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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周氏兄弟与青木正儿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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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正儿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同时也是首位在日本国内公开评论鲁迅小说的学者.他1887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下关市,1908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相当于现京都大学的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就读.从大学时起,青木正儿便对同时代的中国文坛颇为关注,还曾托人购入《小说月报》等中国新文学刊物.二战以前的日本汉学界,长期充斥着一股“重儒学、轻视同时代中国文学”的迂腐保守之风.在这种风气下,青木正儿能在上世纪初开始关注中国同时代的文学,确实难能可贵.

一、《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o’与周氏兄弟

1918年,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刊载在《新青年》的4卷5号上,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发极大反响.1920年9月,京都的《中国学》杂志发行创刊号.身为主编之一的青木正儿,在三期杂志上连载刊发《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一文,介绍并评价当时发生在中国的新文学革命.在该文的第三部分,青木正儿称“鲁迅是一位颇具前途的作家,正如他的《狂人日记》(《新青年》4卷5号),描写了一个被迫害狂的恐怖幻觉,鲁迅涉足的境界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小说家都不曾抵达的”(3).这段话是鲁迅小说首次在日本国内获得的评价.不仅如此,青木正儿还在文中对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高度赞赏.

其实,在青木正儿写作《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一文时,鲁迅已发表的小说除《狂人日记》外,仅有《孔乙己》《药》《明天》和《一件小事》等四篇作品.日本著名鲁迅研究者丸山升认为,即便青木正儿通读过当时鲁迅的所有作品,能在彼时就对鲁迅的小说做出如此富有远见的评价,仍可谓独具慧眼.

值得一提的是,此文在当时对中国同时代文学毫无关心的日本中国学研究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增田涉作为得到鲁迅亲自指导的日本弟子之一,在1948年出版的《鲁迅的印象》中谈到,自己初次听说鲁迅的名字,可能就是通过阅读青木正儿刊登在《中国学》杂志上的这篇文章.不仅如此,《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一文,还为此后青木正儿与周氏兄弟的交往埋下伏笔.

二、鲁迅与青木正儿的短暂交往

1920年11月,青木正儿从胡适处了解到鲁迅与周作人实为手足兄弟,于是他在同月20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今写一信,敬呈二周先生,又敬赠支那学自一号至三号三本.”@随后,胡适将青木正儿的信与杂志一同转寄给鲁迅与周作人,二人也分别在1920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记录过此事.

青木正儿寄去的三期《中国学》杂志,正好囊括《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全文.12月14日,鲁迅复信青木正儿,对该文做出回应.他写道:“衷心感谢你怀着同情和希望所作的公正评论.”然而遗憾的是,鲁迅与青木正儿的书信往来仅此一次,并直至鲁迅逝世,二人都不曾谋面.尽管有传闻说青木正儿藏有多封鲁迅来信,但据青木正儿1937年写给增田涉的信及现存的《鲁迅日记》,鲁迅确实仅给青木正儿回过一次书信.

不过,鲁迅对青木正儿中国学研究的关注,却并未由此停止.鲁迅在1930年9月3日致李秉中的信中,称赞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确是好的”(@,而且他在生前就购买并*了青木正儿当时出版的所有论著,包括《中国文芝论薮》(1927)、《中国近世戏曲史》(1930)和《中国文学概说》(1935),这体现出鲁迅对青木正儿中国学研究的重视.

三、周作人与青木正儿近半个世纪的交往

周作人和鲁迅是在同一时间与青木正儿开始书信往来的.不过不同于鲁迅,周作人与青木正儿的交往历时近半个世纪,一直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以后,

众所周知,周作人的一生从光荣到沉沦再到没落,可谓十分复杂.周作人作为鲁迅的二弟,在文学创作与翻译方面亦才华横溢,新文化运动时也是《新青年》杂志的重要同仁作者之一,但抗战时他“落水”附逆,此后又入狱服刑.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关照下他才得以用化名发表翻译作品维持生计.尽管周作人与青木正儿往来信件的数量不多(7),但他给青木正儿的复信,却在无形中勾勒出自己浮沉复杂的一生.

周作人给青木正儿的首封复信,写于1920年12月15日,时间仅晚于鲁迅致青木的复信一日(固.并且,信封上填写的住址为“北京西城八道湾十一号”⑨.该信主要感谢青木正儿对中国新文学革命的关注,内容基本与鲁迅复信相似.由于此时周氏兄弟尚未失和,所以结合周作人的复信时间并对比鲁迅复青木信的内容,可以清楚看出,此时的周作人不仅在生活行动中紧随其兄售迅,其许多观点也与鲁迅一致.

据青木正儿家现存的周作人书简,周作人的下一封复信写于四年后的1924年1月.他在这封信中,不仅对青木正儿的再次赠书表示感谢,还介绍了胡适、沈尹默及北京大学计划筹备日本文学系的近况,并对《歌谣周刊》的状况感到惋惜.

此后,周作人与青木正儿的联系,便是两张以伪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部长名义寄出的铅印明信片.汶说明此时的周作人已“落水”附谫.1941年,周作人率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代表团赴京都大学交流,期间得到青木正儿的接待.这些冰冷的、格式相同的铅印明信片,是其站在伪政府立场表示感谢的客套产物.后来,二人的通信往来一度中断.

直到1958年在王古鲁的介绍下,周作人与青木正儿才恢复联络.此时的周作人已经历过审判、服刑及释放出狱,那些弥漫在30多年前写给青木正儿亲笔信中的意气风发已荡然无存.字里行间散发出的,仅有无法掩盖的沧海桑田之叹.特别是此信使用的信纸,更是传达出一种萧索、苦涩的心境:信纸的右上角印有鲜明的蛛网图案,明线由象征蜘蛛丝的线条构成,左下角则倒挂着一只尚在吐丝的蜘蛛.

该信的全文如下:青木先生:

京都一见,倏忽十余年,人事变换,如何可言.

近从王古鲁君得惠赐大著,并时近照,得拜见尊颜,不胜欣喜.鄙人亦老且衰,近年从事译述,工叉lJ亡尹叉十八篇译得十三篇(余五篇他人所译),差得毕事,亦属幸事.近血压稍差,以得休为佳耳.匆匆.

即此敬请近安

二月十四日周作人

信中提到的“”,即周作人署名周启明翻译的《欧里庇得斯悲剧集》.

直到1962年,周作人与青木正儿依然有几次零散的书信往来.不过周作人的复信都很短,内容除哀叹王古鲁的逝世外,均是围绕青木正儿的名物学著作《华国风味》(1947)、《中华名物考》(1959)、《酒中趣》(1962)的短评及勘误.周作人晚年时曾以槐寿的署名,翻译过一些例如《中华腌菜谱》《日本人谈中国酒肴》等节选自上述青木正儿著作的译文,刊登在香港的《新晚报》上.从周作人晚年对翻译青木正儿著作内容的选择,可看出他扎根于性格深处的对生活的热爱.

后记

青木正儿一生三度访华,均未能在中国得见周氏兄弟.1925年,他以日本文部省在外研究员的身份来华留学时,曾于8月21日在东兴楼举办的北京大学招待宴上,见到胡适、沈尹默等《新青年》同仁,却未能见到周氏兄弟.鲁迅本就未被考虑划入宴会人员范围,自然不会前往;周作人虽名列赴宴名单,却最后选择缺席.周作人在当记中写道:“晚十时去同凤举尹默等共七人宴日人于东兴楼,不去.”(,∞对于此事,周作人在1963年《中华腌菜谱》译文的注释中说:“招待狩野青木是留学京都大学的人们的事.”㈦因此,除周作人附逆时在京都大学见过青木正儿,周氏兄弟与青木正儿的交往都是通过书信往来.

青木正儿去世后,《青木正儿全集》(全10卷)由日本春秋社出版,其中收录青木正儿毕生的中国学与名物学研究成果.青木正儿之所以在上世纪20年代主动与周氏兄弟等《新青年》杂志同仁建立联系,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接受过西方文艺思潮洗礼的现代汉学学者,已无法忍受日本汉学传统的学究式研究方法.此时在中国发生的新文学革命,正与青木正儿渴望改变日本汉学研究界迂腐做派的志向不谋而合.然而,日本战前的汉学研究并非纯粹的学术研究,还与军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青木正儿选择在此时改革日本汉学界,必然难以成功.尽管如此,青木正儿与周氏兄弟的交往,作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历史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仍具有不俗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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