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连读变调看常州方言绅谈和街谈的语音差异,本文是有关方言论文参考文献范文和常州方言和语音差异和变调方面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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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常州方言属吴方言,从声调上可分为“绅谈”和“街谈”两种口音.本文基于赵元任1970年发表的《常州方言》一文中所记常州方言“绅谈”连读变调情况,与汪平1988年发表的《常州方言的连读变调》一文中所记常州方言“街谈”的连读变调进行比较,找出同一方言的这两种不同口音在连调上的异同,并从生成音系学的角度对常州方言的连读变调进行解析.本文认为常州方言的连读变调中存在扩展变调、语境变调等变调形式,由此探究常州方言连读变调现象的深层机制.
关键词：语音 连读变调 常州方言 “绅谈” “街谈”
一、引言
常州方言属吴语太湖片,是吴语区最北部与江淮官话区相接的方言小片代表,包括28个声母、43个韵母以及7个单字调①.赵元任是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常州方言的第一人,根据他在20世纪初所作的调查发现,常州方言存在“绅谈”和“街谈”之分（Chao,1928/2011：139）：“常州方言,声调分绅谈、乡谈截然不同的两派.绅谈阳上白话变阳平（13）,文言变高平的阴上（55）,街谈上声一律读中升的阴上（45）.其余声调单读时虽一样,连起来也不同.”②由此可见,“绅谈”“街谈”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声调层面.
(一)常州方言“绅谈”音的连读变调
赵元任在1970年发表的《常州方言》一文中,对常州方言双音节词语的连读变调情况进行了考察,并指出文中所记双字调都是以“绅谈”音为准的,即来自常州城东南的一些乡绅和读书人的方言,这是他本人较为熟悉的一种口音,与他早年在常州地区的生活读书经历有关.笔者将赵元任文中对于连读变调的相关记录进行了整理,见表1.
表1中,1号、3号、5号、7号声调调值较高,为阴调,分别代表阴平、上声、阴去、阴入；2号、6号、8号声调调值较低,为阳调,分别代表阳平、阳去、阳入.具体调值都按赵元任文中所记进行了标注.由表1可知,常州方言“绅谈”音按7个单字调两两相配,共得到49组双字调.要说明的是,根据赵元任原文所述,常州方言“绅谈”的双字调与词重音有关,词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时,声调变化规律较为简单,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首音节单字调若为阴去（523）,双字调中调值变为52；第二,首音节单字调若为阳平（13）,双字调中调值变为11.而当双音节词重音不放在第二个音节上时,连调变化就要复杂得多.表1记录的就是这一复杂状态下的双字调情况.
(二)常州方言“街谈”音的连读变调
赵元任在调查常州方言连读变调时,对比“绅谈”音,指出“街谈”音有一套跟“绅谈”完全不同的连读变调模式.汪平在1988年发表的《常州方言的连读变调》一文中对“街谈”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不仅考察了双字调,还对三字连调进行了整理和分析.为与赵元任所记“绅谈”音连调进行比较,本文选取了汪平文章中的双字调材料,按照表1模式进行了整理,见表2.
就单字调来说,“街谈”音与“绅谈”音最大的不同体现在上声上,“绅谈”上声为高平调（55）,而“街谈”则为中升调（45）.连读变调上的差异更为复杂,从表2可以看出,常州方言“街谈”音的连读变调较“绅谈”音更为多样,出现了同一单字调组合形成多种连调模式的情况.下文就两者的异同做进一步的具体论述.
二、常州方言“绅谈”与“街谈”连读变调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上述材料的整理可知,常州方言“绅谈”音双字调共包含十三种调形,“街谈”音则为十二种.关于本文对调形的统计,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为了对调形进行具有概括性的归纳,在调值上本文暂且不计1与2、2与3、4与5之间的细微差别,从走向上将55—32和55—3视为同一调形.第二,在声调走向基本相同的双字调中,存在调值相同的舒声字和入声字,入声字虽然发音较为短促,但并没有对调形产生决定性影响,所以本文在归类上对它们进行了合并,如将53—22和53—2归为同一调形；55—55、55—5、5—5和5—55归为同一调形；11—33和11—3归为同一调形；11—55和11—5归为同一调形等.
从整体组合规律上看,“绅谈”音双字调每种组合都只有一种变调形式,而“街谈”音有许多连调组合都出现了一种以上的变调模式,虽调类较“绅谈”双字连调减少了一种,但变化上要更丰富一些.但两者也有共同之处.首先,无论是“绅谈”还是“街谈”,其连读变调几乎都是由首字主导的,后字起辅助作用.其次,连调的首字调调高在字组变调中都不变,保持了单字阴阳调的高低对立.首字单字调为高调,在连调中也为高调,首字单字调为低调,在连调中也为低调,仅具体调值及升降趋势发生一些变化,如表3所示.其中首字为阴入调（5）的部分双字调组合出现了1—13的调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殊现象.
从双字调具体的调形上看,“街谈”音和“绅谈”音也存在着不少共性与个性.
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阴平＋阴平、阴平＋阳平的连调组合在两种口音里的调值都为33—33,其余以阴平字为首字的组合都表现为明显的降调趋势,且“街谈”音尾字的调值偏低一些,音量也较弱,汪平将其处理为词末的低弱调0⑤；第二,当首字单字调为阴入,“绅谈”“街谈”的连调情况也基本相同,都为高平调,而在此基础上,当首字与阴平、阳平及上声字相配时,“街谈”音还出现了高降和低升两种新的变化；第三,当首字单字调为阳平,两种口音的连调情况也较为一致,都为明显的上升调,其中,当首字与上声和阴入字相配时,“绅谈”音双字调尾字的调值更高.
除上述共性外,作为同一方言中的两种不同派别,“绅谈”音和“街谈”音的连读变调在语音上体现出了更多差异性.第一,当上声字出现在词首位置时,“绅谈”双字调都为53—22,而“街谈”则都是45—55,前者为降调,后者为高升调,这一差异与赵元任在《常州方言》一文中的相关描述一致⑥；第二,当首字单字调为阴去时,“绅谈”音仅在阴去＋上声这一组合为53—22的降调,其余情况皆为高平调,而“街谈”音几乎都变为了降调,调值为55—23,与“绅谈”的降调相比,调尾略升,除此以外,“街谈”音在阴去＋阴去和阴去＋阳去两种组合中还出现了45—55的高升调,而“绅谈”则没有；第三,当首字单字调为阳去时,两种口音双字调的差异更为显著,从升降趋势上看,该情况下的“绅谈”音分化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调形,即先降后升（32—23）和先升后降（35—32）,而“街谈”音几乎都为上升调（11—24）,仅阳去＋阴去、阳去＋阳去的双字调组合出现了先升再降的趋势（23—11）,但后字实为低平调,与“绅谈”的连调情况相比,仍有很大差别；第四,当入声字出现在词首时,以阳入调起首的组合在两种口音中体现出了更大的差异,此类组合下的“街谈”音皆为明显的上升调,而“绅谈”则多以平调字收尾,甚至存在词尾降调（23—42、23—32）的情况.
关于常州方言“绅谈”与“街谈”的连读变调差异,赵元任在其著作《现代吴语的研究》中也作过总结：“两字相连,第一字是阳平（13）的时候,绅谈第一字低平（11）,街谈第一字往往变中升.第一字阴去（523）的时候,绅谈第一字往往高平（55）,街谈第一字降,跟去声单字读法一样.”（Chao,1928/2011：139）从具体语料来看,阳平字作为双字调首字,无论“绅谈”还是“街谈”都变为了低平（11）,阴去字作为双字调首字,“绅谈”第一字同时存在高平（55）和降（53）两种情况,而“街谈”则同时存在高平（55）和高升（45）两种情况.这些都与赵元任书中所记略有不同.由此可见,方言中的连读变调并非一个十分稳定而一成不变的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因为受到各方面的影响而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发生改变,从而成为记录一座城市语言变化的珍贵足印,这种改变及背后的动因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三、常州方言连读变调的生成机制
汉语的连读变调可归纳为四大类（包智明、曹栌文,2014：255）,第一类受邻近声调引发,音变涉及调高、调形或整个声调,称为语境变调；第二类由声调在语词中的位置决定,这类变调不受声调环境的影响,称之为位置变调；第三类变调在预定的声调模板中进行,称之为模板变调；第四类变调在非洲语言里比较常见,称为扩展变调,其生成机制体现为整个声调或者部分调素按一定规律和方向在连调中的不断扩展.同一种语言有时会存在多种不同的变调类型.
常州方言共有七个单字调：阴平（55）、阳平（13）、上声（45）、阴去（52）⑦、阳去（24）、阴入（5）、阳入（23）.多音节词的调式多由第一个声调决定,表4显示了常州方言中几组规律性较强的多音词组变调调式.
说明：阴入调为首字调的多音词组变调模式与阴平相同,表中不再单独列出.
通过对上述语料的观察发现,常州方言的连读变调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变调模式,即扩展变调和语境变调.
(一)扩展变调
从概念上讲,表4所列出的6种变调模式中除去④号变调,其余模式都明显符合扩展变调的范畴特征,但扩展方式并不一致,大体可总结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以⑤号变调模式为代表,体现为首字调尾低调素2的右向扩展,并且只扩展调尾（2与3的差别不计）,首字中的高调素5始终不变,这种声调的扩展模式可表示为图1（σ代表音节,H代表高调素,L代表低调素,○代表声调结⑧,下文同,不另说明）.
第二类以⑥号变调模式为代表,体现为首字调调首低调素2的左向延伸（1与2的差别不计）,而首字调调尾的高调素4则始终保持在整个多音节词组的末尾.这种情况下的声调扩展模式可表示为图2.
这一模式下的连读变调也证明了汉语的声调在语音结构上属于独立于声母、韵母层面的另一个超音段音位层面,它在语流中并非始终捆绑在特定音节之上,而是具有相对的自主性.音节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脱离它原有的声调.
第三类扩展变调为整调扩展,即首字调中的所有调素都发生了扩展.主要体现在表4所列出的①号、②号和③号这三种变调模式之中.具体还可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①号和③号都为高平调的横向复制扩展（4和5的差别不计）,而②号变调模式由于首字单字调为上升调,同时包含了调高存在明显差异的两个调素1和3,所以形成了两个调素分别扩展的格局,最终由单字调13分化出了11—33的双字调,整体趋势上类似于单字调覆盖面在多音节层面上的延展和扩张.
(二)语境变调
在扩展变调的基础上,常州方言中的部分连读变调还表现出了语境变调的特征.
通过表4可以看到,常州方言中存在四组连读变调在三音节模式下会因为构词环境的差异而分化出不同的连调形式,并且相同环境下尾字的调值也相同（0或5）,并没有受到前面的双字调调值的影响,类似于在三音节词尾字上附加的一个默认调.这一变调模式与上海方言多音节词的连读变调情况十分相似,即单字调从第一个音节只向右扩展一个音节,随后在第三个音节上插入默认调,且该默认调不能通过扩展或其他方式派生出来.基于以上分析,可将常州方言中含词尾默认调的三音节连读变调概括为以下模式,如图3所示（σ代表音节,T代表单字调）.
在图3显示的声调扩展框架中,常州方言三音节词的连读变调在默认调的选择上,会依据三音节尾字的声调类型（舒声或入声）来确定最终的默认调值,若尾字为舒声,则默认调为0,若尾字为入声,则默认调为5.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0和5只是相对的调值,并不指代音节的实际音高.从听感上说,0调音量较弱,调值偏低,而5调音量比0调稍强,调值偏高,在实际语料中能分辨出两者明显的差异,而0和5的调值只是用于对它们进行区别.另外,这种语境变调的特征还存在于部分非扩展变调的连读变调模式中,表4中首字调为阳入的字组变调就是如此.
四、结语
连读变调是汉语这一声调语言中存在的一个十分普遍的语音现象,不同方言背景下的连读变调可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方言在声调层面上的一些富有代表性的音系特征.常州方言属北部吴语,通过分析可知,常州方言从声调上可划分为“绅谈”和“街谈”两种不同的口音,这是常州方言的一大特点,两种口音虽在单字调上差异甚微,但在连读变调上却形成了两套截然不同的变调系统,这一现象鲜明地体现出了汉语声调在实际语流化的灵活性特征.本文对常州方言连读变调的生成规律进行了观察和总结,发现其多样的表层变调形式下存在着一些具有共性的深层模式,在连读变调的生成机制上也体现出了与其他吴方言（如上海方言）的一些相似之处.然而,现实中的语言由于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改变,本文仅对目前较为全面的常州方言连读变调材料进行了分析,实际调查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有待在日后的研究中作进一步的补充.
注释：
①七个单字调分别为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
②本段引自《现代吴语的研究》一书中赵元任对常州方言声调情况的描述,其中“乡谈”即为“街谈”.
③材料来源于赵元任1970年发表的《常州方言》一文.
④材料来源于汪平1988年发表的《常州方言的连读变调》一文.
⑤汪平在《常州方言的连读变调》一文中对“低弱调0”作了特别说明：“有些连调组的声调,后字有一个低而弱的调尾,它的实际音高
是1或2,为突出它的特点,本文记作0.其中有的连调组后字逢入声时,实际音高是5,不是低弱调的0.”（汪平,1988：193）但从实际听感上看,这类连调都体现出了降调的趋势.
⑥赵元任在《常州方言》一文中对“绅谈”和“街谈”的连读变调差异有一些简单的叙述,关于首字为上声的双字调的描述如下：“When
it is Tone 3,instead of falling,it is high-rising in all the seven cases.”（Chao,1970：50）按原文所列单字调,3号声调即为上声.
⑦根据汪平原文相关叙述：“常州方言阴去末尾老派有略升,是523,现在年轻人完全是52.”（汪平,1988：179）新老派差异不是非常
显著,为便于下文分析,此处采用新派声调52.
⑧声调通过声调结与带调单位相连.（包智明、侍建国、许德宝,1997：131）
（张律 安师墨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 999078）
本文结论,本文论述了关于对写作常州方言和语音差异和变调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方言本科毕业论文方言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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