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急缺20万儿科医生：累、穷、险致医慌,该文是医生方面有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与儿科医生和累和医慌有关专升本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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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计委的数字显示,在中国,0-14 岁的儿童约占总人口的20％,而目前儿童专科医院仅有99 家,占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0.01％.2014 年,每1000 人拥有执业医师为2.12 人,而每1000名儿童仅拥有0.53 名儿科医生.目前儿科医师有11.8 万人,这意味着中国儿科医生的缺口已达到20 万人.“累、穷、险是儿科医生荒的原因.”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科主任王斌说.
“现在不是抢人才,而是抢人”
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许鹏飞在儿科工作了28 年.2012 年1 月7 日那天至今仍让他难忘,他清楚地记得,从早上7 点到晚上7 点,他看了170 个病人.
28 年中,许鹏飞上了25 年夜班,每四五天一次,从下午4 点半到第二天早上8 点.每次值夜班的儿科医生只有1 位,高峰时,他要面对将近200 个病人.“下夜班后,我根本开不了车,精神太紧张,太累了,踩油门都难”,许鹏飞只能在医院睡一觉再回家.在医院工作,意味着没有8小时工作的概念.一些医院的儿科规定,24 小时值班的医生,第二天上午还需要出门诊,连续工作会超过28 小时.
2015 年, 许鹏飞有3 个同事辞职,“ 压力太大了”.但招聘儿科医生却一直是医院的难题.2016 年,中日友好医院的儿科招聘来参加面试的只有1 位.许鹏飞说：“现在不是抢人才,而是抢人.”医院更愿意招收有临床经验的临床型博士,因为科研型博士需要医院重新培养,经历3 年的轮转期,3 年内将无法出诊,这意味着短期内难以减轻其他医生的工作负担.“现在我们退而求其次,但科研型博士也都没人来.”
2 月24 日,国家卫计委科教司副司长金生国称：“针对儿科医师紧缺现状,将着力加强儿科人才培养,到2020 年,力争使儿科医师达到14 万人以上,每千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师数达到0.6人以上.”然而,同样不设本科专业的还有眼科、外科、内科、皮肤科等,却没有面临相似的困境.医生中还流传着一句话：“金眼科、银外科,千万不做小儿科.”
“现在的问题是,就算恢复本科专业,人家也不来.最后变成分数不够被迫去读儿科有什么意义？”王斌并不认为医学院校招收儿科本科生能解决如今的困局,“这个职业不受待见,不受尊重,谁会来做呢？”
喊打喊杀的家长们
儿科医生长期面临的是嘈杂、无序的工作环境,还有更为尖锐的医患矛盾.“在外国,医生不会在孩子哭闹时看诊,要等孩子平静下来才行.”王斌介绍说,“在中国,孩子在哭家长都要一巴掌扇过去,如果我们让孩子出去玩一会儿,平复好再回来看病,家长都不能接受.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
魏琪（化名）带着孩子从安徽赶来北京,为了挂上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下简称：儿研所）皮肤科主任医师刘晓雁的特需号,已经排了3 天队,他不得不交给号贩子500 元.早上8 点就来候诊,但直到11 点也没有排到他.
在刘晓雁离开的一小时里,门外的叫号护士撑着太阳穴,看着面前几十个病历本说：“今天看得慢了,对你们负责才看得慢啊.”但依然有家长对她喊：“你们怎么排的队？病历本儿都不动,是不是按照号走的？”为了挂号,这位家长前一天晚上12 点就来到医院.但在她之前,还有早就预约好的复诊加号.
一名穿过人群的医生被患儿家长训斥：“看着点,别碰着我孩子.”医生没有搭腔,她说：“这不算什么.”另一位医生粗略计算,科室里有三分之一的医护人员被推过、打过,“这个数字还不够可怕吗？”
王斌的科室主要治疗危重症患儿,他们是比成人更加脆弱的生命.医学是不完美的科学,患儿离世,家长发短信威胁“要杀你”.对他来说,面对喊打喊杀的家长已经习以为常.
更加脆弱的是一位郊区二级医院的儿科医生,她说,每次接夜班前,都要在家哭一场,因为她不知道今天要面对的是什么.“上班前诚惶诚恐,心里直哆嗦.”
“亏本买卖”
虽然,“被承认的感觉比收入重要得多”,但儿科医生的付出和收入难成正比是医生中绕不开的话题.
2015 年,王斌的科室创收九千多万元,这在儿科几乎是天文数字.“我们是院里的优势学科,创收能力强,因为大多是危重病人,需要各种治疗手段和医疗设备,但医生的劳力并不值钱.”有家长问王斌：“你年薪没有400 万也得有300 万吧？”王斌苦笑着说：“我工作10 年不吃不喝一共能有200 万吧.”50 岁的王斌是正高级职称,同时是硕士、博士生导师,如今年薪不到30 万.
王斌和许鹏飞都工作了将近30 年,至今没能在广州、北京买房.据医药英才网招聘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儿科医生的平均月薪分别为7317 元、8907 元和6893 元.中华医师协会儿科分会调查发现,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科医生的1.68 倍,而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46%.这样的收入差距,让年轻的儿科医生向许鹏飞抱怨：“同学聚会都不敢去.”
在以药补医的情况下,儿科用药比成人科室少很多,也意味着儿科医生的收入远低于成人科医生.譬如,一个止咳的氨茶碱片,1 岁以下的儿童吃五分之一片,成人则吃1 片.
在三甲医院里,儿科在经济上的贡献率是最小的,几乎是亏本“买卖”.一位三甲医院的院长对儿科主任说：“我不求你们挣钱,别拖后腿就行.”
难解的应对方案
下午4 点,中日友好医院儿科门诊的楼道里仍然挤满家长.4 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来看病,几乎是标配.这让医生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为4 个家长答疑解惑.“每天面对这么多人,难免有时候说话就简单了.”许鹏飞说,“精力有限时,实在没法加号,患者就说你没有医德.”
2016 年2 月19 日,北京市医管局决定,市属医院将建立移动预约挂号系统,取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单,由医院统一管理加号权限和额度.
在刘晓雁看来,一些行政干预让医生更加为难.1 月30 日,针对“儿科医生荒”,国家卫计委做出工作安排：“儿科医务人员不足时,可以对高年资内科医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充实儿科医疗力量.”无论是内科医生还是儿科医生,都难以理解这项措施.“儿科医生不足,内科医生顶上,这不是公开让内科医生非法执业吗？”
2015 年,国家卫计委发布通知,要求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和院前急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也就意味着儿科和急诊医生可以获得降分录取.
“降低门槛只能让人以为儿科医生是成绩最差,在医生里是劣等的.”这样的做法令儿科医生心寒.不止一位儿科医生如此抱怨,“主管部门觉得儿科不重要,可以被随便替代,也可以降分录取,好像我们可有可无,什么人都可以做儿科医生.”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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