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勇士》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该文是关于女性主义相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与后殖民和《女勇士》和女性主义方面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女性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王静 曹永俐 赵羽
内容摘 要：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以女性形象为贯穿全文的线索,通过描写华裔女主人公在美国的成长过程,展现了华裔女性在面临白人统治的美国社会的多重压迫、身份被边缘化时为摆脱“他者”身份所表现出的决心和努力.本文采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作品中华裔女性的失语、双重“他者”身份以及重构自我身份的艰难过程,旨在通过身份重构这一过程来构建华裔女性勇士的新形象.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身份失语自我他者
汤亭亭 (Marine HongKingston)是公认的当代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她的三部获奖作品之一《女勇士》获得了全美图书大奖.这部小说曾被克林顿赞誉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不仅如此,它还成为了大学课堂主修文学的学生必读作品之一.它不仅标志着是华裔文学开始在美国主流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吹响了华裔女性作家向权威挑战的号角[1].国内外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文化批评等角度,很少人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这个角度来分析它.
本文运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及其身份概念,以作品中六个女性形象为线索,分析其中三个弱势女性的失语状态及其原因,以及另三个女勇士们如何不为男权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所屈服、努力夺回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并最终完成自我的女性主体地位的建构的.
一、理论框架：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及其“身份”概念
1．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形成及本质
后殖民女性主义来源于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社会理论体系的后殖义和女性主义理论,是种族问题与性别问题相结合的产物.后殖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都认为女性和第三世界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首先,它们拥有共同的社会背景及对手：其次,它们把白人男性的支配话语作为批判的靶子,代表了弱势群体的抗争：第三,它们都展现了从他者到自者的转变.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本质可以归为以下三点：揭示了西方文化霸权的产生机制：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失语与主体性的丧失进行揭露：揭露了西方霸权的本质,并涉及第三世界国家妇女为争取基本权力所作的斗争.
2．身份中“自我”和“他者”的概念
身份是后殖义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常使用词汇之一,是基于自者（自我）和他者对比的基础之上.“自我”的身份是通过自己看自己并且看其他那些正看着自己的人以及他人对于自己的观点的重构和变换来确立的,因此它是少数族裔的身份危机、人性的不确定及模糊不清的归属感的来源： 而“‘他者’是指本土以外的他国、其他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等,以及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具体体现者”[2].西方哲学英汉词典上写道：“他者’是代表着对立、隔离、疏离的.‘他者’的概念不仅包含着人类学、还包含有后殖义和女性主义哲学,它试图打破宗主国文化以及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观念”[3].
美国的主流社会是以白人为中心的,再加上男尊女卑的华人传统观念,美国华裔女性的社会地位就这样被双重边缘化,这便为《女勇士》提供了使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他者”来诠释的条件.
二、《女勇士》中华裔女性“自我”身份的构建
1．华裔女性的身份危机
由于深受主流文化的压迫和排斥,少数族裔的身份必定面临危机,成为主流社会中的“他者”.这种危机如果发生在女性身上,问题将更为严重.华裔女性在美国的社会地位被以白人为中心的主流社会和男尊女卑的华人群体双重边缘化.作为双重“他者”的族裔女性在美国主流社会寻求文化融合的道路上将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女勇士》中的华裔女性正是处于这种状态.整部作品由的五个章节构成,每一个章节的故事都围绕一个生长在男权世界中女性的经历而展开.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始终贯穿着这些女性如何经历了从失语到反抗再到融合的过程这根主线,生动地刻画了勇敢的华裔女性努力反抗压迫、寻求自我、重塑自我身份的形象.
2．《女勇士》中女主人公的失语和被边缘化的“他者”身份
女性失语在华裔文学上被借喻为在中国父权和美国主流文化霸权下女性的沉默及主体身份权力的丧失,由于主流文化对话语权进行否认,面临着来自主流社会霸权话语和传统男权中心话语的双重压制的华裔女性完成争夺话语权、融入主流文化并同时建构其种族身份和性别身份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汤亭亭通过描写《女勇士》中女主人公们最初的失语状态,以及她们历经寻求话语权阶段之后进入抗争状态、最后呈现为开放的“文化沟通者”形象,向读者完美的展示了对于自我身份的坚持不懈的寻求过程.
《女勇士》的开头,“我”从母亲勇兰那里得知了无名姑妈的故事.
无名姑妈在她的丈夫离开村子数年后诞下了孩子,可就在新生儿诞生的当天就被同村人抄了家.无家可归的她因无法忍受所生存的男权社会的对她的所谓惩罚无奈最终选择了和新生儿一起投井自杀.由于她的家人在她死后禁止任何人再提起她,因此被称为“无名姑妈”.无名姑妈无法与长年远在他乡的丈夫团聚,她腹中的孩子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本应该得到理解.可是因为她损害了夫权体系的稳定,所有人都不肯原谅她.身处男权社会,无名姑妈没有机会为自己辩白,她是一个丧失了话语权的“他者”.她唯有选择通过死亡来向这个父权和夫权社会宣战.汤亭亭在文中没有为无名姑妈作任何辩护,而是独辟蹊径创造了一个为爱而勇敢地面对死亡的家庭妇女形象,她把这一部分作为整部作品的开头也表明了她作为女性无声却强烈的反抗[5].
月兰姨妈是“我”母亲勇兰的妹妹,在“我”母亲的鼓励下来到美国寻找抛弃她的丈夫.胆小懦弱的她不敢在陌生的环境与陌生人说话,甚至连简单的事情也做不了.她的失语主要通过她对待拜访医生丈夫计划的态度、对待丈夫的询问及疯后的言行举止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以下就是关于那次拜访计划的对话：
“关于你丈夫我们要怎么办？’勇兰关切地问道.这本该能够唤醒她.‘我不知道.我们必须要做这些吗？’月兰的眼睛瞪得象孩子那般大,‘我本不该来这儿,’她说.‘我害怕’,月兰说道,‘我想回香港”.[6]
每当勇兰提到拜访的事情,月兰总是推托.…你准备去看下你丈夫并谈谈关于财产问题吗？“今天不行,改天吧,’月兰回答.”在她的心目中,拿钱养家是一个已婚男人的唯一责任,她不应该奢求其它.
另一个失语表现可以从月兰面对丈夫时的举止看出来.“月兰是那么害羞,她用手捂住脸.她希望她可以隐藏她长了斑的手.她丈夫看上去象一个路过车窗的幽灵,而她也一定象一个从中国来的幽灵.他们确实进入了这块幽灵之地,都变成了幽灵.”
她的美国丈夫对她说“‘我周围的新生活彻底把我拖开,你已经成了我很久以前读过的一本书中的人物.面对她的丈夫,月兰失去了辩驳的能力,就象一个贫穷的乞丐屈服于残酷的现实,任何言辞对她来说都显得苍白无力,仿佛只有沉默才能让她从悲痛中解脱出来.这次拜访的结局是共进最后一顿午餐以及约定从此再不相见.
月兰在姐姐的帮助下成功地来到美国,却由于受到来自美国主流社会的歧视及丈夫的背弃,缺乏自信的她始终觉得自己是美国这块异域中的“他者”,精神开始失常,最终惨淡地病死在疯人院,成为了文化霸权压迫下的牺牲者.她最后的日子满口的疯言疯语是她再次失语的表现.
“不像是其他欧洲移民,华人移民一直被阻止成为‘美国人’.[7]西方社会后殖民的文化心态使华裔被划入弱势群,他们的身份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从而造成了华裔女性的整体压抑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她们普遍丧失了表达自我的话语权.
3．《女勇士》中女勇士们的抗争及自我身份的重塑
小说《女勇士》中的“我——花木兰”是对家喻户晓的中国传统女英雄花木兰的故事进行了移植并添加新元素后的新形象.对于花木兰故事的重写,作者是从种族和性别的双重视角来重新看待花木兰这个中国女性英雄的.故事中的“我——花木兰”不同于那些束缚于琐碎的家务、为了家庭而丧失女性主体地位的普通女性.作者在“木兰从军”前添加了花木兰磨炼意志的“白虎山学道”经历,改变原来故事里花木兰被动参战的形象.汤亭亭在这个重写的故事里将那个被动、顺从的中国花木兰改写成了有各种能力、积极主动的华裔美国女性的理想形象,让华裔女性华丽地完成了自我身份的重塑.
新花木兰的形象可以说是对“无名”姑姑的失语的“他者”身份的一个颠覆.首先,“无名”姑姑被家人视为耻辱不愿提及而花木兰被视为保家卫国的无畏勇士而家喻户晓.其次,“无名”姑姑甚至不清楚他丈夫长什么样,因为新婚的第二天丈夫就远走他乡而留下她一个人独守空房.花木兰则与丈夫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在战争中同甘共苦.“一时间我有了伴侣,我丈夫和我都是战士,正如当年我们是村子里一起玩耍的小战士,现在肩并肩一起奔赴战场.”
而她们的结局也截然不同.“无名”姑姑终因不堪受辱而抱着新生儿投井自尽：而花木兰最后荣归故里并与丈夫及孩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无名”姑姑可以说是丧失了话语权和主体身份的中国封建社会男权制度的牺牲品,而花木兰则是敢于用手中的利剑勇敢地与男权及文化霸权作斗争从而实现了女性自我价值的女勇士.
而“我”的母亲勇兰则是对月兰姨妈形象的另一个颠覆.月兰姨妈在“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里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因此她没有能力应对生活中的困境：“母亲勇兰”是接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的知识渊博的女学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姨妈月兰”尽管如月亮般美丽,却如玻璃般脆弱.她自卑、懦弱而无用,甚至连她姐姐的孩子能做的事她都做不了,最后因不能适应美国的新生活和面对残酷的现实,在被丈夫抛弃后病死疯人院.“母亲勇兰”人如其名,在生活中勤劳、独立而自主,性格上机警、勇敢而坚强,敢于和传统习俗作斗争.在“我”的眼里,“我的母亲也许害怕过,但她是一条母龙,会让自己变得不软弱……危险是她炫耀自己的好机会.”她到美国后仍然保留着自己的中国名字,既没有为自己取一个美国名也没有随夫姓.在《女勇士》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勇兰这个形象对月兰的形象进行颠覆的描写和刻画.
如果说“我——花木兰”是武力勇士,则“诗人蔡琰”可以说是言说勇士.作为传统中国才女之典型的蔡琰文武双全,于汉末动乱之时为胡人所俘,被逼嫁给南匈奴左贤王.但她却满怀对未来生活的希望,默默地坚守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 最后终于和着胡人的羌笛唱出了哀而不伤的和者之歌“胡笳十八拍”,表达了其思乡之情及对汉民族人民长期的屈辱经历的怨愤.
“终于,蛮人们从蔡琰的帐篷里,听到了女人的歌声,似乎是唱给孩子们听的,歌声清脆而高亢,恰到好处地与笛声相和.蔡琰吟唱的是中国及在中国的亲们.似乎是汉语的歌词却让蛮人们感受到了里面所传递的伤感及怨恨.”[6]
故事里的歌者通过歌声打破了沉默,表达了自己内心对于异族文化间和谐共处的强烈渴望,也象征着华裔女性终于打破了多年的沉默,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夺回了话语权,为确立自我的主体身份迈出了坚定的步伐.故事的结尾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蔡琰在匈奴堆里生活了12年之后被赎了回来……她从蛮人们那里带回了歌,其中三分之一便是《胡笳十八拍》,这首歌一直流传至今,中国人用自己的乐器为这首歌伴奏,歌词也翻译得不错.”这象征着长期以来不同种族间的文化对抗和冲突得以消融,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间的相互沟通及其文化的相互融合.
汤亭亭在《女勇士》中通过塑造“我”的形象来表达华裔女性话语权的丧失是由种族、性别及文化等因素共同等造成的.“我”在成长阶段经历的失语代表整个华裔女性群体的失语.为避免遭受主流社会的排斥,华裔女性们选择沉默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自动放弃话语权.“我”在成长过程中由于缺乏与外界环境的交流,只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面对外界残酷的现实,“我”进行了积极的反省,内心时常激发出“发声”的强烈渴望,并在潜意识里积极重塑自我,在对模拟花木兰和蔡琰两位女勇士的想象中积极寻求自我的主体身份.
三、结语
作为少数族裔的美国华裔女性不仅和西方女性一样,受到男权社会的歧视,而且作为生活在主流社会环境里的被“他者化”的第三世界人民同时遭受着来自种族、性别、文化等多重压迫,她们的身份被双重边缘化,她们既是性别的“他者”,又是种族的“他者”,没有自我的位置[8],因此她们构建女性主体地位的过程异常艰巨.汤婷婷的《女勇士》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代表作,作品对男权主义和文化霸权提出挑战,鼓励华裔女性积极地融入美国社会,打破沉默,为夺回话语权而抗争,积极构建华裔女性勇士的新形象,对于她们建立新的精神家园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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