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控制逻辑看后工业文明的服务型行政,该文是逻辑毕业论文格式范文与工业文明和服务型行政和逻辑类专升本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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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控制逻辑中,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是一对矛盾.在步入后工业文明的关口,控制逻辑的消极性凸显.控制逻辑本质上是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冲突的,它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甚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导致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高度僵化和低效,难以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服务型行政是对控制逻辑反思的结果.在步入后工业社会过程中,治理矛盾的宏观性和系统性、治理环境的开放性、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日益增强的共同体属性、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等召唤治理模式的革命.在后工业社会服务型行政中,政府以有效的社会服务为核心目标,政府扮演引导者角色,呈现出治理角色更加模糊、治理内容更为随机、治理方式更为灵活的特征.
关键词：控制逻辑；后工业文明；服务型行政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7）０6－0064－08
有学者将人类社会治理的演化路径归纳为农业社会的统治型行政、工业社会的管理型行政和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行政,并确定20世纪末期是管理型行政向服务型行政过渡的时间节点.“进入21世纪后,以信息技术为表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取得进步,人类社会的工业文明正逐步走向所谓‘历史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已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1］.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并非学者们主观的猜想和随意的判定,而是他们从人类社会基本关系的细致判定入手,在历史和现实、经验和哲学等多方面深入思考和科学论证的结果.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但其中一定存在一个最为核心的要素,这种要素既体现人类走向自我解放的基本方向,还是引发工业文明矛盾集结并导致其难以继续的关键所在.综合看来,在这场历史演化中,控制逻辑正是这个要素.
一、工业文明及以前的控制逻辑
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是治理体系中的一对矛盾.在工业文明及以前的治理模式中,两者之间界限分明.为了维护秩序、规范竞争、促进协作、提升效率,治理者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控制被治理者.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由于被治理者的不适应性,这些治理方式往往趋于无效并导致社会危机.于是,治理者需要不断变换,创造翻新更多的机制和手段.在工业文明及以前的社会中,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在这种循环往复的斗争中推动历史的前进.纵观这套治理模式不难看出,控制是其中最核心的逻辑.
农业社会的控制逻辑简易而严酷.在这个简单的社会中,统治者需要牢牢掌握手中的权力,不时地挥舞着惩罚那些反抗者,巩固自己的权威.在社会结构上,不同阶级等级森严,被统治者被牢牢固定在特定的地域中,以剔除随意流动带来的治理风险.农业社会中,权力是实现社会控制的核心力量,但它有天然的缺陷,那就是权力并不是自觉运行的,只有在统治者挥舞权杖时才显示出令人恐怖的控制能力,而统治者时常在昏昏欲睡中忘记了这样做.为了保障控制能力的持久发挥,统治者常常借助于道德教化和制度设计进行“软约束”,弥补权力弱化所带来的控制不足,当然,道德和制度都要服从和服务于权力.农业社会的生产能力低下,物质资源的匮乏需要统治者用强制性手段进行分配,而这又很容易激起被统治阶级的不满.因而,维护好统治秩序并保证基本的物质资料供给是第一位的,公平、人的全面发展等都是奢侈品,不是统治者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
在西方启蒙思想的感召下,人类社会步入工业文明,建立在、平等和法治等理念基础上的现代政府产生了.尽管现代政府秉持“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但它依旧是一台控制导向的机器,只不过这种控制方式隐蔽而温情脉脉.工业文明中的管理型政府依靠制度进行治理,强调规则在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从形式上讲好像体现了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的完全平等,但实际上这只是表象.因为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平等只是体现在所谓的“形式”的环节,在其他环节中他们之间依旧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随着国家治理领域中政治与行政的分化,行政成为一门专业科学,规则、技术、工具理性成为这一领域的关键词.但行政终归是执行工具,其基本精神来源于政治并最终为政治服务.而在政治生活中,形式的表面平等掩饰不了实质的不平等,治理者的权重远大于被治理者.马克思、恩格斯等曾断言资产阶级政府为有产者服务,“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2］(p.468).
工业社会的控制主要是围绕效率展开的,它极大地解决了困扰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料缺乏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物质资料迅速繁荣并带来人类福利的大幅提升,效率成为市场的狂热追求.贝尔曾指出工业化进程中人类陷入“效率崇拜”［3］.基于效率的追求,管理科学蓬勃发展,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原则等被广泛采用.管理科学崇尚工具理性,充分体现了制度和技术手段对人的控制.在它所指导的社会化大生产中,人的本质泯灭了,人只是钉在社会机器和生产链条中的一颗螺丝钉.被固定起来的人是痛苦的,但在高效率产出的物质资料所带来的福祉快速提升面前,这种痛苦暂时可以忍受.所以工业文明早中期,人类在控制逻辑中所体会到的痛苦被淹没在狂热的市场消费中.正如莱易斯所说：“人们疯狂地追求消费以宣泄劳动中的不满,从而导致把消费与满足、与幸福等同起来,也就是说,只用消费的数量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的尺度.”［4］(p.105)在工业文明中期前,民众对控制逻辑的厌恶情绪没有流露出来.
工业文明的控制体现在各个方面.层级制的组织结构、命令—服从的反应方式、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模式、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政府对社会的单向控制能力等,都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工业文明时代社会治理中的控制逻辑.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官僚制组织,在它身上能够找到上述所有控制方式的形态.换言之,官僚制组织堪称组织控制乃至社会控制的杰作.官僚制注重职能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明确划分责权,建立等级化的层级结构,倡导职位角色的非人格化特征并规定以业绩为选拔提升的唯一依据等.官僚制完全排除了个体思想意识因素和价值观念在组织中的影响能力,组织体系如同机器一样理性、精准、稳定和工具化.如韦伯所说的那样：“经验往往表明,从纯技术的观点来说,行政组织的纯粹官僚制形态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相比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组织,它具有精确性、稳定性、可靠性和纪律严明的优势.”［5］(p.7)
但实际上,官僚制组织只是一台被严密控制的管理机器.它让个人的全部生活不得不服从于当权者的命令,将个人的活动强制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不容忍任何不同的意见［6］(p.23).上层控制着整个官僚组织的决策权,下级对上级的命令必须保持绝对服从.处于等级结构最高的人能够垄断决策权力和信息,将自己的意志自上而下地贯彻下去,而他可能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远不如那些只能执行政策的一线操作者.官僚组织这台机器被控制在极少数人手中,而且缺乏平级或下级的监督,蕴含着上层专断和下层逢迎的专权风险.不仅如此,对信息的垄断直接导致控制中积累了大量的风险.在金字塔式的纵向结构中,当信息从下向上传输时,可能产生信息通道的超载或阻塞现象,“官僚制既承受信息短缺之苦,也遭受信息泛滥之害”［5］(p.10).
官僚制不仅是一种组织形式,还是一种行政文化,并最终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官僚制导致官僚主义是一个不争的真实,虽然官僚制并不能与官僚主义相等同,但是在官僚制中不断地滋生出官僚主义却是无疑的,或者说官僚制总是与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7］通过官僚制建立起来的政府将控制逻辑传递到整个社会的每个角落.“其结果是,各种官僚机构正在使自己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圈子,看来谁也不允许离开这个圈子.”［8］(pp.56)
二、控制逻辑的风险
随着工业文明走向鼎盛,其治理模式中的控制思维愈加强烈而严酷.它深深嵌入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人们也习惯于用它思考和应对周围的一切,它所建立并依托的组织结构将会越来越稳定.“一旦完全建立了,官僚制就是社会结构中最难被摧毁的部分……消灭这些组织的想法就会越来越成为一种乌托邦.”［9］(p.21)这一切都在循环强化,直到将整个社会推到极度风险的边缘.
一是控制逻辑本质上是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冲突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0］(p.292)人不应该是外在主宰者的机器或者工具,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和最高追求.人的一切活动都要以人自身的价值实现为导向.而在控制逻辑中人只是管理的工具和对象,人的价值是被蔑视的.人被分为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治理者天然拥有对被治理者的优势.在农业文明中,“专制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11］(p.411).在工业文明的演化中,控制的性质从政治层面走向管理层面,控制的方式更为隐蔽,往往通过管理的控制达到政治控制的目标.科层制控制是通过组织的方式让权力制度化,“等级制关系则把不平等的人际权力关系转变为岗位关系,把特定的人际关系抽象为具体的工作关系”
［9］(p.35).人被固定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某一个环节,“职业官僚只不过是为其规定着完全固定行动路径的不断运转的机制上的一个小小的齿轮而已”［12］(p.17).当然,控制者为了实现控制的目标也要付出代价,防范和紧张使他们失去了作为人的自由发展.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13］(p.44).
二是控制逻辑加剧了治理者和被治理之间的矛盾,并最终演化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甚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在农业文明中,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的矛盾是公开的,并演变为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在工业文明中,这种矛盾是隐蔽的,但毫无疑问存在.“在20世纪官僚制的实践中,集权与授权、效率与责任、科学与价值的冲突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特别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引致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的诸多问题,以致于政府及其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7］控制的矛盾最终必将转化为治理的失效,并演化为工业文明不同层面的社会问题.实际上还远不止这些,矛盾在不断累积、扩大并寻求突破口,在更大层面上显示出来,成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甚至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根源.
生态危机就是这种矛盾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体现.人类是在控制思维的指导下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自然界成为人类予取予夺的对象.这种主体地位不平等的、漠视控制对象处境的行为方式必然将自然界推到难以平衡的状况,控制逻辑下生态危机的发生只是时间的问题.“这种人对人的支配下产生的异化劳动造就了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从人那里夺走了作为自身对象化的自然界,使人同其之外的自然界相异化.因此,生态异化又源于资本主义的这种人支配人的剥削关系.”［14］(p.14)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此,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样.在工业文明中,人类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在本质上都是控制逻辑的结果.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过程中高度关注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对工人无限制的控制和剥削,由此引发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并成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
在全球治理上,世界在少数强国的控制下生成了“中心—边缘”结构,“世界由中心国和边缘国组成,每一国家内部也都同时存在着中心和边缘.……边缘国的中心只充当了传送带”［15］.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剥削边缘国的边缘,使获得的利益大部分流向中心国,少数流向边缘国的中心.“中心—边缘”结构是当今世界中稳定的基本结构,成为少数中心国对大部分国家进行控制的有效载体.依托该结构,中心国对边缘国之间的交往、结盟等进行干预,并将本国的各种危机（如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等）转嫁出去.它让大多数边缘国承受了很多原本不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压力,成为国际社会中一种不为人察觉的剥削方式.控制逻辑下的“中心—边缘”结构造成了国家间实质性的不平等,由此造成的矛盾和冲突将会最终瓦解这种秩序.“因为在这样一种‘中心—边缘’结构中,所创造的一切财富都轻而易举地流向了中心国,即便一时间通过严酷的国内压榨和剥削、竭泽而渔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开发获得了发展的假象,其不可持续性是显而易见的,最终可能会在中心国转嫁过来的哪怕一点点危机面前不堪一击.”［16］
三是控制逻辑导致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高度僵化和低效,难以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在社会治理中,控制与僵化高度相关,它意味着被治理者只是被动地接受指令,缺乏主动进取、灵活机动、协同左右的能力和.在高度控制体系中,“组织成员多重的、易变的、而且最终是矛盾冲突的愿望和动机,与组织目标、结构和正式规则应该表现出的经济理性,是相互角逐和相互冲突的,这些愿望和动机造就了一个并行的世界,这一世界采取隐匿的实践形式,如‘磨洋工’”［17］(p.50).控制似乎是为了实现组织的效率,但随着时间的延展和被控制者的厌倦变得僵化和低效.控制者并不在控制本身上找原因,却通过更加严厉的控制试图重新达到目的,其结果是组织陷入了强化控制的恶性循环.
高度的控制会使组织失去适应环境的能力.组织是人类在不断适应严酷的生存环境而发展出的结果.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人类社会在实践中不断“试错”,并最终建立了分工协作的官僚科层制组织.它很好地适应了工业社会生产生活的节奏,以至于韦伯乐观地认为官僚制拥有超过其他任何组织的技术优势［18］(p.973).但任何组织都是一定环境任务的产物.相对于生存环境而言,组织是被动和弱势的,组织需要不断观察环境的变化,向环境提供价值物并保持互动.“组织和任务环境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关系.组织如果不能向任务环境提供合宜的东西,组织将不能取得生存所必要的投入.”［19］(pp.3435)但控制使组织失去变化的生机.日益强化的控制是组织面对变化的环境的本能抵触.首先,控制者秉持旧有的思维,没有发现环境变化的端倪.其次,当它发现这种变化对组织不利的时候,就试图将组织封闭起来,限制与外界的互动交流.殊不知,愈是如此,组织中的其他结构愈是缺乏活力和适应能力,陷入被动等待.最后,当封闭起来的组织已经遭到环境的无情打击时,它要么解散组织,被环境淘汰,要么不得不重新开放组织,让组织在付出惨重代价后重新适应环境,谋求变革.
今天人类整体站在工业文明的鼎盛期,人类社会的治理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及其对控制逻辑的冲击,贝克进行了充分论证.在他看来,自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社会的运行机制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人类的某一项决策可能给地球带来致命的毁灭,这充分说明当今时代已经呈现出向风险社会过渡的种种迹象［20］.风险社会将重塑社会主要矛盾,它可能减弱阶级之间冲突乃至社会革命的动力.风险社会重构民众心理,理性将被重新解读,人们开始质疑科学、法律、等工业社会的理性基础是否仍是风险社会的理性基础.风险社会中,人们的审美情趣发生了变化,多样化、个性化成为社会潮流.而所有上述无疑都指向对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控制逻辑的反思和扬弃［20］.总之,工业社会的控制逻辑难以适应险象环生的风险社会,控制逻辑的衰微无可逆转.
三、服务型行政的必然选择
治理模式应该是治理者、被治理者、治理环境三方因素相互作用和充分博弈的结果.控制逻辑主导下的工业文明走过了鼎盛时期,将人类社会推到了后工业文明的历史入口.此时,无论是治理者、被治理者还是治理环境都已经发生变化,治理模式的转换已成必然.工业文明的控制逻辑必将在全面展示其消极性以后走向衰微,服务型行政必将走向历史前台.对控制逻辑的反思是服务型行政的主导思想.但这个过程既不是一蹴而就的速成,也不是治理者悲天悯人的善举,而是在特定治理环境中不断试错的缓慢过程,是控制者在穷尽各种方式以后不得不做出的艰难抉择.
人类正在步入风险社会.整个社会如同高速运转的陀螺,充满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高度复杂社会的矛盾与工业文明时期有明显的差别,它表现为宏观性、系统性,及更为明显的共同体属性.
（一）治理矛盾的宏观性和系统性
在后工业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在相互交错和彼此融合中已经藏匿了原有的表现形态,衍生出更长的矛盾链条.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始作俑者是美国下层民众在购买房地产过程中的次级贷款.它们被资产证券化后形成金融衍生品,并在市场上被反复炒作生成巨大的金融泡沫.当这种金融泡沫所对应的次级贷款不能偿还的时候,巨大金融泡沫出现破裂,引发金融系统的整体崩塌,最终传递到实体经济酿成经济危机.从最初的次级贷款到最终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其间经历了若干操作主体和复杂的环节,数次的发酵和复杂的变异.次级贷款如同蝴蝶扇动的翅膀那样引起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初始条件的细微与连锁反应的巨大系统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这充分体现了后工业社会矛盾的宏观性和系统性.显然,用简单直接的控制思维方式是远不足以应对的.控制逻辑是工业文明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它在简单场合和微观领域是有效的,但它往往注重结果而忽视过程,注重局部而忽视整体,注重“堵”而忽视“疏”.其结果必然是,很多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化解,而是在控制中不断累积,酝酿成更大的危机,并最终在宏观层面上和复杂系统中表现出来.
换言之,现阶段愈加难以应对的治理危机既是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的证明,也是传统控制思维方式力不能逮的结果.控制思维面对社会矛盾时,呈现出强制性、简单化、局部性的思维局限.殊不知,它很可能只是将矛盾向后推延,用更大的矛盾掩盖现有的矛盾,最终还是在死亡中证明自身的无效.正如列宁说：“过程的复杂性和事物本质的被掩盖可以推迟死亡,但不能逃避死亡.”［21］(p.483)
（二）治理环境的开放性
在后工业时代,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治理环境.随着公民信息权力意识的觉醒,政府不得不向公众和社会全面开放各种信息.有理由相信,这种开放的力度和范围将更大.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政府的政策议程、政策内容随时都受到公众的审视,治理者的行为和制度更容易受到公众的监督.信息的公开只是第一步,与公众保持适时互动更为重要.公共领域中每天都在发生各种事件,政府必须快速回应；如果缺乏及时回应的机制,它们就会在网络上不断发酵,甚至可能被少数居心不良者断章取义,用来作为攻击政府、制造舆论的工具,长此以往会动摇政府的合法性基石.更进一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日渐成熟,治理环境的开放性是政府获取治理资源的重要手段,开放是政府适应时代要求免遭淘汰的必然选择.大数据“实际上就是当今信息社会的基础战略资源,是信息社会的‘石油’和‘富矿’”［22］.而大数据掌握在千千万万不同社会主体的手中,政府只是掌握了其中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政府只有敞开大门,与公众和社会保持密切互动合作,充分利用社会和市场在数据渠道、处理技术以及资金和管理上的优势,才能更好地了解民众的实际诉求与真实意愿,全面地掌握各种信息,提高政府决策的水平.但开放是有代价的.开放意味着政府时时接受监督,将自己放在阳光下；开放的过程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走向平等、互动的过程；开放需要政府放弃控制思维,营造和谐环境.
（三）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日益增强的共同体属性
随着人类的发展,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将被重新定义.过去看起来是私人领域的东西,未来可能被重新定义为公共领域,交由公共力量去实现.后工业社会中的人类社会生活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交互性,一些事务单纯依靠个体或者小群体的力量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只有依靠公共力量的介入才能得到更好的处理.日益扩大的公共空间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挑战,毕竟政府的处理能力总是有上限的.单纯依靠政府的现状需要改变,公共管理将不得不更多依靠非政府部门,甚至借助于社会力量才能有效运转.更为关键的是,后工业社会中关系到整个社会生存发展的具有“命运共同体”属性的问题将不断增加.“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个概念,本意是指“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23］的状况.借助于这个概念,本文试图表达后工业社会中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密切关系.现实中,生态问题、恐怖主义、城市治理、网络安全等无不需要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密切合作才能有效应对.缺少任何一方的积极行动,所引发的危机可能将整个社会拖入泥潭.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共同体属性意味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意味着治理者和被治理需要相互关照、互相启发,意味着他们只有构建伙伴关系才能共同面对社会治理.显然,控制意识在这里是行不通的.
（四）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
多元、个性和变化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色调,人们已经不再固守某一个特定的意识和角度去分析和看待社会问题,进入了“瞬息即变文化”
［24］(p.181)的时代.网络文化成为后工业社会价值观的典型代表.网络时代,在劳动方式上“将由工业社会的集中化、大型化、标准化向分散化、小型化、多样化、个性化转变”［25］,不仅解放了对劳动者的束缚,而且能够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在交往方式上,个体可以跨越巨大空间实现“面对面”交流,不必拘泥于现实的身份地位.在网络文化的熏陶中,传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都将发生巨变,单一化、标准化和对权威的屈从将逐步消逝,人类将在多元化思维的主导下迸发更大的活力,创造崭新的文明［26］.
多元化的价值观对传统官僚组织的控制文化提出挑战,尤其是与控制逻辑主导下的单一价值观针锋相对.在官僚制组织中,各种资源集中在组织的上层,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化解组织面对的不确定性风险,上层官僚会通过权力、资源和等级实现对组织的控制.“权威、收入和声望都集中在等级组织的上层,这增强了上层官员的权威,并且激励下层官员为之努力.”［27］(p.63)除上述硬性约束外,组织文化也是一种重要的工具.虽然组织是一个整体,但作为成员的个体有着自己独特的立场、诉求和目标.在组织控制的重压下它不会得到明显表达,但在潜意识中依然存在,并且会隐性地发挥修正作用,导致目标的异化.“根据每个成员在组织结构图中的不同位置以及转移到他们身上的不同功能,对于整个有组织的行动而言,其内在分工,会造成每名成员持有自己特有的立场,这是一种‘目标的异化’”［28］(p.80).事实上,官僚制组织中,消除多元文化一直是其努力的方向.为了达到上述目标,理性、规则、无条件服从一直是官僚组织的基本精神追求.显然,在后工业的治理环境中,价值观的多元化和控制文化之间的矛盾将更加激烈,天平终将向前者倾斜.
四、后工业社会服务型行政的基本场景
在后工业社会,服务型行政在对控制逻辑的反思中将走向历史前台.政府的行为逻辑也将随之发生本质的变化,“社会服务本身就是目的,是服务型政府存在的价值所在和主要依据,服务精神应该贯穿政府活动始终以及一切政府活动中”［29］.政府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激发社会主体的自主、合规、协同,实现社会的秩序.服务性工作内容在公共事务中的占比更重,原先有些通过统治或者管理方式实现的工作内容也可能通过公共服务的方式实现.服务是核心,它统帅了统治和管理等行为方式.换言之,服务型行政中,统治和管理虽然仍是政府的职能目标,但不是主要的目标,也不再采取原有你死我活的激烈方式表现出来；相反,政府以有效的社会服务为核心目标,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悄悄”地实现了原有方式所试图达到的目的.
服务型行政中,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或者管理者角色,也不是整个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唯一主体.政府承担引导者角色,是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员.作为引导者,政府需要提供一个方向性的指导,用以凝聚社会和市场中存在的各种自主性力量.个人和各种组织都拥有充分的自由和自主.在治理过程中,政府需要提倡公众参与,并且为公众参与提供良好的渠道、平台和机制.政府和公众之间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自主、平等、协同等成为这种新型关系中的关键词.正因为如此,这种治理呈现出以下新型特征.一是治理角色更加模糊.控制是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的战争.后工业社会的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不再有简单的界限划分.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政府需要提供基础性的平台和信息,但不一定承担治理者角色.政府和各种社会主体在不同场合随机组合,根据特定场合的需要分配公共事务、承担任务.没有特定的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可能存在角色互换,这更有益于他们彼此共容.二是治理内容更为随机.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不断刷新表现形式,治理者需要共同面对瞬时即至的公共事务,按部就班不能满足公众对公共治理的要求.不仅节奏快,新型公共事务也在快速变异,不断表现新的形态,这就需要治理者随机判断,不能按照过去的模式界定矛盾和问题.三是治理方式更为灵活.政府的各种议程难以事先预料,临时决定和随机组合更为重要,方式和手段是多重参与主体共同商议的结果.
制度（这是指明示的正式制度）依旧是社会秩序的重要调节者,但会有明显变化.为了给治理主体留下充足的弹性空间,制度并不会事无巨细地介入每一个环节和领域.相反,制度规定更加粗线条和原则性,因为过度细致和具体的制度可能捆绑了治理者的手脚,让他们无法有效面对复杂变异的社会矛盾,无法随机组合和灵活应对.更多的弹性空间成为治理者协同创新的乐园,面对共同事务的责任成为激发人们创新的动力和内在的约束,
“*化权责”［30］填补了制度在基层、微观和制度成本等领域中的缺失.人们在命运共同体的事务中看到了自己的责任,并在不断的参与中彰显了自信,获得更多的心理资源.这是一个正向强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将要经历制度引导、命运共同体压力下的参与、个人价值和道德感责任感的生成、意识的形成等几个阶段的转变,最终*在社会治理中展示其精神统帅作用.
综上所述:此文为适合工业文明和服务型行政和逻辑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逻辑本科毕业论文，相关逻辑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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