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军控背后的中美苏三国博弈,该文是中美有关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和军控和核军控和苏三国类论文范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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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数次面临美国的核威胁,后来又曾面临苏联的核威胁.随着1960年代末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国领导人对核问题的新认知,中国的核军控政策几度发生变化……
中国“联美制苏”战略初露端倪
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在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期间,曾多次扬言要对中国使用,也曾试图把中国的计划扼杀在摇篮里.因此,1960年代,无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国民情感上说,中国都对美国和苏联控制的国际核军控体制持抵制态度.
这一时期,中国的核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中国发展,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郑重承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即著名的“不首先使用原则”.
基于此,当时中国的核军控政策具有两个特点：其一,中国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强烈反对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反美色彩要浓于反苏；其二,中国所强调的并非单纯的核军控,而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
然而,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中苏珍宝岛事件并非简单的军事冲突,它背后笼罩着强烈的核阴影.过去都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核威胁,1969年苏联倚仗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这还是头一遭.当年9月23日和29日,中国分别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如此密集的两次核试验,彰显出中国并不畏惧苏联核威胁的决心.
中苏关系的恶化为中美接触提供了良机,但中美关系的改善却是缓慢的,甚至是曲折的.由于中美之间长时间的对立,中国在分析中美苏三者关系的时候,很难摆脱掉“美苏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这种政治化的分析模式,尤其是对待核军控问题.
因此,中国一直对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极为关注.10月20日,苏联正式通知美国,同意在赫尔辛基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10月26日,周恩来致信,把美苏核会谈与中苏边界会议联系在一起.不过,在分析美苏争霸与勾结时,中国的观点悄然发生了变化.1970年1月初,周恩来指出：“美国现在削减常规武器,减少外国军事基地,搞大规模,特别是在赫尔辛基会谈之前,大搞扩军备战,看来都是对付苏联的.”
也就是说,在中国领导人眼中,美苏争霸仍是主要的,而他们之间勾结起来和单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似乎还不太可能.根据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中国开始谨慎地与美国进行接触,的“联美制苏”战略构想初露端倪.
在核军控问题上,中国开始对自己的政策进行微调,尽管仍坚持核军控的一贯立场,但在语境上,批判美国起码要比过去和缓得多,甚至在针对苏联的核裁军建议上与美国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的“联美制苏”战略构想也进一步得以确立.7月24日,同周恩来、姬鹏飞等谈话时说,我们的政策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利用矛盾,如果要打的话,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
1973年2月15日,基辛格访华.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试图把“联美制苏”战略构想进一步深化,不仅中美联合对抗苏联,还要在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反苏统一战线.说：过去中美两国是敌人,但现在我们是朋友.我们应当“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就是著名的“一条线”理论.
随后一段时间,在核军控问题上,中国在继续坚持原有立场的基础上,主要针对苏联核裁军建议进行批判和揭露,对美国的批评有所减弱.
不要美国的核保护伞
无论是的“联美制苏”战略构想还是“一条线”理论,其构建的基础,都是坚信美苏矛盾大于他们之间的妥协与勾结,但是,如果美苏勾结大于美苏矛盾,那么,中国利用美国制衡苏联的战略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正是在1973年,美苏缓和达到.在这年8月的“十大”报告中,周恩来强调：“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它们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目的就是争霸世界.”
10月2日,乔冠华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发言,阐述中方核军控立场,对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中国认为：“这个协定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它既没有规定不使用的明确义务,更没有提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的前景.”
11月10日,基辛格访华.12日,与基辛格会谈,主题是“联美制苏”战略.与此同时,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基辛格不仅强调苏联进攻的可能性,而且还详细地提出了与中国建立等具体方案.对此,明确表示,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至此,中美关系改善陷入停滞,中国在核军控问题上对美国批评的调门再次拉高.
中国强烈反对美苏核军备竞赛
考虑到美苏关系缓和对中国的冲击以及中美关系的冷淡,1974年初,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对外战略问题.2月22日,他借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之机,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反对美苏两霸为基本目标,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身上.
1974年中期,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问题上,无暇顾及中美关系的进展.由于中美缓和陷入停滞,中国在外交场合再次高举反对两霸的旗帜,对美苏核军备竞赛进行批判.10月2日,乔冠华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大会阐述中国的军控主张,并强化了对美苏的要求.他指出：“中国政府是赞成召开真正的世界裁军会议的.但这个会议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必要的先决条件.明确的目标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而决不是什么限制战略武器.”
1975年11月24日,美苏签署联合声明,计划签订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新协定.第二天,基辛格顺道访华,为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并向中方通报美苏峰会的情况.由于中美缓和陷入停滞,中方对基辛格态度冷淡.
对于计划中的《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中国表示强烈的质疑,指出：“这个协议只规定了这种武器的数量限额,而这个限额又超过了它们各自现有的数量,至于质量则没有任何限制.因此,很清楚,这样一个协议,与其说是一个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不如说是一个扩充战略武器的协议.”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个协议签订后,美苏双方都在加紧发展和部署新型的战略武器,力图压倒对方.
1976年9月9日,去世,“三个世界”理论仍然指导着中国的核军控政策.为支持第三世界,中国强调：“我们坚决支持印度洋、地中海、红海、中东、东南亚、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国家和人民要求建立和平区、安全区和无核区的主张,并且主张超级大国必须为此承担明确的义务,并付诸实施.”
“三个世界”理论是晚年外交思想的精华,他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身上,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争霸.
（摘自《党史研究》詹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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