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战略方向十三次大调整,本文是战略论文范例与方向和长征和战略方向相关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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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长征途中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对战略方向进行了多次调整,最终才做出“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这里以遵义会议、懋功会师为分界点,对其间战略方向的重要调整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
遵义会议以前的几次战略方向调整
红军西征突围时的战略方向是到湘西,与在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可以视为第一次确定的战略方向.
第二次是通道转兵.红军西征突围过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时,因同“南天王”陈济棠的粤军签了停战协议,比较顺利.1934年11月底突破湘江沿线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凶猛阻击,红军损失惨重.从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这时红军已经失去了到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陷入了困境.过了老山界,前进到通道地区时,红军得到情报,已经识破了红军前往湘西的战略意图,在湖南、贵州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洛甫（张闻天）了解战局变化后即同商量解决危局的对策.洛同毛、王（稼祥）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在去湘西的路上老蒋已设重兵,原定前往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已失,建议向敌薄弱之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举行领导人紧急会议——通道会议,决定改变原定行动方针,向贵州进军.中革军委即于19点30分发布红军于13日入黔的命令.但博古、李德仍然固执己见,否定多数人的决定,重又命令各军团按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经过斗争,14日中革军委重又命令红军夺取贵州的黎平等地,开辟前进道路.
第三次调整是黎平决策.1934年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18日在黎平城内,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会上,毛、洛和李、博进行了激烈争论.毛、洛、王的意见被黎平政治局会议接受.会议做出《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红军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有人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通过了毛、洛、王在通道地区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支持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还做出一项重要决定：召开遵义会议——到遵义地区后,政治局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第四次调整是猴场会议执行黎平决策.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贵州省县猴场（草塘）开会.会议批评博古、李德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要回头和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当天,红军强渡乌江取得胜利.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遵义会议成为转折点
第五次是遵义会议决定北渡长江,赤化四川.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袭占遵义,把十几万追兵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宝贵的时机.1月15日到17日,召开了遵义会议.1月19日,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向土城方向开进,意在泸州上游一线北渡长江,以便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赤化四川.没想到受到川军顽强抵抗,加之滇军又集中主力在川滇边境防堵,红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乃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
第六次是扎西会议做出“回兵黔北”决策.土城战斗失利后,如不改变原定计划,势必在长江边上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果断决定改变战略方向,放弃在泸州、宜宾之间渡江入川计划,利用敌人集中在川南一线,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1935年2月7日在扎西境内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回兵黔北”的决策.当天晚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通报了“党和军委决定”：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的方针；并命令各军团迅速摆脱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云南威信县县城）地区集中.这一战略方向的改变,为红军脱离当时的艰险处境争得了主动.
第七次是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进.红军在军事指挥下经过1935年2、3月四渡赤水,5月抢渡金沙江的胜利,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5月12日,在会理城外的铁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肯定从遵义会议以来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批评了怀疑或反对机动作战方针的错误认识和动摇情绪.会议讨论了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方针,决定红军沿着通往西昌的大道继续北进,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第八次是礼州会议决定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5月19日,在西昌城北数十里的礼州附近铁坑,洛甫主持会议,讨论行军路线.鉴于西昌有敌军固守,会议决定放弃原定围攻西昌计划,改为取道冕宁,过彝族区域,到安顺场渡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按会议决定,成立了红军先遣队.进入大凉山彝族区后,司令员刘伯承和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部队安全通过彝族区,到达安顺场,强渡了大渡河.
第九次是泸定会议决定走雪山一线.
1935年5月13日到达泸定县城后,洛甫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的形势与任务.决定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红军部队在向雅安前进途中,得知有川军扼守高地,居高临下等待红军.乃决定改变方向,折向东北前往天全河边.这一改变,红军的行军路线就由大道转入山间小路,并第一次翻越四季积雪的高山.6月7日占天全,8日占芦山.继续前进,翻越了夹金山.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师.遵义会议决定的红军“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方针终于实现.
懋功会师后的战略方针的变化
第十次是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战略方针的争论.根据当时所处的地理情况和政治军事形势,党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张国焘主张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者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两种方针存在严重分歧.毛、洛、周、朱等,通过电报往来,同张国焘磋商,耐心交换意见.张国焘全不考虑方针,坚持他的西进或南下方针.
第十一次是两河口会议决定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1935年6月26日,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寺庙里召开.会议由洛甫主持.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张国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做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会议确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可是,张国焘并不执行会议决定.以后又经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多次讨论,张国焘仍按兵不动,不执行北上东出方针,以至贻误了战机.（上）
（摘自《北京日报》程中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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