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背影》和《父亲和我》看中西父爱文化的异同,该文是中西类有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背影》和父爱和《父亲与我》有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中西论文参考文献：
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 胡 漪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胡书义
常言道：母爱似海,父爱如山.父爱像母爱一样宽广深厚,神圣伟大.它不分时间、地点、种族、国界,备受中外作家关注,成了文学艺术的重要母题.朱自清的《背影》、诺奖得主瑞典作家派·拉格奎斯特的《父亲与我》就是这一方面的杰出代表.两篇散文都用朴实清新的文字,真切动人的画面,歌赞美好的父子亲情,感情浓烈,富有极大的艺术魅力,被誉为中外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散文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民族的理想信念与价值取向.细究两位作家笔下的血脉亲情,可以看出中西父爱文化的共性、差异及其得失,对中国的家庭教育不无裨益.
父子关系是人类血缘关系中的重要纽带.子女是父亲生命的延续,身上流淌着父亲的血液,刻录着父亲的基因.每个时代每个民族每个父亲的父爱尽管各有千秋,但是父亲爱子女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古今中外皆同此理.戴高乐将军有空就和弱智女儿一起演哑剧、听音乐,让她发出幸福的笑声.洛杉矶大地震,一个年轻父亲靠着不弃不离的父爱精神,从废墟中救出了儿子和许多小朋友的宝贵生命,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人间奇迹［1］.著名导演谢晋一生都对智障儿子百般呵护,疼爱有加.《背影》和《父亲与我》中的父亲也是父爱的楷模.
两篇美文里的父亲作为一家之主,既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又是子女步入社会的精神导师,他们身上凝聚着高度的责任感和鲜明的父爱文化.《背影》中的父亲接连遭受失业、丧母的双重打击,可他没有气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料理丧事,“变卖典质”偿还债务,而且毅然前往南京求职,继续履行应尽义务.一个坚强勇敢、有情有义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父亲与我》里的父亲生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时,法西斯邪恶势力兴风作浪,企图称霸世界,战争阴影铺天盖地.面对这股逆流,父亲虽然有过苦闷彷徨,可他坚信黑暗即将过去,依旧领着儿子锻炼身体,亲近自然,学习各种知识与技能,以期日后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受父亲顽强乐观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儿子最后也悟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不是真正的世界,不是真正的生活,它们只是在无边的黑暗中冲撞、燃烧.”［2］
父爱博大深广,想子女所想,急子女所急.只要子女能够幸福,父亲甘愿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异地谋生之艰难,《背影》里的父亲心知肚明,可他宁愿暂时搁置生计,也要亲临车站送别；自己身着简朴陈旧的棉袍马褂,却给儿子做了时尚的紫毛大衣；辛辛苦苦买来的橘子,一个都不品尝,全部留给儿子享用.感人的生活细节,彰显了老人对儿子的过分忧虑和无限关切.《父亲与我》中的父亲只要“休息在家”,便不顾工作的劳累,“搀着我的手”,陪“我”去森林欣赏秀丽的景色、鸟雀的歌声、动物的鸣叫、昆虫的舞蹈,领略大自然的神奇；父亲一边走一边讲他小时候的故事,有时带“我”考察果园、庄稼、家禽家畜,增长见识；到了河边,父子俩一起玩耍、笑闹,尽情享受人生乐趣.如此父爱,何等温馨甜美.
父爱自然朴实,真挚浓烈,没有私心杂念,更无矫揉造作、虚情假意.朱自清笔下债务缠身的父亲执意送别不说,还以年迈体弱之躯横穿铁路,攀爬月台,为儿子买橘子：肥胖的父亲“蹒跚”地走到铁路边,慢慢“探身”下去,穿过铁道,两手“攀着”月台,两脚再向上“缩”,吃力地“爬”了上去.这一系列动作,把父亲形象刻画得尽善尽美,美得让人心醉.家境的凄惨,经济的拮据,衬托了“背影”的珍贵；身体的肥胖,行走的艰难,凸显了“背影”的伟大.因此,“背影”成了中国文化中的父爱符号.拉氏笔下的“我”白天被神奇的自然美景所陶醉,夜里却被黑暗的森林、闪光的萤火虫、魔鬼似的电线杆、大桥每道枕木间的黑洞吓得“毛骨悚然”.父亲看出“我”的恐惧,及时告诫我“没什么可怕的”,并“使劲拉着”“我”的手,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刚到铁轨拐弯处,一列火车从背后扑来,“父亲蓦地将我拉到路基上”.简短有力的言词,携手前行的动作连同及时援救的细节,突显了父亲感人至深的爱子情怀.
两文中的父亲毕竟来自不同的国度与文化圈,因各自社会历史条件和传统文化的制约,他们虽全力呵护、关心儿子的生活与成长,但爱的着眼点、爱的方式乃至父子关系又有较大差异.
先从爱的出发点上看,中国父亲大都渴望子女德才兼备,成龙成凤,出人头地；而西方的家教理念通常是把孩子培养成为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的人.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两千多年来始终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技术人才需求不大,于是形成了以礼治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饱读诗书既可应试做官,报效国家,又能成为通古今、知世事、明人伦、有修养的道德“君子”.为此,中国家庭一向重视教育,并以读书入仕、成才为正途.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陶渊明发现诸子违背他的意愿,疏于诗文,不思进取,立即写诗责怨：“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3］明代庞尚鹏认为,读书种地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子弟以儒书为世业,毕力从之,力不能,则必亲农事,劳其身,食其力,乃能立其家.”［4］清代甘树春说得更加明了：“愿我子弟笃守家风,专务本业,奋志读书.”［5］耕田务农也要“奋志读书”,足见国人对于读书、成才的高度重视.朱自清的父亲是由华夏文化熏染出来的中国式的父亲,其爱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在他眼里,儿子实现人生价值,光宗耀祖的最佳途径就是用功读书,因而严加栽培.每当晚饭时分,总要亲自检查儿子的作文和学业成绩,看到老师给予好评,点头赞许,顺手奖赏几粒花生米或一块豆腐干；文章倘若删改较多,评价不高,就大发雷霆,即便儿子泪流满面也不放过［6］.朱自清穿的那件紫毛大衣不仅凝聚着父亲的爱心,更寄托着老人的殷切期盼——大红大紫在中国象征大富大贵.这样的教育理念至今还在盛行,而且愈演愈烈.很多家长不惜成本,砸锅卖铁,也要送孩子进各种课外辅导班,以免“输在起跑线上”；有的挖空心思换住宅、迁户口,好让小孩能上重点学校；有的则把子女送到远离家乡的“高考工厂”念书,甚至放弃工作赚钱的机会租房陪读.凡此种种,构成了现代中国的家庭教育模式,也体现了父母的良苦用心.
如果说中国的父爱是“望子成龙”,那么西方则是“望子成人”.西方国家早已进入工业社会,知识技术型产业取代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各种各样的优秀人才.他们不仅可以“学而优则仕”,还能学而优“则工”“则农”“则商”,就业门路广泛,成功几率较高.所以,西方家长大力培养子女的健康体魄、勇敢精神、社交能力、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至于子女将来选择何种职业,则顺其自然.《父亲与我》写的就是这样的父爱.为了强身健体,磨砺胆量,提高适应能力,父亲常把儿子带到户外活动,直接应对各种险情和恐怖现象.横跨铁桥的时候,他未满足儿子背着过去的心愿,而是拉着儿子历险.碰到陌生的司机开着飞驰的火车突然扑来,他又借题发挥,提醒儿子：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欲来的恐惧,陌生的一切将会随时出现,务必作好心理准备.这般关爱让儿子刻骨铭心,终生受益.美国作家莫顿·亨特的父爱也不例外.体弱多病的亨特八岁那年困在一座悬崖中端,上不去,下不来,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面对险情,父亲没有直接救助,而是鼓励儿子自己到达安全地点.在父亲的精心指导下,亨特不仅摆脱了危险的境地,而且悟出了终身难忘的哲理：人生在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要充满信心.只有一步一步攻坚克难,才能赢得最后胜利［7］.正因为有了这段难忘的人生经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才能从一个胆小怕事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勇敢的空军飞行员、作家,二战期间独自驾机深入德国本土执行侦察任务,受到盟军嘉奖.
再从爱的方式来看,中国家长通常事无巨细,大包大揽；西方强调独立自主,个人奋斗.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教育发展很不平衡,学校教学水平参差不齐,而学校教育又直接关系到子女的就业与前途,这就导致升学、就业竞争异常激烈.为了能让子女考上重点中学、名牌大学,接受优质教育,“成龙成凤”,中国家长在学习上层层施压,把家庭变成学校智育的第二课堂,除了吃饭睡觉、看书学习,什么也不让干；在生活上包办代替,哪怕生产劳动也替他们顶着；在物质上百依百顺、有求必应,姑且不说经济富裕之家,就连贫寒家庭也都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甚至东挪西借满足子女的各种需求；在人际交往方面想方设法提供保护,以免受到伤害.朱自清的父亲便是一个突出代表.儿子多次往来北京,他还坚持送行,并为儿子看行李,请脚夫,挑座位,买橘子,照顾得无微不至.随着社会的发展,独生子女逐渐成为时代主流,包办代替现象更趋严重,甚至出现溺爱.给子女购买高档商品、名车豪宅的大有人在.只要子女考上大学,全家出动,保驾护航,早已成了时尚.其实,社会竞争不仅仅是学习能力、记忆能力的较量,更是个人意志、心理素质、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比拼.一味顺从、迁就、呵护不是“爱”而是“害”.因为“抱大的一代”整天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依赖性强,怕苦怕累,一旦遇到挫折,通常缺乏思想准备和抗挫折能力,有的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惨痛的教训已经引起众多教育工作者的深刻反思,纷纷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努力提升中小学生的道德情操、性格毅力和独立应对复杂生活的基本能力.如重庆市普通中学增设“通用技术”课程,让学生掌握修马桶、做凳子、换灯泡等日常技能［8］.大学新生入学之际,有些高校采取强制疗法给大学生“断奶”：不再派车接站；要求学生自己报到注册,谢绝家长参与替代.此类举措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独立意识,树立独立品格,以弥补家庭教育、基础教育和社会教育之缺.
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主义.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康马杰讲过：“个人主义最终变成了美国主义的同义语.”［9］这种文化背景下的西方人崇尚自力更生、个人奋斗、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在他们看来,让孩子坐享其成是最糟糕的事,子女的幸福应由他们自己去努力争取.基于这种理念,西方家长不像中国父母那样整天督促子女看书学习,反而鼓励他们分担洗碗、浇花、修剪草坪、打扫庭院等力所能及的家务和挨家挨户送报纸等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社会活动,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让子女打工赚钱.上个世纪末,英国报纸代销站联合会统计,全英约有50万送报童［10］.而美国18岁以上的子女大多数不再依靠父母,而是自己挣钱读书.正是通过此类活动的艰苦磨练,西方孩子大多爱劳动,不怕苦不怕累,自信心强,具有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灵活机敏的经济头脑,协同发展的合作意识,适应各种环境的本领和独立生存的能力.一项调查研究也表明,70%的西方家长认为,父母强迫孩子读书学习“是有害的”［11］.子女参与家务劳动和社会实践,一旦有了责任心和价值感,就会主动学习,效率更高,成熟得更快［12］.亨特和拉氏的成长经历便是典型范例.亨特之父勉励儿子自行摆脱险境,成就了一位战斗英雄、知名作家.拉氏能够登上诺奖领奖台,与其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生活氛围密不可分.当今中国出现了不少富二代,能否造就富三代,还不得而知.而西方不仅有富三代,还有富四代,因为西方父母即便是富豪通常不让子女开跑车,掉进超前满足物质需求的甜蜜陷阱,变成纨绔子弟.比尔·盖茨就将个人财产580亿美元全部捐给基金会.有些家长还刻意带着孩子到贫困地区做义工,历练吃苦耐劳的精神.西方人的教子艺术,值得我们学习.
还需指出的是,西方家长管教子女普遍采用和风细雨式的说服教育,而中国往往是简单粗暴的棍棒教育.中国家长大多信奉“不打不成器”“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古训.子女稍有闪失,非打即骂.童年鲁迅遇到一次难得的盛大庙会,想去观赏,父亲居然要他背书：“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13］台湾作家林海音儿时动过逃学的念头,赖在床上不挪窝儿.父亲抄起鸡毛掸子就打,“从床头打到床角,从床上打到床下”［14］.无怪西方人戏称中国父母为“狼爸”“虎妈”.严格要求子女固然重要,责罚打骂未必可取.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非但解决不了思想问题,相反还会诱发逆反心理,影响子女的健康发展.专制教育时下虽不常见,但其理念尚未根除,务必警醒.
最后从父子关系看,中国讲究父道尊严,西方主张父子平等.在“父为子纲”的中国社会,子女都是没有生活经验,不成熟的小字辈,一切大事皆由父母做主,父亲成了权力的象征,其决定就是“圣旨”,子女必须无条件服从,没有商量的余地,更无平等可言.这样的家庭生活环境,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与自由发展.鲁迅率先提出父爱应以平等为原则,以幼者为本位［15］,但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家长专制,父道尊严.朱自清的父子关系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缩影.朱父因为纳妾丢了官职,债台高筑,熟悉新文化的朱自清当然难以理解.后来,父亲又到他执教的学校擅自领走他的工资,使其极为不满,闹过别扭.他的小说《笑》就对家长制表示过异议,但在“子不言父过”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却又无法反抗父亲,只好选择逃避,到外地教书.这便是他与父亲两年“不相见”的根源.其间已为人父的朱自清,渐渐品味出了“父亲”这个角色的深刻内涵,慈父一旦冰释前嫌,主动修书嘘寒问暖,儿子能不产生追悔之意,感念之情？“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一句,集中表达了他的愧疚与自责.就此而论,作者述说父子亲情意在倡导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和睦了,民族团结了,社会才能繁荣富强.季羡林说得好：读《背影》眼光应该长远一些,“远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若只拘泥于欣赏真挚感人的父子之情,则眼光就未免太短浅了”［16］.
西方国家从文艺复兴开始就强调人权、、自由、平等.在西方社会,无论男女老幼一视同仁,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就连子女也和父母享有同等权利,不但可以出席家庭的各种活动,还能参与重大事情的讨论决策,甚至直呼父母的大名.父母尊重子女的人格、个性,没有强制性的约束,更多的是鼓励、启发和诱导,支持子女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挖掘自己的潜能,发展自己的兴趣,成为有责任感的人.这些都在《父亲与我》中清晰可见.作品里的父亲既是儿子的良师,又是益友,他们常常手牵手一起漫步,沟通情感,无话不谈,还像朋友一样玩耍、笑闹,“快活极了”；返程路上,父子俩相互支持,并肩应对黑暗,战胜恐惧.这般开放、温馨和谐、亲密无间的父子关系叫人羡慕,令人神往.
总之,看似简单平淡的《背影》和《父亲与我》,展示了中西父爱文化的深厚底蕴,为我们关爱下一代,完善家庭教育功能,培养21世纪的合格人才,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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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A］.鲁迅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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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该文是关于对写作《背影》和父爱和《父亲与我》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中西本科毕业论文中西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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