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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聊了聊论文参考文献：
最近,我和发小陈志重新找回了联系.在一栋楼里长大,一起爬树玩泥巴,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棒冰你一半我一半的好朋友.12岁那年,我搬离了童年那个潮湿狭小的房子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对方.
前一晚,她发了一条朋友圈：今天发工资,带妈妈来看电影.照片里陈志身边的中年妇女,还是和记忆里一样,似乎不知怎么面对镜头,她笑容僵硬,双手不自在地合拢,佝偻着背,稀疏的头发凌乱盘起,对焦模糊.
在我12岁以前,她曾无数次把新鲜出炉的鸡蛋糕,塞进敲门找陈志的我手里.父亲说,她以前是纺织女工,在90年代初下岗后,一直以摆地摊、做家政工、闲时在菜市场卖自制的糕点为生,伴侣去世得早,女儿没有读大学,早早进入社会,而陈志,是她快40岁时在路边捡回来的弃婴.
陈志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一样,他们在最好的年纪,被迫背负了“为国分忧”的历史使命,后来的资料里记载他们,也不过只有一行字：落后的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冗余产能.
我的父亲在1985年从重庆的一间大学毕业.80年代初,作为恢复高考最早考上大学的一批年轻人,他和我大伯一度也是最早的“别人家的孩子”——在奶奶工作的纺织厂里,没人不知道,车间主任家的两个小子都在重点大学念书,一个在南京,一个在重庆.
异地求学期间,父亲和母亲相识.母亲是一个地道的重庆女子,她学生时的相貌清秀白净,而父亲,由于自小被知识分子的爷爷管教得严,性格温厚,却又不缺少西南人的闯劲.他俩的故事颇具80年代大学生活的所有特色：同班同学,机械系女生数量少,一个系只有七个姑娘.于是母亲和父亲刚进大学就偷偷谈起了恋爱,一毕业就结婚了.
父亲说,那时的他们,一起逛公园,一起上自习,互相辅导各自短板的课程,哪知就这么一起走了一辈子.
而奶奶说,毕业后,本没打算这么快让父亲结婚.作为纺织厂支部书记的她,那时本来想介绍工友的女儿给父亲认识,老实的父亲不知如何应对,母亲听说了,直接提出跟着父亲回一趟家.
那时,奶奶说,她透过窗户,看见在家楼下的是一个梳着大辫子的清秀姑娘,回头把父亲数落了一顿,就不再有二话,还全程包办帮助母亲迁户口.而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母亲并没有和家里知会一声,就擅自做了主张.
至今,父亲回忆起那段在机械厂工作的日子,脸上仍泛着红光.他把手中的酒杯放下,指尖点着桌面,挠了挠头发说,当时一进去,他就直接担任副厂长,还兼任车间的技术指导.不仅不用直接上机床,还可以轻松地坐办公室,协助厂长管理手下的工人.
父亲性格老实又随和,年轻且学历高,没有什么为官的架子,还经常接济着手下有困难的工人,不少年龄超过30岁的老员工,见面都会客气招呼一句“厂长早”.
那时我的大伯已经比父亲早毕业很多年,他被分配到一家通信行业的国企,在市区住着单位分配的房子,我的表哥也已经上小学.
省机械厂主要生产石英手表,那时缝纫机、手表和自行车是检验每个家庭是否富裕的典型“三大件”.本地生产的机械手表,则大量作为土货销往本地的百货公司,另外还有部分从边境出口到东南亚一带.父亲说,他在机械厂干到第八年,从1993年我出生开始,厂里的效益就每况愈下.那时上海生产的手表质量更好,而且低,本地的“土货”已经很难再有市场.
1995年起,机械厂就开始计划转型,原本的手表类轻型工业产品产量缩减,开始引进技术生产电火花机床,销路则主要转向外贸,以出口东南亚国家为主.但计划虽美好,车间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却大不如前,因为工资不增反降,谁都不想做比以前更累的活.
和不少老工业区的大型国企一样,那会的机械厂也已经成了一块疲软的海绵,人人自危,既发不出工资,也拿不出产量.
“从1997年开始就陆续有工人被内退.”父亲回忆.那时,厂长向所有车间负责人传达指令,从基层开始裁减人员开支,双职工中必须有一个内退,厂里可保留工籍外加停薪留职作为缓冲,去社区委员会开一个下岗证明,拿回厂里便可申请帮交社保五年,每个下岗员工都有100元的“下岗金”.
父亲说,厂里负责车间生产的几乎都是呆了至少八年的老工人,他手下双职工居多,大多来自市区周边的县乡,在市内租房,孩子也在市区上学.
而决定究竟先“淘汰”哪些工人的方法,是自荐,以及抽签.我不知道把一生的命运赌在一张小小的壳做成的卡片上,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情.父亲说,当时,连厂长也毫无办法,因为年内完不成内退的指标,他自己也要遭殃.
我们家那时家境算是比较殷实,爷爷已经临近退休,奶奶还在纺织厂做车间主任,月收入800元左右,足以维持养老开支.
也许是因为双亲无忧,也许是因为自己年轻气盛,父亲作为完全无需内退的副厂长,却第一个提出辞职.工人们十分惊讶,厂长问父亲原因,父亲给出的理由只有一个：他要为国分忧.
“那时厂长经常用喇叭做这样的动员,说从党员先开始,为国分忧解难,为国下岗光荣.”父亲笑着说.
不过后来,他再细细琢磨了一下,觉得原因可能是觉得自己才30出头,还很年轻,又有高学历,正当事业发展的好时期,继续呆在效益不好的工厂里不会有多少前途.
对于这个决定,父亲说当时的奶奶几乎把筷子砸进碗里,她大骂自己的儿子作死,不懂得珍惜机会,居然自己放弃了稳定的工作.那时我上幼儿园,父母已经住进厂里分配的小房子,由于工作忙,便把我交由爷爷奶奶照顾.我的印象里他们很少在家吃饭,但每周一次,奶奶会用自行车载我去父母那里住一晚.
去社区委员会领完下岗证拿完补助金后,他立马和一个台湾人搭伙做起了私人生意,还是生产机械手表,主要出口东南亚.他从一开始的技术员做到销售,一度收入不错.但1998年是一个节点,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他们之前的收入全部吐出,那位台湾搭档在结清款项后,也飞回了岛上,从此音讯渐无.
经历了一次生意的失败后,父亲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下岗工人,此后的两年,他带着曾经的“重点大学毕业生”这个标签,赋闲在家.而就在同一时期,我的大伯也赶着90年代末的淘金热,单匹马跑去了国外做生意.每个家庭屋漏时,都希望迎来的是大晴天.但那时,母亲工作的食品厂也因为效益不好,濒临倒闭.爷爷托人将她转进附近的制药厂,算躲过一劫.
由于女儿上学的开支越来越大,母亲决定在工作之余,去摆地摊补贴家用.虽然已从食品厂离职,但借之前攒下的人缘,她给我认下了一个干妈.每天下班后,她就和父亲一起骑车去食品厂,和我的干妈一起,低价购入当天没卖完的糕点,再去市区广场上售卖.一个鸡蛋糕卖五毛,赚中间的两毛.
说到这里,父亲露出难得的笑容,他说他那时和母亲练出了一套躲避的套路：爷爷那辆老式的永久自行车,他在前面脚一蹬,母亲往后座一坐,抱着糕点箱哧溜一下,跑得飞快.
而后来我才知道,有一回因为雨天骑得太快,母亲从后座上摔了下来,糕点散落了一地,远处的看见后,就没再靠近了.
到2004年,大伯还是在国外,大半年才给家里来一个电话.和父亲同期下岗的一拨老同学,一起商量着去东莞做生意,问父亲是否同行.当时父亲很动心,但被奶奶拉着彻夜长谈一番后,他放弃了.
我问奶奶当时说了什么,他说,奶奶其实就只有一句话：“大的已经在国外没有音讯,你再走,这个家就要散了.”
2005年夏天,父亲开始做电梯类的销售,从小品牌一直做到国外名牌.母亲也终于从制药厂挤进了医药集团.他们终于搬出了那套狭小阴暗潮湿的房子,搬进市区明亮的商品房.也是从那时,我才开始搬离奶奶家,和他们一起生活.
对此,父亲仿佛如释负重,他说,2005年后,他才感觉自己自由了.
他用的是“自由”这个词.现在,我和父亲聊起这段经历,他说这些事太平常了：“我算好的,你看你冯叔叔,从机械厂那会起就一直跟着我,下岗后只能做仓库管理员,到现在都2016年了,一个月还只有2000来块.你看市区周边那些出租屋,当年那里住的全是下岗双职工,我手下的几对夫妻,都是专线的民工,没有文化,40多岁你让他们上哪找工作去？我还年轻,还好.但他们本就图稳定和保障,结果被出卖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和我一样想起了陈志的母亲.许多年后,我再一次从记忆的角落里翻出这些直接和历史浪潮相关联的碎片,这些碎片远远比白纸黑字里记载的,要更鲜活,更残酷.
“只能说各自有各自的活法吧,穷人有自己的过法,这点的本质和富人相比,也是一样的.”对此,父亲只能这么说.
后来,我曾经的那个干妈,在上高中前我还见过一回.母亲说她下岗后就一直没有找到工作,闲在家,熬到了退休,就解脱了.■
（李兴亮荐自《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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