他从工人的视角来看富士康：
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对急欲赚钱的打工者们,加班更像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没有钱的日子让他们“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劳累的工作只会让身体加倍“疼痛”,迅速老去.[27]
年轻工人的超时工作在做什么工作？报道显示,是极其辛苦枯燥的劳动.在流水线上,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富士康许多员工认为,这里“不尊重人”、“把人当作机器”、“劳动强度太大”、“如果不加班,待遇也高不到哪里去”.[28]
电视台《新闻1＋1》（2010年5月12日）引述工人马丽群（富士康前员工、跳楼者姐姐）的话说：“我们的基层员工很辛苦,每天就像机器一样做来做去,可以说被训练成了一台机器.另一方面可以说基层干部不尊重我们员工的自尊心.有时候骂你都很正常.”马丽群讲出了工人劳动故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骂你很正常.”也就是说,工资、重复机械劳动、加班以及接受损害工人自尊的“挨骂”,构成了工人的劳动生活.
在媒体上,也有“歌颂”中国工人和他们辛勤劳动的篇章.一家媒体报道说：20世纪80年代初,《华盛顿邮报》在采访深圳后写道：“低工资、守纪律的中国工人使外国投资者激动不已”,之后评论说,“30年里,数千万女工把一生中精力最旺盛、身体最健康、生命最充沛的时光献给了这个异乡的城市,她们不仅用劳动,还用笑容,在世界的舞台上把深圳照亮.”[29]同样的“歌颂”也出现在美国《时代》杂志上.2009年这本杂志把中国工人作为了年度封面人物,说明：中国工人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但《南方周末》记者则评论说：“所谓‘坚毅’,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所必需的品质……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尽.”[30]关于中国工人地位的“事实是：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工人却仍旧停留在初级阶段”.[31]如一位专家所说：“中国的繁荣有一个优势就是劳动力的优势.中国的劳动力是价廉物美……”[32]不言而喻,资方歌颂并期待着中国工人继续“坚毅”、“低工资”和“守纪律”.
5.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故事.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故事有两个版本,一是要改变技术,变“中国制造”为“中国智造”,从“世界加工厂”转变为“世界创造基地”,以在国际分工体系的角逐中,像英美日那样占据国际分工链的高端.[33]另一个版本是要改变社会关系,如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通过户籍制度等深层次政策调整,加以解决”.[34]
在第二个版本的故事中,媒介分析了为什么工人需要加班才能挣到生活工资？“为了以低附加值劳动换取市场竞争优势,企业一再压缩生产成本,压缩工资成本,进而压缩着员工业余空间”.“富士康的飞速发展始于1996年——8亿元、40亿元、400亿元、4000亿元……富士康员工的工资水平却一直‘低飞’在当地最低工资线的边缘——310元、600元、900元！”《晶报》引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节仲裁司司长宋绢的话说：“根本原因在于,一线员工没有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收入分配很不合理”.[35]一方面经济在“高飞”,同时工人工资和地位都在“低飞”,这显然是一种社会不公.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公共知识分子则通过公开联署信质疑农民工自杀实际上是他杀,提出这个事件应该引起全社会去反思这种以牺牲农民工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我们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除了反省和改变“世界工厂”的中国发展模式,这封公开联署信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要考虑人的发展问题,即“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问题”.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正是我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和结构性原因.
面对着“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学者们在公开信里呼吁：所有企业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要做出切实努力,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地方政府要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36]
劳工学者除了公开信,这些学者还迅速组织起来,深入富士康厂区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调研,调研结果不仅提出了超时加班、“义务”加班、违法使用学生工、私了工伤事故以及职业安全隐患等五大问题,更重要的是,调研报告指出了这种压制体制如何逐渐“贬低工人自身的价值,消磨生命的意义感”,无论在生产线上还是在工厂外,让工人感到是“一粒尘埃”,由此“减弱了他们相互同情自我保护的意识,损害了他们的社会性”（潘毅等,2012：5～11）,使得这种剥削得以延续下去.至此,这些劳工学者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内,建构了关于以工人为本的中国发展模式的故事.
（二）劳工社会组织建构的故事——压迫与反抗
2010年5月28日晚上7：30,北京皮村,一家劳工社会组织“北京工友之家”（成立于2002年）举办了一场“生命尊严——悼念富士康工友”的演出.演出活动持续两个小时,约一百多名来自劳工社会组织的员工、工人和关注工人发展的知识分子观看了演出.这个出于悲痛和义愤的演出是临时组织起来的,缘于“听到工人自杀的消息不能入睡”,也缘于看到媒体上充满了斥责新生代农民“抗挫能力太弱”的声音,而没有工人的声音.[37]演出的目的是要发出工人的声音,我们也可以解读为对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抗挫能力太弱”的抵抗式阅读.
演出的形式包括视频短片、10首歌曲演唱、8首诗歌朗诵以及一个短剧.除了10首歌曲,其他节目都是临时创作的.他们用不同的文艺形式讲述了一个压迫与反抗的故事.
小品和诗歌再现了工人如何遭受经济上的剥削与精神上的压迫.南方工人诗人彦君在演出的前一天寄来了她的诗歌《致我的兄弟姐妹》：“我曾像你们一样,思想在流水线上挣扎,身体却被机器捆绑……偶尔也想回家,但回家后又能怎样？我和你们一样,常常被责骂,自尊被无情践踏.活着的意义,难道是让青春和汗水揉进原料,让梦想失去灵魂、轰然倒塌？……”
对于自杀本身,劳工社会组织没有责怪工人们不珍惜生命,而是问责社会,为什么年轻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没有尊严、未来也没有出路？他们将“自杀”建构为对社会不公的一种反抗.演出始于新工人艺术团早先创作的歌曲——《生命之歌》：“生命可以无奈和简单,但不能没有尊严.”据歌曲创作者说：《生命之歌》来自一位打工妇女跳公车自杀的故事.像现在的人们责备富士康新生代劳工“抗挫折能力太弱”、“不珍惜生命”一样,当时旁观的城市居民也说为了一块蛋糕被侮辱跳车不值得,但她的丈夫说,是因为她在这个事件中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她以悲愤跳车而抗争.如工人艺术团成员小小的诗歌《悼念富士康工友烈士》所写：“跳,我用生命这世道”,“跳,我用生命诠释人的需要”！
演出中有五首歌曲不是北京工友之家“新工人艺术团”的原创,但这五首歌曲都借用了中国革命时期和国际共产运动时期的革命话语,包括：歌剧《悲惨世界》主题曲《你听到人民的呼声了吗？》、《国际歌》、中国话剧《切·格瓦拉》中的主题曲《切·格瓦拉》、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中的主题曲《诗篇》以及台湾地区社运歌曲《老鼓手》.自中国1921年成立以来,《国际歌》就一直代表着推翻阶级压迫与剥削的革命斗争和崇高的革命理想,在演出最后,是全体工友合唱了这首革命歌曲：“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可以看出,在劳工社会组织建构的故事中,其主题词是压迫和反抗.在他们看来,媒体上一场有关年轻人理想与现实的讨论以及心理咨询的关怀不能拯救他们的生命.劳工社会组织的演出将焦点彻底移转到对牺牲一部分人换取GDP增长的发展模式的反思,对长期以来的遭受的经济剥削和社会排斥的,以及对社会长期忽略移民劳工权利的“沉默不语”的反抗.他们与学者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劳工社会组织更强调压迫（不仅包括经济压迫还包括精神控制）和反抗.
2014年7月,“北京工友之家”的两位成员与上海一个民间剧团合作,排练并演出了社会戏剧《世界工厂》,指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剥削和压迫.这个戏剧始于对富士康年轻工人自杀事件的探讨,并在其中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命运的分析.戏剧仍然采用了“革命”话语,戏剧演员们一起唱起苏俄革命时期的《华沙工人歌》：“我们的斗争正义而神圣,前进吧前进工人兄弟们.”这个戏剧结束于北京工友之家许多专门为“富”创作的歌曲《不干了》.在“无处可逃的愤怒”中,作者发出了“不干了”的声音：“不干了——不干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星星之火它也可以燎原……”“压迫”与“反抗”在劳工社会组织的反复演出中被定格在他们对富士康故事的建构中.
能够促成改变的
究竟是怎样的故事？
从文化政治的观点看,社会真实从来不是一种中立或客观的现象,而是一种位置性／发言位置（positionality）.站在何种位置上为谁发言,谁有权力发言、谁有权力命名、谁有权力再现常识、谁有权力创造或建构“说法”,以及谁有权力指明何为正当合法的再现,构成了文化政治的基本议题.文化政治一方面关注主流文化如何定位“劳工阶级、妇女和有色人种”,另一方面关注边缘群体如何依据自身利益,试图收复和转变主流文化,其实质是要揭示社会不平等如何透过文化而被正当化,同时,这种不平等如何可以经由文化创造和批评而被揭露与缓和）.
对于富士康年轻工人自杀事件,不同的利益群体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建构了不同的故事：地方政府、地方工会、资方及其心理学家共同建构了一个“心理问题”的故事；媒体与工会一起建构了一个工厂管理制度的故事；心理学家、劳工研究者、媒体记者一起建构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故事；媒体记者和诸多劳工一起建构了工人劳动的故事；一些媒体和劳工学者则建构了一个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故事；最后,我们看到,劳工社会组织建构了一个工人阶级“压迫”与“反抗”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心理健康”的故事无疑将社会不平等正当化了,而“熟悉的陌生人”的故事,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关系的对立,工厂管理制度、反思发展模式和劳工社会组织的“压迫与反抗”的故事则不同程度地揭露了社会不公,并积极寻求改变.
这些故事彼此之间并不是没有关联,尽管故事的建构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种关联.资方试图将自杀归于个人原因,但就在个人原因的讨论中,不可避免地不断呈现着“熟悉的陌生人”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一定是与工厂管理制度分不开的.正是工厂的管理体制造成了工人机械般劳动和人际荒漠,而这种管理体制是由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所决定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似乎只给中国农民工安排了一条出路——到工厂去机器般地干活,做价廉物美的劳动力.但这个发展模式被工人NGO和劳工学者们彻底否定.劳工学者们呼吁要改变牺牲一部分人换取GDP的发展模式.劳工社会组织则直接采用革命话语将这种模式定义为“压迫”,通过悲痛的反抗,试图促进社会公正.但是,这种声音在大众媒介上几乎没有被听见,至少我们所搜集的媒介样本中没有出现相关报道,尽管劳工社会组织邀请了媒体并写作了新闻通稿.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阶级似乎已被消灭,阶级斗争的话语业已过时.但在劳工社会组织的声音中,毫不留情地再现了诸多阶级对立.但在中国媒介生产的研究领域里,阶级分析还是一个相当突兀的话题.在2014年的美国旧金山的全球劳工艺术节中,我们看到,关于富士康自杀幸存者田玉的故事被拍成了纪录片,[38]同时,韩国三星工厂工人的维权斗争也被展现于此.[39]时过五年,我们仍然耳闻有年轻工人自杀.2014年10月,“90后”工人许立志跳楼自杀,留下一首诗作《我一生中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我们不能仅仅欢呼新技术的普及,更要关注生产这些新技术的工人及其社会地位、社会关系抑或阶级关系的变迁,以及他们在何种框架下被建构被再现,以更清醒地认识和反思我们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否是以人为本.应该充分认识到：以人为核心的发展,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是今天经济增长、改革红利的重要源泉,“也是社会纵向流动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必要要求”（蔡,2015）.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参考文献：
1.蔡昉,2015年9月29日,摘自“社科院专家:新型城镇化应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29/c70731-27648714.html,2015年9月29日.
2.潘毅等编著:《我在富士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3.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4.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罗世宏译,五南出版公司2004年版.
4.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5.PeterBrooker,2003,AGlossaryofCulturalTheory,Arnold,London,pp.57～58.
6.Fairclough,U.L.andWodak.R(1997).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InT.A.vanDijk(ed.),DiscourseStudies,AMultidisciplinaryIntroduction,Vol.2.DiscourseasSocialInteraction(pp.258～284).London:Sage.
7.NomanFairclough,DiscourseandSocialChange,1992,PolityPressinassociationwithBlackwellPublishersL.td.
注释：
1.参见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2/t20140224_514970.html.流动人口指人户分离的人口,但不包括城镇的人户分离的人口,仅指农村中人户分离的人口.
2.参照富士康网站介绍：http://www.foxconn.com.cn/GroupProfile.html.
3.样本组成：（1）《中国青年报》2010年5月1日～12月31日关于富士康的报道和评论,慧科数据库搜索49篇；（2）《南方周末》2010年5月1日～12月31日关于富士康报道和评论16篇；（3）《晶报》2010年5月1日～12月31日关于富士康报道和评论有41篇报道；（4）人民日报社所属的《京华时报》关于富士康报道和评论49篇、《人民日报》10篇；（5）电视台《新闻1＋1》2010年5月12日报道《富士康“七连跳”谜团》,总共166篇.
4.《青少年受挫教育需更多关注》,载《晶报》2010年5月8日.
5.《郭台铭：除了道歉还是道歉》,载《晶报》2010年5月27日.
6.《富士康也是小社会》,载《晶报》；《青少年受挫教育需更多关注》,载《晶报》2010年5月8日.
7.《尿不湿一代与中国经济转型》,载《中国青年报》2010年6月7日.
8.《尿不湿一代与中国经济转型》,载《中国青年报》2010年6月7日.
9.《清华心理学专家将再度受邀问诊富士康》,参见http://tech.sina.com.cn/it/2010-05-25/14594229463.shtml等.
10.《以阳光的心态面对生活》,载《晶报》2010年5月27日.
11.《父母日夜祈祷,只愿你们平安》,载《晶报》2010年5月31日.
12.《坠亡员工生前多次称想回家》,载《晶报》2010年5月17日.
13.《青少年受挫教育需更多关注》,载《晶报》2010年5月8日.
14.《珍惜生命,学会面对》,载《晶报》2010年5月16日.
15.《深圳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富士事件》,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11705700.html.
16.《岂能容富士康剥夺劳动者体面》,载《京华时报》2010年5月21日.
17.《岂能容富士康剥夺劳动者体面》,载《京华时报》2010年5月21日.
18.《九连跳触目惊心富士康之困待解》,载《京华时报》2010年5月16日.
19.《深圳副市长带队调查富士康九连跳事件》,载《人民日报》2010年5月21日.
20.中新社北京11月3日电（记者刘育英）,《中华全国总工会管理部部长郭军在3日上午出席由中国新闻周刊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的发言》.
21《同宿舍半年,竟有人互不相识》,载《晶报》2010年5月15日.
22.《富士康员工的自杀魔咒》,载《南方周末》2010年5月13日.
23.《富士康员工的自杀魔咒》,载《南方周末》2010年5月13日
24.《富士康“七连跳”谜团》,电视台《新闻1＋1》2010年5月12日报道,白岩松语.
25.《到了赋予中国制造尊严的时候了》,载《晶报》2010年6月7日；《超市加班影响身心健康工资增长步履艰难》,载《京华时报》2010年6月7日.
26.《到了赋予中国制造尊严的时候了》,载《晶报》2010年6月7日.
27.刘志毅：《与机器相伴的青春和命运》,载《南方周末》2010年5月13日.
28.《深圳副市长带队调查富士康九连跳事件》,载《人民日报》2010年5月21日.
29.《在世界的舞台上她们照亮了深圳》,载《晶报》2010年12月1日.
30.刘志毅：《与机器相伴的青春和命运》,载《南方周末》2010年5月13日.
31.《中国工人尚未得到期许的幸福》,载《中国青年报》2010年11月8日.
32.《尿不湿一代与中国经济转型》,载《中国青年报》2010年6月7日.
33.江涌：《变中国制造为中国“智”造》,载《人民日报》2010年9月17日.
34.《跳楼的他们,本不该无助》,载《人民日报》2010年5月21日.
35.《到了赋予中国制造尊严的时候了》,载《晶报》2010年6月7日.
36.《九学者联名呼吁转变发展模式》,载《南方周末》2010年5月20日.
37.引自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在演出开始时的致辞,2010年5月28日.
38.FlytoTranscendbyTuQiao(90min)China,Laborfest,2014.
39.EmpireofShamebyHongLi-gyeong(92min)2013,Korea,Laborfest,2014.
回顾述说，此文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遮蔽和自杀和反抗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如何讲本科毕业论文如何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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