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看运动式治理困境与其转型,该文是大气污染方面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和大气污染和综合治理和京津冀类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大气污染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运动式治理在我国社会治理中被广泛运用,这种非常态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带来短期治理效益的同时也埋下了长期治理隐患,本文以“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为例,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国家基础性权力滞后、基层政府资源匮乏、官僚体制僵化、绩效考核与晋升的压力等是导致运动式治理的重要原因.要解决运动式治理困境必须推进社会治理治理模式转型升级,一方面要推进治理体制的改革,理顺国家与社会、与地方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推进治理机制的改革,注重社会矛盾的预防与化解、强调多主体间的协调与联动、完善制约监督及考评机制.
关键词：运动式治理；治理转型；治理体制；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8)018-0461-03
一、问题缘起
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总体上虽然取得了重大进步,但部分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秋冬季节污染天气频发,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及地方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威胁.2017 年9 月,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为了落实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了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推行煤改气工作成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从京津冀划定“禁煤区”、以气( 电) 代煤,到天然气站基础设施未按时完工导致无法供暖,群众家中传统供暖设备被取缔、“气荒”导致天然气疯涨,大量群众冻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医疗、环保、安全、卫生等社会问题频发,运动式治理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社会治理的需要.运动式治理是指政府部门打破制度、常规及专业界限,以自上而下政治动员的方式整合行政力量,有目的、有组织的对某些突发性公共事件或积弊已久的重大社会疑难问题,通过专项整治等方式进行重点治理的过程.运动式治理在我国社会治理中十分常见,如“扫黄打非”、“安全事故”、“大气污染”专项整治行动等.一方面,运动式治理具有资源整合效率高、政策推行速度快、短期治理成果显著等优势；另一方面,运动式治理也因为治理成本的虚高性、治理手段的强制性、治理结果的反弹性等问题一直被社会各界所争议和诟病.在新时代背景下,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机制、良好的社会秩序,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须推进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基于此,本文选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作为整体性案例,通过案例的介绍与分析,考察运动式治理形成原因,探究运动式治理的转型路径.
二、案例简介
本文该部分将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的工作概况进行介绍.
第一,“红头文件”是引导专项整治活动开展的主要依据.2017 年8 月,为了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环保部出台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就当前大气污染防治的整体形势、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保障措施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同时出台六大配套方案,分别就攻坚行动中如何进行巡查、督察、监督、信息公开、宣传报道、问责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说明.
第二,打破科层官僚制治理结构,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重新整合治理资源.一是组建领导小组.由环保部统筹协调,各省、市、区( 县)、街道办也成立领导小组,层级主要领导亲自挂帅.二是组建执行机构.条条管理,由环保部、发改委、工业部等九大职能部门监管各级地方政府相应职能部门开展攻坚行动；块块协同,以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省( 市) 政府为责任主体,政府间相互协作开展污染治理.
第三,具体任务精确分工.攻坚行动分为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工业深度治理、清洁取暖等共八大类,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差异确定污染治理的重点工作与主要任务,规定完成时限,并对完成情况( 如淘汰锅炉个数) 进行精准定量.
第四,在组织内部层层施压.一是开展督察工作,督察分为两阶段十五轮次进行督察任务精准安排,督察工作精准到县,督察保持高压态势,由各级地方政府“一把手”负责督察工作.工作情况每日上报与每轮次上报相结合,表彰“能查”、“擅查”执法人员.二是实行量化问责,量化问责以“党政通责、一岗双责、终身追责、权责一致”为原则,根据攻坚行动未完成任务数量、下级干部被问责数量、大气质量改善未达标比例的差异,对不同层级的领导干部进行问责,传导压力、压实责任.
三、运动式治理的产生原因
( 一) 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滞后
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来看,中国幅员辽阔、民族多元、经济文化差异明显,各民族在不断的战争与吞并中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往往通过集权的方式弱化地方权力,从而维系大一统体制、维持社会稳定和统治地位的稳固.集权体制虽然能够压制社会冲突,维持国家稳定,但也引发了集权与地方治理之间的深刻矛盾.政府通过收拢财权、人事权、行政权等手段维持对全国的绝对领导权,但同时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组织自主性降低、社会治理资源不足及治理能力不断弱化的问题.集权与地方治理间的矛盾并未随着政权更迭而得到解决,我国在改革中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便是最好的例证.在长期的高压稳态统治下,基层自治组织碎片化、自治意识弱化,自治资源不足,地方政府成为了执行上级政令的工具,丧失了自治能力,无法有效承接上级权力,由此导致了“一放就乱”.面对这一乱局,大一统逻辑下的集权国家最直接的选择便是收回权力维持稳态,而维持社会稳态则是以压制社会矛盾、削弱社会自治能力为基础的.由此可见,面对国家基础性权力滞后的问题,放权并非当前体制下的理性选择,如何缓解不断积聚的社会矛盾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难题.运动式治理便成为当前体制下,政府缓和社会矛盾的就急之策.运动式治理自上而下发动,政府在治理活动中起到了绝对的领导作用,能够缓解放权后所产生的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治理乱象.但在这种治理主体一元化和治理问题多元化的矛盾下,政府往往由于缺乏即时信息而出现“瞎指挥”和“瞎忙活”的情况.
( 二) 基层政府资源的匮乏
现有国家治理资源的贫弱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 社会的调控形式取决于社会资源总量所能允许的程度.对于中国这一超大规模的国家来说,治理资源的有限性与治理需求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使得运动式治理成为暂时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自我国分税制改革以来,与地方在财政资源的分配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财政收入比重大幅增加,而地方政府则出现了财政吃紧的情况.通过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支出的比较可以发现,2008-2016 年我国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重总体持平,各占年度财政收入的50%,但在财政支出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远高于政府,并呈现出进一步扩大趋势.治理资源的匮乏使得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等问题上有心无力,特别是对于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的重工业城市来说,禁止燃煤排放、关停重污染企业及禁止煤炭交易等措施更是对其经济增长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因此多年以来地方政府部门在大气污染治理问题上成效微弱.而在本次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中,各部委提供了各类资源支持,特别是财政部加大了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持力度和拟定了“奖优罚劣”的资金管理办法,地方政府在获得外部治理资源支持的情况下,配合上级政策进行运动式治理便成为其理性选择.
( 三) 官僚体制的僵化
首先,条块分割的组织结构造成管理混乱.从条条管理的角度来看,各部门具有不同的管理职能,但公共事务的复杂性致使单一职能部门治理无法见效,而行政权力的分散与交叠则容易导致有关职能部门产生“有利抢着管,无利踢皮球”的问题,在管理上出现混乱.从块块管理的角度来看,公共问题具有出跨域性的特点.在缺乏合作与协调的前提下,地方间的锦标赛竞争机制会促使地方政府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周边地区的利益,最终造成地方政府间的零和博弈.从条块管理的角度来看,“条”与“块”都对某一公共事务具有管理权,那么当垂直管理主体与属地管辖主体产生分歧时,便容易产生内耗.由此可见,条块分割的组织结构极易造成政出多门、推诿扯皮的问题.而运动式治理能够通过成立组建领导小组,对条块主体进行有效协调,提高行政效率.其次,庞大的组织规模及管理链条造成信息流动困难.在集权体制下,我国与地方政府间表现为委托—*关系,地方政府是政府政令的执行者.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方的差异性大,政府层级众多、地方政府“合谋”等问题,易导致与地方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政府拥有决策权但无法获得完整的一线信息,地方政府拥有一线信息但无决策权,从而导致政令在地方无法推行.因此,政府直接组织领导小组,督促地方政府开展治理行动,运动式治理由此产生.但由于政府缺乏一线信息,其所预先制定的行动计划往往脱离实际,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治理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此外,巨大的组织规模造成了监管难度大、运行成本高的问题,绕开官僚体制,针对具体问题组建临时机构以降低交易成本成为集权体制下的理性选择.
( 四) 绩效考核及晋升的压力
我国的官员晋升机制是一种锦标赛模式,即上级政府部门对多个下级行政长官设计一种晋升竞赛,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既可以是GDP 增长率,也可以是其他度量指标.此外,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下,从到基层共有五级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拥有绝对主导权,当上级政府展开锦标赛竞争时,便会在下一级政府推行锦标赛竞争,从而充分发动下级政府,由此形成了层层施压,压力传导的机制,竞标赛的激励效果被层层放大.这便解释了,为何当上级政府部门提出某个绩效衡量指标,下级政府部门往往会提出更高的发展指标,这也是河北“煤改气”实际完成改造数目远超计划改造数目的主要原因.荣敬本认为,我国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是一种“压力型体制”,即上级政府将任务以各项指标的形式下达,下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并责令其在固定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其实际完成情况进行奖励或惩罚.巨大的绩效考核压力和晋升的激励使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为命是从.因此,当政府把“压煤减排”作为考核官员的指标时,便产生了地方官员“砸锅封炉”、“限煤停电”的行为.
四、运动式治理的转型路径
通过原因分析可以发现,运动式治理是国家在治理资源匮乏、基础权力尚未确立、官僚体制僵化等传统科层制治理模式失灵问题下,采取的权宜之计.要从根本上解决运动式治理带来的问题,必须寻找新的治理模式来应对常规化治理机制的失败,下文将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个角度对如何构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进行分析.
( 一) 宏观层面：治理体制变革
1. 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一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政党组织对于政府治理影响巨大.当前我国各项制度的建设尚不完善,需要党在社会治理中起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二是厘定政府行为边界.运动式治理反映出我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着“权力越位”,政府对社会事务的干预已经超出了其能力范围.因此,要根据政府所掌握的资源,明确政府的能力边界,从而划定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所具有的权力和应当承担的责任,实现权责匹配,防止行政权力对于社会、市场和公民领域的随意侵犯.三是调动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随着公共问题的复杂化和利益群体的多元化,传统的政府一元化治理模式治理失效,必须提高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要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扩大参与范围和途径,营造社会治理人人参与、治理成果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四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当代社会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态势,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多元社会主体博弈妥协的结果.运动式治理将政府以外的社会主体排除在治理活动之外,缺少了多主体间的协商合作,便难以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效.要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加快构建现代化社会组织,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间形成一种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社会关系.五是发挥法治的规范及保障作用.法治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纽带与保障.要进一步加强法律体系建设,实现执政党依法执政、带头守法,政府依法行政,社会各界依法参与社会治理.
2. 理顺与地方的关系
一是优化与地方政府职能结构.运动式治理反映出当前我国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存在职能不清的问题,政府在某些领域对地方公共事务进行干预甚至直接替代地方政府参与地方治理.优化与地方政府职能结构,就是要提升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减少对于微观事务的干预,扩大地方政府在地区性公共事务管理中的职能权限.二是推进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相权匹配.合理配置财税收入来源,在稳定财政收入的前提下,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适当调整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的地方共享比例,确保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化、法治化和透明化.适度增加在社会公共服务中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发挥好政府在跨区域社会治理中的协调者角色.三是理顺与地方政府的条块关系.化解条块冲突必须以打破“职责同构”为突破口,以事权与财权相匹配为原则,明确各级政府对特定事务的管辖权,合理配置各层级政府职能.根据事务性质的不同,因地制宜设置政府机构,应该由管辖的事项,由政府派出机构实行垂直管辖,应该由地方政府管辖的事项,政府不随意干涉.
( 二) 微观层面：治理机制变革
1. 注重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
一是完善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政府部门重大公共决策失误将导致难以挽回的损失,十八大以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得到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在社会治理中进行决策风险评估对于提高政策质量、防止政策偏离既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决策风险评估的重要性,加快构建科学合理、安全可行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引导社会第三方参与风险评估,多渠道听取社会各界意见要求,实现社会矛盾源头化治理、预防式治理、主动性治理.二是构建社会危机预警和应急机制.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在社会治理中面临着各类突发性风险,必须加强对各类信息的分析与监控,制定应急预案,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加强各类人员、物资储备等,防止危机的扩散,维持社会稳定.三是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因此,要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在社会治理中,要充分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拓宽参与及申诉渠道,政策的实施要充分考虑社会的可承受度,始终将民生利益放在首位.四是构建常态化隐患排查机制.重大社会问题的形成是长期累积的结果,推进社会治理的常态化,就是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常态化治理替代集中整治,将社会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
2. 强调多主体间的协调与联动
一是构建公共事务分流机制.随着公共问题的复杂化和管理的精细化,任何社会治理主体都无力单独承担治理任务,因此必须动员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而多元主体的参与必须建立在具有清晰职责分工的基础上,缺少明确的分工只能导致各主体间摩擦不断.必须通过构建联动机制,根据各主体的治理优势,推动各治理主体间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治理局面.二是构建资源整合机制.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政府支配资源比重下降,体制外力量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不断增长,掌握有限资源的政府却在社会治理中承担着无限责任,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无法实现宏大的社会治理目标,必须充分整合社会资源,构建资源共享平台,实现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物资资源、技术资源的融合共享.三是构建多元平等互信合作的沟通协商机制.多元是基础,必须积极引导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坚持治理主体参与和民间治理主体参与相统一,治理者参与和被治理者参与相结合,线上参与和线下参与相联系；平等是前提,各主体只有职责分工之异而无等级地位之别,要通过制定协商议事规则,明确沟通协商流程等方式保障各主体发言权与决定权；互信是保障,信任有助于降低联动机制的交易成本,实现多元主体的深层联动.政府部门转变治理行政化、暴力化和维稳化的思维方式,保持政策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合作是目的.公共治理理论认为,“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基础之上的合作”.社会治理不再是政府单方的任务,必须充分发动多元主体,整合各方利益,实现合作共赢.
3. 完善制约监督及考评机制
一是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内外衔接,构建制约监督网络.一方面,要形成党、政府、法院、检察院、监察委五大主体间相互制约监督的关系网络,明确功能定位,加强联系沟通.另一方面,要保障公民、新闻舆论、群团组织等非机构与个人对权力机关进行制约与监督.刚柔并济,完善监督制约手段.一方面要发挥法律法规的他律作用,加快完善权力制约监督的法律法规,并在落实过程中切实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另一方面,要注重*道德的自律作用,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国家公职人员的思想修养与道德素质.二是绩效考核主体的多元化.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多元化,绩效考核必须建立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基础上.当前治理的绩效考核的主体主要是上级督导部门,而忽视了第三方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推进绩效考核主体的多元化,就是要依法保障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发言权,加快推进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完善考评规则与流程,做好保障工作,从而实现绩效考核的科学公正.三是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建设.社会治理往往以实现某一特定任务为目标,因此在指标体系设计时往往注重单项任务的完成情况.例如,大气污染治理行动中,只注重生态效益而忽视了民生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这极易造成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而产生短视现象.因此,在指标体系要注重多元指标相结合,依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及整体性战略分布指标权重.
参考文献：
[1]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竞标赛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2007(7):36-50.
[2] 杨志军. 从非常规常态治理到新型常态治理[J] . 探索与争鸣,2016(7):125-130.
[3] 冯仕政. 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 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J].开放时代,2011(1).
[4] 周雪光.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J].开放时代,2011:67-85.
[5] 唐皇凤. 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J]. 开放时代,2007(3):116.
[6] 王沪宁. 社会资源总量与社会调控: 中国意义[J]. 复旦学报,1990(4).
归纳上文：此文为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大气污染和综合治理和京津冀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大气污染本科毕业论文大气污染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旅游公共服务供给评价以京津冀地区游客为例
王佳欣１,２（１．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３００３８７；２．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３０００７２）摘要为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旅游业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需要着力推进供给侧.
京津冀地区汉代经济不平衡的考古学
一、前言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该地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区域 目前,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明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障碍 笔者在之前的考古学研究中发现该区域在汉代时已出现地区.
京津冀协同视域中的承德民间音乐产业化
【摘要】京津冀三地文化事业的协同发展,是落实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工作内容,这也为承德市民间音乐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本文认为,承德民间音乐产业化发展的思路是将本地区民间音乐与流行、通.
论京津冀文化协同下的河北民间音乐产业化之路
【摘 要】河北民间产业化发展是一个持久的、系统性的事项,因而需要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布局 应该以宏观的发展眼光,在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探索河北民间音乐产业化发展的持久之路 因而,我们要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