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火永续：柬埔寨华人社团百年变迁,本文是变迁类学术论文怎么写和华人社团和香火和柬埔寨有关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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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主要分布国之一.法属统治时期,柬埔寨约有近20万华人,20世纪50年代柬埔寨取得独立后至60年代末,华人数量增加到50万左右,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战乱,90年代华人人数恢复至30余万,约占柬埔寨总人口的3.8010.[11目前,柬埔寨约有90多万华侨华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这一比例在东南亚国家中仅次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近5年观之,柬埔寨的中国内地新移民人数增长了近10万,是东南亚中国新移民增速最快的国家.可以说,现在的柬埔寨是新老华人融合,共同谱写华人发展的新篇章. 结社,是华人在柬埔寨生存发展的重要方式.按柬埔寨历史发展的分期,华人社团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从1863年法国占领柬埔寨到1953年柬埔寨独立,是在法国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治理模式下,柬埔寨华社根据方言群形成五大帮会,柬埔寨华人社会的发展壮大时期；(2)从柬埔寨独立到1970年朗诺政变前,柬埔寨华社各类新兴社团兴起,新老社团融合；(3)经历20世纪70-80年代20年战乱后,柬埔寨逐步恢复和平发展,华人社团进入恢复重建时期；(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等地来柬的新侨增多,柬埔寨华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通过社团之间的整合,逐渐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对柬埔寨华人社会的研究,中外学者多有涉及,视角多元、方法各异.其中首次将柬埔寨华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社会人类学分析的是西方学者威莫特( W.E．Willmott).1967年,他基于在金边、暹粒等地的田野调查所作的博士论文出版《柬埔寨的华人》(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书,书中提出,社团,自法国殖民时代起就是柬埔寨华社的基本组织单位,甚至是识别华人“族性”的标志.‘21 1970年,他又出版专著《柬埔寨华社的政治结构》(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对柬埔寨华人社团展开专题研究,指出社团是研究柬埔寨华社的基本单位,在个体层面,从婚丧嫁娶到年度节庆等各个方面影响和框定着个人生活,在群体层面,威莫特既分析了社团内部的权力结构,也提出社团之间通过领导职务的“交叉模式”[3 J实现了柬埔寨华社的整合. 2002年,日本学者野泽知弘对柬埔寨华人社会及其社团进行实地再调查,发表系列文章,①对威莫特的研究有进一步的拓展,认为柬埔寨内战后的华人社团的发展有两个主要趋势：一是传统的地域性社团走向国际化,与海外同乡团体、同姓团体等的联谊并通过这种交流达成商业上的合作；[41二是新侨社团的创立,通过领导层的交叉任职,与传统侨团实现“共生”. 中山大学陈世伦博士根据其2015年起在柬埔寨的田野调查．发表《柬埔寨粤属华侨华人社团的传承与发展》一文,从地域认同的角度,对柬埔寨华社分群而立和交叉共生的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他认为,凭借共同的地域认同,粤属的两大老侨团和两大新侨团之间互动频繁,同时,也因代际、职业、心态等的次族群差异而维持彼此的界限,形成有所区隔却又相互融合的“共生”现象.阳1 笔者基于上述著作的材料和理论启发,结合历史文献及近来在柬埔寨所作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成果,将柬埔寨华人社团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长时段系统而全面的考察.首先,尝试在柬埔寨的历史框架和中柬关系的历史背景中,将柬埔寨华人社团进行分阶段研究,分析和归纳每个阶段的发展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起承转合关系.其次,以传统的五大会馆的发展历程为基本脉络,包括其下属的学校、安庙、义地等组织的变迁,并且兼顾不同时段出现的各种新社团以及它们为柬埔寨华社带来的新变化.第三,通过田野调查弥补文献研究的不足.由于早期柬埔寨华社的历史记载多毁于上世纪的战乱,战后初期百废待兴,华社又忙于重建,留下的记录极少,因而,笔者除收集大量社团会刊和历史照片等第一手资料外,还访谈了柬埔寨华社各大社团的新、老会长或主要负责人,尤其是柬华理事总会的几位创会理事,②由此整理成三十余万字的访谈笔录,真实地再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战后华侨华人在柬埔寨结社的历程.
一、法属柬埔寨分帮而治时期的华人社团 帮会制是柬埔寨华人社团的最初形式.根据相关记载其形成大体有3种解释：其一,认为1814年越南阮朝（1802 -1945年）的开国之君嘉隆帝(Gia-Long,1762-1820)时,实行的对华侨的分化政策,[61使柬埔寨华人社团的帮会制形成.其二,认为最迟至17世纪末,柬埔寨本土已建立针对在柬外国人的治理体系.当是时,柬埔寨国王巴戎瑞恰五世（Barom Reachea,1659 -1672年）在写给马六甲方济各会教士的信中提到在柬外国人被置于国王的直接统治之下,然而,随着金边外国人的增多,这种模式不再适于管理不同的外国群体.于是,在1693年,柬埔寨颁布国家律法(Kram Srok),明确规定柬埔寨国王建立间接治理体系,各个外国群体中由其中一人负责管理,帮会制随之形
①这一系列文章包括《柬埔寨的华人社会》《柬埔寨的华人社会——从潮州会馆和陈氏宗亲会看华人社团的国际化》《柬埔寨的华人社会——华人与新华侨的共生关系》《柬埔寨的华人社会——关于金边华人华侨聚居区的调查报告》《柬埔寨的华人社会——华文教育的复兴与发展》《柬埔寨的华人社会——关于新华侨社会动态的考察》.
②柬埔寨中国港澳侨商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瑞华女士为笔者的访谈提供了诸多帮助,联络到很多柬埔寨华社的代表人物,特此致谢.成.一’其三,认为早在越南和柬埔寨的间接统治建立以前,华人已有内部结社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即如1675年安南君主颁布法令,禁止人数超过200的华商结成社团一事,恰好从反面说明当时已有华人大规模结社.‘8 3此3种柬埔寨帮会制起源虽各有说法,但也并非毫无关联,它们之间既有差异,也有继承.华人内部结社体系是越南间接统治建立的基础,嘉隆帝将既已存在的广州、潮州、泉州、琼州、漳州等七帮进行整合,分而治之,而按照华人来源地分而治之的模式是越南与柬埔寨间接统治的最大不同,因柬埔寨仅由一人管理来源地各异的所有华人.可以说,这3种起源模式在印支半岛的复杂历史情境中彼此影响,相互交织. 19世纪中期起法国开始染指中南半岛,并逐步建立起殖民统治.威莫特认为,法国借鉴了越南的分帮治理模式,并将它推行至整个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①用以管理殖民地各国内的华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等少数族裔.如此,1863年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后,法国通过1891年12月31日颁布的皇家法令、1919年11月15日以及1935年12月6日分别颁布的印度支那总督法令逐步确立起管理柬埔寨华人的帮会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所有各方言柬埔寨华人必须加入所属的帮会,而按照不同的方言群,法属柬埔寨华人可分为潮州、广肇、客家、海南、福建五大类别（如表1所示）.每个帮作为一个法人团体,拥有固定资产,至少在金边,每个帮都有一座寺庙、一块墓地和一所学校、一片土地,寺庙是帮会商量和处理各种事务的场所,通常学校也设在此地,帮会拥有的土地大多在寺庙周围.帮会向每位成员收取一定会费作为固定收入,维持日常开支.帮会的主要组织架构是会馆,每个会馆都有一个值事会,由几人到数十人不等的有钱有势的商人组成,负责商议和决策各项事务,每2-3年重新选举,有的会馆也采用依次轮流的方式.根据会馆职能,划分为义地组、寺庙组、文教组、福利组、调解组等. 帮会的领导核心是帮长,其主要职责是收税和维持秩序,他的权威既有外部的赋予,也有内部的集聚.柬埔寨华人尤其是商人需要上交两种税：人头税以及等级不同的商业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帮长收税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和其他华人一样直接向移民局交人头税,有的则可以免交人头税,有的可以从本帮所收的商业税中独享提成,有的则和当地柬埔寨或法国官员分享.为了维持各帮秩序,根据法令,帮长有权选择接受或拒绝任何中国来的移民,倘若某个移民被某帮帮长拒收,按照各帮只能接收相应来源地移民的原则,这意味着他无法进入柬埔寨.未经帮长同意,成员不能随意迁移,他需要迁出地帮长的许可证明和移人地帮长的接收证明才能去往该地.即使离开柬埔寨,也需要帮长的同意证明,移民局才给予离境许可.帮长遇到自身权威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可以借助殖民政府的来处理,他有权调动帮会之外的力量,这是与其他成员的最大差别,也是帮长权力的重要外部来源.需提出的是,帮长的权力会受到帮会内部的制约,他由帮会成员选举产生,法律规定只有拥有营业执照的商人,甚至是只有在主街上开店、缴纳最高商业税的商人才有资格成为帮长候选人.因此,帮长的角色直接与其经济实力相关,金钱不仪能够买到权力,而且是权力的表征,经济实力越强大的商人,关系网络越广泛,能够将商业网络转变为政治渠道,而要竞争或巩固帮长的权力,又需有更多的开支,比如支持帮会建设、公益慈善等.所以,帮长实则是帮会内外两种权威之间的平衡,也是殖民政府和华人社会的*( agent). 法国殖民者虽然对华人采取分帮而治的治理模式,但华人社会并非一盘散沙,而是有其自身的整合方式.一种方式是世俗中的联合.早在帮会体系建立之前的1890年,金边各个华人会馆共同建造了一间寺庙,称为“五帮会馆”,它既无会长也无会员,只是需要时各个会馆在那里议事.1909年,寺庙正式挂牌“五帮会馆”,又称“五帮公所”,10位来自各个会馆的会长和副会长组成一个委员会,定期开会讨论华社事务.寺庙内设有“五帮调解委员会”,五帮各指派除会长以外的两名会员加入.1944年,五帮会馆正式得到法国殖民者承认,并成立秘书处,秘书长来自人数最多的潮州帮,他领导着几位全职秘书,华人称这个秘书处为“中华理事会馆”,简称为“中华会馆”.①另一种方式是宗教上的融合.金边有两座华人寺庙独立于会馆体系之外,一座位于城中心的塔子山上,塔子山是柬埔寨文化语境中金边城的信仲中心,另一座位于城中最繁华的安英街上,安英街则代表了以华人为主的金边城的商业面向.它们都供奉本头公,被全柬华人视为他们在此地的开山祖先和地域保护神. 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帮会制度在法国、中国、柬埔寨复杂交错的国内和国际因素作用下日益解体.法国忙于跟越南作战,无暇顾及对柬埔寨华人移民的管控.1946年至1949年,因中国国内战乱,中国人移入柬埔寨的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峰（如表2所示）,短时间内涌人的大量中国移民是对帮长权力的极大挑战,帮会不再有能力完全覆盖每一个入境的中国人.1953年柬埔寨独立后,将帮长的征税权取消并收归国有,华社秩序的维持、华人进入和离开柬埔寨、在其境内迁移等,均由相应的政府部门管理,帮长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1958年,柬埔寨政府正式宣布废除帮会制度. 在帮会制度确立以前,柬埔寨华社虽有按照地域来源自发形成的地缘团体,但王国政府指派一位侨领统领整个华社的管理模式又弥合着地域认同造成的分化.法国统治柬埔寨华社时,为了“以夷制夷,分而治之”,将有整合倾向的华社按照地域来源人为进行分治,把原本松散的民间地缘组织确立为独立的法人团体,强化了族群内部的边界.柬埔寨华社由此正式划分为潮州、广肇、福建、客家、海南五大帮,并形成了每帮各自拥有独立的会馆、学校、义地、庙宇的基本组织架构. 随着帮会制度的解体,五帮内部的组织架构发生巨变.潮州会馆名存实亡,义地组和文教组从会馆分离出去并且各自独立,分别管理义地和学校.广东会馆完全消失,会馆的财产由负责学校运行的文教组接管,义地由另外的值事会管理.福建会馆和客家会馆继续存在,同一个值事会管理着义地和寺庙,很多值事会成员也在学校董事会中任职.海南会馆逐渐演变成行会组织,因为在柬海南人的职业相对集中,尤其是酒店和餐饮业几乎全由海南人把持,会馆除了文教、义地、福利、调解等功能外,还发挥着行会般的经济作用.
二、柬埔寨民族国家初建时期的新老华侨社团融合 威莫特1962年至1963年在金边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据他观察,当时的华人社团主要有体育会、学校组织、宗亲会和互助会几大类. 体育会是柬埔寨华社新出现的社团类型.至1963年,金边共有31个体育会,其中有29个成立于1956年,外省共有53个体育会.会员从30人至300人不等,其组成有按照传统的来源地,也有的打破地域来源而通过职业组织起来的.例如,以机床技工等机器工人为主的艺联体育会,以福建青年为主的侨青体育会,以戏曲、武术界为主的群乐体育会.继而成立的有以文教界员工及学生为主的东方体育会,以白领职员为主的职工体育会,以餐饮界工人为主的华光体育会、联友体育会,以售货员和经纪人等商界青年为主的工学体育会,以文艺爱好人士为主的新青体育会,以其他行业工人组成的中青体育会、劳声体育会,等等.部分单位也有自己的体育会,如棉华日报社、工商日报社、生活午报、中华医院等.体育会虽是以学生、工人为主的自愿性、现代性社团,但其组织结构上与传统的帮会组织和华商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体育会都有一位会长和一个顾问团体,通常由富裕的华商担任,这些华商有原属同一“帮”的,也有来自好几个“帮”的,主要提供资金支持.虽是以体育为名,但正如传统的会馆,会务实则涵盖福利、文教等多个方面.“柬埔寨侨界对于体育素极提倡,边城业余体育会,其著名者有南强、中国、中华j所,以南强*成绩最佳,会员多为埠上殷实商家,故经费来源甚为充裕,其球艺若足球、篮球、排球均为全柬之冠.此外中国体育会于球艺之外,复附设有西乐会,利用晚间开办各种补习班,如国语之类,使会员得免费入学,其能注意全体会员身心之修养,亦有足多也.”[91 柬埔寨华人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金边的潮州人从家乡请一位老师来柬,在潮州人的协天大帝庙旁开办私塾教育.[10 3 1914年,潮州帮华人在金边创立端华学校,到30年代初期,其他帮会也各自创立了学校（如表3所示）,到1928年,柬埔寨共有华文学校95所,学生4057人.[II]受帮会制的影响,柬埔寨华人通常将各个会馆开办或由委员会或由董事会管理的,以服务社区文教、传承中华文化为宗旨的华文学校称为“公立”学校,而私人以营利为目的的学校则为“私立”学校.至50年代中期,柬埔寨有华文学校173所,其中公立的148所,私立的25所,学生总人数共约29,000人.金边是全国的华文教育中心,共有27所华文学校,其中兼办初中的有4所,学生总数为11,400人.[i2] 1958年,随着中柬建交,柬埔寨华文教育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到60年代,华文学校增至231所,其中金边有50所,包括4所中学,学生总数达到5万人.[13]虽然帮会制解体,但分帮办学的传统依然延续,金边端华学校规模最大,有学生4500人,广肇惠中学有学生1200人,福建民生中学有学生1500人,海南集成个学有学生450人,客属崇正小学有学生600人.Ll4】华文学校普遍用国语授课,也兼说方言,同时教授柬文、法文、英文等,除了中小学教育外,还有技校和夜校. 在帮会制时代,柬埔寨华社的宗亲会组织并不发达,只有一个郭姓宗亲会,它兼具行会的性质.20世纪初,一位姓郭的人在金边开了一家制衣店,为了扩大业务,他从家乡潮阳找来同姓的亲戚,20年后,店里几十位伙计都是潮阳来的郭姓青年.郭老板去世后,儿子继承老店,郭姓伙计们各自用积蓄和分红建立起自己的制衣分店,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分店又不断扩充.这些郭姓制衣店联合成立了制衣行会,占据了金边制衣业的半壁江山,其中一位成员还曾任 潮州帮的帮长.[15]帮长制崩溃后,同姓宗亲成为联系华社成员的新方式.根据威莫特的研究,这一 时期宗亲会成立的原因是金边市政府为了扩大城市建设,要将潮州、广东、福建、海南的义地移到更 远的郊外（客家的义地不再此动迁范围内）.潮州义地两年前才迁新址,义地委员会为了节省开 支,打算这次为所有没有后代认领的孤坟只象征性地修建一座公墓,这个决定激起潮州人内部的不 满,一些同姓商人自发联合起来,筹钱为那些没有后代的同姓先人改迁坟墓.20世纪60年代,束 埔寨华社共新建了10个宗亲会,分别是陈、林、黄、李、张、吴、王、谢、蔡、罗.[16]由此,宗亲会兴起, 部分地取代了帮会时代会馆的义地委员会的职能.
1946年至1949年期间,大批中国移民因国内战乱移入柬埔寨,聚居在金边菜园子一带,他们多 是底层工人,居住环境恶劣,旱季因屡屡发生火灾而无家可归.柬埔寨独立后,西哈努克国王执政 时期对华人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中柬外交关系的建立为华人提供了良好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又 出于民族国家对“异族”的同化和排斥对华人加以打压.1956年,新移民法规定禁止外侨从事18 种职业,令大批华人失业.[17]为了帮助这些底层新移民和失业华人,潮州籍的工人们成立了“联友 互助社”.最初,互助社是底层工人的组织,他们在华社中无权无势,只是自发结合起来互帮互助, 甚至与控制华社的华商组织对抗,但它逐渐得到各个方言群体的华商支持,这些华商在其管理委员 会中占据了领导角色.互助社下设3个学校,学费比其他华文学校都便宜,专门为贫穷的工人子弟 提供教育,一个体育会,有篮球和乒乓球队,还有一个仁德善堂,为失业工人、贫病成员提供帮助,也资助一些中国民乐社团. 如果说帮会制时代,五帮会馆或中华理事会馆的成立,是该时期柬埔寨华社走向统一的标志,那么,在这一时代,中华医院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五帮会馆的组织结构并继承了它在华社的功能及影响,是联合全柬华人的最大规模组织. 早在1820年,一些柬埔寨华商为解决劳苦大众或孤苦老人身患疾病或死后无钱安葬等困境,筹钱购置了金边郊区沙士笠地区一块空地,建立“中华施医赠药所”,又称“中华医厂”.五帮会馆成立后,由会馆管理,改名“中华医院”,医院所需资金由华商每月捐赠,为病人提供免费医疗救助.1958年,帮会制解体后,中华医院也面临破产,幸得9位大华商出资接管.1961年,经过华社多次开会商议,中华医院医疗协助会成立.协助会由500家华商企业或公司组成,每家每月按照从高到低5个等级捐款.协助会每两年选举产生一个董事会,由15名成员构成,其中6个潮州名额,3个广东名额,福建、海南、客家各2个名额.除董事会外,还选举产生一个候补委员会,共有8名成员．3个潮州人,2个广东人,福建、海南、客家各】人.从董事会中产生1名会长,4名副会长,这5位各来自一个“帮”,其他董事担任财会、秘书等职务. 中华医院之所以成为当时统领全柬华社的组织,一方面它覆盖面最为广泛,1962年,中华医院已有会员847家,其中761家是金边的华商企业,占到当地华商企业总数的3/4．[18]而全国90%的华商企业都集中在金边,还有几十家会员分布在外省,因此,从组织结构上看,中华医院实则是一个以金边为核心,覆盖全柬的华人社团体系.另一方面,中华医院董事会的15名成员,是柬埔寨最有钱有势的华商,他们同时在很多体育会、学校、宗亲会和互助组中担任顾问或领导职务,这使得中华医院在广泛联合华社的基础上,又代表了华社最具权威的力量.直至现在,“中华医院”仍是很多柬埔寨华人心目中华社的里程碑式组织,1968年中华医院兴建分院,一时成为华社盛事.遗憾的是．1970年至1989年的战乱使中华医院人去楼空,而战后又因种种原因,原址地皮被卖给一家韩国公司,该公司因资金问题,现在竟是一座烂尾楼而荒废,这成为柬埔寨华社心中永远的痛. 这一时期,柬埔寨华社出现新的组织方式,法属时代通过法令确立的地缘社团的边界被打破,华人可根据职业和兴趣自由结社.各类新兴社团百花齐放,有受西方影响的体育会、西乐会等,也有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宗亲会、民乐会等.社团的组织结构也焕然一新,不再是五帮时期根据职能划分的文教组、义地组、寺庙组等,而是采取类似于现代公司的董事会制度.
三、20世纪90年代柬埔寨华人社会的重建：重续“香火” 1970年,将军朗诺在美国支持下推翻西哈努克政权,华人被当作西哈努克和越共的支持者遭到迫害,华文学校被停办,商店禁止悬挂华文招牌.1975年至1979年红色高棉时期,华人成为柬埔寨的“资产阶级”,惨遭屠杀的华人多达20余万,由于红色高棉实行清空城市、废除货币、消除私产等极端措施,华人社会的经济基础几近毁灭,各种社团不复存在.[ 1911979年至1989年越南占领柬埔寨期间,其傀儡政权实行排华政策,很多华人逃往国外.直至20世纪90年代,柬埔寨才恢复和平发展,柬埔寨华人社会和社团组织才得以复兴. 1990年12月26日,金边真腊剧院彩旗飘扬,久违的锣鼓和舞狮吸引了众多围观者,柬文和中文书写的“柬华理事会成立典礼”的横幅高挂在大门口,这是20年来中文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柬埔寨全国“团结保卫建设祖国统一阵线”（以下简称“统阵”）主席谢辛亲王委派金边“统阵”主席明沙玛迪、副主席潘汤、总秘书孟勘、委员翁仁主持典礼,700多人参加,“柬华理事会”宣告成立,11位理事就职,这标志着自1970年朗诺政变到1989年越南撤军,在近20年的战乱和断层后,柬埔寨华人社团在一片废墟上重生.资助一些中国民乐社团. 如果说帮会制时代,五帮会馆或中华理事会馆的成立,是该时期柬埔寨华社走向统一的标志,那么,在这一时代,中华医院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五帮会馆的组织结构并继承了它在华社的功能及影响,是联合全柬华人的最大规模组织. 早在1820年,一些柬埔寨华商为解决劳苦大众或孤苦老人身患疾病或死后无钱安葬等困境,筹钱购置了金边郊区沙士笠地区一块空地,建立“中华施医赠药所”,又称“中华医厂”.五帮会馆成立后,由会馆管理,改名“中华医院”,医院所需资金由华商每月捐赠,为病人提供免费医疗救助.1958年,帮会制解体后,中华医院也面临破产,幸得9位大华商出资接管.1961年,经过华社多次开会商议,中华医院医疗协助会成立.协助会由500家华商企业或公司组成,每家每月按照从高到低5个等级捐款.协助会每两年选举产生一个董事会,由15名成员构成,其中6个潮州名额,3个广东名额,福建、海南、客家各2个名额.除董事会外,还选举产生一个候补委员会,共有8名成员．3个潮州人,2个广东人,福建、海南、客家各】人.从董事会中产生1名会长,4名副会长,这5位各来自一个“帮”,其他董事担任财会、秘书等职务. 中华医院之所以成为当时统领全柬华社的组织,一方面它覆盖面最为广泛,1962年,中华医院已有会员847家,其中761家是金边的华商企业,占到当地华商企业总数的3/4．[18]而全国90%的华商企业都集中在金边,还有几十家会员分布在外省,因此,从组织结构上看,中华医院实则是一个以金边为核心,覆盖全柬的华人社团体系.另一方面,中华医院董事会的15名成员,是柬埔寨最有钱有势的华商,他们同时在很多体育会、学校、宗亲会和互助组中担任顾问或领导职务,这使得中华医院在广泛联合华社的基础上,又代表了华社最具权威的力量.直至现在,“中华医院”仍是很多柬埔寨华人心目中华社的里程碑式组织,1968年中华医院兴建分院,一时成为华社盛事.遗憾的是．1970年至1989年的战乱使中华医院人去楼空,而战后又因种种原因,原址地皮被卖给一家韩国公司,该公司因资金问题,现在竟是一座烂尾楼而荒废,这成为柬埔寨华社心中永远的痛. 这一时期,柬埔寨华社出现新的组织方式,法属时代通过法令确立的地缘社团的边界被打破,华人可根据职业和兴趣自由结社.各类新兴社团百花齐放,有受西方影响的体育会、西乐会等,也有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宗亲会、民乐会等.社团的组织结构也焕然一新,不再是五帮时期根据职能划分的文教组、义地组、寺庙组等,而是采取类似于现代公司的董事会制度.
三、20世纪90年代柬埔寨华人社会的重建：重续“香火” 1970年,将军朗诺在美国支持下推翻西哈努克政权,华人被当作西哈努克和越共的支持者遭到迫害,华文学校被停办,商店禁止悬挂华文招牌.1975年至1979年红色高棉时期,华人成为柬埔寨的“资产阶级”,惨遭屠杀的华人多达20余万,由于红色高棉实行清空城市、废除货币、消除私产等极端措施,华人社会的经济基础几近毁灭,各种社团不复存在.[ 1911979年至1989年越南占领柬埔寨期间,其傀儡政权实行排华政策,很多华人逃往国外.直至20世纪90年代,柬埔寨才恢复和平发展,柬埔寨华人社会和社团组织才得以复兴. 1990年12月26日,金边真腊剧院彩旗飘扬,久违的锣鼓和舞狮吸引了众多围观者,柬文和中文书写的“柬华理事会成立典礼”的横幅高挂在大门口,这是20年来中文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柬埔寨全国“团结保卫建设祖国统一阵线”（以下简称“统阵”）主席谢辛亲王委派金边“统阵”主席明沙玛迪、副主席潘汤、总秘书孟勘、委员翁仁主持典礼,700多人参加,“柬华理事会”宣告成立,11位理事就职,这标志着自1970年朗诺政变到1989年越南撤军,在近20年的战乱和断层后,柬埔寨华人社团在一片废墟上重生. 柬埔寨华人社团这一重要发展,当然与柬埔寨华社的努力分不开,不过,进展如此顺利,其中也另有隐情.1988年越南开始从柬埔寨撤军,近20年的战乱,使柬埔寨百废待兴,恢复经济,发展工商业,是柬埔寨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而利用善于经商的华人群体显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为此,1989年,谢辛亲王通过其秘书孟勘找到一位名叫倪良信的华人.孟勘和倪良信相识已久,战前一起做过旅游生意.此时倪良信开了一家铁钉厂,通过他的生意和人际关系网络,联络到另外10位华人,他们各自经营着橡胶厂、玻璃厂、轮胎厂甚至打铁锅之类的企业,是战后第一批重新从商的华人.①谢辛亲王召集这11位华人让他们组织华人社会、成立华人社团,以便恢复和发展柬埔寨的工商业.他说：“大多数高棉人想在政府里,不喜欢也不善于经商.你们应当组织起来,联系在海外的亲戚朋友,吸引外资,当好发展经济的桥梁,政府希望你们担当起这个责任.有些工作要华人去做才可以,政府去讲,华人听不进.你们可以恢复办华文学校,恢复传统宗教活动和过年过节庆典.”②这无疑是柬埔寨政府对柬埔寨华人经商能力的认同,亦是对柬埔寨华社社会地位的认同,表明华社各项活动要恢复正常.此后,经过一番筹备,倪良信、林国安、杜瑞通、黄宋清、林风武、符和财、蔡迪华、郑荣吉、蔡家亮、陈义鸿、陈利成11人上书当局申请成立“柬华理事会”.到1990年8月3日,政府发出248号文件,批准柬华理事会成立,并允许柬华理事会成立教授柬文和中文的学校,恢复庙宇及各种传统风俗习惯活动.同年11月13日,金边市“统阵”委员会发出第522号决议,承认倪良信等11位华人工商界人士为“柬华理事会”理事,全国性的“统阵”委员会也予以认可.最终,这11位华人选择在12月26日——生日这天,成立战后“全柬埔寨华人的最高领导机构”.显然,柬华理事会的成立既是长久以来华人在柬埔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使然,也是华人与柬埔寨人、华人与华人关系网络作用的结果. 柬华理事会成立后尚没有会址,初由倪良信先生借出其铁钉厂一隅,摆上一张旧办公桌,理事们有事就到这里开会.到1991年,杜瑞通先生借出他刚买的一栋旧屋供柬华理事会作临时会址.1992年,赖振义先生捐款4万美元,林国安先生以私人地契抵押向银行贷款10万美元,再加上其他热心人士捐款,赎回原潮州会馆端华学校和协天大帝庙的地皮,柬华理事会就此搬到端华学校的礼堂前办公.但1994年,柬华理事会将端华学校归还潮州会馆,作为回报,潮州会馆捐给柬华理事会10万美元,同时在各界资助下,购买一座4层楼房作为会址.1998年,随着柬华理事会的发展壮大,柬华理事会在柬埔寨皇宫附近自建一栋3层楼房作为其办公及活动场所,且沿用至今.③ 成立之后的柬华理事会,为恢复华人社会的传统活动,尤其是华文学校复课和寺庙的宗教活动,向政府提出申请收回战前华人的公共产业（原建筑或1日址）,政府在原则上承认并同意归还华人公产.但是,自1979年越南撤军后,柬埔寨政府已在金边划出行政区和行政人员的住宅区,其他的私人房屋则是“先到先得”,因而,许多废置的空屋,包括寺庙、学校等公共建筑成为了很多柬埔寨人的“家”.华人要收回这些公产,不得不与现住户协商,或用黄金赎回或是为他们另找住处置换.如此,赎回或置换回的公产,柬埔寨华社仍以潮州、福建、广肇、海南、客家“五帮”为单位,或复课,或复庙,或重建义地,或重组会馆,通过这些过程,不仅找到越来越多的战时失去联系的乡亲,也增强了各帮内部的凝聚力,使柬埔寨华社从战后的一盘散沙重新形成一个个有机整体（如表4所示）. 对此,各帮的老华侨们在回忆当时重建华人社团的种种努力时,总是强调这是“香火”问题.何 ①根据笔者2015年9月在金边对倪良信先生遗孀的访谈．, ②谢辛亲王的话参见柬华理事总会主编：《柬华理事总会成立十三周年纪念特刊》,第62、72页,以及根据笔者2015年9月在金边采访当时谢辛亲王召见的11位华人之一蔡迪华先生的回忆.
③参考柬华理事总会主编：《柬华理事总会成立十三周年纪念特刊》,第95页,以及笔者2015年9月在金边对蔡迪华、杜瑞通、郑荣吉、陈义鸿这4位柬华理事会创会理事的访谈.
注：表中空白栏表示未查到具体时间点.
资料来源：各帮重建会馆、学校、寺庙、义地的时间参考柬华理事总会主编：《柬华理事总会成立十三周年纪念特刊》和《柬华理事总会成立20周年》. 其一,是神的香火.1979年柬埔寨结束红色高棉的统治,又被越南占领10年,华人们陆续回到金边,先做庙,目的是先把各自的神找回来,因为有庙才有神,而神是维系华人群体情感归属的纽带,亦是凝聚华人共同体的纽带.对神的“香火”的强调,构成了战后柬埔寨华人社团重建的一种模式. 其二,是祖先的香火.战后华人除了寻回各员,还有就是“寻根问祖”,即如柬埔寨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柬埔寨华助中心秘书潘干武先生所说：“我们从哪里来,你是姓李的,就要找姓李的,家族的要在一起啊.有的人对帮会不热心,对血缘比较重视,这是香火问题.”①因此,战后柬埔寨华人社会重建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恢复对祖先香火的供奉.为此,柬埔寨华社主要围绕两项内容展开：一是赎回或购买义地,二是重建宗亲会,以加强华人间的血缘纽带关系（如表5所示）.② 其三,“香火”还有子孙绵延之意,柬埔寨华人将子孙的延续和文化的传承联系起来,延续“香火”不仅是添丁,更是要让华人后代保留中华文化之根,因此,华文学校的“复课”是柬华理事会和五帮社团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活动.1991年10月,在热心华文教育的陈薯先生努力下,“磅湛省棉末县华侨公立启华学校”首先复课.1992年5月,柬华理事会邀请十多位战前华校教师举行座谈,成立“金边华校复课委员会”,并从战前规模最大的端华学校人手,呼吁热心华商捐资赎回课室.1992年9月5日,端华学校复课,近2千名适龄和超龄学生走进这座曾是柬埔寨最著名的华文学府,据说开学典礼上很多家长在台下激动的泪水.不仅如此,从1991年12月至1992年8月,不到1年时间内,金边独资或合资开办的华文学校,如补校、立坡学校、沙丽娜学校、华群学校、培文学校相继开学,马德望省马德望市联华公学、贡布省逢咋叻县觉群学校、桔井省桔井市中山学校也先后复课.【201截至当年9月,全柬向政府教育局申请新办和复课的华文学校共12所,学生8600多人,教师127位.而根据柬华理事会文教处统计,1999年全柬华文学校达到69所,学生增至4万人,教师约900人,此外,金边的华文学校还开办了各类夜学班、家庭式华文补习班、语言学校华文班,学习华文的学生约有l万人.[21] 安庙管神灵,义地管祖先,学校管子孙,经历20年战乱和华社断层的柬埔寨华人,在神圣和凡俗之间,在过去和未来之间,重新定义自身生命的意义,重新构建柬埔寨华人社会,而这仍是以社团为主体展开.
四、20世纪90年代后柬埔寨华人社团整合发展的新时期 法属殖民时代的“五帮分治”模式影响深远,虽然在柬埔寨独立后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20年断层”前这一阶段,华人社会的结社方式突破了五帮的界限,但从华社重建时期至今,潮州、广肇、福建、海南、客家五帮仍奠定了华人社团的基本结构.正是在这五帮的基础之上,柬埔寨华人社团进行着“从到地方”的内外整合. 在柬华理事总会层面,创会的11位理事中,仅有l位来自广肇帮,其余10位都是潮州人,福建、海南、客家三帮没有成员进入第一届理事会,这与当时时局尚未安定、华人才陆续从各偏远农村回到城市的历史背景有关,也与柬埔寨华社中潮州人一向占据约90%的高比例相关.但从第二届开始,柬华理事总会将潮州、福建、海南、客家、广肇五大会馆的会长都请进总会,由此改变了以往柬华总会仅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跟五帮脱节的情况.此外,五帮与柬华理事总会的关系通过2010年公布的《柬华理事总会章程》进一步制度化.根据章程规定,理事会是柬华理事会的权力执行单位,由61名理事组成,分别来自五大会馆、13个宗亲会和各省的柬华理事会.总会设1个会长、13个副会长,会长由61名理事公选,通常在五大会馆的会长中产生：在13个副会长中,五大会馆的会长成为当然的副会长,另由会长指定5到6名副会长,从五大会馆、各省的柬华理事会中挑选有能力者担任：同时,再由理事会选举产生2到3名所谓的候补副会长.由此,在柬华理事总会的领导层面,五帮各有一席之地. 除此以外,柬华总会也开始在华人聚居的各省甚至县市建立分会.此举最初是为了恢复华文教育,建立学校,因为只有建立了分会,才能把当地华人组织起来,筹备资金,联系地方政府,解决建校遇到的各种问题,当然,这也使柬华的力量逐渐拓展到地方（如表6所示）.后来在柬华理事会的章程中明确规定,柬华理事总会是代表全柬华侨华人的唯一领导机构,有权指定或确认各省分会代表,省级分会在总会指导下,有权代表总会处理和解决该省、市、县、村柬华分所的问题.各省的柬华理事会仍是由五帮的代表组成.这使柬华理事总会充分发挥了它的两个媒介作用.首先,它是柬埔寨华社和柬埔寨政府之间的*,例如,清明节各个会馆、宗亲会组织扫墓活动,是由柬华理事总会向政府申请并拿到批文,再分发给各会馆及宗亲会；其次,它是中柬之间交流的*,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一些活动、中国国内代表团的到访、汉办和侨办援建华文教师的安置、新侨来柬投资兴业等,柬华理事总会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柬华理事会是柬埔寨华社成立较早的华人社团,多年来,在华文教育、宗教信仰、祭祀祖先等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员有富商巨贾也有普通百姓,该会的维持主要依靠热心人士的自愿捐赠.在最初的几届中,柬华理事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会员、理事、正副会长必须是柬埔寨籍华人.如此则将战乱时逃往西方国家现又回归但已持有他国护照的华人以及从中国内地（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来的新侨排除在外.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柬埔寨经济的恢复发展,商会已作为一种新型的社团组织逐渐兴起,它们以在柬从商为宗旨而结社,以所经营的企业而非个人为单位人会,其成员主要是来自中国内地（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新侨.
目前,与柬华理事会并立的有两大商会.一是柬埔寨中国商会,它于1996年在原柬埔寨中资企业联谊会的基础上成立,是在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指导下,并在柬埔寨注册的在柬中资企业的组织.会员单位主要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商业者等共百余家在中国商会注册的中资企业.除此,一些来自中国内地（大陆）各省市的新侨也纷纷成立了各自的商会,这些商会名义上都属于中国商会的子机构,但整个中国商会并未形成像柬华理事会那样严密的有机体系,虽然一些活动不得不在中国商会的组织下开展,但各个商会往往各自为政（如表7所示）.二是柬埔寨中国港澳侨商总会,它成立于1998年3月18日,在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指导下开展工作,服务对象主要是在柬的中国香港、澳门的工商业机构和投资者.其会员分为普通会员和名誉会员两种,普通会员既包括来自香港、澳门的机构和组织,也吸纳一些非投资者；名誉会员是对该会有特殊贡献的香港、澳门和外籍人士,但他们在会中没有权.目前,港澳侨商会已有80多家会员单位,从业人员约20万人. 如此,在柬埔寨即形成了以柬华理事会和商会为代表的新老华人社团,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威莫特以及野泽知弘在他们的研究中,都提出新．老社团的“交叉模式”.[22]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这种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方式：一是新、老社团共同组成一个新的、超越于二者的组织.2001年4月21日,柬华理事总会、柬埔寨中国商会、柬埔寨中国港澳侨商总会三大社团共同发起成立了柬埔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该会宗旨是“团结国内的华人华侨,增进发展与中国大陆、台湾人民和世界各国华侨华人及社团组织的交流关系,早日实现中国和平统一.”[23] 2007年7月8日,柬埔寨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成立,它不仅包括上述三大社团,还吸纳了未参加社团组织的社会贤德人士,以及国外热心人士,目的在于发展华社公益事业,弘扬中华文化.2015年1月14日,柬埔寨华助中心正式揭牌,这是中国国侨办在海外设立的首批18个“华助中心”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三大社团的会长、副会长、理事等同时在柬埔寨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华文化基金会和华助中心的领导层中任职.这使得柬埔寨华社各社团之间进一步整合（如图l所示）,发挥有效作用.
图l柬埔寨社团架构示意图 二是新、老社团的领导层相互重叠,成员们在经济方面密切合作.通常新成立的社团会聘请老社团中的领导担任顾问等职务,便于在当地扎下根来,反之,老社团换届选举时也会吸纳新社团里实力雄厚的成员,以此扩大影响,如五帮的会长也是中国港澳侨商总会和中国商会及其一些地方分会的顾问、理事等,中国港澳侨商会和中国商会的成员也在柬华理事总会和五帮会馆中任职.在经济方面,则是新老社团合谋发展,互利共赢的局面.新老社团的这一交叉模式,野泽知弘认为在其他国家很少看到,这或许与刚刚恢复和平不久的柬埔寨亟需借助华商之力飞速发展经济这一特定的现实背景有关.
五、结语 20世纪60年代对柬埔寨华人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威莫特教授,定义柬埔寨社会中谁是“华人”的标准,不是按照血缘、体质、文化等指标,而是按照他们是否加入帮会.他认为以帮会为参照,既能在个体层面也能在集体层面识别出华人的族群性.[’4 3的确,帮会被视为这一时期柬埔寨华人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位和组织方式.每个中国移民自踏上柬埔寨土地的那一刻起,就置于相应帮长和帮会的管控之下,华人个体的地位高低、身份体现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所在帮会的等级排位来定.可以说,融合了中国移民的自我组织方式以及越南、法国治理“他者”模式的帮会制度,是这一时期柬埔寨华人社团的特点,它对后来柬埔寨华人社团的发展影响深远. 帮会制度瓦解后,自20世纪60年代起,柬埔寨华社兴起新的结社方式,华人社团在经历新的转型.华人从被迫加入帮会到自愿组织社团,此前按照地域来源只能加入相应的帮,现在可以自由选择多个社团；社团功能从全面变得具体,帮会成员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都离不开会馆和下设的各组,社团也多以血缘、慈善、教育、文娱等为纽带开展活动；社团奉行的宗旨更加多元,有的以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为导向,弘扬中华文化,有的更尊崇现代普世价值,亦有两者兼顾的社团. 在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20年断层”,尤其是红色高棉残酷屠杀华人的浩劫后,在越南排华硝烟尚未散去,中国政府在柬只有临时处的复杂环境下,11位华人抓住时机,组织成立了柬华理事会,为柬埔寨华社的重建打破了坚冰.随后五帮会馆及其下属学校、寺庙和义地的重建,搭建起战后柬埔寨华人社团乃至华人社会的基本架构.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柬埔寨国内及世界形势的变化,柬华理事会开始进行对内和对外的整合.对内,与五帮会馆、各省华人社团衔接,建立具有统领全柬华人的架构体系：对外,与商会等新侨社团通过“交叉共生”的模式走向联合.至此,柬埔寨华社从一盘散沙逐渐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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