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日安全合作：动向、动因和挑战,本文是有关合作论文范文例文和对日和动因和动向有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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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朴槿惠政府上台之后,韩国对日安全合作呈现出一些新的动向,诸如安全合作与历史问题经历了由挂钩到脱钩的调整过程,合作的动力从双边转移到多边后又回到双边,安全合作更注重实质而不是形式等.这些变化与韩国对安倍内阁的历史认知的判断有关,与韩国政府对朝核问题的解决需要和对日本的军事动向的忧虑也有关联,更重要的是美国持续不断的外部施压迫使韩国政府不得不加强对日安全合作.由于韩国强化对日安全合作,中国在对韩日政治外交、周边安全环境和东北亚地区秩序塑造方面都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关键词】 韩日安全合作 韩日美同盟 中韩关系 朝核问题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章编号】 1003-4048（2016）01-0018-3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496/j.cnki.rbyj.2016.01.003
【基金项目】 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委托课题《韩日安全合作的动因及趋势》,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韩建交后韩国主流对华认知的转变与对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3CGJ003）.
【作者简介】 詹德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博士, 国际战略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上海201620）.
一、序言
韩日军事合作始于朝鲜战争.1951 年9 月日本与美国在旧金山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同月日本即向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953 年10月,韩美也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所以韩日之间建立了以美国为*的安全联系.不过,从韩国主动推动合作的角度看,1965 年6 月《韩日基本关系条约》的签署才真正揭开了韩日安全合作的序幕.1966 和1967 年韩日分别向各自大使馆派驻武官.1968 年初发生朝鲜特工袭击青瓦台事件之后,朝鲜对韩国构成的威胁更加现实化,而尼克松政府的战略收缩政策和随之而来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等一系列事件更是令韩国感到恐惧,进而促使韩国积极探索韩日安全合作.1969 年6 月10 日至15 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幕僚长山田正雄首次访韩,而韩国合同参谋本部议长则16 日首次访日.进入70 年代以后,韩国甚至一度主动建议举行韩日联合军事演习和情报收集活动[1].
随着冷战的结束,韩日安全合作逐渐走向制度化,安全合作的基础也从苏联威胁转向共同应对本地区广泛的安全威胁,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恐怖主义、增进互信、环境和能源安全等.1994 年3 月,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访问日本,在与桥本龙太郎首相的会谈和在日本众参两院发表的演说中,呼吁日本政府和议员采取共同行动和做出努力对付和阻止朝鲜发展.同年4月26 日,韩国和日本同意加强两国军事合作,进行军舰友好互访和交换空军情报.第一次朝核危机正酣的1994 年4 月,韩日防长举行了会谈.韩国评价认为,此次会谈为两国最高层防务官员间的交流、防务政策负责人之间的定期磋商,以及部队、军队留学生和研究人员间的交流打下了基础[2].1995 年韩日签署《军用飞机突发事故防止协定》.1997 年空军之间开通了电话,1999年韩国国防部和日本防卫厅之间也开设了.
1997 年4 月14 日,韩日两国外长在达成年内建立双边安全协调机制的协议.5 月7 日,日美官员在夏威夷明确表示: 在日本和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周边地区发生危机时,增进日本的军事作用.金大中1998 年2 月就任韩国总统后,韩日安全合作急速加快.当年10 月,韩日领导人发表了《21 世纪新韩日伙伴关系共同宣言》,在附录《行动计划》中包含很多安全合作的内容,诸如韩日从1998 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部长级防务、外交安全对话,从1999 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国防政策工作会议、韩军合同参谋本部与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监部间的会议,每年举行两次情报本部与陆海空军间的情报交流会议、防空工作会议,开通韩国国防部与日本防卫厅间的紧急联络系统,海军、空军、陆军先后进行了互访等等.1998 年10 月韩日国防部长会谈决定提升军事合作关系,两国还从1999 年开始举行海上联合搜救训练.虽然双方声称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但主要是日本宪法中关于集体自卫权的解释问题.联合训练对于装备的使用、海军间的信赖构筑和营造军事训练基础都有重要意义.1999 年5 月3 日,韩日开通连接两国陆、海、空司令部的三条,以备在非常时期及时有效地交换情报.虽然卢武铉总统就任后与日本发表了联合声明（2003.6）,但韩日之间因朝鲜问题、历史问题和领土纠纷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安全合作一度中断.
总统上台后,韩日安全合作迎来新一轮动力.政府上台时宣称,虽然不能对历史的真实放置不管,但不能总是被过去纠缠而放弃未来的关系.韩日应该本着相互实用的姿态发展面向未来的关系[3].在这种认识下,韩国积极推动或回应韩日安全合作,韩日两国于2009 年4 月签署了国防领域的首个协议文件《韩日国防交流意向书》,进一步强化了双方在高级军事人员交流、教育与研究交流、部队间交流以及国际维和与紧急援助等方面的合作.韩国国防部评价称,韩日军事关系由此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4].
2011 年1 月,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访韩,同韩国国防部长金宽镇就磋商签署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和《相互提供物资劳务协定》（ACSA）达成了共识.2012 年5 月,韩日两国决定次月正式签署生效.不过,政府的做法激起了国会和民众的愤怒,最终导致韩国政府不得不在协议签署前50 分钟宣布搁置.为了彻底与亲日派的指责拉开距离,总统严厉谴责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缺乏诚意,要求日本天皇必须以谢罪为前提访韩,并以现任总统的身份首次视察韩日争议中的独岛（日本称竹岛）[5].的一系列行动一方面满足了韩国民众的泄愤情绪,另一方面也给下任留下了一系列处理韩日关系的难题.
二、韩国对日安全合作的新动向
朴槿惠政府2013 年2 月上台以后,韩日两国因历史问题导致双边关系陷入近十年来最差时期.由于政治外交关系恶化,韩国对日安全合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负面影响.但是,两国安全合作却并不像政治关系那样冰冷,而是呈现出不同于前任政府的微妙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处理安全问题与历史问题的方式：从实际挂钩到适度脱钩.对韩国来说,历史问题主要包括日军从军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客参拜问题、日本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问题以及独岛主权争端问题.独岛问题看似领土争议,但根本上也起源于两国间的不幸历史.与政府不同的是,朴槿惠刚上台时就表示,日本必须正确面对历史,并对历史负责任,才能成为韩国的伙伴,进而开始真正的和解与合作.虽然朴槿惠政府初期没有明确将历史问题与安全合作挂钩,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两者是紧密关联的,或者说是实际挂钩的.也就是说,只要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表现出诚意,韩国就不会在外交、安全问题上与日本展开深度合作.如果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继续挑动韩国的民族情绪,韩国政府也只好针锋相对.2013 年4 月日本副外相麻生太郎及日本内阁全体成员参拜.麻生太郎副首相是日本内阁的二号人物,如此高职位的官员前往进行参拜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直接挑战了朴槿惠关于韩日历史问题的原则,也是对上任三个月的朴槿惠政府的严峻考验.对此,韩国外交部谴责说,日本内阁成员参拜是忘却历史、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行为.韩国外交部明确指出,韩国政府在对日外交方面有着“不能让步的基本原则”.尤其是有关参拜等问题,韩国政府的立场是坚定而明确的[6].于是,韩国外长尹炳世随即取消计划中的当月下旬访日行程.随着日本国内继续右倾化,安倍内阁在历史问题上越走越远,朴槿惠政府的态度也日趋明确和坚定.2013 年12 月26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韩国政府发言人、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刘震龙当天发表谴责声明,对安倍晋三参拜一事表示“极度失望和愤怒”[7].韩国政府首次由政府发言人就日本首相参拜一事发表谴责声明,本身就表现出韩方对这一事件的高度重视.此前,韩国政府一直通过外交部发言人传达有关立场.韩国朝野则将安倍晋三参拜定性为“妄动”,并一致提出强烈谴责.朴槿惠总统12 月30 日在青瓦台主持首席秘书会议,也暗批安倍晋三参拜.朴槿惠表示,如果反复做有悖于国际社会普遍价值和标准、人类良心的行为,一国经济实力再壮大,也决不会被称为一流国家[8].于是,韩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对日外交的基本政策.到当时为止,韩国政府一直坚持“以正确的历史认知为基础,稳定发展韩日关系”的对日外交基调,但安倍的行为严重动摇了这种基调.韩国认为,安倍参拜之前与之后,情况截然不同,所以难以按照之前的政策基调继续走下去.韩国认为,日本在历史遗留问题上反复发起挑衅,致使韩日关系起伏不断,若不中断这种情况,放纵日本的挑衅,韩日关系恢复稳定的目标难以实现,因此韩国政府将重新修改与此相应的对日外交基调和政策.于是,韩国宣布搁置所有高层对话,包括原定于2014 年1月举行的韩日副部级战略对话,以及局长级安全政策会议.韩国政府决定,不再考虑与日本国防政策部门签署交流协议,取消了原定于2014 年上半年进行的韩日军方交流活动.在日本政府态度发生变化使对话条件成熟之前,韩日外交部长会谈和首脑会谈被无限期搁置.
第二阶段是安全合作与历史问题适度脱钩.经过一年多的僵局之后,韩日关系迎来了2015年.新年前后总是各国重新评估内外政策,提出新年度工作计划的契机.进入2015 年之后,韩国国内逐渐形成了需要区别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事宜的舆论,这是多方面原因的综合考虑.韩方首先考虑于2015 年4 月举行韩日安保政策会议.韩日安保政策会议始于1997 年,是两国外交、国防领域的局长级人士参加的外交与国防“2+2”会议.两国曾定期举行该会议,就两国安全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但因独岛问题、历史遗留问题、《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问题等,会议自2009 年12 月以来被长期搁置.因此,韩日安保政策会议重启不仅是朴槿惠当政后的首次,也是时隔5 年的重启.韩国政府的这种适度脱钩政策随后得到了最高层的确认.外长尹炳世5 月4 日就韩国对日外交政策表示,韩国政府坚持把韩日历史问题和经济、安全问题分开来对待,在历史遗留问题上采取坚决态度,而在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安全问题上与日方共享利害,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则加强韩日合作[9].在2015 年6 月15日举行的青瓦台会议上,朴槿惠明确强调迫切需要恢复处于僵局的韩日关系,要以合作的事项为中心,面向未来推动韩日关系发展.有了最高层的拍板之后,韩日安全合作加速逐步恢复.例如,2015 年8 月5 日韩日时隔两年半重启局长级国防政策工作会议.韩日国防政策工作会议自1994 年以来每年召开,由韩国国防部和日本防卫省局长级官员参加.韩国海军2015 年10 月参加了由日本主办的国际舰队检阅,并举行联合搜救救援演习（SAREX）.10 月20 日,韩日两国在首尔举行防长会晤,讨论朝鲜核与导弹等有关朝鲜半岛局势、日本新安保法案给朝鲜半岛安全带来的影响等.这是韩日两国防长时隔4 年4 个月再次举行会晤,也是朴槿惠政府执政以来的首次会面.
（二）安全合作动力转移：从双边到多边.韩日美三边合作一直是维系韩美、日美、日韩三个双边合作的一个大框架,而韩日美三边合作也是建立在这三个三边合作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各个双边关系如何直接影响韩日美三边合作的质量.例如,卢武铉政府时期,因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导致韩日关系陷入僵局,进而也导致三国安全合作龃龉不断,韩国甚至拒绝参加美国主导并运转多年的用于解决朝核问题的韩日美“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TCOG）.朴槿惠政府上台后,韩日因历史问题中断了两年多的双边高层政治对话和安全合作.尽管美国多次劝说韩国改善对日关系,但是朴槿惠政府并不愿意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于是,美国决定通过三边合作来带动韩日合作,而不是一味等待韩日双边合作优先推进.由于有美国的强大推力和共同的安全忧虑等,韩日美三边安全合作的框架成为韩日进行安全合作主要舞台.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借助韩日美三边军事对话促进韩日军事对话.在韩日因历史问题争论最激烈的2014年,韩日美三国的防务官员仍然共同坐在一起讨论安全合作.例如,2014 年韩日美三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首次借助环太平洋军演之机举行了会晤,讨论朝鲜导弹威胁问题.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之后,韩日美三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决定2016年2 月再次举行视频会议,讨论应对朝核问题和朝鲜试射火箭的方案.2014 年5 月31 日,时任美国防长哈格尔、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和韩国国防长官金宽镇在新加坡举行会谈,三国一致认为需要进行军事交流以共同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并重申共享朝鲜核与导弹相关情报的重要性.在2015 年5 月亚洲安全峰会期间举行韩日美防长会晤之后,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民求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举行了双边会谈,决定进一步加强两国国防领域合作,争取年内进行联合搜索救援演习（SAREX）.
二是以韩日美三国情报交换协议临时替代韩日情报交换协议.2012 年韩日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泡汤之后,日本和美国不断要求韩国重新启动签署程序,但韩国一直以需要考虑国民情绪为由拒绝.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军方只好走迂回路径.2014 年5 月举行的韩日美三国防长会议决定就军事情报交流问题持续进行磋商,半年之后的12 月29 日,韩国国防部就宣布韩日美已完成签署《韩日美关于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报交流协议》,并从当天起正式生效.协议内容包括,韩国与日本通过美国交流有关朝鲜核与导弹的情报.韩日美三方交流相关情况的方式为,韩国国防部将掌握的情报提供给美国国防部,美方在征得韩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将情报提供给日本.而日本掌握的情报也须在征得日方同意的情况下由美方提供给韩方.韩日双方不会直接共享军事情报.协议规定,韩日美可共享、互换军事情报的形式包括口头、电子、文书等.对于韩日美共享军事情报的方式协议规定,韩国国防部与日本防卫省之间必须通过美国国防部共享军事机密.对于韩日美之间可互换的军事情报种类协议规定,可互换的军事情报包括与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相关的军事情报,互换军事情报时须遵守韩美及日美双边协议中明确规定的相关保护条款.韩国国防部相关人士表示,未来韩日美情报当局提供的情报级别将根据后续协商来决定.据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韩国和日本已经在该《协议》的框架内开始交流有关朝鲜的情报.这表明,尽管韩日之间没有签署相关协定,但借助韩日美三边安全合作实质上实现了韩日情报交流[10].
三是借助多边舞台维持韩日安全对话.虽然韩日两国的安全合作因历史问题而中断了很久,但两国的安全对话却并未中断,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借助多边舞台.例如,2013 年4 月麻生太郎副首相参拜之后,韩国宣布中断同日本的安全合作,但日本防卫省事务次官西正典当年11 月13 日借出席首尔安全对话之机访韩.西正典在与韩国国防部次官白承周举行会晤时提议,日本防卫省和韩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部门需要开展紧密的交流,并提议签署有关促进双方交流的谅解备忘录.西正典认为,在韩日久久未能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情况下,负责国防政策的部门之间需要进行信息交流.2014 年10 月举行第三届首尔安全对话期间,韩国国防部和日本防卫省高层之间也举行了类似会谈.韩日也在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合作和国际裁军、防扩散等活动,如有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东盟地区安全论坛、防卫论坛（TDF）、东盟扩大国防部长会议（ADMM-Plus）、国际原子能机构、导弹技术控制机制（MTCR）、核供应国组织（NSG）等.双方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着多层次合作,如国际维和行动、海洋航道防卫（SLOC）等.在东帝汶的维和行动中,韩国维和部队恰好部署在日本自卫队附近,两支部队借此机会分享了非常有价值的合作经验.
（三）合作方式：从注重形式到注重实质.表面上看,朴槿惠政府上台之后的两年多里韩国对日安全合作几乎陷于停滞,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到政府时期的水平.不过,韩国对日安全合作的实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韩国意识到过于注重合作的形式往往拖累合作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低调进行各种军事演习.例如,每两年一次的韩日联合搜索救援演习(SAREX) 并没有受到影响,2013 年和2015 年都按时举行,只是并没有进行不合时宜的高调宣传,否则只会激起韩国国内舆论的不满.韩日美三边军演也日益频繁,三国之间的合作也更加深入.2012 年6 月21日,韩日美三国军队终于走到一起举行联合军演.虽然名为人道主义搜救和海上拦截作战,但三国都派出了驱逐舰、军用后勤支援舰、反潜直升机等参与演习.在2013 和2014 年度的演习中,美国还派出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参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三国2013 年12 月11 日在亚丁湾海域进行了反海盗联合军事演习.支援南苏丹重建的韩国“韩光部队”2013 年12 月23 日向被派往南苏丹的日本陆路自卫队借了1 万枚.韩国军队向日本自卫队借是韩国建军以来的首次.不过,由于日本政府故意公开了向韩方提供的事情,目的是炒作撤销“武器出口三原则”一事,所以韩国国防部在舆论的压力下立刻归还了日本提供的所有,但其意义仍然不减.
二是低调签署《韩日美关于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报交流协议》.韩国的低调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韩国签字之后才公开宣布这一事实,并且签字当天即生效,没有给韩国国内舆论留下翻牌的余地；二是协定降格为三国国防部副部长签署生效.也就是说,将三国合作协定当成业务类的交流协议,类似备忘录,这么做也避免了复杂的国内审议程序,韩国国会很难从中插手,也就避免了的概率,避免激发国内反日情绪,从而可以保障协议签署得以顺利推进.如此种种合作形式上的变化,实质都一样能促进韩日进行有效的安全合作.
三、韩国对日安全合作的新动因
尽管因历史问题导致韩日关系紧张,但韩国并未拒绝在三边框架内对日安全合作,进入2015年之后也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韩日双边的安全合作.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朴槿惠政府意识到难以改变安倍政府的历史认识.朴槿惠刚上台时坚持对日历史观,要求日本政府必须认真反省历史,否则不会举行首脑会晤,也不会进行安全合作.但是,在整整两年里,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不仅没有丝毫反省,反而后退,例如亲自参拜,重新调查“河野谈话”,否认日本政府强征“慰安妇”,不承认“侵略”定义的国际共识等.特别是,2015年是韩日邦交正常化50 周年,也是韩国光复70周年,韩国几乎动员了所有外交手段迫使安倍在“8.14 讲话”中谢罪.例如,在安倍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之前,韩国外长尹炳世多次公开敦促安倍首相继承日本历届内阁的正确历史观,朴槿惠总统也多次公开施压称,希望安倍政府明确重申日本历任首相谈话的历史观,为韩日关系面向未来发展奠定基础.韩国执政党的核心议员徐清源率团访日并拜会安倍首相,韩国国会议长也发表声明,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但是,安倍首相8 月14 日发表的谈话还是没能满足韩国的要求.表现在几个方面：以过去式的方式提及“谢罪”缺乏诚意；安倍在谈话中提及“殖民统治”和“侵略”措辞,但没有明确表示这是日本所做的行为；提及慰安妇问题时也仅表示“女性名誉和尊严受到了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安倍谈话倒像是一个落地的鞋子,反倒使韩国政府放下历史包袱,谋求未来合作.因为韩国政府也意识到期待安倍改变历史认识非常困难,韩国国内舆论开始反思将历史问题视为原则的对日外交是否过于僵化,总不能历史问题不解决,韩日就不合作.这从韩国国内的反应中可见一斑.韩国执政的新世界党评价安倍的谈话称,“虽有遗憾但有意义”[11].韩国的韩日关系专家纷纷认为,谈话回避就日本殖民侵略历史直接道歉,这一点令人遗憾,但各方对安倍谈话的“期待值”较低,谈话不会对韩日关系产生重大负面影响[12].韩国政府8 月15 日以外交部发言人的名义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战后70 周年谈话发表评论,指出安倍谈话如实反映了日本政府以何种历史观看待过去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评论强调,韩国政府注意到安倍在谈话中表示,历届内阁的历史认识不会动摇,因此今后将关注日本政府会如何用具体的行动去实践.评论敦促日本政府为解决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问题等韩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付出积极努力.评论还指出,韩国政府将根据韩方的原则明确应对历史遗留问题,不过在朝核、经济、社会文化等互惠领域和促进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领域同日本加强合作.希望日本政府作为邻国基于正确的历史观,共同开创新的未来.朴槿惠在8.15 讲话中也没有批评日本,而是展望未来[13].韩国外长的讲话重点也放在未来上,称韩日需以正确历史观为基础开启新未来.在调整了对安倍政府的期待之后,韩国迅速行动起来推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年内进行,并以此为契机举行韩日首脑会晤.当年9 月2 日,朴槿惠总统在赴华出席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阅兵期间与主席举行会晤,双方达成了年内举行中韩日三国领导人会议的协议.同年10 月20 日韩日防长终于举行了时隔4 年半的双边会晤.韩日双方通过防长会谈商定加强军事交流和合作.同年11 月1 日,中韩日三国领导人时隔三年半在首尔举行会议.在此期间,作为东道主的韩国总统朴槿惠与前来出席会议的安倍晋三举行了上任以来的首次会晤.双方商定为早日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加快谈判进程.
实际上,慰安妇问题的解决过程也是韩国出于同样的判断,即安倍政府很难逆转其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而慰安妇幸存者仅46 名,平均年龄已90 岁,时间已经不在慰安妇和韩国这边.于是,朴槿惠希望早日化解慰安妇问题.但是,韩日为解决慰安妇问题之前已经连续举行了12 次局长级会晤,最后都无果而终.在此情况下,韩日两国外长出面于2015 年12 月28 日举行会谈,并达成一致意见.会谈结束后,韩国外长尹炳世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共同会见记者.岸田文雄表示,日本政府承认在慰安妇问题上负有责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慰安妇受害人表示诚挚道歉和反省”.尹炳世介绍,将由韩方发起成立慰安妇受害人援助基金,日方将利用财政预算向该基金提供资金,韩日两国政府将合作开展恢复慰安妇受害人名誉、抚平受害人内心创伤的各种项目[14].韩国总统朴槿惠在韩日慰安妇问题谈判达成协议后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朴槿惠表示,希望双方在此次协议基础上积累互信,为开创全新的韩日关系而紧密合作.安倍晋三说,作为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向饱受身为慰安妇的痛苦、遭受难以治愈的身心创伤的所有人表示由衷的谢罪和反省.
虽然慰安妇团体等批评称,日本政府表示对慰安妇问题负有责任,但协议没有包括涉慰安妇罪行是由日本政府和军队犯下的有组织犯罪的相关内容.批评认为,韩国政府以日本政府落实协议为前提,确认慰安妇问题得到最终的、不可逆的解决,承诺设法解决日本驻韩使馆前“少女像和平碑”问题,避免在国际社会上互相谴责,并批评这是因小失大的“屈辱外交”.不过,韩日政府间有关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在一定程度减缓了历史问题对改善韩日关系的压力,因为慰安妇问题是两国间难度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于是,韩国对日安全合作也迎来了新的契机.日本政府迫不及待地表示希望同韩方启动有关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而韩国国防部官员12 月30 日也称,希望以韩日谈妥慰安妇问题为契机,两国国防合作条件能进一步成熟.这也说明,历史问题一直就不是韩日安全合作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是阻碍合作进程的时间因素而已.当然,韩国也并没有完全将历史问题与安全、政治外交脱钩,而是适度脱钩,其标准是,作为内阁总理的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
（二）韩国需要与日本合作并牵制、安抚日本.韩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的变化也是基于对日本的综合考虑.一是,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日益升温,韩国需要与日本合作.面对朝鲜的军事挑战,韩国一方面继续靠拢美国并加强美韩双边同盟,另一方面谋求大力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尤其是与日本的军事合作关系.为此,韩国政府在1992 年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首次表明了与日本加强军事领域合作的必要性[15].实际上,仅从冷战结束后的金泳三政府到政府来看,韩国每一次强化同日本的军事合作都与朝鲜有关.金泳三政府提升韩日军事合作的背景是第一次朝核问题爆发,美国背着韩国计划对朝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而金大中推动韩日军事合作与朝鲜试射大浦洞一号导弹有关；政府大幅提升韩日军事合作水平的背景则是朝鲜第二次核试验与多次导弹试射.尤其是,2010 年3 月发生的“天安舰”沉没事件和当年底发生的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使韩日加速接近.而金正日突然去世、朝鲜2012 年4 月发射光明星3 号卫星等更使韩日感到军事合作的紧迫性.朝鲜2013 年12 月肃清张成泽之后,韩国就判断认为朝鲜政权不稳.韩国政府当时就决定,有必要区别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事宜.因为,虽然韩日两国需要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但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日益升温之际,韩日美三国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16].2015 年5 月朝鲜进行潜射导弹试射.韩国认为,日本掌握着韩国最希望获取的尖端武器系统的使用经验,通过知识传授韩国军队可以提升战略发展的效率.例如,日本主力机种F1、F2、F15J、AWACS 等都是根据美军战机为蓝本研发的,与韩军战机存在通用性.韩军使用经验不足的P3-C,日本从很早以前就拥有100 多架[17].韩国认为,日本凭借先进的技术可以探测朝鲜情报,韩日需要共享军事情报来有效应对朝鲜核威胁.因此,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之后,韩国总统朴槿惠很快便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双方商定通过密切合作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尽快制定强有力的对朝制裁方案.而安倍晋三也顺水推舟,他在会见到访的韩日议员联盟所属韩国朝野议员代表团时也敦促说,朝鲜的核试验对韩日两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绝不能容忍,应以此次朝鲜核试验为契机加强韩日及韩日美安保合作[18].
此外,韩国最近几年面临着类似上世纪60、70 年代的安全状况.因为驻韩美军随时都可以根据战略灵活性概念部署到其他纷争地区,美国削减国防预算也令韩国不安[19].韩国不仅担心出现军事安全上的空白,而且担心美国可能排除韩日同中国达成妥协,所以韩国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20].而韩国自身也将从美军手中收回作战指挥权,现在已经面临提升武器性能、战略战术制定等一系列新问题.再加上朝鲜和导弹等威胁日益严峻以及朝鲜政权不确定性的增加.所以,韩国希望日本扮演某种补充角色来部分替代在亚洲霸权弱化的美国也就理所当然[21].韩国政府认为,在朝鲜半岛发生紧急情况时,以地面部队为主的驻韩美军和以海军、空军为主的驻日美军必须同步应对.因此韩国和日本交流军事情报也就在所难免[22].韩国政府认为,除了感情方面的考虑之外,日本不应被视为韩国的敌人,甚至不应被视为韩国的威胁.况且,用感情因素来决定国家安全政策不利于国家利益的维护.韩国政府认为,日本是21 世纪正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合作的对象,尤其在安全方面[23].这也与美国要求日本在亚洲发挥更积极作用的美国亚洲战略相一致.
二是韩国也需要借合作来牵制日本.韩国推动韩日军事合作也有牵制日本的一面.一方面,韩国政府希望通过密切的韩日军事合作来消除日本对“统一韩国”可能倒向中国、敌视日本的担忧,进而以此推动日本支持韩国的统一政策,打消日本总是在对朝政策上走在韩国前面、推行“一朝一韩”政策的念头.另一方面,在韩国看来,与自贸协定（FTA）等经济区域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韩日美三角同盟才是填补东亚地缘政治多重空白的最现实的基础[24],而韩日美三角同盟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日本走军事主义老路,同时还可以稀释韩日军事合作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毕竟有人担心,日本可能借牵制中国之名增强海空兵力,进而给韩国的独岛防御增加困难[25].安倍上台之后,韩国对日本的忧虑进一步增大.因为在韩日关系恶化之际,安倍政府持续推进自卫权解禁,并且得到美国的正式支持,这令韩国政府非常担忧日本自卫队或进驻朝鲜半岛,认为有必要恢复韩日安全合作,通过安保政策协议会等对待该问题.于是,朴槿惠政府不得不在历史问题尚未有进展的情况下就首先提议举行韩日安保政策会议,并且认为该会议有必要在2015 年4 月底前就举行,以及时向日方转达韩方就集体自卫权的立场,因为日本政府很可能在2015 年5 月左右向国会提交有关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法案.日本当然欢迎韩国提出的会谈建议,所以韩日在时隔5年的2015 年4 月14 日举行了韩日安保政策会议.韩方要求日方详细介绍了日本国内讨论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动向.韩方还在会上强调,今后日本在完善各项安保法制、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过程中应遵循日本和平宪法的基本精神,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消除周边国家因历史问题而产生的疑虑,透明地处理相关事宜.日方则趁机提议尽早举行两国防长会谈.日本国会表决通过新安保法案后,各方担忧这将给朝鲜半岛安全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韩国专家们提出,此次日本修定的11 个法案中,应尤为关注包括《武力攻击事态法修正案》和《重要影响事态法案》等涉及半岛安全的法案,并表示,日方可任意解释有关规定,韩方可通过与日方直接对话消除不确定性.专家指出,日本针对相同的情况选择适用何种法案取决于日方的判断,因此韩政府更难预测和事先应对日方的行动.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因素,韩日之间需要进行直接对话.
三是安全合作也是为了安抚日本.日本一直担心韩国倒向中国,甚至出现中韩联合对日的情况出现,所以日本一方面积极要求韩日签署情报合作协定,另一方面怂恿美国对韩施压.因此,韩国恢复韩日安全合作也是为了安抚日本,以此证明韩国不可能倒向中国.韩国也相信,只要在韩日美框架内开展韩日安全合作就可以确保日本不会损害韩国利益,而且韩日之间在共同应对中国崛起问题上也的确存在共识.虽然韩国和中国曾经在历史问题上站在反对日本的一条战线上,但在安全问题上韩日却正在形成共同应对中国的局面,双方对中国的认识逐渐趋于相似[26].韩国认为,到目前为止日本对韩国构成的威胁要小于朝鲜和中国,而且日本也是美国的盟友,可以在战略协调对朝、对华政策方面发挥作用.韩国假想的状况是,朝鲜有事时,中国军队打着为解除朝鲜核武装做贡献的旗号介入朝鲜的话,韩国很难单独阻止,韩美同盟的力量也有可能不足.这时中国事实上将成为朝鲜的保护国,日本对中国军队可能将朝鲜作为前沿基地非常敏感,韩日可以通过战略协调牵制中国的野心[27].例如,“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展开过程中,韩国称其切身感受到了朝鲜非对称威胁的严重性,也切实感受到了中国的军事威胁.韩国认为中国始终持有支持朝鲜的立场,显示出军事霸权主义的气象,所以韩国再次认识到有必要加强日美韩军事合作[28].
韩国甚至对日本以防范朝鲜发射导弹而将宙斯盾军舰部署到黄海一侧也持“不反对”态度,其中的最大考虑也是抵消有事时中国军舰进驻黄海的影响[29].韩国专家认为,中国可能在2025 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如果中国愿意承担起维护地区和平的大国责任,韩国也没有必要与日本加强传统安全合作.但是,未来是不确定的,中国的未来也是一样.因此,韩国的立场是需要准备最坏的情况.即,中国的军事膨胀主义完全显现后,韩国只能选择日本作为本地区势力均衡的手段.韩日之间的安全、军事合作也就是不可避免的[30].韩国同时认为,美国可能根据情况变化排除韩日而与中国达成妥协.例如,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通过各种渠道探索重启六方会谈,而这与韩国的立场并不一致.因此,韩日加强安全合作也可以发挥杠杆作用,一方面用来迫使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另一方面也迫使美国进一步强化韩美同盟[31].此外,韩国也是有意通过韩日、韩日美军事合作向中国和朝鲜施压.一方面是促使中国和朝鲜改变对外政策,另一方面是为提升自己的外交身价.韩国认为,通过分阶段设定韩日、韩日美三国军事合作的紧密度可以向朝鲜施加军事压力.如果朝鲜在面对这种压力时,采取接受韩日美要求的具体措施,韩日美就没有必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同样,韩日美也将在推动合作的同时,试验中国的意图和能力,进而调节三国合作的强度.如果中国不愿看到韩日美有关应对朝鲜导弹威胁的合作,就应该向朝鲜施压,迫使其中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并防止其进一步挑衅[32].
（三）美国持续施压是主要外因.从美国要求日本协助朝鲜半岛战事开始,美国就要求极度反日的韩国总统李承晚与日本建交.从这个意义上讲,1965 年6 月《韩日基本关系条约》的签署真正揭开了韩日安全合作的序幕,构建起韩国军队和日本自卫队之间的联系[33],是美国建成以韩国、日本为核心的东亚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34].目前,美国正在思考如何摆脱与中国在全球层面构筑的合作关系,将其调整到通过强化同盟关系来牵制中国上来.但考虑到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美国难以独自在东北亚地区牵制中国的影响力,而韩日却可以填补美国的力量空白.因此,随着美国战略重点向亚太转移,韩日两个传统铁杆盟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加强韩日、韩日美安全军事合作也就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35].但令美国头疼的是,韩美、日美之间因签订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交流一直很紧密,而韩日之间却没有类似协定.也就是说,不存在三方军事合作的第三条腿[36],因为韩国政府一直不太愿意签署与日本共享情报的协定[37].美国认为,韩日情报合作将使美日韩三边防务合作更加便利[38],因为三边伙伴关系要比两个分立的双边关系更加强大和有效[39].
实际上,美国在其第一份《四年度外交与发展评估》（QuadrennialDiplomacyandDevelopmentReview）中就明确提出要与亚洲盟友构建一个更制度化的三边进程,其中之一就是美日韩三边,并且要将三边合作的范围扩大到朝鲜半岛之外[40].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Campbell）当年5 月在国会作证时称,将采取大胆步骤提升日美韩三边合作的水平[41].美国从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就推动韩日进行安全对话,并从几年前就开始一直强烈要求韩日签署GSOMIA[42].直至总统2008 年上台美国才终于等到绝好机会.在美国看来,是继朴正熙之后韩国历届总统中对改善韩日关系最积极的一位[43].于是,美国加大力度推进建立美韩日三国的军事合作体系,如推动韩国加入美国主导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提议举行日美韩三国联合军演等.三国联合军演已经实现,而越来越多的首尔战略家们认为,只要首尔遵守无核原则并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韩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BMW）就是必然的[44].
随着最近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和美军全球重新部署,韩美同盟和日美同盟的作用界限越来越模糊.冷战时期,驻韩美军主要用来对付朝鲜,驻日美军主要用于阻止苏联膨胀.现在,驻韩美军和驻日美军的作用正朝着维护地区安全和反恐这个共同的作用方向重构.因此,具有共同目标的韩美同盟和日美同盟就有必要通过韩日美三角安全合作整合情报共享、节约资源、三方危机管理对应能力提升等.由于韩美、日美已经存在同盟关系,所以韩日间的安全合作就提升了日程[45].
美国智囊们还极力说服韩国称,日本可以在韩国应对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逻辑是,中国如何对待韩国取决于韩国同核心盟友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北京对首尔的尊重和礼遇会因首尔同传统友邦和睦相处而得到加强.如果三国关系变得疏远,中国就会对比自己小的邻国——韩国大声喊话.美国还建议,韩国应该在设立调节韩日美三国关系的事务局方面提供协助.这个事务局今后将有助于实现三国间的GSOMIA 或ACSA.而且在今后三年内将实现韩国战时作战指挥权的转移,所以三国间合作关系的正式化就显得更加重要[46].美国还称,在提升与日本的安全合作方面,韩国的战略家们只有用“脑”思考,而不是用“心”,韩国的国家利益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持[47].
虽然韩国政府从未将历史遗留问题与安全领域合作事宜挂钩,但一直认为日本没有正确对待过去历史导致两国和三国军事合作陷入僵局,并敦促日本为了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做出积极努力.美国则相反,认为韩国应区别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和安全领域合作事宜,并主张三国应进一步加强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导弹防御系统等外交、军事领域的具体合作等.奥巴马政府对韩施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韩日关系方面拉偏架,以对韩施压.美国上至总统,下至助理国务卿,不断敦促韩国要面向未来,改善同日本的关系.2013 年下半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斡旋力度,敦促韩日摆脱历史问题的纠缠,握手言和.2014 年以来,美方“劝和”动作更密集.2 月13 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与韩国外长尹炳世的联合记者会上,呼吁韩日双方搁置历史争议,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处理办法,面向未来,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克里说,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不仅符合韩日两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朝核的威胁下,韩日美三国有必要保持紧密合作.奥巴马总统2014 年4 月访韩时也敦促韩国要面向未来.但是,韩国一直不为所动,这令美国非常不满.2015 年2 月27 日,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谢尔曼在谈到韩中日三国间历史问题时表示,一直以来在相关问题上民族感情都可能被滥用,政治领导人通过指责过去的敌人来赢得廉价的喝彩毫不费力,但这样的挑衅不仅对发展无益,反而会造成“瘫痪”（paralysis）.
谢尔曼的此番言论传到韩国后引起轩然大波.韩媒解读认为,这是“美方指责韩国和中国当局带着各自的政治目的利用与日本的历史矛盾”.尽管美方事后澄清,强调了美方在相关问题上的政策并未发生变化,但美国认为韩日关系的责任在韩方的真实想法显然没有变.韩国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从此之后开始摸索松动韩日关系的可能性,当年4 月重启韩日安全对话就是其中的第一个姿态.二是,奥巴马亲自出面斡旋韩日和解.美方除了拉偏架以外,就是不断通过搭建三边舞台推动韩日和好.在美国的斡旋下,美韩日防长会议等并没有受历史问题的影响而顺利进行.美国在2015 年4 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美韩日安全会议（DTT）上也呼吁韩日为互相交流有关朝鲜核与导弹的情报给予合作与配合.2015 年10 月22-23日韩国、美国、日本国防部门副部级官员在日本举行会议,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讨论,议题包括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范围和程序、包括朝鲜问题在内的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安全局势进行商讨.美国作出的最大努力莫过于2014 年3月的海牙核安全峰会期间的斡旋.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强力撮合下,美韩日三国领导人坐到了一条凳子上举行三边会议,而在会议之前,在奥巴马的见证之下,安倍和朴槿惠表演了“握手”之交.此次借助三边会议而举行的韩日领导人会晤是朴槿惠上台后首次会见安倍.不过,尽管美国和日本用尽心机,韩国当时表现并不积极.例如,安倍在会谈开始时特地用韩语说：“能够与朴槿惠总统会面我感到很高兴.”但是,朴槿惠没有抬头,也没有露出笑容,一直以严肃的表情贯穿整个会谈过程,更没有与安倍视线相对.但在美国持续不断的施压下,特别是安倍的历史观得到了美国认可的情况下,朴槿惠政府不得不在历史问题上做出妥协,韩日在慰安妇问题上最终达成妥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施压的结果.
四、韩国对日安全合作对中国产生的新挑战
随着韩日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解决,美国的持续推动,以及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刺激,朴槿惠政府在后半期有望进一步强化韩日安全合作,这将在多个方面向中国提出新的挑战.
(一)政治外交上的挑战.
首先,将使中韩“历史同盟”受到一定的挤压.过去几年中,中韩两国在有关日本的历史问题上形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例如,中韩两国通过多种形式共同纪念朝鲜半岛光复70 周年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朴槿惠总统亲自参加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阅兵仪式,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韩两国在对日本侵略问题上的共同立场.不仅如此,中韩两国民间也在多个层面上开展历史问题的合作,如2015 年10 月韩国独立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南京共同主办《在中国的韩人抗日武装斗争》展览,中韩两国将在2017 年举行的下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就《慰安妇档案》联合申遗.2015 年10 月中韩慰安妇少女像揭幕仪式在首尔城北区东小门洞街路公园举行.当天揭幕的两尊雕像形象分别是身穿中国传统服装的中国长发少女和身着韩服的韩国短发少女,两尊雕像被安置在一起,表明中韩两国在慰安妇问题的共同立场.但是,随着韩日在慰安妇问题上达成协议,韩日安全合作的加强,韩国在历史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动力将会弱化,民间层面上的合作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其次,韩日安全合作的加强,有助于增进韩日政治互信,有助于韩日关系的稳定发展.建立在安全合作基础上的稳定的韩日关系必然增加了中国对韩、对日外交的难度,因为韩日很有可能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发出同一个声音,例如在朝核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在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等.在东北亚区域,中国近些年来有将韩国视为薄弱环节的倾向,即通过对韩外交突破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试图构筑的对华围堵圈.韩国被视为薄弱环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韩日两国的历史矛盾和并不紧密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如果韩日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韩日美三边合作也将随之巩固,韩日美三国发出同一声音的概率将大增.从韩国国内的情况来看,韩国军方和保守势力的影响力也将随之上升.这些显然都不利于中国对韩日外交所采取的各个击破战术.例如,朝鲜核试验的次日即1 月7 日,朴槿惠即同安倍首相通电话,确认将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朝鲜实施核试验加强制裁一事展开紧密合作.两人还就国际社会有必要采取强硬措施达成共识.相比之下,中韩之间的协调却弱很多.
第三,中韩之间发生矛盾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朴槿惠总统上台以后首次调整了周边四强外交的顺序,即对华外交首次被置于对日外交的优先位置,一个例证是朴槿惠在当选总统后,向海外派遣的第一个特使团就是访问中国,而以往韩国当选总统的第一个特使团通常派往美国,或者向美、中、日、俄四国同时派特使团.有媒体称,朴槿惠此举令美国和日本“大吃一惊”.2013 年2 月25 日,朴槿惠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演讲时说,将努力与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加强互信.在四个国家的排序上,韩国前任总统上台时提到“四强外交”时,称要“与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国”加强合作,而朴槿惠将“中国”放在了“日本”前面.两天之后,当时的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提名人、现任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表示,日本在新总统外交政策上的优先顺序排在美国和中国之后,位列第三.有韩国媒体评论就此认为,在朴槿惠政府的外交政策当中,中国的地位正在“超越”日本.2013 年6 月27 日,朴槿惠总统开始访华.中国是朴槿惠担任总统后出访的首个亚洲国家,也是继访美之后出访的第二个大国.韩联社称,这种安排打破了历任韩国总统就任后先访日再访华的惯例.不过,随着朝鲜第四次核试验的爆发,韩日美三国国内要求加强三边安全合作的呼声进一步加强.与此形成对照但是,中韩之间的高层沟通未能及时展开,特别是两国开通不久的国防部电话未能发挥作用,两国外长通话也到8 日晚上才实现,而两国首脑之间的通话三周之后仍未落实.这在韩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对华外交失败论”的热议.韩国舆论质疑朴槿惠政府之前投入巨大外交精力构筑的中韩关系未能在韩国需要的时候发挥作用,所以韩国需要重新思考调整外交的方向,即重新加强同日本的关系,进一步强化韩美同盟.这意味着,中韩两国今后可能在朝核问题发生摩擦.
（二）安全上的挑战.以美国为*的韩日情报交流最终将通向韩日直接的情报交流.2014 年12 月29 日,韩日美签署《关于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报交流协定》生效,意味着韩日美三边安全同盟日益固化,因为情报交流是安全合作的核心部分.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之后,韩国就宣布,韩军为应对朝鲜弹道导弹威胁,今后将和美方共享美国导弹防御系统（MD）的核心装备——天基红外系统（SBIRS）搜集的资料.韩国军方透露,韩军联动监控所（KICC）和美国联动监控所（JICC）此前通过战术数据链系统“Link-16”共享情报,今后共享范围扩大到导弹预警卫星和天基红外系统搜集的情报.天基红外系统是指搭载能在太空中探测导弹散发热量的天际红外探测与跟踪系统.该卫星在3.57 万公里高空执行任务,不仅可以探测到远程战略弹道导弹,还可以探测中短程战术导弹.为了共享天基红外系统搜集的资料,韩美计划在年内用Link-16 系统将在驻韩美军乌山基地内的航空宇宙作战本部（KACO）各自构建的韩军联动监控所和美国联动监控所互连.消息人士介绍说,目前韩美联动监控所之间仅共享朝鲜半岛周边海上舰艇和领空的航空器相关信息,而从今年起将输入并共享弹道导弹数据.有分析认为,韩军投入使用的德国产“爱国者”PAC-2 地空导弹系统和驻韩美军的“爱国者”PAC-3 系统不同,无法联动,但韩军引进PAC-3 系统,并对发射台进行改进后,双方便能实现弹道导弹数据的共享.此次韩美实现情报共享后,日本或将通过美国实时获取情报.韩国国防部2016 年1 月22 日在青瓦台向总统朴槿惠汇报2016 年工作计划中已经指出,韩日美三国国防部将于今年建立实时共享朝核及导弹情报的机制.这意味着韩日安全合作的实质性强化,韩日开始进行军事情报交流之后,两国可能继续以美国为*加强在导弹防御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届时美国主导的萨德系统可能会在韩日美三边同盟中顺其自然实现.
由于韩日美三国已经构建了三边层面的情报交流框架,韩日之间事实上的情报交流已经逐渐为韩国舆论所接受,因此韩日两国签署《情报交流协定》（GSOMIA）的阻力已经大大减小,现在看来也只是时间问题.韩日GSOMIA 规定了两国情报交流的方法和所交流情报的保护和管理程序.有了这项协定,韩日两国军队就可以共享朝鲜军队的动向、核和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中国军队动向等情报.这将是日本战败以后,韩日达成的首个军事协定.有学者评价说, 日前搁浅的《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是一个准军事同盟性质的文件[48].虽然看上去GSOMIA 的范围很小,但却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不仅可以提升双方整合之后的军力,而且可以增加韩日军事的透明度和互信,进而成为通向更有意义的双边军事合作的垫脚石,也会成为韩日克服历史忧虑和仇恨的安全保证[49].正因如此,如果该协定得以签署,将会成为韩日关系新的里程碑[50].由于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主权争议,所以韩日加强安全合作无疑使天平进一步倾向日本.不仅如此,考虑到韩国和日本同时对中国的崛起持有忧虑态度,所以韩日安全合作也不排除有针对中国的苗头,所以中国安全压力日益加大.
(三)对地区秩序的挑战.
韩日加强安全合作对地区秩序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韩日三国合作产生的负面影响.目前,中韩日三国正在探索加强三边合作的途径.2015 年11 月三国领导人举行了第6 次会议.中韩日三国自贸区谈判也进行了第九轮,但尚未取得明显进展.中韩日三国合作进展缓慢有诸多原因,包括日本领导人的错误历史认知、中韩日三国之间的双边领土摩擦、域外大国的干预等等.中韩日三国加强合作,最终通向构建东北亚共同体的前提条件就是三国之间构建政治互信.如果韩日两国加强军事、安全合作,并且具有针对中国的性质,这无疑会损害中韩日三国合作的政治基础.二是对朝鲜半岛未来走向的影响.日本曾经对朝鲜半岛实施了36 年的殖民统治,日本以朝鲜半岛为跳板侵略中国也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创伤.虽然今天的韩国人很难接受日本自卫队有朝一日再次踏上韩国的土地,韩国政府也反复强调没有韩国的同意,日本不会出兵朝鲜半岛,但是日本对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恣意解释和韩日加强安全合作却为此打开了大门.日本驻韩国大使别所浩郎曾表示,如果半岛局势失去控制,日本自卫队的作用将显得非常重要.如果朝鲜半岛出现紧急情况,那么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和物资经过驻日美军基地运往朝鲜半岛.日本自卫队将协助美国舰队确保海上运输的安全[51].在2015 年10月举行的韩日防长会谈中,韩日两国就在“韩国领域”的定义问题上发生分歧.在当天的会谈中,韩民求表示根据韩国宪法,朝鲜也是大韩民国的领土,因此日本自卫队若要进入朝鲜需获得韩国政府的同意.而中谷元没有对此表示赞同,他说韩国有效支配地区在停战线以南[52].如果朝鲜半岛有事时,日本也加入进来,无疑会增加中国在处理半岛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难度.三是对东北亚地区秩序产生的影响.韩日安全合作的加强显然会给东北亚局势带来不少影响.美国为韩日交流有关情报做了大量工作,目的在于通过韩日美三方之间的安全合作维持在区域内的霸权秩序.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也希望塑造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在这个地区秩序中,日本显然是竞争者和反对者,而韩国的参与至关重要.随着韩日美加强安全合作,韩国在安全问题上将进一步受制于韩日美三边协调,在涉及中国问题上,韩国模糊表态的空间将越来越小.韩日美三边安全合作的全面加强也意味着东北亚地区再次出现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对垒的冷战格局.这不仅不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也不利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更加限制了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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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韓美同盟?日美同盟?同調化?韓日安保協力”[J]. 韓日軍事文化硏究第8 輯：81.
[28] 朴等:“北韓?威脅減少?爲?韓日美空軍次元?協力方案?日美關係[M].p.31.
[29]〔韓〕崔 . 政府, 國民反感西海日?艦容忍……朝鮮日報,2012-6-4.
[30] ?,日本?同盟 ?[J]. 月刊2011-2:71-72.
[31]〔韓〕姜尚中日米間トライアングルの深化を: 信を問うべきは国の形外務省外交pp.22-24.
[32]〔韓〕朴等. 北韓?威脅減少?爲?韓日美空軍次元?協力方案?日美關係[M]p.22,28-31.
[33] 王传剑. 日韩军事关系： 从‘准同盟’ 到‘同盟’？[J]. 日本学刊,2001（5）:33-34.
[34] 方秀玉. 韩国外交战略取向与对日安全关系[J]. 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1）:90.
[35]〔韓〕金 . 日本?中長期防衛政策?韓國?安保[J]. 韓日軍事文化硏究,第13 輯：p.55.
[36]Bruce Klingner,“ Washington Should Urge Greater SouthKorean–Japanese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Cooperation,”p.1.[37] Scott A. Snyder,“ U.S. Policy Toward the KoreanPeninsula: Accomplish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Kokusaimondai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614, September2012,p.12.
[38] Ralph A. Cossa,“ Japan-South Korea Relations: Timeto Open Both Eye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July2012, http://www.cfr.org/south-korea/japan-south-korearelations-time-open-both-eyes/p28736
[39] Tae-Hyo Kim,“ Korea´s Strategic Thoughts towardJapan: Searching for a Democratic Alliance in the past-driven Futur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20, No.2, June2008, p.148.
[40]US Department of State, 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Development Review（2010）,p.47.
[41] Seongho SHEEN & Jinna KIM,“ What Went Wrongwith the ROK-Japan Military Pact?” Asia Pacific Bulletin(No.176, July 31, 2012), p.2.
[42] 李 . 美, 韓日軍事協定締結壓迫[M]. 東亞日報,2012-6-18.
[43]VictorCha:“韓日關係感情得失 ,”《日報》,2012-5-30.
[44] Chang-hee Nam“, Trilateral Security Network,” PacificFocus, Vol.XXV,No.1(April 2010),p.54.
[45] ? . 韓美同盟?日美同盟?同調化?韓日安保協力[J] 韓日軍事文化硏究第8 輯,p.79.
[46]VictorCha. 韓日關係感情得失 [N]. 日報,2012-5-30.
[47] Scott A. Snyder,“ U.S. Rebalancing and Japan-SouthKorea Defense Cooperation,” http://blogs.cfr.org/asia/2012/07/09/u-s-rebalancing-and-japan-south-korea-defense-cooperation/
[48] 曹中屏. 近年来韩日关系状况及其评估[J]. 东北亚学刊,2012-11（5）:4.
[49] Bruce Klingner,“ Washington Should Urge GreaterSouth Korean–Japanese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Cooperation,”Backgrounder (No.2734, September 24, 2012), p.4.
[50] Seongho SHEEN & Jinna KIM,“ What Went Wrongwith the ROK-Japan Military Pact?” Asia Pacific Bulletin (No.176, July 31, 2012), p.1.
[51] 日驻韩大使称“半岛有情况时或出动自卫队”[N].韩联社,2013-4-17.
[52] 日本防卫大臣两次“拆台”韩日现不和谐音[N].韩联社,2015-10-22.
（责任编辑 于振冲）
New trends, motivation and challenges in South Korea and Japan security cooperation
Zhan Debin
Abstract: After Park Geun-hye’s government took office, new trends he represented in security cooperationbetween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e primary effects are as follows: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history related issueshe experienced the regulative process from the state of link to decoupling; the motivation of cooperation has shiftedback to bilateral after the course from multilateral to bilateral; more emphases are placed on substance rather thanform and so on. All these changes are not only relevant to the history cognizance of judgment on Abe’s Cabinet toSouth Korea, but also to the need of resolution to the nuclear issu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concern aboutnew military trends of Japan. What is more significant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impose external pressureon the Korean government which enforces the Korean’s to strengthen security cooperation. The South Korea’sintensive security cooperation makes China facing a series of challenges in the aspects of political diplomacy to Japanand South Korea, the surround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the order of the Northeast Asian region.
Key Words: South Korea and Japan security cooperation； Korea US Japan Alliance； Sino South Korea relations；Korean nuclear issue； information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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