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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栋楼老到什么地步才会这样发抖？
地铁1号线在200米外施工,每一次打桩机锤击地面,这栋楼都会不由自主地抖上一会儿.那几天,我看见年轻人眼里总有惊惶的神色,她们借口晒太阳走出去,等老楼平复了再回来.有一次小杨抱着校样刚刚走进我的办公室,锤击就不合时宜地响起了,在满屋震颤的嗡嗡声里,我大声安慰她说,没事儿,我在这楼里十多年了,也没被砸死.
我当然不能告诉她,文联没搬走前,这间屋子曾经是他们存放档案和文件的办公室.就在这间屋子里,起身去复印东西的大伟刚刚离开座位,哗啦一声,楼板上掉下的水泥就砸在了他身后的座位上.在楼梯隔壁的卫生间,这样的好运气也光顾了我一次.那一次我正站在尿池边,又是哗啦一声,墙皮和水泥贴着我的右脚落下来好大一摊,鞋面被溅落的粉尘染得一片灰白.我抬头看了看天花板,细碎的流沙瀑布样倒挂下来,三五分钟才完全停止,楼板的水泥碎石中横斜出半截细弱可疑的钢筋,缠满红黄的锈色.我想起来梅老师说过的话,他说这楼建得早,那时候国家困难,钢筋不够,使用了不少竹筋,水泥也不够,沙子掺得多.我又想起来涂老师说过的话,他说这楼建得早,那时候的人实诚,不会弄虚作假,竹子韧性多好,这楼结实着哩,能抗七级地震.他俩都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一个写诗一个搞摄影,直到退休,也没被砸死在里头,鉴于此,我当然也得有不被砸死的信心,而且要把这信心传递给年轻人.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走进这栋旧楼里,也是身心俱凉.身凉是因为楼里常年不见阳光,心凉是因为办公环境太像《编辑部的故事》.在苦夏,身凉是件美好的事,心凉就不一定了.《编辑部的故事》上映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儿,二十多年过去了,外边日新月异,编辑部仍然是电视剧里的样子,甚至连老师们的眼镜都是同一个式样的.
也许全国的编辑部都是这样吧.我想,如果一个路人此刻不小心走进去,会不会怀疑自己闯进了电影片场.
按梅老师的说法,当年他月工资才四十五六块钱,在《诗刊》发表了一组诗,稿费拿了四十二块,这笔意外之财让他有点手足无措,到处请人吃糖.我还听说,那些年邮递员每天来这栋旧楼,都要卸下重重的三四邮袋信件,每个袋子有百十斤重,有的是稿子,有的是读者来信.这样的盛况我没见着,只能暗自遗憾.如今,在我们杂志上发首小诗,稿费大约也就四五十块,远远算不上意外之财,顶多购买一两包.邮递员的工作也轻省了许多,每周不过是十封八封挂号信,稿件都壅塞在电子邮箱里,几天不看,空间就要报警.
旧楼里时光虽然缓慢,但并不是完全凝滞,变化还是有的.十几年过去,室内的灯光添置了不少,墙壁重新粉刷过,终于不再昏暗了,电脑取代了堆积如山的稿子,枣红色的五斗桌纷纷作古,窗外一米远的小楼却没有移走,阳光依然在墙头徘徊,屋子里堪比避暑胜地.就在那一米宽的缝隙里,一株桐树顽强地生长着.缝隙里没有亲属,它失掉了参照标准,就长得离经叛道,越来越像竹子.
缝隙隔离了阳光和生长经验,同样也隔离了暴风和伤害.初夏时,桐树的顶端会冒出几片手掌大的叶子,照样青黄可人,照样有属于自己的微小绿荫.
办公室北边是这座城市的主干道,原先宽阔的人行道上,也是有过大树的,其中一株老桐年逾五十,枝干繁茂.有一年夏天暴雨摧折,树身倾斜,搭在了相邻的劳保公司旧楼上,戳漏一间病房,毁掉不少红瓦.旧楼二三层原是长生民营诊所,医患人等一涌而出,围观树腰上的森森断口,全然不顾雨脚如麻.他们中有人认识这株桐树,大声向别人讲着种树时的故事.没人听,他们关心的是能赔多少钱,钱该向谁要.第二天,市政部门来了吊车,工人拿着锯子爬上爬下,老树被解为大大小小的碎块,迅速消失在膨胀的城市里.
我从外面回来,立刻去看了看缝隙里那株不拘一格的树.它很狼狈,但还活着.
二
一走进旧楼,韩主编就告诫我,做这行一定要爱护眼睛,然后叮嘱办公室给我配个新台灯.我不当回事,看稿子贪快,常常忘了开灯,他就老是提醒我.除此之外,有些话也是老生常谈,比如要舍得熬油磨屁股,你下的工夫越多,稿子就越干净之类的.当然也有“为他人作嫁衣裳”“作翰林院编修很幸福”之类冠冕堂皇的话,我都没听进去,我一直纳闷为什么要把“干净”作为好稿子的标准,但是我没有多问,他是老师傅,我是学徒,按照他说的去做,就好.
我在这栋老楼里,经历过三代编辑.第一代韩、梅、任三位老师,共同特点是四十岁上下眼就花.很显然,稿子要想干净,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台灯很重要,但是不能克服职业病的蔓延.第二代编辑是我和谭姐,托前辈们的福,我们都没有眼花,正在通往退休的路上昂首阔步.第三代编辑充分暴露了这个行业衰落的颓势：尚龙和子愚先后去了报社,那里待遇更好,他俩也足够努力,离开后都买了房、成了家,如果在这里,只有看不完的稿子和挑不完的错字.现在他们依然热爱文学,但是立足的角度已经不再是编辑,而是作家和诗人.为了补上他俩的空白,婧婷和小杨加入了进来,因为大家住得都比较远,中午时间又比较紧张,单位决定自建一个小食堂.经过多方勘察,认为我的办公室空间宽裕,且距离上下水管道较近,具有改造条件.
我说行,就这样办,第一顿饭我来做.
食堂用了两年多,大家轮流做饭,各拿各的特色菜,取长补短,手艺精进了不少,尤其是小杨的切菜技术,简直可以用专业来形容.
有一次,几个大学教授受邀到杂志社开会,为一个奖项做评委.中午,评审组长说咱不去街上了,就在这儿吃吧,今天谁下厨？
我说,我,炸酱面.
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做编辑也当然比不上治大国,所以也大致超不出烹小鲜的范畴.这话虽然听上去举重若轻,挺潇洒,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跟稿子打交道容易,跟人打交道很难.
三
老印刷厂对面有个小馆子,许是与印刷厂有过渊源,名字里就嵌进了一个“印”字.馆子租的是民房,很小,距离编辑部不过三四百米,徒步几分钟就能到.有一回国英兄到编辑部找我,中午定要喝上一杯,就跟着他到了这个馆子.点的是腐竹烧肉皮、小黄鱼、酸辣土豆丝和蒜黄炒鸡蛋,都是家常菜,配色却很好,多用青红椒,一下箸,味道也好,用少量白糖提味,而不是味精.
冬天,酒酣耳热,周围的客人散完,就剩下我们两个,老板也不来撵人.后窗破了一个洞,一只臃肿的猫钻进来,蹲在我们脚下喵喵叫.
它怀孕了,国英兄说,然后把盘子里的鱼丢给了它.
野猫应是怕人的,可它当了母亲,就不能再怕了.
如果文学作品是个孩子,作家就是母亲,那他也应该无所畏惧.
后来,老印刷厂对面拆迁,小馆子就搬到了编辑部南面的文宣巷,这下距离我们更近,有时遇到好友或者作家来访,就请他们在小馆子里喝酒.子愚也有这个习惯,那时候他还不到三十岁,很多青年诗人或者作家从外地来找他,定点聚餐必是那里,每餐点的,大约都有那四个菜.
馆子仍然租的是民房,很小,食客多了,就需要排队等候.掌勺的大约是兄弟俩,前面张罗的应该是妯娌,貌不惊人,话也不多.
四
有一天下午我走进楼门,看见小杨正直直杵在那里发呆,她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有走上前去.她听见脚步声,转身看了看我,给我指了指我办公室的方向.我这才发现一只体格健硕的松鼠正蹲在那里,一脸迷茫地望着我们.
这真是件麻烦事.
如果在树林里见到这玩意儿,倒是还有些诗情画意,可这里四壁水泥,既没有松果,我们又不好客,不知道如何招待它,只能跟它干瞪眼.僵持了一分多钟,它终究是识破了我的虚伪,轻蔑地抖了一下尾巴,三两下穿过废弃的楼道,跳上窗子消失了.
它回家了,我说.
小杨哦了一声,我能听出来她对这栋老楼很不信任.
论起年龄来,这本杂志比这栋楼还要老,她已经整整六十岁了.六十年里,一代代人经历了一茬茬事,没人去发掘整理,就会烟消云散.
五
喜新厌旧乃是城市的本性.在它的膨胀里,这个本性演绎得具体而充分.
那些老街旧楼被折叠打包,像遭受了无妄之灾的老树一样被分解,成为碎砖烂瓦,统统丢进垃圾填埋场.在幽暗的地下,它们历经时间磨洗,会变成石块或者矿藏,也许冥顽不化,保持着窗台或者栏杆的姿势,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会再次使用它们.更高的楼被竖起来,一栋接着一栋,长成茂密的森林.太阳被迫升得更高,以照耀楼缝间的空地.塔吊今天在河的北岸站立,明天就可能到南岸拔节,它们总是忙忙碌碌.泥土和草茎不被需要,水泥和柏油覆盖了整座城市,绿植和动物在公园里得以幸存.如果不借助交通工具,你很难短时间内往返于办公室和住所.高架和立交正在兴建,地铁在土层下蔓延.
当整个河的北岸都在拆旧换新的时候,编辑部周边却有着与世隔绝的寂静.路过的人总说,这样的黄金地段,被这几栋老楼盘踞着真是浪费.还说,这可是中州路啊,这些旧楼简直影响市容.
编辑部西邻曾经有过两栋旧家属楼,年龄与我们这栋不相上下.建筑结构的微小差异,决定了其功能性的不同.我们这里是封闭的筒子楼,挑高惊人,适用于办公.那两栋楼就低了不少,楼道是北向开放的,挨着楼梯依次是水房和厕所,左右住户各自公用一套,从不互相越界,更不会私自打开别人家的水龙头.据我所知,厕所的水费由住户均摊,楼道照明费同样如此.楼上的住户大多高龄,每天的乐趣之一就是拿着小板凳,在楼下的人行道上晒太阳.那时候人行道宽敞,沿街的商户常常在这儿挂网打羽毛球,打累了,就和老人们一起晒太阳、聊天.
北京奥运会那年,这两栋楼上贴出了拆迁告示,谈妥的纷纷搬走,没谈妥的抵抗了几下也都撤了出去,只有东北角上三楼那户扎得牢、扎得稳.老头写得一手好颜体,常常用白布写了政策,从窗口垂挂下来,供路人观看.有时也即兴写几句诗,合辙押韵的,有白乐天遗风,兼有些革命时代的特色词语.那时候手机还没怎么承担照相功能,上班路上脚步匆匆,停下来看看也就看看了,顶多议论几句.
一晃就翻过了年头.西楼已被拆平,东楼也拆掉了一半,剩下的东南角金鸡独立、摇摇欲坠.这摇摇欲坠的半栋楼依然坚持了半年多,水电自然是没有了,有个中年妇女总是每天拎着饭盒上楼,料想是老人的女儿来做后勤保障的.有个早晨我接到孙老师电话,说那栋楼没了.我说怎么会,昨晚上喝完酒回家路上还看见它了.他说没了就是没了,还骗你不成？我路过时特意看了一下,果然成了白地,连碎砖瓦都没怎么剩下,地面上有一些慌乱的轮胎印记,看宽度应该是铲车或者卡车留下的.我问孙老师咋回事,他说可能是谈妥了吧,连夜就拆掉了.我说咱这楼也成危房了,啥时候拆？他跺跺脚说,这楼好着哩,拆啥？
我不得不承认,喜新厌旧也是我的本性.
六
我喜欢新的东西.
新的词汇,新的语序,新的结构,字里行间流泻出来新的风味,或者纸背里透出的新观点和思想.后者体现一种思维的乐趣,可意会不可言传.
人类社会进步,靠的是经验累加.有小道消息认为,自地球诞生、人猿揖别以来,大约已有五十亿人曾经活过,而当下活在世间的,还有将近六十亿人.近百亿生命体验和智慧的堆叠,构筑了今天我们的文明.这至少说明了两条：一是在旧有领域创新会越来越难,很容易就踏上了前人的脚印,文学也是同样,你灵光一现写出来的,很可能是别人玩剩下的,这很让人沮丧；二是如果没有新的生命体验和智慧在你身上产生,作为微小个体的你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累加给后人,你的痕迹就会慢慢被时间抹去.
这种感觉,让人坐卧不安.
七
西邻的两栋旧楼拆掉之后,建筑队很快就入驻了.工地被围墙圈了起来,原先老楼蹲着的地方,变成了两个深坑,本以为很快就会有颀长挺拔的高层竖起来,谁知工地就此停了工,施工机械纷纷撤走,暴雨过后,坑里蚊蝇滋生.刚开始,还有一两个看门人住在工棚里,偶尔打扫一下门口的落叶,后来连人影都没有了.春天和夏天接连席卷了这里五六次,野草和藤蔓肆无忌惮地生长,甚至试图翻过墙去,侵占大街.无家可归的猫狗把这里作为栖身之地,人们偶然经过,它们就怒目而视.只有外墙是光鲜的,每年三四月份,这里都会被粉刷一遍,写上最新的宣传口号.晚上,过路的醉汉们在墙角解手,呕吐物层层堆积,清早凝固干结,与当年破败的旧楼相比,似乎更加不堪.
城市依然在膨胀,在代谢.两个街区以外,曾经的国营大厂旧楼拆迁,新的小区已经封顶开售.编辑部斜对角的红墙,被遗址公园取代,复建后的古塔高大巍峨,门票价超过百元.遗址公园东邻的建筑机械厂被冠以文化产业园的名称,改造成新型房地产.老印刷厂很多年前就已经不存,与之有着血缘关系的小印刷厂们都在面临限产,日渐艰难.文宣巷里的小馆子终于被盘给了别人,老板说太累了,打算做点轻省的生意.
谁都能预感到,要发生点什么.
打桩机停工后,西邻的大坑被填平,地铁项目部把这里改造为临时办公室和工人宿舍.白色的板房只用了一两天便搭建起来,外墙*重建,漆成蓝白两色.第三天,编辑部这栋楼的外墙上也被贴上告示,说是两个月以后就要拆迁,告示下面盖着很严肃的印章.临街的商户本来就三心二意,这下正好关门歇业.人行道被改造成临时马路,桐树、槐树、女贞树统统移走.
在与有关方面协调办公用房的时候,单位要进新人,婧婷开始休产假,小杨终于决定离开.楼道里再次变得空空荡荡,食堂烟火渐稀.很多故事,就像这栋旧楼一样,消失在城市迅猛的代谢里.
维摩,编辑,现居河南洛阳.已发表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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