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府的朝核政策与其影响,本文是政府本科论文范文跟安倍政府和朝核政策和影响有关论文范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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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安倍政府通过构筑包围圈、提升威慑力、实施单独制裁等手段,加大施压应对朝核问题.推动国内政治与安保议题是安倍政府对朝强硬政策的主要原因,同时还有阻止朝鲜核导开发,防止东北亚地缘政治版图发生变动,及展示日本在维持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安全上的引领力等考量.“加大施压”政策不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或将引发新风险,加剧地区安全困境,动摇美日“矛”“盾”关系,损害中日之间的互信.
由于日本在朝核问题上的非主导地位及其影响朝核问题的能力与手段不足,其政策自身亦缺陷颇多,安倍政府的朝核政策难有实际效果.
〔关 键 词〕朝鲜核问题、日本对朝鲜政策、东北亚安全
〔作者简介〕孟晓旭,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D83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8）2 期0112-19
朝鲜核问题是影响东北亚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地区问题,日本不是朝核问题的主要当事方,对朝核问题的解决起不到关键的决定性作用,但由于历史、地缘政治因素及日美安保同盟关系,日本的朝核政策却能对朝核问题及地区国家关系产生一系列复杂影响,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值得予以关注.
一、安倍政府对朝“加大施压”政策
日本的朝核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主张“接触对话”到侧重强调“加大施压”的过程.在2002 年第二轮朝核危机严重之前,甚至不顾美国提出朝鲜正在进行浓缩铀计划、（出访）“有可能陷入尴尬境地”的警告,为解决绑架问题亲自访朝,在日朝首脑会谈中提到对话解决朝核问题[1],主张“接触对话”.对于朝鲜第1 次核试验及导弹试验,处于第一任期的安倍政府虽表示“不能容忍”,但对朝鲜仍采取制裁与有限接触并举的政策.对于朝鲜第2 次核试验及导弹试验,麻生政府寻求联合国决议解决,强调重回六方会谈,“施压”并不突出.但安倍再次执政以来,日本的朝核政策从“施压”走向“加大施压”,压过了对绑架问题的重视.2013 年2 月,针对朝鲜第3 次核试验,安倍明确主张“施压”.[2] 对于2016 年朝鲜连续实施的两次核试验及系列导弹试射,安倍要求“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新对策”[3],强调“施压”与“行动”[4].朝鲜第6 次核试验及系列导弹试射后,安倍表示：“今后唯有通过一切手段将压力提升至最高.”[5] 安倍政府综合运用外交、安保、经济等手段,通过严肃传达和强硬行动,对朝鲜“加大施压”.外交上,安倍强调日本与美韩合作“自不必说,与中国及俄罗斯合作也很重要”,“同时与国际社会合作,坚决应对”.[6] 安保上,军事压力必不可少是日本政府的共识.[7] 经济上,安倍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框架外还对朝鲜追加实施单边制裁.
（一）外交上对朝构筑多层“包围圈”
安倍政府对朝构筑的外交“包围圈”分为三层：以美日韩为内层；以“美日韩+ 中俄”为次层；以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为外层.其中,内层以美日为中心,外层以世界主要国家和亚太国家为主.
一是构筑以美日为中心的美日韩核心包围圈.日本最看重美国的支持,主张在日美主导下与国际社会合作,促使朝鲜改变政策.[1] 在日本的主张下,日美“2+2”会谈《共同声明》“以最为严厉的措辞谴责”朝鲜,确认两国继续对朝施压.[2] 安倍甚至与特朗普“一周三次电话会谈”,在首脑层面确认“紧密合作,提升对朝鲜的压力”[3] 及“日美百分百的共存”.[4] 日本利用特朗普首次“亚太行”的机会,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对朝联合施压阵线.日本还鼓励美国对朝加大施压力度,积极支持美国将朝鲜重新纳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5] 为防止美国在朝核问题上退步,日本频繁地“提醒”和“确认”.
在美日韩三国防卫当局会议上,日本提醒美国,朝核问题“不仅是对东北亚,对美国的和平与安定也是重大且现实的威胁”.[6] 对于2017 年12 月12 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愿与朝鲜进行“不设前提条件对话”的发言,日本六方会谈团长、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杉宪治于次日即与美国六方会谈团长、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尹汝尚会谈,确认朝鲜不真正表明弃核意愿并落实具体行动就不对话的方针,再次强调日美合作对朝施压的必要性.[1] 在以日美为中心的前提下,日本也注重与韩国的合作,利用日韩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试图把倾向对话路线的韩国与日美拢为一体,打造美日韩核心圈,对朝开展“一体化”外交.日本外相多次呼吁韩国“对朝鲜采取最大程度的施压”,[2]日韩两国六方会谈团长也磋商确认,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会议中紧密合作和加强施压.[3]
二是软硬兼施,试图推动中俄加入对朝“包围圈”,构建“美日韩+ 中俄”的对朝施压框架.日本认为,中俄特别是中国与朝鲜有较多的经济往来,作用重要,[4] 可以对朝鲜有更大影响,如能把中俄拉入对朝施压包围圈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安倍多次表示：“将敦促主席、普京总统采取更加建设性的措施”[5],“以中俄为首,国际社会必须重视严峻事实,并加强施压”.[6]
日美“2+2”会议《共同声明》甚至明确敦促中国采取“坚决措施,使朝鲜改变一系列行动”.[7] 安倍积极开展对中俄的首脑外交.安倍与普京会谈时要求俄罗斯严格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案,给予朝鲜最大压力.[1] 在越南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峰会期间,安倍向主席和普京总统表达希望合作之意.[2] 除了“硬争取”外,安倍还“软示好”,谋求支持.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向及改善中日关系,就有谋求中国支持其朝核政策的考虑.
三是开展“地球仪外交”,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安倍再次上台后主张“地球仪外交”,强调外交不要单纯盯着双边,而是要开展俯瞰世界的战略外交.[3] 对于朝核问题,安倍强调“强烈向国际社会表达要紧密合作加以应对的必要性”,主张积极运用“国际包围网”[4],重点落在“澳大利亚、东盟各国、印度、欧洲各国”.[5] 安倍与澳大利亚首相特恩布尔在对朝进一步施压上达成一致[6],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就朝核问题“是深刻且重大的威胁,不能容忍”达成共识[7],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话确认对朝加强施压的必要性.
安倍还派自民党总裁外交特别顾问河井克行前往印度说明朝核问题的严重威胁性.[8] 安倍敦促与朝鲜关系密切的亚太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朝建立包围网.[1] 此外,日本还与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及法国外长等进行会谈,要求对朝鲜施压.[2]2018 年1 月,日本外相河野还出席了在加拿大举行的朝鲜问题外长会议,呼吁对朝鲜施加最大限度压力直至朝鲜弃核.
（二）安保上提升对朝威慑力
与之前日本历任政权侧重加强自身防卫能力不同,安倍政府除换装旧有雷达、开发二次警戒雷达[3] 等来提升收集朝鲜核导情报的能力之外,还特别强调“有必要谋求制止”[4],着力提升对朝威慑力.
一是巩固日美同盟,提升两国军事“一体化”.日美同盟是当前日本最重要的安保基础及资源,安倍强调“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十分重要”.[5] 在首脑层面,安倍与特朗普电话会谈,主张两国采取具体的行动提升防卫态势与防卫能力.[6] 两国首脑也确认,“两国间牢不可破的相互防卫承诺”,特朗普“再次承诺使用所有的外交、常规武器、包括保护美国的本土、领土、盟国”.[7] 在阁僚层面,日美“2+2”会议确认了两国在防空和导弹防御等领域内的职责分工.[8] 在军事合作层面,日本顺应特朗普要求大量引入美国武器,在日本2018 年防卫预算中,对外有偿军事援助（FMS）协议框架下的对美军事采购额高达4102 亿日元.[1] 此外,日美联合军演频繁,自卫队与美军“一体化”加强.2017 年7 月28 日,日本航空自卫队与美军在朝鲜半岛近海实施联合军演.[2]9 月29 日至10 月1 日,海上自卫队与美军实施联合军演.[3]11 月12 日,海上自卫队首次与美军三艘航母实施联合军演.[4]
二是升级反导系统,考虑迎击朝鲜导弹.日本当前的导弹防卫系统包括从海上拦截大气层外导弹的宙斯盾舰,及从地面击落进入大气层内导弹的“爱国者-3”.目前,日本考虑引进美军“陆基宙斯盾系统”,并引入6 反导拦截弹升级其本身配置的3 导弹,该系统可减少宙斯盾舰的拦截遗漏并兼具攻击性,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应对巡航导弹.[5] 日方还表态,不排除拦截通过日本上空的朝鲜导弹.在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上,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前田哲在回答有关自卫队迎击载核导弹的问题时表示：“因为迎击,使起爆装置等机能丧失,可避免核爆伤害.”[6] 防相小野寺在众议院安保委员会上也提出,基于2016 年生效的新安保法案可以将朝鲜向美属关岛附近发射导弹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7] 表示有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进行迎击,[8] 对朝施加心理威慑.
三是获得“先发制人”能力,准备对敌基地攻击.在2018 年防卫预算中,日本追加约22 亿日元以引进三种远程巡航导弹,计划在最尖端隐形战斗机F-35 上搭载挪威开发的“联合攻击导弹”J,将F-15 进行改装后搭载美国开发的“贾斯姆”增程型导弹（JAS-ER）和远程反舰导弹（LRA）.[1]这使日本自卫队获得了“先发制人”能力,攻击范围和攻击能力大幅提升.尽管日本宣称此举是为岛屿防卫所用,但对敌基地的攻击显然在考虑之中.[2]此外,日本还在自行开发用于对敌基地打击的高速滑翔导弹.
（三）经济上对朝追加单边制裁
安倍政府对朝实施单边制裁实质上是对美国“长臂管辖”的跟进,对处于困顿经济中的朝鲜进行经济施压.安倍多次强调：“日美两国对于反复进行危险挑衅的朝鲜,要共同施压、开展进一步的制裁等.”[3] 随着朝鲜核导能力的发展,日本的单边制裁越来越严.2016 年2 月,朝鲜进行第4 次核试验后,日本开始加强对朝鲜的单边制裁.[4] 因朝鲜接连发射导弹且部分导弹碎片还掉落到日本西部海域专属经济区内,2017 年3 月28 日,日本决定将对朝单方面制裁措施期限延长2 年,这些单方面制裁包括禁止人道主义目的的朝鲜船舶入港[5] 以及全面禁止与朝鲜的进出口.4 月,自民党朝鲜绑架问题对策本部向安倍建议,将访朝后禁止再入境日本的制裁追加至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朝鲜总联）的委员会委员.[1] 朝鲜进行第2 次洲际导弹“火星-14”试射后,日本内阁通过决议,采取措施扩大对朝鲜的单边制裁,制裁范围除了把涉及朝鲜核导计划者作为资产冻结对象外,还把涉及到的金融服务、运输以及包括煤炭在内的矿物贸易等三类列为新增制裁对象.此次新增制裁清单包括5 家团体、9 名个人.[2] 其中,日本把美国制裁的两个中国团体也列入了制裁对象.[3] 包括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内,日本对朝制裁对象扩大到共计63 个团体和79 名个人.为持续进行制裁,12 月15 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将19 个朝鲜团体列为新的资产冻结对象追加制裁,至此日本对朝资产冻结对象扩大至103 个团体和108 名个人.为强化对朝制裁,防止他国向朝鲜转移货物,海上自卫队还在朝鲜半岛西侧的黄海及日本海的公海进行警戒监视,并把有关情报提供给美军.[4]
二、对朝政策实施动因
尽管宣称要在“对话与施压”、“行动对行动”[5] 的原则下应对朝核问题,但当前安倍政府对朝政策更侧重“施压”与“行动”,体现出明显的进攻性,是一种“加大施压”政策.安倍施行此种政策,自有其复杂动因.
一是服务国内政治安保议题.对日本而言,朝核问题的严重化有利于推动国民选举在安保领域相对有经验的自民党来执政.在安倍政府陷入森有学园和加计学园丑闻而遭遇执政危机之际,自民党内有观点认为“安保领域是自民党和安倍首相擅长的领域,可能会使支持率回升”.[1] 在2017 年10 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就打着应对朝鲜威胁的“国难牌”,赢得选举并走出执政危险水域.同时,将朝核问题严重化,也可以促使国民在政治安保议题上变得积极,利于推动修宪和军事大国化转型,而这些正是安倍政府和日本保守势力长期致力追求的目标.根据日本共同社2017 年9 月2 日和3 日的舆论调查,主张针对朝核问题“强化压力”的意见占56.2%.[2] 对于获得对敌基地攻击这一“危险”能力,日本国民并未如以往那样反应激烈.[3] 安倍政府需要国民对“朝鲜威胁”保持高强度的认知,以此来推动完成其任期内最重要的“修宪任务”.此外,日本也想炒热朝核问题,利用国际社会的集体压力将“绑架问题”摆上台面与朝核问题一并解决.2014 年5 月达成斯德哥尔摩协议后,“绑架问题”已经发展到对绑架受害者进行重新调查的阶段,但之后陷入僵持状态.2017 年11 月1 日,第四次安倍内阁刚成立时,安倍在记者会上就将朝核问题与日本“极其重要的绑架问题”并列提出,表达早日解决之意.[4]“绑架问题”的性质与朝核问题有所不同,是日本固有的问题,安倍欲借多边朝核问题来解决双边的绑架问题的策略能否奏效,尚未可知.
二是担心朝鲜核导威胁成为现实.安倍政府强调正在面对的核导威胁与以往常规武器威胁完全不同,指出“危机已不再是观念,而是切实能感受到的现实”[1],主张必须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考虑到朝鲜对美国的核攻击能力还属有限的初步阶段,针对属于同一个民族的韩国使用的可能性也不高,日本认为自己最有可能成为朝鲜核攻击和威胁的第一目标.[2] 特别是,当朝鲜导弹展示出可打到美国属地甚至本土的能力后,美国能否继续给予“安全保护”亦未可知.日本认为,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权最优先的课题是阻止洲际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胁,如果这个目标实现,“美国将不再追求朝鲜‘放弃’核试验和导弹,而是寻求现阶段‘冻结’”,这样“朝鲜对日韩等国的威胁有可能被忽视”.[3] 与二战后的美国历届总统对价值观和世界秩序的重视不同,特朗普更倾向于短期获益的“交换式外交”,这又使日本担心特朗普还有可能采取“越顶外交”,越过日本直接同朝鲜进行交易.[4] 另一方面,美国不排除使用武力但又有意对话的对朝态度,在日本看来也属“不确定”因素.显然,日本的“加大施压”已经超出对美国配合的层面,而是通过强硬来表达明确的态度,做出示范甚至是“绑架”美国,防止美国“越顶”及“脱身”,并在国际社会内打造对朝鲜“围观效应”,以免出现日本独自应付朝核问题的困局.
三是防止东北亚地缘政治版图出现变动.安倍政府判断朝核问题已成为“新阶段的威胁”[5],认为朝鲜能力的提升使其开发核导的目的已超出维护自身安全而有朝地缘政治目标发展的趋势.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安保研究报告指出：“朝鲜的核打击能力不断增强,其目的将不仅限于现政权的延续与稳固,更将延伸到包括朝鲜半岛统一在内的多方面军事目标.”[1] 日本不希望朝鲜“拥核统一”,因为一个有核的、由朝鲜统一的半岛将对美国及日本形成不利的地缘政治格局.而韩国在朝核问题新形势下的动向,及其可能对东北亚地缘政治造成的影响,也推动日本努力“积极”应对.虽然文在寅政府对核武持反对态度,认为一旦在韩国部署也就没有理由再要求朝鲜弃核,但韩国核武装论正在崛起,访美的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在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会谈中就提及在韩国再次配备战术问题.而根据韩国《文化日报》8 月份的舆论调查,韩国国民赞成核武部署的比例上升至62.8%,比持反对意见的34.8% 要高很多.[2] 毫无疑问,日本不希望韩国自行研发出,因为“这势必会极大地改变东北亚战略环境,日本也会受到巨大影响.拥有了的韩国很难同美国继续保持现行的韩美同盟模式,美日韩安全保障合作也将很难实现进一步发展”.[3] 安保环境和安保合作模式的变化,必然导致东北亚地缘政治版图变动.日本对地缘政治变动的关切超出对朝核问题本身的担忧.
四是展示日本在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安保议题上的引领力.从20 世纪80 年代的“政治大国”思潮、“国际国家贡献论”到当前安倍政府的“积极和平主义”,日本注重追求国际影响力和引领力.受制于国际环境和国家实力,日本的着力点在重点区域和重点议题.由于有遭受打击的特殊历史,日本在国际核不扩散领域积极谋求领导角色.朝核问题是对核不扩散体系的挑战,安倍政府担心不加以严格控制的话,核不扩散体系将遭到破坏,而日本所要做的就是冲在前面予以迎击.安倍指出“这种现象有可能向世界上具有秘密开发和导弹野心的势力传送错误信息.如果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那么安全保障方面的威胁有可能像传染病一样向全世界蔓延,十分危险”[1],并强调要实现“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无核化”.[2] 安倍认为,朝鲜不断挑战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活动表明“为了对话而对话毫无意义”[3],主张逼迫朝鲜在“弃核还是崩溃”中加以选择.另外,安倍政府在朝核问题上对对话方式的“放弃”也有刻意区别于中国的意图,藏有谋求地区安保议题的领导权之意.日本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西原正认为,特朗普在阻止朝鲜核导开发上对中国的依赖是美国在亚洲降低地位的危险外交,并提出“一旦终止了朝鲜的核开发,事态将会如何呢？那就是中国对朝鲜半岛特别是韩国的影响力增强”,建议选择美日韩主导的解决之路.[4] 朝鲜通讯社也指出,日本“努力营造似乎其在地区安保问题上比谁都发挥主导作用的印象”,“就是出于在地区问题上抬高自身‘存在感’的自私目的”.[5]
三、日本朝核政策的影响
日本的朝核政策大受其以上“私心”影响,患有先天缺陷,难以持续.首先,日本在朝核问题中的地位及其自身不足限制其所能发挥的作用.由于日朝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加上受制于现行宪法、自身能力及影响手段的不足,日本“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1] 因为日本难以避免受制于美国朝核政策的主导,其“加大施压”必定会面临“小马拉不起大车”的困境.其次,日本想构建“美日韩核心”也难以真正形成.与韩国加强安全合作是日本“加大施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加上日本对与韩国同族的朝鲜过分渲染敌视,日韩安全合作是美日韩合作中“缺失的一环”,日本的“借力打力”想法难以实现.2017 年11 月,对于美军提议的三国联合军事演习,日本同意但韩国拒绝[2] 就说明了一定问题.受领土争议和慰安妇问题的影响,日韩关系还有变冷可能,[3] 从而影响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再次,日本朝核政策“隔靴搔痒”,并非“对症下药”.日本构建对朝“包围圈”,理论上虽可在各种场合争取世界很多国家的支持,但其在最重要的东北亚地区却是“破漏之圈”,得不到相关各国的支持.日本这种以非攸关方“周边”来包围攸关方“中心”的政策难以奏效,还使朝鲜看到“罅隙”并施展手段突破包围.若“加大施压”政策引发地区安全形势紧张,不仅会大为削弱日本的“良好形象”,还有可能影响到日本在未来和谈中的地位.早在2005 年和2008 年,朝鲜就因日本企图恶化区域安全形势而要“剥夺日本参加六方会谈的资格”.[4] 而日本对安保的重视和强化,只会加深朝韩及周边各国对日本的反感和不信任,削弱日本所追求的地区主导力.相对封闭的朝鲜对外经济依赖性并不强.一味的经济制裁不仅达不到效果,反而会造成人道主义危机及“安全倒逼困境”,迫使朝鲜走得更远.最后,日本的朝核政策更多关注日本自身的政治与安全利益,迎合国内强硬言论与安保议题,缺乏对地区安全的建设性关怀,这种战略短视也令其政策难以奏效.
此外,日本国内民意并不支持对朝一味强硬,而更倾向于外交会谈.日本言论NPO 公布的舆论调查显示,在日本赞成“美国对朝军事行动必要”的比例达20.6%,反对的占48.3%[1]；认为“解决朝核最有效的方法”中,赞成“六方会谈等多国间的外交努力”的占15.5%,多于“依据美国的军事行动”的8.4%.[2] 日本绑架受害者家属也呼吁领导人通过会谈早日解决绑架问题.[3]日本的朝核政策不仅不能够使朝鲜改弦更张放弃核导计划,反而可能会强化朝鲜对“不安全”的认知,对朝核问题的解决和地区国家关系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
第一,阻碍朝核问题的解决并有引发战争的风险.朝鲜半岛局势本身复杂敏感,需要相关各方谨言慎行,彼此轮番示强只会重走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老路.中国提出“双暂停”和“双轨并行”思路,俄罗斯提出政治对话、分阶段解决的方案,都主张先让局势降温,强调对话.韩国也强调“采取一切手段防止战争爆发”.[4] 美国摆在桌面上“所有的选项”也不排除对话.作为“六方会谈”的一方,日本的“加大施压”政策无疑会影响各国在应对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与和平努力背道而驰,使和平会谈的到来大为延迟.而且,日本“加大施压”政策也有让日本卷入战争的危险.朝鲜方面曾称,日本“军事上轻举妄动已越过红线”,“注定遭到核铁拳无慈悲的打击”[1],“参与
战争的日本的一切都将化为灰烬”[2].而日本一旦迎击朝鲜导弹,从朝鲜看就是进入了战争状态,有可能面临朝鲜导弹攻击.[3]
第二,加剧地区安全困境.日本自卫队更具攻击性的角色及其能力的提升令地区警惕和不安.[4] 日本宣称可以“合法”地为了盟国“迎击朝鲜导弹”,这无疑使2015 年新安保法案通过时那些对日本安全走向会变得危险的担心益加现实.“先发制人”能力的获得,使日本战后“专守防卫”政策变得脆弱.日本政府不认为对敌基地攻击违反宪法,[5] 而对于日本能否行使“先发制人”,2017 年3 月,时任防相稻田朋美表示：“不排除采取任何手段的可能性.”[6]
展开对敌基地攻击要使对方雷达基地“无力化”、要有精确制导导弹等,这都将大大改变日本当前的防卫体系,必然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与此同时,日本引进的“陆基宙斯盾”是美国“一体化防空反导体系”（IMAD）的一部分,也会进一步加深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7] 俄罗斯认为这是美国扩张其全球反导系统的一部分,将从东西两侧对俄罗斯实施钳形封锁,[1] 破坏太平洋北
部地区的战略稳定.[2] 加上“陆基宙斯盾”还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俄罗斯认为这将改变东亚力量平衡,对俄日安全关系产生“负面影响”.[3]“反导问题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和大国互信”[4],日方应当“慎重行事”[5].如日本防卫研究所报告所指,日本因自身军事活动扩大而受到的负面影响将会很大.[6]
第三,动摇美日“矛”“盾”关系.美国有意推动日本强化军备,特朗普在就任前就说“美国不是世界”,“日本面对朝鲜应实行自主防卫”.[7]对此,日本的选择是“理智的现实主义”,一方面沿袭战后路线与美国加强合作,让自卫队以“有意义”的方式支持美军,使日本能够履行作为美国盟友的义务,通过改变自己把美国留下来应对朝核；另一方面,增强自己的安保能力.
这都将动摇战后以来的美国是“矛”、日本是“盾”的安全关系——日本开始从“盾”转化为“矛”,而美国开始从“矛”蜕化为“盾”.2017 年3 月,防相小野寺明确提出“强化导弹防卫这个盾的同时,也要有巡航导弹这个矛”.
小野寺认为反击朝鲜导弹的“矛”的角色目前是由美国承担,但日本也应该有这个能力.他提出“为支援韩国,日本难道不能拥有可以攻击朝鲜的兵器吗”,还呼吁“希望美国方面强化‘盾’的作用”.[1] 日本追求成为“矛”和要求美国扮演“盾”,这是美日安全关系最终会发生“权力转移”的日本动因.在2017 年8 月,安倍曾表示不探讨“对敌基地攻击能力”[2],当时的理由是“在日美的职责分工中,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有赖于美国”[3].但时隔不久,日本就主动谋求成为“矛”的能力——决定引进巡航导弹.[4] 面对“内向的美国”,“积极和平主义”旗帜下谋求“军事崛起”的日本转变成“进攻之矛”的速度会加快.届时,日本会越来越多地承担美国在地区的安全角色,并最终从内部打破美日安全同盟.[5]
第四,损害中日之间的互信.日本夸大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责任”与“能力”,并时常“抹黑”中国,严重影响中日两国的互信与合作.日本对朝鲜的单边制裁不仅给中国造成声誉成本,也侵犯了中国根据国内法律规范本国企业行为的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对于中国企业和个人,如果有涉嫌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行为,我们会根据自己的国内法依法依规进行查处”[6],“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安理会框架外根据本国国内法对他国企业和个人实施所谓的‘长臂管辖’……尤其反对针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制裁”[1].
另一方面,日本以应对朝核威胁为名加强反导网络,其真正对付的目标其实是中国.[2] 日本的相关做法将损害中日安全互信,影响中日在半岛乃至东亚地区的合作.
四、结语
朝核问题关系着地区和世界的安全,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半岛无核化符合各方利益.但是与其他相关国家相比,安倍政府朝核政策缺少对半岛和平进程的设计,表现出极不负责任的姿态,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激化矛盾.管控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问题尚未激化时加以控制,这样控制成本最低,且后果危害最小.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回到有关各方和平对话的道路.日本应与地区有关各国一道促进半岛核问题早日重回协商对话解决之路,为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完稿日期：2018-2-28】
【责任编辑：曹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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