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方言语音底层特征分析,该文是方言有关论文范文文献与呼兰和方言和底层方面论文范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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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由于历史上如战乱、驻防或政策改变等多种原因,某些地区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语言转换,该地方言便会与其它语言发生接触甚至叠置,在经过长时间的语言演变后,可能仍会有一些特征留存在当前语言系统的底层.以呼兰方言为例,其词汇系统目前仍保留相当数量的满语借词,这些词存留在语言系统的底层,使用频率在逐年下降,使用范围也逐渐缩减,可以说是正在迅速地消失.呼兰方言的词汇系统如此,语音系统的底层也可能会存留一些满语的特征.
关键词：呼兰方言 语言叠置 文白异读 底层特征
一、引言
在历史上,包括如今北京在内的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都曾长时间被持阿尔泰语言的民族所统治,因此这些民族的语言同汉语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语言接触,甚至是彻底的语言转换,因此有学者（如沈钟伟,2014）认为我国北方方言受到过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而且至今还会遗留一些来自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特征.因此,本文主要以呼兰方言为研究对象考察该方言经过多次语言接触和转换之后,其语音系统底层是否留存一些可能与满语相关的特征.
呼兰位于黑龙江省南部,哈尔滨市区松花江的北岸,地处松嫩平原南部.呼兰方言属于哈阜片的肇扶小片（贺巍,1986）.哈尔滨市呼兰区（原为呼兰县）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满汉语言接触和语言转换.
根据戴克良（2013：154-156）等研究的记载,在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后,在黑龙江将军辖区已有瑷珲（今黑河市）和墨尔根（今嫩江市）两处驻防处的基础上,清政府又进一步加强了黑龙江地区的设防,又在呼兰等四城增设驻防.这样一来,呼兰当地的驻防兵迅速增加,清政府又在当地设立八旗官学并将驻防兵纳入到满族文化系统,以学习满文为主,这些措施都使得满语在呼兰当地有了发展的空间并得以繁荣.
另外,根据姜世忠（1994）版本的《呼兰县志》记载：
“呼兰历史上曾经发生或大规模的语言接触和语言交融,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128年间,和民间所用的语言和文字都是满语和满文；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时,呼兰有旗户4015户,28250人,是呼兰旗户人口的历史高峰.而之后,呼兰“弛禁开垦”导致山东、河北等地汉族移民大量涌入,呼兰人口迅速增加,满族不足3万人,而汉族则近10万人,这20多年间,和民间满汉语同时使用.清光绪中叶以后,满语和满文已经不再使用.光绪末年,汉语已经完全取代满语.”
另外,邹德文（2009：24）也提到“至清朝后期,朝廷不仅开禁,且大力鼓励向东北的移民.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制定《呼兰放荒章程》,移民蜂拥而至.此后20年间,青冈、兰西、呼兰各县及巴彦、绥化的一部分就有20万户移民迁入.”
这些资料记载都说明呼兰曾发生过大规模人口迁徙,迁徙导致了满语和汉语之间发生了语种间的接触、叠置和转换,这也是呼兰方言可能有别于关内各省方言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而满语正是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的重要语言,因此我们认为以此方言作为一种叠置式接触的方言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
二、满汉语言接触研究简述
在目前已有的东北方言研究中,数量最多、学界用力最勤的当属词汇系统,因为地理和历史原因,东北各省词汇系统都还保留着一些来自俄语、日语、满语等语言的借词.而东北方言语音和语法系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就远不如国内其它方言.东北方言语音和语音史的研究仍欠深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与北京话非常接近,因此其所受关注程度较低,且会给人一种“简单”的印象乃至于被忽视.但是东北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发生过规模相当大的语言转换和语言接触,东北地区所居少数民族数量不少,且移民来源、时间层次也很复杂,近百年间东北地区人口流动也非常频繁,东北方言在这种语言接触和转换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演变,这可能是东北方言语音史研究的一种选择性忽视.如果能对此方面予以更多的研究和了解,那么对于宏观的语言接触研究也未尝不是更为丰富的资料.
黄锡惠（1997：57）提到满语对北方汉语方言以及普通话的影响非常早,早已渗透到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等多个层面,长久以来沉淀于汉语中成为汉语方言的底层,我们早已对此习焉不察.但是其文中主要研究对象是部分词汇所受到的满语影响,对于语音系统所受的系统影响也未过多涉及；邹德文（2009：180）则是从通过《黄钟通韵》、《音韵逢源》以及朝鲜和日本的文献对清代东北方音进行了考论,邹文对清代东北方言韵母的特点有如下的总结,如清代前期就有儿化迹象等；另外还有东北方言语音系统常常出现圆唇音变为不圆唇的舌位相近的音,圆唇介音也常常遗失,使合口呼字变读为开口呼字；李无未（2013）也从域外（主要来自朝鲜、日本）的汉语读本、教学课本等材料中对清末民初东北官话的语音特点进行了探讨.沈钟伟（2014:180）认为中国南部、中部和北部方言与其近邻的非汉语之间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如南部方言中的壮语特征、中部方言的苗语特征以及北部方言的阿尔泰语特征,而满语是阿尔泰语系中重要的语言,所以这不失为一种可能的研究角度.
三、呼兰语音底层特征的可能来源
随着普通话的推广,东北方言中的土语也越来越少,年轻人群对这些土语的使用频率也大大降低,这类人群的语音系统也更倾向于靠近普通话,如较具特色的应允用语“嗯哪”在年轻人群中的使用频率就非常低,很多土语发音正在加速消逝.因此,我们所调查的对象主要是长期居住在呼兰地区且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发音人,之后对其语音中的一些发音情况进行分析,由于个人能力所限,此次研究主要针对呼兰方言中个别韵母来展开分析.
本文的分析主要依据徐通锵、王洪君等学者提出的“叠置式音变”理论,前文已经提到,呼兰地区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语言接触和大规模的满汉语言转换,而这种语言的转换并非会绝对彻底,原先非汉语的特征可能并未完全消失,一些满语特征会以某种方式继续留存下去,可能会存留在当地人所掌握的方言底层中.这种特征就是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底层问题”.以下为笔者经过分析发现的可能为呼兰方言语音系统的底层特征.
3.1非唇音声母与[o]拼合的情况
邹德文（2009：170）对《满洲土语研究》中的汉字语音标注建立语料库,发现此书中汉字标音存在与[o]相拼的非唇音声母的情况,如声母n[n],l[l],w[w],h[h],z[ts],c[ts’],邹文中称此为一种[uo]读作[o]的现象.《满洲土语研究》是一本由伪满洲国军政部军事调查部出版的教学课本（1936年出版）.这说明此类发音在清末民初就已经存在,且非常成系统.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在一些年龄较大的老派发音人（八十岁以上）中仍能发现此用法,如“做”[tso41]：做衣服（意为“手工缝制衣服”）,做活（意为“干活”）,但是在年龄为五十岁左右的发音人中就不会发现此种读音,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这种非唇音声母与o拼合的情况同《满洲土语研究》成书时相比已经失去了系统性,老派发音人的“做[tso41]”更倾向于是一种语音系统的一种底层残留,这种残留会在个别发音人身上有所体现.这种语音现象发展至今成为呼兰方言中一种较为罕见的语音遗留,且在迅速消失.
“做”字在中古读音为[tsu],据《中原音韵校本》中亦读若[tsu],为精母暮韵去声遇摄合口一等字.我们认为“做”字在呼兰方言中的这种非唇音声母与o拼合读若[tso41]可能是一种文白异读的情况.而邹德文（2012：45）也提到中古入声字在东北方言里大多有异读（如：别、色、学、责）,虽说“做[tso41]”字在中古时期并非入声而属于去声,但是如果从叠置式音变理论考虑,认为[tso41]是存在于呼兰方言语音底层的一种残留,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3.2轻声韵尾[a][o]的双音化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呼兰方言中部分以[a][o]韵结尾,在普通话读轻声的字在呼兰老派发音人中会发生一些变化,如“萝卜[luo34bo0]”、“疙瘩[ke55ta0]”在老派发音人（年龄在五十岁以上）中读作“萝卜[luo34pei0]”、“疙瘩[kɑ44tei0]”,两个词的韵尾都发生了双音化的现象,即[o][a]→[ei].而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下且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发音人并不会有如上读音,而且《呼兰县志》（1994年版）、《哈尔滨市志·宗教方言》（1998年版）两本地方志中对“瘩”字的记音均是[ta0],对于“瘩”字的这种音变均未提及,对“做”字、“卜”字的音变同样未提及,只有《哈尔滨市志·宗教方言》（1998:269）对“水萝卜”注音时标出了其异读字,记作“水萝贝”[suei213luo24pei0].这种读音更多地出现在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发音人及生活在呼兰区周边农村地区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这其实间接证明了这种发音是一种处于语言系统底层的存留.
为何不同的轻声韵尾在呼兰语音系统的底层会朝着一个方向归同？笔者认为这可能由于呼兰方言i在多次语言接触和转换过程中可能还保留着一些满语特征,而且像“疙瘩”一词本身就是满语借词.另外,满语中有辅音[r]和[l],根据关辛秋（2008：17）,这两个辅音既可以在音节起始位置与元音相拼又可以出现在元音后面的韵尾位置,普遍被发成[e].根据关文,[l]是一个呈持阻状态的舌尖中边音,满汉文献也多采用汉字“勒”来转写,很多东北地区、北方地区的地名中也曾频繁地使用这个汉字,如阿勒楚喀（今阿城市）等等.因此,笔者认为也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l]这个常用在音节尾的辅音由于使用频率对呼兰方言中其它词的韵尾也产生了一个“牵引式”的影响.
陈保亚（1999：430）指出造成音类无条件分化的原因更多是在于方言间的接触,而历史比较法却并不考虑方言间的接触.方言的接触在汉语中显得异常突出,其结果形成了层次复杂的文白异读现象,这也就是叠置式音变.呼兰地区正是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而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并非是缓慢进行的,相反,这种迁徙是由干预并且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呼兰方言从清雍正年间的满语主导,直到清光绪中叶以后汉语完全取代满语.这种方言的接触并非是相邻空间的连续扩散,而是满语和汉语在同一空间的叠置,是所谓上层方言对下层方言产生影响的结果.所以,方言叠置所造成的音变在呼兰方言演变的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
文白异读在本质上是由不同方言的叠置造成的.上文所举两个音变的例子,即非唇音声母与[o]拼合的情况,以及轻声韵尾[a][o]的双音化都不是连续发生在当地群体中的音变,在呼兰方言内部是有差异的,可以看作可能为异读的情况.而徐通锵等先生提出的“叠置式音变”理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现代方言中存在的语音差异并不完全是从原始语音中直接继承而来.方言内部的语音差异有的是由方言接触引起的（陈保亚,1999：440）.”我们认为这也可能是前文所提几种音变无法从古音推知的原因之一.
四、余论
本文所分析呼兰方言语音的几种特点均为实际调查获得,由于呼兰地区曾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语言接触和语言交融,其语言面貌一定有其自身的特点.沈钟伟先生（2014：173）在文中也很明确地提出在语言发生变化时,个人语言中出现各种不同的词汇残余相当普遍,因此经过实际调查并且借助叠置式音变理论的分析,我们认为呼兰方言语音系统的底层仍可能残余着一些带有满语特征的发音.
另外,从复杂适应系统来认识,《中原音韵》和现代标准语都是对个人语言的抽象概括,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传递关系可言.或许,沈钟伟先生的这种论断恰能解释呼兰方言这几种遗留于语音系统的特点,虽说这仅是一家之言,且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假设,但是笔者认为这可以作为一种思考的可能方向.而当面对呼兰方言中有差异的语音或音类时,也许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断定某种音类或某个语音产生的差异就是承原始语言而来,还是两种方言叠置造成的,所以本文所提出的见解其实也是一种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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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i[a][o]韵尾双音化的情况在哈尔滨市内的其它地区也可能存在,由于笔者本次主要分析对象是呼兰方言,因此不会哈尔滨市其它地区进行详细分析.
基金项目：南京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2015CW03）.
（作者介绍：汪欣欣,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
简而言之,此文是一篇关于呼兰和方言和底层方面的方言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方言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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