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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方面论文范本 跟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19491956年间的历史考察有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主题:意识形态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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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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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苏咏喜(1978—),男,湖北武汉人,博士,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  要〕1949—1956年,新中国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作为党的执政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并不会自动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为此,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破除旧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设施、规范和准则,通过思想改造、文化批判解构旧的意识形态;同时,建立新意识形态设施、网络和制度规范,并通过大规模宣传和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建构新意识形态,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此得以确立和强化,也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执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并轨,这些都为我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 键 词〕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8)04-0014-06

1949—1956年,新中国先用三年时间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随即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客观上要求上层建筑也要发生相应变革,以适应和维护新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理应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发展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同步性.在这一时期,“三座大山”虽然已经被推翻,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等旧意识形态并未立刻随着消亡,它们仍然影响着一些国民的思想,由此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会自动地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到国家意识形态在应然和实然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执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并轨在当时有无可能性?两者如何实现并轨?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何以必要

中国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党成立以后,党内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尤其以延安整风运动为高峰,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在七大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党从过去的革命党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由此,其意识形态更需要表达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的普遍性.正如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1](P84-85)此举的意义在于不断获取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资源.因此,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1.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之义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P98).中国革命的前途并非新主义社会,它只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和“桥梁”.要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要确立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政治上要确立人民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在思想文化方面要建立社会主义思想上层建筑,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国家层面和全社会的指导地位.

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造成思想文化领域异常复杂,指导思想一元化的要求和社会思想多元化的现实之间矛盾突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的经济成分导致不同阶级的立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各不相同.经济成分的多元和阶级构成的多元是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面临的客观现实和难题.这些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客观存在,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争夺主流话语权,如果党和政府对此放任自流,不主动作为,就极有可能造成社会的离散和失控;而从长远来看,新中国的成立、新生政权的巩固及新中国的发展强大都极其需要构建一个主流的、可以共享的意识形态.“尽管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自身的意识形态,但如果没有一种他们可以共享的意识形态,那么不同社会群体也很难生活在一个政治共同体里面,即国家.”[2](P114)因此,新中国要回应国内外对新政权合法性的质疑、要夯实合法性基础,开发与维护合法性资源,将政党意识形态通过政治社会化扩展为国家意识形态是明智之举,也是必然选择.

2.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是扫除旧意识形态的需要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应然和实然方面存在着巨大反差.新中国成立以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业已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基础,但他们长期反动统治的思想残留不会随其代言人退出历史舞台而立即消退,而是继续存活下来,仍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宗法封建思想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如三纲五常、愚忠愚孝、男尊女卑等封建意识,封建婚姻、迷信思想仍然广泛存在,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及其生活方式依旧有人信奉和追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对一部分国民依旧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部分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而成为其俘虏,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近代以来,帝国主义除了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之外,同时也利用宗教、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进行文化侵略,虏获中国人民的精神.“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学校与大学就有卅一所,神学院卅二所,图书馆廿九所,文化团体廿六个,中学校三百廿四所,小学校两千三百六十四所.”[3](P12)这些学校大都宣扬资本主义文化,鼓吹西方政治制度,其教员和学生大多有亲美、崇美思想,他们不可避免地把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散布到中国社会,主张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路,贬低甚至否定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努力.

这些剥削阶级的旧意识形态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格格不入,与中国的指导思想严重对立,不利于全社会思想的统一,不利于全社会塑造新的精神风貌以迎接深刻的社会变革,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与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些旧意识形态在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尚未确立的情况下,严重阻碍了党领导人民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步伐.所以,解构旧意识形态,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主导地位显得重要而紧迫,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3.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是统一思想、动员民众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普通民众对马克思主义还比较陌生,在意识形态建构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知识分子真正相信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为数不多,各种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发挥着广泛的影响,在国家层面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刻不容缓.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知识界和政界的争论和斗争始终十分激烈,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并非完全陌生,但普通民众知之甚少.首先,在新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并不是执政党,大部分时间处于秘密状态甚至是非法地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具有正常条件,宣传马列主义是被禁止的,甚至有坐牢和杀头的危险.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有限,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及社会上少数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们通过出版著作、撰写理论文章来阐释、宣传马克思主义,当然,这样的理论成果为数不多.再次,国民党当局为了阻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恶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他们攻击主张“共产共妻”、 提倡暴力,极尽“妖魔化”马克思主义之能事,让民众产生恐惧心理,从而达到其宣扬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目的,否定新主义革命的合理性.

在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地位独特,他们对全社会的思想信仰状况发挥着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被知识分子群体所接纳呢?对于这个问题,1957年3月8日在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对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曾有一个估算,“全国知识分子就算五百万吧,五百万里面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4](P251)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基础十分薄弱.

1949—1956年,中国面临着国民经济恢复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度的艰巨任务,需要统一的政治取向和思想取向以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力量来完成这一伟大变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来宣传和教育人民成为必然要求.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国家意识形态不能多元化,否则就会思想混乱、人心涣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反映了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具有政治整合、政治社会化以及提供合法性支持的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扩展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势在必行.

二、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何以可能

马克思早就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P11)这里的“理论”也泛指意识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1.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不仅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变化和发展方向,而且还为上层建筑发挥作用提供物质条件.1949—1952年,中国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从1953年起,中国正式提出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党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1956年,五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和国民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营经济占32.2%,合作社经济占53.4%,公私合营经济仅7.3%,个体经济仅7.1%,资本主义经济几乎为0.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比重合计为92.9%,已占有绝对优势和主导地位.在农村,有96.3%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基本公有化,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基本建立[5](P359-360);绝大多数手工业者也加入了合作社,建立起集体经济组织实现了公有化.以上都标志着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起来.

社会主义改造比原来预想的时间大大压缩了,“一五计划”也超额提前完成,加上抗美援朝等方方面面的重大成就和伟大胜利,有效打消了一些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疑虑和观望情绪,有力回击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对中国执政能力的质疑.这一系列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有力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了对和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扩展为国家意识形态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新中国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

2.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保障

恩格斯指出,国家政权是“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6](P253)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和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权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意识形态为政治统治提供思想理论根据,国家政权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实施提供重要的保证.1951年5月23日,刘少奇在《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的情况和过去根本不同了.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有了更好的宣传马列主义的条件.首先没有人禁止我们宣传马列主义了.”[7](P290) “现在宣传马列主义的人,不仅不会坐班房,如果宣传得好,还会受到大家的称赞,可以做模范,有很大的荣誉.” [7](P291)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要在全社会广泛传播、顺利发展和推进,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同样也需要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为其提供政治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马克思主义跃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3.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环境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要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除了物质条件、政治保障之外,还需要一定的思想文化舆论环境.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七年,党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层面的指导地位建设了有利的文化环境.在解放各大城市时,中国十分注重接管旧国家所掌控的报纸、电台、通讯社等舆论工具,禁止一切私人创办的新闻媒介,牢牢掌握舆论的控制权和话语权.同时,党开始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和改革国家的教育文化事业,以从根本上改观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文化环境.

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建设能够施加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他们既可以是意识形态最本质的创建者和担当者,又可以是意识形态最致命的批判者和颠覆者[8](P251).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支持.新中国成立初期,能否争取广大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对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社会的指导地位至关重要.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否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呢?分析道:“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4](P231)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广大知识分子对新政权和新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愿意在党领导下建设新国家,不少人成为工作骨干,他们已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为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创造了有利的文化舆论环境,也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三、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何以实现

1949—1956年,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是通过一系列“破”和“立”的活动实现的.“破”主要指破除旧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设施、规范和准则,通过思想改造、文化批判解构旧的意识形态;“立”主要指新意识形态的设施建设、网络建设和制度规范建设等,通过大规模宣传、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建构新意识形态,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此得以确立和强化.

1.意识形态设施破旧立新

新中国成立后,党清除了旧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机构、设施和制度,主要是在新闻、宣传、教育、文化等方面肃清旧制度,破除旧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上层建筑,同时建立起党对人民的宣传网和新中国意识形态管理体制.

首要的是建立健全领导制度和领导机构.在党政两个系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领导机构和行政机关.党的系统中明确及地方各级党委宣传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制定具体政策,并通过行政系统贯彻执行.在行政系统中,政务院下设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指导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科学院等国家部委的工作.地方政府也建立了与政府的对口机构.

早在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党就十分注重接管城市的通讯社、报纸和电台,牢牢掌握这些舆论工具.对外国和民间举办的新闻、广播、报刊、教育等事业进行清理整顿和社会主义改造,将其逐步纳入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控制之下.新中国成立后,党把传媒的性质首先界定为“党的喉舌”“阶级斗争的工具”,突出其在党的领导下的政治宣传功能.政务院下设新闻总署,管理新闻宣传事业.机关报——《人民日报》成为全国的新闻舆论中心之一, 地方党委也陆续办起自己的机关报;新华通讯社成为全国统一的国家通讯社;党和政府还加强了对出版系统的管理,书刊杂志也被党认为是进行思想斗争、教育人民的重要工具.

教育是向公民提供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的强有力的政治工具.1949年底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改造大学意识形态的构想:开设马列主义政治课,建立党团的组织,建立针对师生的政治工作制度.在破除旧教育制度和设施方面,新政府要求彻底消除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影响,有美国背景的文化教育机构转由中国政府主办,宗教团体转为中国人民团体接办[9](P514).1951年11月30日,发出指示:取缔国民党在各级学校的党团组织,废除国民党的政治课程和训导制度,在思想教育体系方面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52年,又作出指示:要求对教职员工和学生开展“思想改造工作”,通过向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遗迹”[10](P104).特别强调党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领导,认为资产阶级正在高校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必须选派得力的干部到这些学校任职,建立起强有力的党的领导[11](P152).经过几年的改造,高校的地位、组织及人员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牢牢掌握在人民政府手中,成为人民的工具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2.国家意识形态去旧立新

立新首先要破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不加以批判和清除,马克思主义就难以获得意识形态的生长空间.

在肃清封建主义方面,党和政府结合土地改革、扫除黄赌毒、改革婚姻制度等运动,清除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遗毒.例如,在土改运动中,党向农村派出大批工作队,加强领导土地改革.工作队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党的政策,同时举办短期培训班培养农民积极分子.农民要翻身首先在心理上要翻身.因此,工作队组织贫苦农民“吐苦水”“挖穷根”“算剥削账”,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目的是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认清其被剥削、贫穷困苦的根源,激发农民同地主斗争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清理资产阶级思想主要在文化艺术界展开,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俞平伯是“新红学派”的代表者之一.1954年9、10月间,两位文学青年先后在《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发文批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评价,文章认为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其基本观点是“反现实主义唯心论”,这一学术争论引起了的重视.1954年10月31日起,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联合举行多次扩大会议,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批判.1954年12月初至1955年3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先后召开21次会议对胡适在文史哲、政治学等方面的思想进行批判,全国许多报刊陆续刊登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和实用主义哲学.

为配合抗美援朝,党进行了全国性的宣传与动员,爱国主义空前高涨,思想界和文化教育界掀起了一场批判帝国主义的热潮.进行这样的批判就是要打破那种中国可以不经过新主义革命,通过“教育救国”“知识救国”“科学救国”“工业兴国”“卫生救国”走资本主义改良道路,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要在全社会不断打破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文明就是中国的前途的幻觉,确立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思想,确立社会主义才是当代文明真正出路的思想[12].

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七大确立了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既是党的主席又是人民政府主席,兼党的领袖与国家领袖于一身.实现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并轨,需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思想.1950年5月,成立《选集》出版委员会,在全国发行《选集》以满足全党和全国系统地学习著作的要求;1950年10月,《选集》第一卷正式发行,发行量达60万册;1952年4月至1953年4月,《选集》第二卷、第三卷相继出版,思想在全国得到广泛传播,对新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3.知识分子改造一新

中国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团结教育、思想改造旧社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举措.

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全面的,以教育界为重点,涉及到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师,大学老师是主要对象.这一时期,一场被称为“洗澡”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教育界普遍展开.据相关学者研究,91%的高校知识分子、75%的中等学校教职员工和绝大多数小学教师、80%的大学生参与了这场思想改造运动[13](P201).经过改造,一些依附于民间形态的科学文化机构的知识分子结束了“漂浮”“游离”于体制外的状态,丧失了所谓“自由职业者”的生存空间.同时,新中国建立起来的“单位”制度将所有人变成为“单位人”,知识分子由体制外变成体制内,进入各“单位”成为“国家雇员”,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

除了改造知识分子,党和政府也十分注重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出发,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国人民大学和一些高等学校纷纷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系科,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调整院系,整合资源.党还从基层选拔优秀干部进入大学,以短期速成班的形式培养提高.这些措施都具有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意义.1952年9月1日,发布《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指出:在中国人民大学创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各大行政区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举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在高等院校、中等学校配备政治理论课程助教等具体措施[14](P318).高等院校和其他学校贯彻党的指示,普遍开设公共政治理论课并延续至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项重要举措.

知识分子的面貌经过改造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5](P16)

结语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6](P93)当前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形势与任务虽然与1949—1956年的情况大不相同,但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第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提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力、解释力和话语权,提高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度;第二,正确区分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用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的办法不能解决学术争鸣,也无益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第三,正确处理国家意识形态一元化与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关系,敢于“亮剑”,决不搞意识形态多元化;第四,将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与人民的现实利益紧密结合,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业绩,让人民在分享国家社会不断进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利益中不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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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永年.再塑意识形态[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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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历史:第2卷(上)[M].北京:党史出版社,201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M].北京:文献出版社,1992.

[8]童世骏.意识形态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文献出版社,1992.

[10]党史研究室:党史大事年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M].北京:文献出版社,1993.

[12]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教授(上)[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8).

[13]于凤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1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M].北京:文献出版社,1992.

[1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M].北京:文献出版社,1994.

[16]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此文点评:本文是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意识形态和19491956和马克思主义相关意识形态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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