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执行文化缕解与当下之路,该文是有关执行参考文献格式范文跟创新之路和中国传统和文化类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执行论文参考文献：
尚绪芝,字凤春
（天津工业大学,天津300387）
摘 要：
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执行文化,在执行的内容、方式、理念上会有很大差异.中国古代丰富的社会实践、社会政治及管理体制孕育了特色的执行文化,使中国传统执行文化表现出不平等性、缺乏意识、忽视个体利益、崇尚威权、关注人情等特征.这些特征折射出传统社会的发展概貌,与传统社会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契合.传统执行文化的这些特质融入现代社会管理时,则成了一些不适应的介质,使现代执行文化表现出执行信仰一定程度的缺失、官僚主义时有发生、执行文化调试创新程度不够等问题.深入分析传统执行文化,挖掘其合理内核,以提升执行力为核心,创新执行文化,助力改革发展.
关键词：传统；执行文化；执行力
中图分类号：D6；G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8）０1－0029－07
“执行”,这是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概念,已经深深融入了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辞海》收录的“执行”词条中,“执行”主要有两种意思：一是指“把政策法令或计划等付诸实施”；二是指“在法律上,指依法定程序将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和立即执行的判决和裁定等付诸实施”
［1］(p.806).无论是哪个层面的含义,“执行”都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也正是基于“执行”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古今治者都非常重视执行及其相关问题.中华先民很早就意识到执行的重要性,在社会活动中形成了较具中国特色的执行文化,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对中国传统执行文化形成原因及特色进行梳理、总结的研究成果不多,对于传统执行文化与现代执行文化之间关系进行阐述的论文也不多见.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过：“个体自我的每一次伟大的提高,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2］(p.114)个人尚且如此,国家民族发展更是如此.因此,探究中国执行文化的历史渊源,对于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传统执行文化,正视现代执行文化中的历史印记及如何创新和改造执行文化,服务于当下的行政改革,提升行政执行效率将有所裨益.
一、传统执行文化形成溯源
执行文化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中国古代社会流传下来很多直接彰显执行文化的古语,如老子的“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古今事业必成于实”［3］（p.190）、荀子的“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4］(p.19)、清代唐甄的“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等.这些古语流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阅价值.我国古代的先民,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所以在凝聚古代颇具特色的执行文化时也缔造了秦皇汉武、康乾盛世等辉煌,不能不说,执行文化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起点是夏朝.夏之后的商、西周两代,从某一角度上讲是神权法思想产生、发展、衰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虽然也有执行,但是在天、人的关系上,人的积极性、主动性方面表现得还不是很明显.天命在执行中处于主导地位,常讲“受命于天,恭行天罚”.因此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古代执行文化的起点可以溯源到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思想勃兴的时期.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勃兴的时代,形成了思想“百家争鸣”的发展盛况,经过思想砥砺、碰撞、融合,形成以儒、墨、道、法、阴阳等多家思想流派,虽然这些争论停留在用何种意识形态、治国思想引领国家的发展方向,却为中国传统执行文化的探讨提供了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氛围.这个时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是开放的思想以及开放的思想发展观念［5］(p.62).在这个时期,虽然没有产生关于执行的高深理论,也没有很多直接的对于执行文化的细节方面的关注,但这些思想针对社会现实所提出的关涉国家及社会治理的方略,为百花齐放式的执行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进入秦汉以后,无论是秦朝的专任法治,还是汉朝的渐尊儒家,都需要排除其他的思想学说,都需要论证所依靠的治国理政思想优于其他学说.而为了维护统治者所尊崇的学说的重要地位,除思想认同的动员外,更是运用行政的力量,通过执行行为捍卫所尊崇的学说.最有说服力的行为有秦朝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行为在当时来讲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表现为思想的统一有利于政治的统一,而政治的统一对于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制度创制、建制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从另一角度讲,思想的一元局面很难实现文化的多元,反映到执行文化中则是使执行文化出现了保守的倾向.
秦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民族分裂与民族融合时期.在此时期,秦汉所奠定的思想基础依然在延续,儒家思想的独统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并通过深入立法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如此,由于此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在延续主流价值观念的同时其他思想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如律学.这一时期执行文化一方面表现出更加坚定地维护儒家思想的倾向；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执行文化也是一鲜明的特色.儒家思想的发展、少数民族因素的融入以及门阀士族势力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及特权化倾向的加强,使这一时期的执行文化也表现出差异性的特征.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奠定古代执行文化主流基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国家的繁荣富强、多彩的社会生活为执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以唐朝为代表,引领执行文化的指导思想是唐太宗提出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治国安邦的总方针.这一指导方针反映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是“立法简约宽平”“用法务在宽简”“慎刑慎杀”“一断以律”“惩革弊风”等一系列社会治理措施的出台.唐朝的执行实践为中国传统的执行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这些新的元素包括执行中的务实、执行中的民本思想、执行中对平等的追求等.
隋唐以降的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承前”是因为作为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封建因素、封建传统依旧在抗争中延续；“启后”是因为在延续传统封建因素的同时也孕育了冲破封建走向近代的一些新的因素.在这一时期,伴随着封建因素的日趋衰颓,文化方面的保守导致了执行中的日益僵化.这一阶段执行文化表现出的明显特征是执行中威权主义的色彩,反映到具体的社会行为中非常典型的事例就是明清时期大兴的“文字狱”,文字狱不仅仅是执行文化保守主义、威权主义的反映,更是封建经济基础的日益衰颓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反映.
二、传统执行文化的主要特征
中国古代执行文化的特质是我国古代特色的社会土壤而孕育的,由于每个朝代的社会发展是在基本统一及文化没有出现断裂的情况下发展的,因此使古代的执行文化表现出共性之上又有一些特殊性的发展特点.中国古代的执行文化表现出如下几个主要特性.
（一）不平等性的执行文化
执行过程中关乎执行主体和执行对象的双方主体.依据现代意义的价值要求,两者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在古代社会的执行活动中,二者并没有平等过,而这种不平等是在法律的保护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的.
执行的不平等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充分的制度保障.王位世袭取代禅让制之时,就埋下了不平等的种子.而这颗不平等的种子,在西周时期得到茁壮成长.西周所提供的“养料”就是宗法制和分封制.西周以宗法制为支柱,在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个阶层中构筑起稳固的政治大厦；西周以分封制为基础,为认同及支撑这种建构的“政治大厦”提供了经济保障.因此,在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一种宣示,“小宗服从大宗”是一种不可破坏的规则,反映到法律领域,则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原则.
西周社会发展中的诸多制度构建,对于奠定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基调起着开创作用.执行文化方面也不例外.西周社会这种的对不平等的宣扬、保护为后世所沿袭,并在诸多的朝代通过制度设计表现出来.比如,汉代确立了儒家的独尊地位,而儒家思想的基本思想内核之一是强调等级差异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当”“八议”“九品中正”制度,允许贵族官员按照等级的占田制度、维护尊卑良贱等级关系的婚姻制度等,都成为执行过程中贯彻不平等原则的“尚方宝剑”,使在执行过程中的不平等特性进一步彰显.
（二）缺乏意识的执行文化
“”一词,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希腊,原义是“民众的统治”.的实践向人们昭示它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价值之一.虽然传统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但是我们没有孕育出的价值.虽然如此,基于对价值的现代认同,本文依然要用的标准考量中国古代的执行文化.
的实施中需要制度框架的设计,但的实现最为重要的是“民众”这一根基.然而在我们的古代社会,运行所需要的两个基本条件,我们准备得不好.首先,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制度设计.因为的制度设计一定是基于运行双方主体的平等而为的,但在中国古代社会,正如前面所讲,重法律宣示和保护着不平等,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制度的设计者来讲,不能也不愿设计出平等的制度.其次,的实现需要相对独立的民众.而中国古代社会的众民都不是独立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是基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社会关系链条上的个人,在每一个链条关系中都充斥着遵守与服从,都存在着不可随便跨越的藩篱.
如果一个人要想打破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可能就会被冠以“不睦”“不孝”“不悌”等恶名.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就执行者而言,平等不是首先要考虑的价值,效果才是其追寻的目标,为了这一目标可以采取各种手段,甚至采取恶劣手段也应该得到宽容和理解；就被执行者而言,平等也不是其首选的价值,遵从已成为一种惯性.
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安排、执行的社会土壤没有给意识的成长留有些许空间,因此表现为执行过程中意识的缺乏.
（三）忽视个体利益的执行文化
无论是执行过程的不平等性,还是执行过程中意识的缺乏,反映到现实的执行中则是对个人利益的忽视.顺畅的执行过程、良好的执行效果应该是执行主体与执行对象二者寻求共同基点达成的过程.但是古代的执行制度的设计中很少考虑到执行对象的利益、感受,在执行的过程中通常都是“我要你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不能怎么样”的思维逻辑.当然这样的思维逻辑和执行方式并没有事事都遭到执行对象的奋起反抗,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是古代社会集群主义的观念远比个人主义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个体很少会脱离一定的关系思考个人的问题；二是个体对威权的崇拜和遵从.中国古代社会对威权的崇拜是深入人心的,对于执行者执行地位的崇拜、认同,导致被执行对象对执行者的执行行为多是认同的.所以从古代中国的执行的过程、执行的社会土壤来分析,执行过程是忽视个体利益的.
（四）威权主义的执行文化
中国古代的“官本位”思潮,“明君”“清官”的社会期待助长了威权主义的执行文化.在威权主义的执行文化下,执行者对执行权力的三个方面是认识不清的：一是对执行权力的来源认识不清,不能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深刻道理运用于正确认识自己的执行权力当中；二是对执行权力的约束认识不清,在法律意识还不够普及的古代社会,很难将权力和法律联系起来,更不会将权力运行置于法律框架之下；三是对于权力的指向认识模糊,虽然古代有“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的为官之训,但由于缺乏具体的制度约束,这样的为官之训也仅仅是在个别的清官当中存在,而不是普遍存在.对于绝大多数官吏来讲,通常都存在着一种“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的执行理念.在威权主义的执行文化下,就执行对象而言,则是普遍认同执行者的威权,并且善良地期待着通过威权能够公正实施就好.
（五）人情脉脉的执行文化
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情社会.人情社会形成的重要渊源在于中国古代社会曾经有非常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是依据血缘关系来安排社会制度的,这为人情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社会服务还不够充分的古代社会,与个体相关的诸多问题的解决不得不仰仗家族、近邻、朋友、姻亲等,所以铺就了庞大的社会关系网.在这样自发网罗的“社会大网”中,执行文化也身置其中,使古代的执行文化表现出一种人情脉脉的特征.
三、传统执行文化之流弊
对现代执行的影响
执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锻造、调试而逐渐形成的.虽然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执行文化有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所积淀的传统执行文化在其推动古代社会发展中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正确审视传统执行文化利弊得失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传统执行文化对人的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力.这种影响或隐形或显性地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就可能爆发出来,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流弊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现在的执行活动.传统执行文化之流弊对现代执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执行信仰一定程度的缺失
执行信仰是在执行过程中的一种精神依靠力量.这种信仰能够帮助克服执行中的困难,能够让执行的人不至于迷失方向与目标.中国古代社会的执行过程中很少有对执行行为、执行过程的理论性、系统性的思考.这样的一种文化传承,加之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复杂多样性也影响现代的执行活动,突出表现为现代执行行为中的下列倾向：一是目标主义倾向,即在执行过程中更多关注目标,而不是更多关注过程、关注手段、关注理念；二是功利主义倾向,即作为执行主体在执行的过程中对自身在执行的过程中,用功利主义的思维考量执行行为能够给自身带来多大的利益,带来多少机会或者是否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在这样的一种功利主义的思维模式下,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执行者有时就会考虑选择性执行,导致执行的偏差,从而影响执行的效度.以上的执行偏差,说到底是没有良好的执行信仰,这样的一种情况与我国正在进行的各项事业是不相适应的,因此需要花大力气在凝炼执行信仰上下功夫.
（二） 官僚主义在执行过程中时有发生
官僚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征.由于官僚主义深深地嵌入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长期的实践中,也培育了其根植的土壤.官僚主义的影响是深远的,直至现在,官僚主义在现实的执行活动中还时有发生.
官僚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的主要原因及表现有三.
一是在执行主体的自我认知方面,很多执行主体受官僚主义的影响,潜意识中就认为自己是官员或“官老爷”,手中握有能够决定某些人或前途或命运或利益的权力,自己的好恶或者执行对象的表现往往成为其执行的风向标.这样的执行主体,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并没有牢固地根植于执行者的内心深处.
二是在执行对象的角色认知方面,执行对象在长期的官僚主义的浸染之下,对执行者更多的是支持,对于凌驾其上的执行者更多的是认可.在任何一种执行文化中,执行对象对执行主体地位及行为的认可与支持都是必不可少的方面,而这种认可与支持是构筑某一类型执行文化的重要方面.
执行对象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宽容更加助长了执行中的官僚主义.
三是在执行的举措与效果方面,由于官僚主义的存在,作为执行者会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所以在采取具体的执行举措的时候,有时会有颐指气使、“一言堂”的倾向,因此会将执行对象置于执行的对立面而不是当作与执行者自身具有平等地位的主体来对待.正是因为官僚主义影响下的执行者与执行对象之间没有建立起平等的执行关系,特别是随着执行对象的日益觉醒,这样的执行关系容易出现不稳固的情况,导致执行难或者执行过程中一些意外情况的出现,最终影响的是执行的效果.
执行中的官僚主义,是我国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障碍,是现实社会中影响官群关系的重要方面,与我党的宗旨是不相适应的,与群众对党和社会的期许也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力戒执行中的官僚主义.
（三）调试、创新程度不够
文化是历史的,但同时又是现代的.之所以说是“历史的”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通常都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而在其形成的过程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该文化的形成发挥作用；之所以说是“现代的”是因为文化一旦形成之后,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通过持久的渗透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之中体现出来的.因此说任何民族的文化通常都不会轻易被割裂、被抛弃,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事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承认文化的历史性、现代性兼具的特点,并不意味着承认文化具有永恒性.文化的历史性与现代性关系的密切程度取决于文化在传承过程中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
正如前面所讲,中国传统社会诸多因素的发展铸就了中国传统的执行文化.传统的执行文化在推动传统社会发展进步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不止一次地创造辉煌,助力世界文明更为多彩地发展.然而当传统的执行文化面对现代多元的社会发展的时候,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现代社会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很多都能够归根溯源到传统执行文化面对问题的调试能力不足、创新力度不够.
面对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现状,传统的执行文化需要调试,更需要创新.一是因为传统执行文化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上层建筑发生变化.中国传统的执行文化所处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执行活动面对的是相对简单的社会关系；而在现代社会我们所处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对的是国内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剧烈的变化、调整,还要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世界联系得越来越密切的社会现实对国内社会关系的冲击.二是因为传统的执行理念、执行方式、执行效果的考量标准与现代的执行活动的价值追求有明显的差异.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执行中好古、恋旧之风盛行,在执行过程中,积淀形成一些耳熟能详的谚语,如“信而好古”“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凡事要好,须问三老”等,这使古代的执行文化表现出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倾向.古代的执行文化侧重追求的是“稳”,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执行文化侧重追求的是“效果”,是执行者与被执行者之间的互动、执行目标的达成,
需要在尊重人权、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进行.
四、以提升执行力为核心,创新
执行文化,助力改革发展
文化的生命在于创新.中国传统执行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需要在现代的执行过程中加以改造、再造,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传统执行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需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使执行文化在传承中得以发扬光大.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型的社会关系对执行文化有更高的要求.然而,传统惯性及现代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使当下中国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学者李清华将当下中国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概括总结为“十大顽症”：一是对抗执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二是逃避执行,推诿扯皮,推卸责任；三是歪曲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四使附加执行,加塞搭车,地方保护；五是盲目执行,素质不强,能力平庸；六是机械执行,照抄照搬,唯上唯书；七是选择执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八是被动执行,不推不动,消极怠工；九是越位执行,贪权争利,胡乱插手；十是虚假执行,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6］(p.13).笔者认为,该学者对当下我国执行过程有比较深刻的体察,对执行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深深不满.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乱象不是执行过程中的普遍现象,而是个别现象.这些乱象的出现也恰恰表明执行行为的表象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制约因素,如执行理念、执行价值、执行方式、传统惯性等,这也充分表明了探讨执行文化的重要意义以及面对新时代创新执行文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面对当下中国执行过程中的个别乱象,创新执行文化就显得更为紧迫.关于执行的问题,在就《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草情况向全会作说明时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7］.虽然所言的是偏重于讲法律的执行问题,讲法律的执行在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其所言对于符合时展的执行文化的建设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无论是执行过程中的“十大顽症”,还是具体落实到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的种种不端表现,归结起来,都可以指向执行力不强这一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推进执行力建设,提升执行效度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
首先,通过制度建设解决行政执行力的问题.事实上,从秦朝到民国,受儒家文化思潮的影响,我们执行的都是中华法律体系建立起来的诸多律法、央地关系,都无法避免儒家文化建立起来的“正统思维”.这也就造成了一直以来的中华传统执行力思维的单一性.民国以来,虽然资本主义法治体系在中国产生了萌芽,但由于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无法形成具体的执行体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尊崇马列主义,不断地结合我国体制,逐步更新完善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一步完善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中华法律体系,逐步完善了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为执行文化建立起了执行依据和执行基础.
其次,通过群众普法推动执行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奋斗目标,强调要从加强立法转向更加注重法的实施,强调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实现建设法治中国的总体目标［8］.但是,全会召开已经过去了两年,我们全国各地关于法治中国建设还依然流于形式,若要本着“大家来找茬”的心态去比较,也只不过是数值上的变化而已.对于法治建设的落实,几乎没有任何进步性可言.中国法治建设的盲区不是宣传,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就网上点击率最火的纪录片《》来看,里面涉及的方方面面无不在告诉我们中国的法律执行程度有多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造就了中国法治建设在执行力上的绝对盲区.为什么形成这种现象？归根结底是群众普法不到位的问题.一直以来,我们注重群众保护自身利益的问题,却最终忽略了群众落实执行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及思考.
最后,通过加大对不作为、乱作为的监督、惩治力度,强化执行主体的执行力建设.执行力不强通常表现为不作为、乱作为.执行力的提升需要制度设计,需要正向推动,但也需要反向惩处,即对执行力不强的部门或人,加大监督的力度、惩处的力度,通过警示、处罚、教育等多种途径,提升执行部门坚定执行的意识、不折不扣执行的态度,并将提升的成果落到实处,提升执行效度,助力改革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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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范斌.中国行政执行力文化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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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D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28/c_1113015372.htm,20141028.
［8］封丽霞.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J］.当代江西,2013,(3)．
［责任编辑：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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