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践耳：实现了交响梦的作曲大师,本文是关于作曲类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朱践耳和交响梦和作曲大师类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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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8月15日圆了“交响梦”的作曲大师朱践耳完成了自己一生的夙愿离开了我们,中国音乐界哀声一片,惋惜、悼念、缅怀、颂扬的文字见诸报刊和网络.
朱践耳1922年生于天津,在上海长大,原名朱荣实.童年时父母双亡.自幼喜爱音乐,因崇拜《义勇军进行曲》作者聂耳,为追随其道路改名践耳.“抗战”期间,一些亲朋好友先后去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唯独满怀爱国热情的20岁的朱践耳却患病卧床三年,“靠借来的小收音机,从广播中听了不少交响名曲”,在“备受心灵痛苦的煎熬”的同时,“从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中找到了感情寄托,得到了鼓舞”.从此朱践耳就萌生了“交响梦”.
然而,在国家兴亡和人民解放大业面前,首先要去实现“革命梦”.1945年病愈后的朱践耳奔赴苏北参加新四军“前线”剧团.根据部队的战斗生活的需要,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拉手风琴、编曲、指挥乐队、写歌曲、当军乐队队长,干哪样都满怀.集体创作的《淮海战役组歌》中的痛快淋漓、欢庆胜利的歌曲《打得好》就出自朱践耳之手.
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身着军装的朱践耳出现在亲友面前,我有幸第一次同他见面.那时27岁的朱践耳是满脸黑胡茬的军乐队队长,而我还是个才14岁学小提琴的少年.有缘的是,他的爱人舒群同志姐妹二人（她们原姓和,是纳西族人）早年在贵州读书时就是我两位姐姐（黄晓芬、黄晓苏）的亲密无间的同学、好友.上海解放前夕,我二姐黄晓苏又同舒群同志因从事地下学生进步活动,被国民党特务追踪而一同投奔苏北解放区.我们两家的持久深厚友情永远埋藏在我心中.我一直亲切地称呼他们“朱哥哥”“和姐姐”.
以后,朱践耳转业到电影制片厂工作,为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写配乐.其中最突出的是为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写的标题为《翻身的日子》的民乐合奏.鲜明的民族旋律和节奏由衷地表达了亿万中国农民分到土地欢庆解放的心情.此曲长期成为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开播节目的片头曲,深入人心.后来储望华将其改编为钢琴独奏曲,广为流传.2005年朱践耳又将它改编为常规管弦乐曲,同时运用了中国民族乐器的演奏法,易名为《欢欣的日子》,另具独特韵味.
1955年,朱践耳被国家选派到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作为干部进修的研究生,学制是三年,朱践耳觉得自己“底子”太薄,因此向打报告,请求改为本科生学制五年,有幸获批准,从而能够扎扎实实地练就作曲的基本功.我有幸与朱践耳再次相见就是同在苏联留学期间.1954年我也被国家选派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专业,因此我们成为留苏同学.自那时起,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朱践耳追求“交响梦”的创作实践的见证人之一.
莫斯科音乐学院专门从院外为三位学习作曲的中国留学生（朱践耳、瞿维和邹鲁）聘请了资深教授谢尔盖·巴拉萨尼杨.他是亚美尼亚人,早年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当时是塔吉克共和国的功勋艺术家.在他的指导下,朱践耳在一、二年级时期,先后学习了民歌改编以及艺术歌曲、钢琴独奏曲、弦乐四重奏和无伴奏合唱的写作.三年级时朱践耳开始跨入交响乐领域的创作,1958年完成的管弦乐《节日序曲》一炮打响,成为他第一部成功的管弦乐曲.他参考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同名作品,借鉴其规范的奏鸣曲式,但是主题旋律、和声调式、节奏律动、配器色彩完全是中国民族风格.例如开头小号的引子主题具有唢呐的气派,主、副部主题都是五声性的徵调式,乐句间贯穿了中国锣鼓的典型节奏.该曲经主科老师推荐,1959年7月25日由阿·别洛乌索夫指挥,苏联国家大剧院乐队录音,被苏联国家广播电台作为永久性曲目*.该录音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新作品交流会上播放,“在座师生们大感意外,对中国留学生刮目相看”.1960年4月,该曲由莫斯科音乐学院乐队连演三次,该演出的节目单介绍有幸由我撰写（理论作曲系学生的专业实习活动）.1959年国庆十周年音乐会上由黄贻钧指挥上海交响乐团首演并录制唱片.
1959年3月至1960年6月,即四年级下学期和整个五年级,朱践耳全力以赴地投入为诗词谱曲的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的创作.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正逢诗词第一次公开发表.读了这些诗词,我觉得形象生动,诗意甚浓,每首虽然只有八句,内涵却很丰富,引起了我丰富的艺术想象,在音乐上大有用武之地,自然而然地灵感就来了,水到渠成,……我见到当时国内已经发表的诗词谱曲的作品,大都是独唱,少数有合唱,于是,我想开拓一种新的写法：要按照交响曲和歌剧的思维来构思,使之具有交响性、戏剧性和史诗性,还要运用交响乐队作多色调地、多角度地烘托、强化、发展,方能使艺术形象丰满起来,把字里行间的深层次的内容呈现出来.”
他明确表示作品突出的“不是画卷,是诗篇”.他说：“我抓住‘长征’这个核心主题,选用了在长征前后陆续写的内容各自独立的诗篇,构建成一部完整的交响套曲.但作品并非长征大事记,丝毫没有翻雪山、过草地这类具体描写.不是纪实,而是写情,写精神.在乐章安排上也不是诗词的写作年代顺序,而是根据交响曲的结构套路来选材、来安排.”
此外他把作品体裁名称确定为“交响曲-大合唱”（Symphony-Cantata）,强调“器乐与声乐并重”,并注意全曲结构“一体化”,布局严密：第一乐章《六盘山》（混声合唱,男高音领唱）,采用奏鸣曲式,是秋高气爽、壮志凌云,回顾长征历程的“开篇”；第二乐章《井冈山》（混声合唱）,是一幅森严壁垒、英勇战斗的“速写”；第三乐章《大柏地》（女声二部合唱）是一幅浪漫抒情的“美景”；第四乐章《十六字令三首》（男声合唱,女声伴唱）,回旋曲式,是一场勇往直前、急速进军的“画卷”；第五乐章《娄山关》（男低音独唱）是对长征的哲理沉思的一篇“悲壮的铭文”；第六乐章《长征》（混声合唱）,奏鸣曲式,具有总结概括意味,与第一乐章遥相呼应,是一首史诗性的“颂歌”.全曲声情并茂、气势磅礴地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永载史册的丰功伟绩,启迪后人继承革命先辈的事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部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作品,创造性地将西方大型交响声乐套曲的传统技法与中国民族音乐素材相结合,达到了当时同类作品的最高水平.半个世纪过后的今天它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不愧为一部载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册的杰作.应该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期间创作的《节日序曲》和《英雄的诗篇》是他实践“交响梦”的良好开端.然而后来的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使朱践耳的“交响梦”不得不中断.
1960年回国后,中苏关系紧张,形势十分严峻.于是他又自觉地再次转向“革命梦”,写了大量的革命歌曲.例如广为流传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他认为,从1960年到1978年是十八年断层（包括前六年的迷途,中间十年的荒唐压抑,后两年的反思）,不仅毁了他的“交响梦”,也使“革命梦”被扭曲和变质.
“”后,他专程到北京,经过多方访问,深入了解“”实情,思想上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再加上多次深入贵州、云南、西藏等各地民间音乐中去,那种从土壤中、从人的心灵深处发出的神奇音响震撼了他,使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音乐天地.从此,他的“交响梦”不仅有了质的升华,并且与“革命梦”也不再相互排斥,而是“两梦统一”了.他总结说：根本原因就在于对“革命”一词的内涵也有了全新的、开放性的、深层次的理解；对人性、人生、世界、历史有了深入的剖析和真切的感悟,促使我大步赶上前去,终于在鲜活而踏实的“现代派”“先锋派”层面上圆了我的“交响梦”！这在我的音乐创作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于是依照作曲家自己的归纳,1960至1966年是“大走弯路的六年”.1966至1976年是“不堪回首的荒唐十年”.而1977年至1980年则是“恢复元气”的年代,代表作品有：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弦乐合奏《怀念》（1978—1988）,缅怀革命烈士张志新的《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献身的勇士》（1980）.1981至1985年是补课,即所谓“六十岁学吹打”,不顾年迈,在“上音”虚心听青年教师课,认真学习研究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同时深入原生态民间音乐环境考察.这时期的作品有：反映江南农村生活的无伴奏合唱套曲《绿油油的水乡》（1981）；描写贵州侗族、苗族生活风俗的交响组曲《黔岭素描》（1982）；借用张锐二胡曲主题改编的二胡与管弦乐队组曲《蝴蝶泉》（1983）；选用纳西族音乐素材的交响音诗《纳西一奇》（1984）.
1985年起属于“衰年变法”,创作大转型.一直坚持到晚年,他创作热情高涨,作品层出不穷,技法不断创新,硕果累累,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交响梦”,作品有：以“”为题材,采用十二音技法的最初两部交响曲,即“十年磨一剑”的《第一交响曲》（1985—1986）和第二交响曲《心灵的悲歌》（1987）；表现西藏风情的《第三交响曲》（1988）；具有土洋结合“天然乐趣”的唢呐协奏曲《天乐》（1989）；为笛子和22件弦乐而作的室内交响曲《第四交响曲》(1990)；表现“历史的主宰者”人民大众劳苦形象的《第五交响曲》（1991）；为录音带和交响乐队而作的《第六交响曲“3y”》(1992—1994)；只用敲击乐器的《第七交响曲·天籁、地籁、人籁》（1994）；一把大提琴和一套敲击乐（仅有两位演奏者）的第八交响曲《求索》（1994）,为大交响乐队写的《小交响曲》（1994）,反映台湾少数民族生活风情的交响诗《山魂》（1995）；为迎接香港回归而写的交响诗《百年沧桑》（1996）；祝贺上海交响乐团120周年团庆的管弦乐《灯会》（1999）；反思历史变迁、温故知新的《第九交响曲》（1999）；表现浩然正气、独立人格精神的第十交响曲《江雪》（1998）.
任何杰出的作曲家创作的成功都离不开音乐表演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节日序曲》的问世首先由苏联国家大剧院乐队在指挥家阿·别洛乌索夫的率领下演奏并录音,随后又由莫斯科音乐学院学生乐队演出.不久又被访苏指挥家黄贻钧将总谱带回国,于1959年在国庆十周年音乐会上由他指挥上海交响乐团首演并录唱片.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也是黄贻钧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举行了首演.特别应该称赞的是长期担任上海交响乐团首席指挥的陈燮阳率领该团与朱践耳从始至终、亲密无间的合作以及热情满怀、精益求精地演出和录制了朱践耳的全部交响乐作品.难怪朱践耳由衷地亲笔题词：“深切感谢上海交响乐团拯救了我的交响梦.”
此外,在朱践耳圆梦的过程中,有关领导干部明智的关怀和同行友人积极的支持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朱践耳满怀感激之情.再就是作品演出后的反馈,音乐专家的评论,特别是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反应,备受朱践耳的重视.他总是非常谦虚认真地听取座谈会的发言,详细做笔记,阅读相关评论文章,反复思索,从中吸取合理的意见,激发创作的动力.
朱践耳“交响梦”的实现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突出地体现了他在复杂的社会动荡中,一生奋斗不息的顽强意志和精益求精的艺术探索.他是中国当代音乐家的杰出代表.
最后,我想转述自己在不久前发表的文章中对朱践耳的总体看法.我认为他是一位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直面现实,展望未来,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作曲大师.他的音乐既展现出鲜明的民族气派,又具备沟通世界的语言；既富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显露了高超的艺术技巧.他做人做事非常谦虚和低调,国内对他的宣传报道还比较欠缺,我深信在中国和世界音乐领域,他必将日益被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理解、肯定和爱戴.
注：本文引用部分内容均出自朱践耳著《朱践耳创作回忆录》,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年版.
黄晓和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责任编辑荣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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