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时期中荷外交关系刍议,本文是关于期中相关硕士论文范文跟外交关系和陪都和中荷有关专升本论文范文.
期中论文参考文献：
魏婷婷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摘 要：荷兰是于1938年在陪都重庆与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1943年互设大使馆,1945年签署《中荷新约》.该条约结束了自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数十年以来荷兰在华享受的治外法权及其他相关特权.这是中荷双边关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开创了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现代中荷外交关系.
关键词：荷兰 中荷关系 第二次大战 陪都
中华民国政府在抗战时期选址重庆为陪都与1937年抗战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几个月内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西部腹地随即成为中国长期抗战的大后方,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则位于这一广大地区的中心.成千上万的政府官员、军方将领及外国使节涌入这座新的都城.一夜之间,重庆成为了中华民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心脏.选择重庆作为中华民国新的全国中心,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重庆的战略地理位置,以及城市周边崇山峻岭、高山险谷所形成的天然屏障.乘船沿长江逆流而上是进入重庆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长江江水湍急、险流汹涌,由水路进入重庆,危险重重.世界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馆相继搬迁到重庆.抗战时期也是中华民国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本文主要介绍和探究中国与荷兰的外家关系在陪都时期的建立、变化和发展.
一、早期的陪都中荷外交（1938年-1940年）
早期中荷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对中国抗战时期的外交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开拓陪都时期中荷外交关系的工作中,有两个荷兰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德里克·包斯（Hendrik Bos, 1897-1955）和杨连山（Jan van den Berg, 1899-1982）.
包斯是来到重庆的第一位荷兰外交官.他是一名汉学家,毕业于荷兰最古老也最负盛名的大学之---莱顿大学.作为有着几十年在华工作经历的“中国通”,他最有资格作为住在北京使馆区的荷兰公使个人代表派驻中国战时首都.1938年8月14日星期日,包斯乘坐的福源号轮船抵达重庆,在位于渝中半岛尽头的朝天门码头下船上岸.一位中国外交部的官员早已等候在这个城市最古老的港口迎接这位来自荷兰的外交官.
重庆数不清的石头台阶或许给这位初来乍到的荷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座山城里,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必须攀爬这些台阶.夏季这座“火炉城市”的气温常常超过摄氏40度,湿度则高达90%,“每次出行都成为一次探险,每次探险都是一次磨炼”.这就是荷兰人在重庆正式设立代表机构时中国战时首都的环境.包斯先在一家外国酒店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在市中心毗邻中国外交部和其它政府部门的地段设立了荷兰公使馆驻渝办公室.
1939年5月,包斯的同事杨连山接替了他的工作.杨连山是毕业于莱顿大学的另一位汉学家,具有长期在华出色工作的经验.抵达重庆后不久,杨连山将荷兰公使馆驻渝办公室搬到一座被称为“特园”的院落里,“特园”位于当时重庆的新行政区上清寺,距离现在重庆市政府大楼不远.这时的重庆环境因战争而变得更加恶劣.因无法从陆路或水路进犯重庆,日军决定从空中袭击这座城市,当时所发生的情况难以用语言描绘.大规模的轰炸持续了近四年之久,这一史无前例的“空中恐怖袭击”以“重庆大轰炸”的名称而载入史册.
位于“特园”的荷兰公使馆办公室在日军的空袭中数次被炸,1940年,炸弹直接命中并摧毁了这座房屋,所幸的是所有荷兰外交官都因躲避于防空洞中,没有遭到重大伤亡,但办公地点被炸毁.因此,荷兰公使馆驻渝办公室只好搬到了位于长江南岸的“安全区”,租用了亚细亚火油公司位于黄桷桠山顶的一座小别墅.这座房子至今保持完好,依然竖立在山顶,与文峰塔遥相呼应.
二、陪都中期的中荷外交关系（1941-1942）
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给重庆及其市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当1940年“大轰炸”结束时,重庆城市80%的地区被夷为平地.中国单独坚持了抗战的最艰难时期之一,国家已处于崩溃边缘,急需国际援助.于此同时欧战爆发,1940年5月10日,德国入侵荷兰,几天后德军开始对荷兰最大港口城市鹿特丹进行轰炸.和重庆一样,这座水上城市不久即变为废墟.
为准备长期战争,荷兰政府在伦敦设立了流亡政府.从此,威廉明娜女王在组织荷兰地下抗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荷兰女王在加强中荷关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末形势急转直下.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发生在欧洲与亚洲的战争融合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发生次日,荷兰对日宣战.一天之后,中国对德意日正式宣战.从此,中荷正式成为盟国.流亡伦敦的荷兰政府对这一新形势很快做出应对,指派前任驻雅典公使白鲁格男爵担任新任驻华公使.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外交家,曾担任多个外交职务.虽然很多外国使团依然设在北京,白鲁格公使却将他的办公室从北京搬到了中国战时首都重庆.1942年1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四周,新任荷兰公使在重庆向中国国家元首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了国书.新任荷兰公使到任山城后,荷兰公使馆便搬到了海拔500米处位于汪山之麓汪家花园愉园一号的一座单层房内（现位于南山植物园内）,从大路抵达这里要攀登大约2000级台阶.虽然很不方便,但却是不断的空袭中一处相对安全的处所.所有外国使团和中国政府机构也都不得不疏散到重庆市郊的山区中.
日本侵略者的大轰炸不但没有炸垮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而且也使世界人民看清了日本人的反人类罪行,荷兰外交人员是日军暴行的见证人之一.
三、陪都后期的中荷外交关系（1943-1945）
荷兰在重庆设立公使馆和派驻公使是中荷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一步.到第二年,又迈出了更加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1943年初,在荷兰威廉明娜女王的提议下,中荷两国决定将外交关系提升至现代外交代表机构中的最高等级——大使级.在中荷关系发展的这一关键时刻,高罗佩被派往荷兰驻华使馆担任秘书,他于1943年3月15日抵达重庆.随后不久,1943年4月23日,首任荷兰驻华大使罗芬克先生（Antonius Lovink, 1902-1995）在重庆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了国书.
威廉明娜女王本人力促与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并将关系升格的.女王从未来过重庆,但在1943年6月,荷兰在重庆设立大使馆后不久,威廉明娜女王和她的女儿朱莉安娜公主在加拿大与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进行了会见.两位手中握有权力的女士的会见使两国友好的关系得到加强.
荷兰大使抵达重庆不久,便开始筹备将使馆搬回城市中心区.1943年8月15日,一份建设一座包括办公楼、官邸、附属用房和一个小院落的合同得以签署.新官舍位于特园附近,这一地区已经成为重庆主要行政区域,很多政府机构在此办公.194 4年初,荷兰大使馆从汪山搬到两路口新村5号,荷兰大使和公使衔参赞搬进毗邻的官邸.这座院落被称为“兰园”,意为“兰花花园”,名字包含了汉语荷兰的兰字.与其相邻的两路口新村3号（现为5号）即是孙夫人宋庆龄的府邸.现在“兰园”和荷兰使馆的建筑早已难寻踪迹,而宋庆龄旧居依然保存在原处,成为一座纪念她的小型博物馆.
“兰园”成为抗战时期最后两年荷兰在重庆这座人口密集的城市中的外交基地,位于汪山的山间别墅则成为外交官们周末度假的乡间小屋.荷兰使馆向市区搬迁并非易事且耗资不菲,引起其它驻重庆外交使团的羡慕,因为这些使团都设立在酒店或“距离主道步行一小时”的郊区办公,不知他们的运气何时才能到来.
1945年《中荷新约》签署,这是中荷两国长期关系史上第一个完全基于平等基础而签订的条约.这一条约结束了自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数十年以来荷兰在华享受的治外法权及其他相关特权.这是中荷双边关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开创了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现代中荷外交关系.
这一条约谈判始于1942年,主要通过驻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外交部和中国驻伦敦使馆进行.谈判过程漫长,主要障碍是关于在荷属印度尼西亚的华侨问题.1945年5月,德国在欧洲投降后不久,在伦敦,这一历史性的条约终于由荷兰外交部长埃德加·维尔杜伦（Edgar Verduynen）和即将离任的中国驻荷兰大使金问泗签署.11月8日,在重庆的中国政府批准了该条约.12月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荷兰驻华大使罗芬克在重庆交换了批准文本,荷兰与中国的现代外交关系由此开始.条约的荷方正式文本保存在不公开对外的荷兰外交部档案馆.中国的正式文本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总而言之,发生在抗战陪都时期的中荷战时外交关系依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一段特殊而又几乎被遗忘的时期是中荷外交关系中重要的分水岭,开创了现代中荷外交关系之先河,对当下中国与荷兰外交关系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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